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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这1000亿美元到底是多了还是少，我们不得而知。不错，航空业和旅游业深受影响，报纸上充斥着各种裁员的报道。不过令人感到神奇的是，9月17号，星期一，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在离世贸遗址仅3个街区的地方成功地重新开张了。这是重大举措，给人以昨日重来系统依旧的感觉——可以说我们在美联储东拼西凑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亮点。与此同时，支票承兑系统也恢复正常了，还有，股票市场并没有崩盘：股价只是跌了一下就稳住了，这表明大多数公司并未深陷危机。我对他们说，明智的做法就是继续研究新的方案，过两周再开会，那时我们掌握的情况会更多。
第二天早上，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一个公开听证会上，我表达同样意见，力劝大家沉住气：“没有人能够完全估算出911这场灾难带来的损失。不过再过数周，恐慌渐渐消失，我们便能较为准确地评估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对近期经济的影响，”我还强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对各次冲击，美国经济变得更有韧性。金融市场取消了管制，劳力市场比过去宽松多了，还有，信息技术在最近取得长足进步，这些都大大增强了经济吸震和复苏的能力。”
其实，对于形势，我算是表面乐观内心忧惧吧。和大多数在政府里工作的人一样，我一直预感会发生更多的袭击。这种感觉一般不会公开说出来，但是你看看参议院表决时的一致通过就清楚了：98对0通过对恐怖份子使用武力，100对0通过航空保安条例。我特别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苏联解体的混乱中，核武器是有可能被人从兵工厂偷出来的。我还想到水库可能会遭到污染。不过，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如此悲观的立场，因为如果我把所想到的可能性全部说出来，会把市场吓得半死。我知道我可能谁也瞒不了，不过，市场中的人会听到我的讲话，并说：“我真的希望他说得没错。”
九月底，第一批经济不景气的数据出来了。通常，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新增人数能在第一时间清晰地反映出经济是否出了问题，该人数由劳动部每周统计一次。当月第三周，申请高达45000份，比八月底高出13％。该数据证实了新闻报道中失业人员范围之广、窘迫之深。我仿佛看到成千上万原先在酒肆宾馆度假胜地工作的人们现在生活无着，不知该如何养活自已和家人。我据此得出结论：经济不会很快复苏。这次打击太大了，具有高度韧性的经济也难以承受。
象很多分析家一样，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都在研究经费和减税方面的一揽子提案及相关的数目。对于每个提案，我们想尽办法洞悉细节、估算总额的数量级，有趣的是，它们都在1000亿美元左右——这正是林赛当初提出的数额。
10月3号，星期三，我们又在哈斯特德的会议室碰头，还是讨论经济问题。再过了一个星期后，初请失业金人数更多了——又有517000人申请失业救济。此刻的我，决心已定。当我还在担心再度发生袭击的那段时间里，是无法知道情况到底会有多糟糕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未雨绸缪保护经济。现在，我对与会之人说：损失已经可以测算出来了，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加以挽回，而且实施经济刺激正当其时。总额1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措施看起来是蛮合适的——够多，但又不至于多得令经济过热从而导致利率上升。立法者们好象没有异议。
当晚我回家，自以为态度鲜明表述清晰，促进了共识的达成：这1000亿美元的数字最初可是拉里提出来的啊！因此，当读到媒体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时，我大吃一惊。听上去似乎全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方面，国会和政府当局对我言听计从的传闻，令我暗喜，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的报道又让我如坐针毡。对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我向来不能处之泰然。从早年起，我就视自已为一个幕后的专家，一个命令的执行者而非号令者。1987年股灾的历练，使我能镇定自若地作出重要的决策。但是哪怕到今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仍然手足无措。外向——那不是我的性格！
*比如，2001年19月15《时代杂志》报道：“格氏态度之转变予立法者以久盼之绿灯……白宫与两党领袖咸服格氏之衡论：新定之国用与减税总额应为岁入之百分之一也。此数，当有立竿见影之近效，无赤字膨胀之远忧，过则将遽致长期利率之抬升。”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大家眼里我说话很有影响力，但是911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并没有产生我所期望的效果。我此生最糟糕的一个预测也许就是“会再度发生恐怖袭击”之忧，而大家都以为是我开了绿灯的经济刺激，也并没有实施。它陷入政治泥潭裹足不前，直到2002年3月份才出台。这一揽子经济刺激不仅姗姗来迟几个月，而且对公共福利并没起多大作用——它成了一场说来叫人脸红的“政治分肥”闹剧而已。
尽管如此，经济还是自我调整了。工业生产仅仅温和下降一个多月，十一月份便开始走出低谷。到了十二月，经济再次抬头增长，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出现回跌，并稳定在911之前的水平上。美联储的确在其中插了一手，不过，我们只是延续911之前的动作，不断降低利率，让大家更容易借钱和花钱而已。
眼看着自已的预期落空，我并不介意。因为911劫波过后，异乎寻常的经济反应，确认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我们的经济具备高度韧性，我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所作的乐观陈述已然成为现实！挺过艰难的最初几周后，美国家庭和商业都缓过气来。我不禁自问：到底是什么东西催生了如此空前的经济韧性？
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回答此类问题。我们认为现在拥有充足的资料来弄清楚全球化经济是怎么一回事，而当年，斯密不得不几乎两手空空地发明经济学，以评估18世纪复杂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我远远比不上亚当·斯密，但我有着相同的求知欲，想弄明白推动我们时代的强大力量。
本书颇有几分侦探故事的味道。911之后，我明白，如果我的观点需要进一步的佐证，这个佐证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一个资本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哪怕仅仅和25年前相比，它也是灵活得多，韧性得多，开放得多，更能自我调整和快速变化。这个世界向我们展示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机会和同样巨大的新挑战。《动荡年代》是我理解这个新世界本质的尝试：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个地步的？我们经历过什么？且不论是好是坏，到底有哪些东西已露端倪？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回顾自已的经历时把本人的看法融入其中。我这样做是出于准确记录历史的责任感，如此一来，读者才可以了解本人思想的来龙去脉。本书因此而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我尽力再现求学之路，而第二部分，则更多的是以所写的内容为基础构建基本概念，进而理解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为已任。自始至终，我都在探求新兴全球化环境的关键因素：发端于18世纪启蒙运动、起着支配作用的原理，极为庞大、起着推动作用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及起着威胁作用的全球性金融失衡和世界人口剧变，除了无可置疑的成功，还有对财富分配正当性的长期关切。最后，我综合以上内容，对2030年的世界经济局面作出了合理推测。
我不会假装无所不知。但是，鉴于本人身处美联储的优势，在相当广泛的议题上，我都有特权听到最棒的想法和说法。我可以读到大量的学术著作，里面论及的很多问题，我和美联储的同事们天天都要与之打交道。离开美联储全体职员，我绝不能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出奇地犀利，还是相当地沉闷。我有权利召来一位或多位美联储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询问有关当前利率或历史利率的学术工作。我也可以立刻收到详尽的利弊分析，所涉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用于评估风险中性（译者注：风险中性是相对于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的概念，风险中性的投资者对自己承担的风险并不要求风险补偿。）的最新数学模型，到美国中西部公立大学的出现及其影响。因此，没有人拦着我去碰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假说。
很多全球性力量正渐渐地改变着我们原来熟悉的世界，有时几乎不为人所知。大多数人都可以看到，日常生活因为手机、个人电脑、电子邮件、黑莓移动邮件系统和互联网的使用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硅电子特性的研究导致微处理器的诞生，光纤、激光和卫星三者相结合，令通信能力有了革命性的提高。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北京到中国的北京，人们见证了生活的变化。如今世界上大把人口使用的技术，我在1948年初出茅庐时是想都不敢想的，那是科幻小说中才有的事。新技术不仅打开一个低成本通信的全新局面，而且促成金融领域的巨大进步，大大增强把稀有储蓄导入到生产性资本投资的能力，成为迅速推进全球化及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激活器。
关税壁垒在二战后接下来的岁月里逐渐削弱，这是因为大家认识到：战前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贸易螺线形下降——国际劳动分工的倒退引起世界经济活动几乎崩溃。战后贸易复苏有利于开辟新的低成本货源，再加上新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部分归功于硅技术），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的推进力度由此得以提高，哪怕是冷战时期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拥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为成功取得全球性零通胀率和个位数利率助了一臂之力。
1989年是世界经济的决定性时刻。柏林倒塌的那一瞬间，昭示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在铁幕后完全崩溃，连西方最饱学的经济学家也远远没有料到。这暴露出中央计划经济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失败；伴随着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民主国家日趋幻灭，市场资本主义受到支持，开始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暗暗取代原先政策。中央计划经济再也不是辩论的主题，再也没有颂歌。除了北朝鲜和古巴，它从世界经济议程中突然消失了。
不仅仅是前苏联集团的各国经济在一番混乱之后，走上市场资本主义道路，连我们以前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也这样做了。它们原先在冷战时期保持中立，但已经实施中央计划经济或一直进行严重的管制以至于和中央计划经济没啥两样。共产主义中国，早在1978年就向市场资本主义靠拢了，却加快大范围的严格管制运动，其后超过5亿人的劳动力拥向珠江三角洲的自由贸易区。
在保护外国人财产权的问题上，中国的转变是微妙的，但是大得足以引发一场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中国的爆炸性热潮。这一热潮始自1991年，可谓名副其实的：FDI从1980年的5700万美元蹒跚起步，到1991年突破40亿美元，然后以每年21％的速度飙升，到2006年达700亿美元之巨。这些投资结合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形成强有力的组合，平抑了所有发达国家的工资和物价。早些时候，被称为亚洲老虎的较小经济体，特别是南韩，香港，新加坡和台湾，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并向西方出口的办法，迅速提高各自的生活水平。
上述地方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比例显著上升，这种变化趋势同时带来了强烈的连锁效应。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普遍比工业化国家高——部分原因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很薄弱，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地留了更多的钱以备不时之需及退休养老。（其他因素也有。比如：没有很好地形成消费文化，老百姓不喜欢花钱。）自2001年起，世界GDP份额不断从低储蓄的发达国家向高储蓄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令世界储蓄高企，全球范围内的储蓄增长总额大大超出了计划投资总额。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平衡全球储蓄和投资的市场机制，已经令实际利息（名义利率用于调整通胀预期）低到无法不关注的地步。换句话说，寻求投资回报的资金供应已经快过投资者的实际需要。
明显过度的储蓄，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由科技推动的生产力，加之劳动力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的大转移，这一切帮助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平抑了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世界各地（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和伊朗明显例外）的通胀率为个位数的原因——这是自19世纪30年代放弃金本位实行法币或纸币以来的罕见情形、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系列力量最耐人寻味之处便是同时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并不是通货膨胀和长期利率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中央银行家们确实有意调整政策，最大化这种全球金融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长期好处。然而，我还会在稍后略述，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力量似乎没有哪一个会长久存在。法币世界里的通货膨胀是难以抑制的。
过去二十年来，实际长期利率（剔除了通胀影响）不断下降，这和日益上升的股票市盈率、房地产以及所有赢利性资产互相连动。结果，1985年至2006年间（2001年至2002年明显例外）世界资产总市值的增长速度比世界名义GDP还要快。于是造成世界流动性显著上升。股票和债券价格、家用任宅和商业地产、美术收藏和大多数别的玩意儿全都参与其盛。很多发达国家的房主在入不敷出的时候，可以利用不断升值的房屋净值（译者注：房屋净值指住宅市价和未偿贷款之差额）进行超前消费。特别是在美国，家庭消费不断增长，吸纳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张的巨额出口。正如《经济学家》在2006年末的评论：“世界经济从2000年开始以年均3。2％速度增长，迈向最辉煌十年的征程已然过半。如果不出意外，将会超过传说中田园诗般美妙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市场资本主义——这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看来运转良好。”就总体而言，这些发展向来范围广大、影响积极。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数以亿计的世界人口得益于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恢复而摆脱贫穷。诚然，地球上还有很多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大部分人口终于体验到什么才叫富裕，开始向往这个所谓发达国家的专利。
如果说过去25年的故事有一条情节主线的话，那就是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威力。市场资本主义在19世纪30年代失败后被迫撤退，国家干预主义因此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甚囂尘上，其后，市场资本主义以强大威力逐渐卷土重来，70年代就已初现峥嵘，时至今日，它已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商业法规的普及，特别是对财产权的保护掀起全球性创业热潮。这反过来产生了种种机制——即斯密所谓“无形之手”的国际版本——如今暗中引导着这一参与日众的人类活动。
结果就是政府对老百姓日常活动的控制减少，市场力量逐渐取代一些原本由国家掌控的重要权力，很多明令限制商业活动的法规已被取缔。二战刚结束的头几年里，国际资本流动是受控的，汇率完全由财政部长们裁决。那时中央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普遍盛行，欧洲的早年中央计划经济遗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辨。市场需要国家干预才能有效运作，这在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
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政策委员会，由来自24个国家的决策人物组成。在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多次会议上，只有我和西德的汉斯·提特梅耶极力主张制定基于市场经济的政策。我们在庞大委员会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当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斯密的设想的经济模型背道而驰时，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取代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及其古典经济学。凯恩斯提出一个数学上很巧妙的解决之道，来解释为什么经济萧条以及政府消费赤字如何令经济快速复苏。虽然凯恩斯干预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盛极而衰，却依然独占鳌头雄霸天下。经济政策委员会内部，大多数人认为——工资由市场决定，而物价由市场决定，既不足也不可靠，需要辅之以“收入政策”。各国的收入政策都不尽相同，但是一般都为各个协会和管理层间的工资谈判设立了指导方针。和今天相比，那个时候的协会要普遍得多并且也更有影响力。决策者们表面上承认收入政策不能全面控制工资和物价。然而，这些指导方针通常以政府监管杠杆为后盾来“劝服”违背者。如果这些方针政策解决不了问题，正式的工资和价格管制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