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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美国人喜欢本土大学学生，甚至最好纽约的大学学生。
尽管鲍勃和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是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我却不是。我把《通论》读了两遍——这可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啊！不过，令我着迷的，是凯恩斯的数学创新和结构分析，而不是他那关于经济政策的观点。我还是伴奏者心理：喜欢把注意力放到技术难题上，我当时并没有宏观视野，对经济政策不感兴趣。
我和鲍勃两个人都喜欢古典音乐。课余时间，我们去华盛顿广场公园逛大街看女孩子，没什么女孩子可看时，我们哼起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互相考问对方：“这是第几号作品？”虽然我不再是职业演奏员了，但音乐仍然是我当时社交生活的中心——我在多声部重唱曲俱乐部里唱唱歌，在管弦乐队里吹吹单簧管，还和人合伙发起了一个名为“交响乐协会”的俱乐部，来宾们每周聚会一次，听听唱片或者聊聊天。
不过，我最痴迷的还是数学。教授们都喜欢勤勉的学生，而我那时忘我学习的热忱，明眼人肯定看得出来。大学三年级夏天，作为一名经济学人，我的第一份有薪工作不期而至。我的统计学教授杰弗里·穆尔——后来曾任尼克松总统任内劳工部统计专员——召我入室并授命我去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拜见一位名叫J·尤金·班克斯的合伙人。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跻身于纽约最古老最庞大最有声望的投资银行之列——W·埃夫里尔·哈里曼，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务活动家，在为罗斯福总统工作前就是该行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普雷斯科特·布什，即乔治·H·W·布什的父亲、乔治·W·布什的爷爷，在担任美国参议员之前和之后都曾是这家银行的合伙人。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企业，紧邻证券交易所。那天早上，我去见班克斯先生，是我生来头一次涉足那种地方。蹑足在那些饰以镀金天花板、翻盖办公桌、铺着厚厚地毯的办公室里，就象进入了埋藏古老财宝的密室内部——这对一个来自华盛顿高地的小子来说，有一种惴惴不安的奇异感觉。
尤金·班克斯是一位柔声细语、和蔼可亲的瘦高个，三十奔四的年纪，负责为银行跟踪分析经济形势。他郑重其事地坦言，想对美联储的商品销售统计数据进行每周一次的季节性修正——通常要求比政府每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更为精当。今天，通过键入几个计算机命令，我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构建出他所要求的整套数据。但是在1947年的时候，要构建出这种统计数据就得大费周章：密密麻麻的多组数据一层叠着另一层，得动用铅笔和纸，还有计算尺以及台式加法机进行计算。
班克斯没有交代具体做法，这对我不成问题。我去商学院图书馆查看课本和专业期刊，找到了如何将每周数据进行季节性修正的方法。我收集好相关数据开始工作，偶尔向班克斯确认一下。手工计算和手工制表的工作量是极为繁重的，但我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坚持着做下来了。班克斯对结果很满意，而我则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知道了季节性修正该起的作用，也学会了如何组织数据得出正确结论。
下一年春天的毕业只是个形式而已。我已经决定留在纽约大学，接受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可是我还得找份工作才能过日子。我得到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来自广告代理机构，另一个来自全美工业会议理事会，我有一个教授在那里担任首席经济师。尽管广告工作比理事会工作薪水高得多——周薪60美元对45美元——我还是选择去理事会工作，认为那里可以更长见识。理事会是由大公司赞助的私人机构。有一种理论认为：有了客观翔实的知识，工会领袖和企业主就会同呼吸共命运。于是，这个成立于1916年的宣传组织，在1920年代转向更为深入更为专业的研究工作。理事会受到两百多个公司支持，包括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和杨斯顿钢铁公司。长期以来，理事会一直是最好的商业研究私人机构。举例来说，它的经济学家于1913年建立了消费者物价指数，它还是首家研究工作环境安全并关注女性劳工的机构。在有些情况下，它的情报比政府掌握的还要准确。大萧条时期，理事会一直是失业程度的原始数据来源。
1948年我到职时，理事会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众多的办公室占了一大层楼，毗邻大中央车站的帕克大道上。几十个研究人员坐在一排排的桌子前，而在繁忙的制图室里，设计人员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对着绘图板，制作复杂精美的报告和图表。对我来说，图书室才是重头戏。我发现理事会积累了美国各行各业半个世纪以来、甚至更早期的大量珍贵数据，还有一柜柜阐述各行业具体运作的书籍。这些收藏覆盖整个经济的方方面面：从采矿业到零售业，从纺织业到钢铁业，从广告业到外贸业。比如有一本名为《棉花盘点客户》的大部头书，就是全美棉花理事会一年一度的调查报告，详尽解说了当时在世界上占主要地位的棉花产业的全面情况。只要你想知道，它可以告诉你关于棉花种类和棉花等级的任何知识，告诉你如何使用这些知识，告诉你制造商在设备、制程和生产率方面互相认可的技术水平。
图书室内拥挤成堆，没有地方看书，我就把大摞大摞的书抱到我的工作台上。我往往得先把书上的灰尘吹走。首席经济师会指定研究项目，没过几个月，大家就开始把我当成“数据通”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事实。我热切希望掌握那一柜柜书中的全部知识。我阅读了黑心大老板的故事，花了很多时间了解1890年的人口普查，研究了那个时代的火车车厢载货量、内战后几十年内长绒棉的短期价格趋势，以及庞大美国经济的其他种种细节。这可不是什么苦差事——远远不是。令我沉浸在阅读快乐中的书不是小说《飘》，而是《智利铜矿床》。
差不多一入职，我就开始在理事会月刊《商业记录》上发表文章。刚开始的时候，我先根据联邦商务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系列统计数据，写些关于小制造商赢利趋势的文章。我对那些数据的每一细节都作了一番绞尽脑汁的研究，接着，凭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我宣称“由于小生意可视为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晴雨表，对小企业制造业的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之调查尤有助益。”
随后几年里，我的工作劲头更足。有人注意到我的一篇文章，并且在《纽约时报》上加以评论，甚至还提了我的名字。我在纽约大学完成硕士学位，并且稳稳扎扎地继续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诸如房屋开工、汽车市场、消费信用以及其他当前热门话题。我对自已摆弄数据并言之成理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每次我想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形势时，总有力不从心之感——那就留给凯恩斯的信徒去做吧——反正我对各个经济部门及其之间的关系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我第一次去莱维敦镇是在1950年的圣诞节期间。当然，此前我从阅读中了解到很多年轻伴侣离开城市去郊区组建家庭，过上拥有自已房子的生活，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我居住过的地方向来仅限于曼哈顿的公寓住宅，因此莱维敦镇最令我惊叹之处就是它的宁静。房子都很小，但是每所房子都配有带草坪的前后院子，街道宽阔，没有高楼。8000美元就可以买下其中一幢，莱维敦镇看上去象是人间天堂。
邀请我前来共进晚餐的，是我的一位大学朋友、时任纽约美联储银行副行长助理蒂尔福德·盖尼斯。他和妻子露丝、小宝贝女儿帕姆刚从城里搬到莱维敦镇。他的一个同事也在场，此人时年23岁，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刚刚入职美联储，身高6英尺7英寸——这个大个子名叫保罗·沃尔克。
当晚的情景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坐在温暖的客厅里，笑语不休，炉火正旺（那幢房子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壁炉）。乐观是当时的主旋律，不仅仅是那个晚上，那个年代总得来说都是如此。美国发展象骏马一样一日千里，合众国经济举足轻重——放眼世界尚无对手。每个国家都艳羡美国的自动装配工厂（我就是驾着新买的蓝色普利茅斯汽车来到莱维敦镇的，是用我做研究工作赚来的钱买的）。我国纺织公司和钢铁公司一点儿也不担心进口货，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进口货可言。经过二战的千捶百炼，我们的劳动大军有世界上最好的管理者和最熟练的工人。另外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实施，整个社会教育水平迅速提高。
不过那年的12月，我们也开始认识到一种刚刚出现的可怕危险。18个月之前，也就是苏联还没有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核对抗的威胁似乎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然而随着冷战无孔不入，危险眼看越来越真实了。阿尔杰·希斯在一出间谍丑闻中作伪证；约瑟夫·麦卡锡出笼了臭名昭著的讲话——“我手头上就有一份名单，名单上面的205个人是已经暴露的共产党人”；美军已经在朝鲜开打一场“充当警察”的战争，搞得五角大楼手忙脚乱，二战后卸甲归田的陆军师、停飞入库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重新披挂上阵。大家都不知道这场战争会向何处去。
那年秋天，我已经入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忙于应付课程和理事会的研究工作（即使在那个年代，作为经济学家要想获得提升，一般也得有个博士头衔）。我的博士导师是亚瑟·伯恩斯，他除了担任全职教授外，还是国家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国家经济研究所当时位于纽约，向来都是美国最大的独立经济研究组织。回首当年，它在1930年代和政府联手建立起所谓的国家收入帐户——一个规模庞大的会计系统，率先为华盛顿展示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清晰画面，从此声名显赫，广为人知。美国进行战争动员后，该系统帮助决策者设定军事生产目标，并估算大后方支持战争行动所必需的供应定额。国家经济研究所还是商业周期起伏的权威，如今，由它的研究人员裁定经济衰退开始和结束的正式日期。
伯恩斯是位成熟的学者，常常叼着烟斗。他在商业周期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在1946年与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合写的书中，富有创见地分析了从1854年到1938年的美国商业周期。他忠实于实证和逻辑推理，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中分庭抗礼，卓尔不群。
伯恩斯喜欢在他的研究生中表达不同的学术观点。某天，有一堂课讲的是通货膨胀对国家财富的缩水效应。他在教室里四处走动，边走边问：“是什么引起了通货膨胀？”我们都答不上来。伯恩斯教授拿起烟斗使劲猛吸，然后把烟斗从嘴里取出，朗声说道：“过度的政府开支引发通胀。”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导师，他让我明白：有朝一日我也许要解读整体经济形势并作出预测。1951年，我报读了一门数理统计方面的课，这是一门基于如下理念的技术性学科：一个大型经济体的内部运作和内部相互关系，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调查、测量、建模和分析。今天这门学科叫做经济计量学，但是在当年，这个领域只是一些基本概念的集合而已，由于太新了，所以没有课本，甚至连名称也没有。这门课的教授是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日后我会在乔治·W·布什任内遇到他的儿子保罗，保罗在布什内阁中担任要职（译者注：国防部副部长，鹰派角色），后来又出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教授把方程式写在黑板上，还把它们印在油印纸上供我们学习研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工具的威力：如果经济可以用真实数据和数学精确建模的话，大规模的经济预测就可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必依赖那许许多多预测者冒似准确的科学直觉了。我想象着如何将之运用到现实中来。最为重要的是，我在25岁的年龄就发现了一个可以施展才华、引领卓越的领域。
二 经济学人成才之路
我常常开着收音机工作。1950和1951这两年，朝鲜新闻满天飞——当时，我国军队和中国军队血战正酣，麦克·阿瑟将军在公开场合坚持已见，认为美国应该向中国全面宣战，杜鲁门总统因此将他解职。国内，原子弹试验从新墨西哥州转移到了内华达州，我们遭遇“恐红症”——罗森伯格夫妇（译者注：他们被控替苏联人窃取核机密，对他们的审讯长达两年。在认罪可以免死的情况下，他们始终保持沉默，否认自己是间谍集团的成员）因间谍罪被判处电椅死刑。举世混乱之中，我对核子时代的到来充满了想象。二战期间做的一些科学工作已经解密，我私下里深入阅读原子物理学。我悄悄看的第一大本技术书是《原子能资料手册》，这是一本由政府资助的原子能秘密资料汇编。从这本书开始，我更为广泛地涉猎了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的书籍，还有科学哲学。
象很多抱科学态度的人们一样，我认为我们这辈子最重要之事，就是要开启原子能的大门。害怕核子战争是一方面，渴望核能是另一方面。这门科学是极其诱人的。原子给予人类的能量足以推动科学探索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从而也需要新的思维方式。
我发现曼哈顿工程（译者注：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为了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的一些科学家信奉经验主义的一个变种——逻辑实证主义。这是一个以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为首的思想学派，其主要信条认为：知识只能来自于事实和数字——强调严格的证明。他们认为不存在道德上的绝对：价值观和伦理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是文化的反映，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这些东西的变化随心所欲，和严谨的思想远远不搭界。
我怀揣数学家思想，当时全盘接受了这个刻板的解析性教条。它看起来正是为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哲学。我认为如果人们专注于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重要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目标。
在1952年之前，我一直愉快地忙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年收入超过6000美元。我的朋友和同事都不怎么有钱，我也花不了这么多钱。我和母亲搬到郊外——并没有一窝蜂似地搬去莱维敦镇，而是搬到了皇后区森林小丘，在一幢双户型房子里住了下来。从此，我终于找到了逃离城市拥堵的办法，这是大大的进步！
如果那时候有人预言我的生活将陷入一生中最糊涂最混乱的阶段，我可不太会把它当回事。然而，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结婚又离婚，中途离开研究生院，辞职之后再下海经商——而且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我娶的女子是美术史学家琼·米切尔，当年她从老家曼尼托巴省的（译者注：位于加拿大中南部）温尼泊来到纽约，在纽约大学的美术学院求学。我们是由他人安排约会而相识的——我走进她的寓所，她正播放着一张我最喜欢的唱片。古典音乐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我们约会了几个月，于1952年10月结婚，大约一年后我们就分手了。我不谈分手的具体细节，但是我要说，问题主要出在我身上。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婚姻所要求的承诺。在此之前，我曾经作出明智选择，而非心血来潮，我对自已说“这个女子非常聪明，非常美丽，我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了。”琼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人，所以我的错误所酿成的苦果尤为苦涩。好在我们至今还是好朋友。
琼是纳撒尼尔·博兰登妻子最要好的朋友。博兰登是艾茵·兰德的年轻的合作者，多年后成了兰德的情人。我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和兰德相识的。兰德是来自俄国的流亡者，她的小说《源头》一直都是战争期间最畅销的书。不久前，她从好莱坞移居到了纽约，并且有了一小群热烈的追随者。我读了她的小说，为之倾倒。小说叙述的是一位名叫霍华德·洛克的建筑师英勇抵制要他妥协的种种压力——当发现造房者（译者注：指政府）改变了他的设计，他竟然炸掉公共房屋工程——最终大获全胜的故事。兰德写这个故事用来阐述她倡导的哲学：强调理性、个人主义和开明的私利。她后来将其哲学命名为客观主义。今天，她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客观主义把自由资本主义当作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