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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来看着我说：“太棒了！孩子。”
乔治华盛顿中学离我家大约一英里半，是纽约市最大和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1940年秋我入学时，它已有3000学生，其中包括夜校学生，当然大部分是我们这些人。如果你是别的街区的学生，就得竞争入校，而且班级间竞争激烈。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大萧条：我们很多人觉得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任何优势，所以有必要更加努力*。还因为多了战争的不确定性。尽管离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一年多，纳粹德国在不久前就占领了西欧。收音机里关于货船在大西洋被德国U型潜艇击沉的消息满天飞，爱德华·R·默罗不时从伦敦发来报道，那里正遭受德国空袭。
*竞争同样表现在体育场上：乔治华盛顿中学无论在棒球还是足球方面都是纽约市众多学校中不可小觑的力量。
我们之所以特别意识到战争的存在，是因为我校各个班级的人数越来越多——增加的主要是几年前随家逃离纳粹的犹太难民学生。我入学时，亨利·基辛格是四年级学生，我们却到30年之后才见上面。我记得和约翰·凯梅尼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数学课，他是匈牙利难民，日后成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数学助手，并和托马斯·库尔茨（后来还成了达特茅斯学院院长）发明了BASIC语言。约翰刚来美国不久，说话带着很重的口音，但是他很有数学天赋。我不知道是不是部分因为他曾在匈牙利受到过良好教育。所以我问他：“是因为你从欧洲来的吗？”我希望他给个肯定回答，是的话就说明他的优势不是天生的，我有可能通过努力学习赶上他。但这个问题似乎令他一怔，他耸了耸肩，答道：“每个人都是欧洲来的呀！”
我在华盛顿中学学习很刻苦，但是并没有在门门课程上取得同样高分。我只要专心学习就能取得好成绩，数学的确学得很棒呢。至于我不感兴趣的课程，只能算学得还可以吧，因为棒球和音乐占了我很多时间。音乐越来越成为我生活的重心。演奏可以赚钱——我加入了舞蹈乐队，周末走穴吹上几曲就能挣10美元。
我还能准确地记得：日本袭击珍珠港那天，我在房间里练习单簧管。我打开收音机正想歇一会儿，里面传来战争宣言。我那时并不知道珍珠港在哪个位置——没人知道。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噢，我们要参战啦！”，而是希望这桩不幸的事马上过去。十五岁的男孩总是会忽视很多事情，只顾着做手头上的事。
当然，战争是不容忽视的。当年春天就开始实行配给制，而且大多数孩子毕业后，只要年满18岁就直接去参军。1942年夏天，我加入一个六件套乐队，前往卡茨基尔山区（译者注：纽约州中部的游览胜地）的一个休闲酒店演出了一段时间。那里年轻人不多——我们几乎是为父母辈的人演奏——而且气氛压抑。整个春季，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哪怕美国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检查制度也不允许人们谈论真实战况，不过，似乎凶多吉少。
1943年6月我从华盛顿中学毕业后无心上大学。1944年3月我将满18岁，想在入伍前，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做更多音乐训练。于是，我继续留在小乐队里演奏，并报考朱丽亚音乐学院的音乐课程。朱丽亚音乐学院是纽约市最大的私人音乐学校，我在那里学习单簧管、钢琴和作曲。如果说我有未来计划的话，我寻思过加入军乐队。
第二年春天，征兵局打电话给我。我赶去体检，在市区坐了好长一段地铁。体检地点在炮台公园的庞大参军中心，由旧海关署改建。那是一个带有雕塑和壁画的巨大建筑，拥有带回声的高大空间，几百名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子在里面排队等候。轮到我做X光透视——检查是否有肺结核——之前，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个中士把我从队伍中叫到他的桌前。“我们在你的肺上发现一个黑点，”他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活性的。”他边说边把几张纸和一个肺结核病专家的住址塞到我手里，要我去见那个专家并回报结果。第二天我见到了专家，可是他也不能确诊。他说：“我们得观察一年才行。”于是我被划为不宜参军的人。
我几乎要发疯了。人人都在军队里，我却被排斥在外成了孤家寡人。我更怕得了不能掉以轻心的重病。没有征兆，呼吸自如，也没有其它不适——按理说，作为一名单簧管吹奏者和萨克斯管乐手，有病的话早该发现症状了。但是X光片上的黑影是明摆着的。记得拍片当周晚些时候，我和一位女友坐在草坡上，望着乔治华盛顿大桥说：“如果真得了肺结核，我的小命就完了！”
后来，多亏我的高音萨克斯管教师比尔·希尼尔给了我一条脱离苦海的道路。比尔是有传奇色彩的爵士乐导师之一。他的方法是组建一个只有四、五件萨克斯管和一件单簧管的小乐队，并让学生自已谱一些曲。在我们的小乐队里，希尼尔让我坐在一个名叫斯坦利·盖兹的15岁男孩旁边。今天，研究爵士乐历史的人把斯坦利·盖兹列为和迈尔斯·戴维斯、约翰·柯川并驾齐驱的人物。希尼尔要我和斯坦利·盖兹一起演奏，就象要求一个鸡尾酒会上的钢琴手和莫扎特同台切磋分解和弦。我和盖兹相处得很好，不过，他演奏时，我只有聆听的份。有时，当你面对出类拔萃的人时，你可以看到通往他们能力水准的路，并希望自已可以沿着那条路前进；而另一些人，他们的能力是天生的，无论你怎么练习也达不到那种水准的。盖兹属于后者，我凭直觉就意识到自已永远也学不会他的天才乐技。
话虽如此，经过这样的合练，我的萨克斯管演奏水平真的好多了，这也证实希尼尔的确是当教师的料。我和他说起被军队拒之门外的事，他只是大笑。他说：“这就是说没什么东西能阻止你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他向我透露：亨利·杰罗姆那里刚好有个空缺。
亨利·杰罗姆的管弦乐队是个有14人的演出团体，在东海岸相当有名。我前去试听并获邀加盟，这标志了我的人生大转折。打比方说吧，这无法和加入全美职业棒球大联盟相提并论，而更象是加入一个AAA级棒球俱乐部，但它仍是一份正儿八经的成熟职业，我为此缴纳入伙费，并在那些日子里赚得丰厚的收入。乐队一半时间在城里，一半时间到美国东部巡回演出，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机会靠自已的力量离开纽约。
杰罗姆乐队比我以前参加过的乐队要好很多很多。亨利·杰罗姆本人是先锋派艺术家之一。他的乐队日后加入打击器乐和快速即兴演奏，把查理·帕克和迪兹·葛拉斯比的波普爵士乐风带入传统的大乐队爵士乐中。尽管这支乐队的名气最后没能做到长盛不衰，但是我的乐师伙伴和乐队后继者中，成就不朽事业的人却出奇地多。约翰尼·曼德尔——我们的一个长号手——去了好莱坞写下了著名歌曲《你微笑的影子》和电影《捣毁》（译者注：中文又名《风流医生俏护士》，1970年上映的反战幽默片）的主题曲，荣获一次奥斯卡奖和四次格莱美奖。鼓手斯坦·列维后来和查理·帕克同台演出。拉里·利弗斯成为流行大画家。我的萨克斯管搭裆莱尼·伽蒙特成了尼克松总统的律师。
随着1944年战争形势的好转，我们的音乐风格大受欢迎。接下来长达16个月里，我们在很多著名的地方演出，比如纽约林肯酒店的蓝房（译者注：肯尼迪夫人把原本白色墙壁改为蓝色，故此得名。这里经常是总统夫妇款待贵宾的地方）和时代广场儿童派拉蒙餐厅。我在纽波特纽斯（译者注：美国弗吉尼亚州东海岸港口城市。 美国现役所有航母都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建造，是目前美国仅有的一个航母造船厂）市外的弗吉尼亚海滩上演奏舞曲，大多数观众是造船工人和海军家属。我们有时在剧院里表演，和杂技演员们——也就是那些在好莱坞正式节目前进行热身表演的儿童舞蹈队，以及阿尔·乔尔森（译者注：美国爵乐大师，主演了第一部正式的有声片歌剧《爵士歌手》1886。05。13~~1950。10。23）全盛时期就名动天下且依然活跃的歌手们一起分摊收支。1944年12月我们在新奥尔良市的罗斯福酒店担任头牌乐队，那是我当年所到过的最远地方。有天晚上，我在离河不远的一条街上遛跶，举头仰视一艘油轮昂然驶过。新奥尔良市远远低于海平面啊！此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市拦海大坝发生决堤，由于往事如昨，历历在目，我顷刻间便对水灾之深了然于心。
我在乐队期间，大家都遵守一个加盟乐队时定下来的轮场规矩：台上40分钟台下20分钟。我喜欢在台上的40分钟——在一个优秀的乐队里亲身表演，和仅仅站在台前做听众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歌声和乐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感觉器乐节奏深入骨髓，全乐队都在即兴互动，独奏演员就在这种氛围里表达他对世界的理解。我极其崇拜象班尼·古德曼和阿蒂·肖这样即兴演奏者，但我很少寻求独奏的机会，我喜欢吹着别人写的曲子为他人伴奏。
我在乐队以知识份子著称。我和其他乐手相处得很好（我为他们申报所得税），但我的行为习惯和他们不一样。上场间歇，很多人钻进被称为“绿房子”的演员休息室，里面很快便充满烟草和便壶的气味。而我则利用这段间歇看书。一晚下来，我可以总共读上大约一个小时。出乎大家所料，我从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借来的那些书，并非年轻萨克斯管乐手的必读书目。也许是因为我父亲在华尔街工作，也许是因为我天生喜欢数字，总之，令我大感兴趣的却是商业和金融。我读的第一批书中，有一本是讲英国证券市场的——发现里面用了象“普通股”这样闻所未闻的术语，我着迷了。我读了由埃德温·李费夫撰写的《股票作手回忆录》，该书描写上世纪20年代著名投机商、绰号“华尔街跳水男孩”的杰西·利弗莫尔。富于传奇色彩的是，他在29年股灾前夜卖空，获得1亿美元的赢利。他因此一夜暴富，接着三次破产，最终于1940年自杀身亡。他是人类天性的伟大学生。李费夫的书是投资智慧之泉：“牛和熊都挣钱，只有猪被屠杀。”象这样的利弗莫尔格言在书中比比皆是。
有一天，格林斯潘去见上帝了，一脸忧郁。
上帝慈祥的笑了：“艾伦，不要悲伤，天堂很需要你，这里的收支不平衡很久了。。。。。。”
格林斯潘：“上帝，您误会了，我来不是求职而是有三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上帝宽容的笑了：说吧孩子
格林斯潘：上帝，我想提高油价，但是不想出现通货膨胀，我知道我不能，您能帮我实现吗？
上帝和蔼地笑了：我也不能。
格林斯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想提高电价，但必须避免通货膨胀，您能帮我实现吗？上帝
上帝皱了皱眉头，心想这孩子怎么了？当初经济学原理学的不是挺好的吗？于是摆了摆手：“孩子，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出自你的口中，可我还是愿意回答你，不能。”
格林斯潘忐忑了片刻，还是开口了：“我的上帝，有办法提高水价而通货不膨胀吗？”
上帝有些后悔：当初应该让撒旦来接待艾伦这孩子。上帝失望的看了看格林斯潘：“孩子，我现在就给你天堂的回程票，直接送你回哥大经济系，你需要重修当年的课程。”
格林斯潘急了：“等等，上帝，我知道有人能”。
上帝目瞪口呆：“谁？”
格林斯潘：“发改委”
上帝头晕目眩，一夜过后。
上帝精神抖擞的出现在天堂门口，天使们迎上去：“神，。。。。。。”
上帝手一挥：“从今天起，别再喊我神，叫我发改委，备车，我九点半要赶到月坛南街开
关于J·P·摩根的书，只要能找到，我也全都读了。他不仅出资重组美国钢铁公司，巩固铁路运营，插手通用电气的组建，而且在美联储诞生之前是稳定美国金融系统的主要力量。他的富有令我为之咋舌——摩根托拉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解体，国会听证发现摩根控制的资产超过200亿美元之巨。我更对摩根所起的作用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人人都知道摩根的话就是他手中的债券。1907年，正是他对银行家的个人影响力消弥了一场本会陷国家于大萧条的金融恐慌*。
*1977年，作为JP摩根董事会的一员，我坐进曾于1907年解决众多金融乱象、位于华尔街23号的会议室内。华尔街23号记载着历史。2003年JP摩根被卖掉，我深感遗憾。
这些故事就象当年铁路时刻表一样，撩拨着我的心弦。华尔街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我很快做出决定：那里就是我下一步要去的地方。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未来渐露曙光。1944年通过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退伍军人准备回家进入学校。我开始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肺结核病医生一直给我做定期检查，无论那个黑点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没什么动静。这一点越来越肯定。
我并不是很有把握在金融领域取得成功。1945秋天，我在纽约大学的商业财会学院入学时，已经离开学校两年了，我担心自已不能胜任学业。因此在那个夏季里，我找到我要上的所有大学一年级课本，在入学前一一阅读。令我惊喜的是，第一学期除了两门课得B，其他全得A，接下来所有学期，所有课程都得A。和乔治华盛顿中学那阵子相比，我在大学里是个超棒的学生。
商学院是纽约大学当时最大、但却最没有名气的部分——它有1万学生，不过人们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交易学校而不是真正的大学。（有位学院院长骄傲地称之为“一个巨型的教育工厂”）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公允的。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涉略了有趣的文科课程，当然，也学习了会计学、经济学基础、商业管理以及银行金融知识。我感到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奔向那些涉及逻辑和数据的学科，于是我通吃高等数学的众多课业。经济学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沉迷于供需曲线、市场平衡理念和国际贸易演变。
商学院是纽约大学当时最大、但却最没有名气的部分——它有1万学生，不过人们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交易学校而不是真正的大学。（有位学院院长骄傲地称之为“一个巨型的教育工厂”）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公允的。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涉略了有趣的文科课程，当然，也学习了会计学、经济学基础、商业管理以及银行金融知识。我感到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奔向那些涉及逻辑和数据的学科，于是我通吃高等数学的众多课业。经济学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沉迷于供需曲线、市场平衡理念和国际贸易演变。
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头几年是热门课程（惟一更火爆的专业大概是原子物理学吧）。这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大家都赞赏美国经济在政府决策者的运筹之下，成了保障盟军胜利的工业发动机。第二，新经济制度呼之欲出，新经济秩序正在人们眼前渐渐成形。西方世界的领袖们于1944年7月聚首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为的就是设立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领袖们此次达成共识，照亨利·摩根索的话来说，这标志着“经济民族主义寿终正寝”。共识称：欲保持世界繁荣则必须共享世界，确保贸易壁垒和金融壁垒降低，此乃工业发达之邦之责任也。
这样做的主要理论基础，来自于剑桥的伟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的杰作《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上学时都读过。在书中，凯恩斯创建了现在所说的宏观经济学。他极力主张自由市场，顺其自然，不要老为社会画蛇添足；而大萧条时期，发生灾难性就业危机，政府就必须插手干预。
当时恐怕难以找出一个比凯恩斯更适合激励青年人想象力的人物了。我的一个商学院的同学名叫罗勃特·卡维许，现任纽约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不久前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上世纪40年代末的经济学学生肩负着使命：“使我们真正团结起来的是这样一种意识：经济学正在发生嬗变，而我们正处于变化的最前线。那时候，每个学经济学的人都下决心不让大萧条卷土重来。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我们一门心思避免惨剧重演。当时要想找到不受民主党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其观点影响的人是难之又难的。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在经济事务方面起巨大的作用，并且应该在经济事务方面总揽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