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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主义把自由资本主义当作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加以捍卫；不用奇怪，艾因·兰德在苏联受过教育，但却痛恨苏联的共产主义，视之为冷酷的集体主义化身。在苏维埃政权鼎盛时期，她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天生腐败，最终必将从内部崩溃瓦解。
她和圈子里的人自称是一个集体，这是个内部笑话，因为集体主义和他们的信仰针锋相对。在东第34条大街的兰德寓所里，他们每周至少聚会一次，探讨世界大事，辩论到次日凌晨。琼引见我的那天晚上，人并不多，只有七八个人坐在简朴的客厅里：兰德、兰德的画家丈夫弗兰克·奥康纳（译者注：先做演员，后为具象派画家）、博兰登夫妇和其他几个人。艾因·兰德相貌平平——个子小小，四十奔五的年纪。她的脸让人一见就忘不了，几乎素面朝天，眉宽嘴大，黑发内卷，愈发显得那双智慧的眼睛又大又黑。尽管她在美国生活了25年，说话依然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她思维犀利，看问题一针见血，没有心思闲扯瞎聊。不过抛开这种鲜明的雷厉风格不说，我注意到她谈话时非常坦率开通。她似乎任何时候都能考虑任何人的任何意见，并一丝不苟地权衡优劣。
我听了几个晚上，便露出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尾巴。我不记得当时讨论的具体话题了，但是一定有什么东西引起我断言不存在道德上的绝对。艾因·兰德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怎么会那样呢？”她问道。
“因为为了做到真正的理性，没有充分的经验根据，你就不可以坚持某种信念。”我解释说。
“怎么会那样呢？”她追问道：“难道你不存在吗？”
“这个……我不能肯定。”我承认。
“那你愿意说自已不存在吗？”
“我可能……”
“噢！顺便问一句：正在发表这番高见的人是谁呢？”
也许你应该在那里——准确点儿说，也许你得是个26岁的数学迷——这种交流真的令我大感震憾。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三言两语就把我自相矛盾的地方揭露无遗。
然而，事情不光如此。我向来对自已的推理分析能力很自负，以为可以在智力辩论中战胜任何人。和艾因·兰德交谈就象下棋，开局时自我感觉良好，却猛然发现被将死了。我这才意识到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也许就是错的。当然，我很固执，也很尴尬，我没有当场认错，而是保持缄默。
那天晚上，兰德给我起了个“殡葬司仪”的绰号。从此，她就这么叫我了。部分是因为我举止肃穆，另一部分是因为我总是穿着深色正装和领带。后来我听说，随后几周里，她问别人：“殡葬司仪已经判定自已存在了吗？”
至少，我在理事会的工作还是进展顺利的。我深深投入最雄心勃勃的一项工程：针对朝鲜和冷战，五角大楼生产大量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其他新型航空器，我要就此作出分析。这需要许多的调查摸底工作。朝鲜战争一开始，国防部就制定了秘密的采购计划。一方面飞机制造商掌握大量订单，另一方面由于是军事秘密，华尔街和美国其他行业处于黑咕隆冬一无所知的状态。此事的经济影响确实十分重大，不容小觑：经过二战后的一段平静期，到1953年财政年度，军事费用已经恢复到接近于GDP的14％（2006年度为4％）。这就扰乱了原材料市场和设备市场，不用说也影响了熟练技工和工程师的人才市场，同时对未来商业前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飞机制造项目一窝蜂地匆匆上马，铝业、铜业和钢铁业所受影响最深，所有这些行业的产出，都被指定为夺取战争胜利必不可少的管制材料。
我原先就对金属市场了解不少，所以我自告奋勇分析生产情况，我的老板们批准了。我从公共记录着手，但却几乎一无所获：国会对军事生产计划的听证都是秘密进行的，公开的会议记录都经过了删改。飞机的型号和数目都不在记录上，每个飞行中队的飞机数量，每个空军联队的中队数目，预备队保有的飞机数量，各型号战机非战斗损失的数目——全都被涂黑隐去。于是我决定看一看1940年代末的国会听证记录，我猜可以从那里找到我需要的信息。当时，那些资料的保密已经不是问题了。五角大楼不断地调低保密级别，政府要员会出现在军事拨款小组委员会面前，详尽解释当时是如何计算费用的。军队在1950年的做法，肯定和1949年相同。
我把那些信息作为我的分析基础，现在我需要拼凑起所有公开的事实。我查看所有工程技术手册、组织结构图、连篇累牍的联邦预算统计报表，以及五角大楼所签材料订单上的复杂用语。渐渐地所有数据开始对得上了。比如：我知道某一特定型号飞机的重量，就能推测出每款飞机所消耗的铝、铜和其它金属的比例。有这些数据在手，我就能估算出市场需求。
我的研究在1952年春天以两篇长文的形式发表在《商业记录》上，标题为《空军经济》。后来我从他人那里听说五角大楼的一些计划者吓了一大跳：我的分析和他们的机密数据高度吻合！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的读者抓住了这些信息。我从会员公司那里得到反馈要求我进一步提供计算详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从一个名叫桑福德•；帕克的理事会同僚那里接手一些研究性质的零活儿。大家口中的桑迪是个小个子，乱发如狂，比我大10来岁，他从1939年起就给《商业周刊》撰写每周评论，写出了名气。由于在理事会工作，便为《财富》杂志兼职写些经济类的文章。他主动把一些分析活儿转包给我做，我求之不得，欣然接受。
委托桑迪写东西是《财富》杂志充分利用编辑人脉的做法，这种做法刚刚流行起来。虽然企业界不是很知性，但是工业家和金融人士似乎颇有兴趣听听经济学对他们有什么启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1940年代后期供职于《财富》杂志，不过我怀疑是他促成了这种觉醒。译者注：加尔布雷斯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1943~1948任《财富》杂志编辑和撰稿人。他认为经济学家有得到别人理解的特殊义务，因为他们的话题会产生十分重大和普遍的影响）桑迪是一个真正的权威，他拥有我所不具备的技能。首先，他知道如何写简短晓畅的陈述句。他尽力教我也那样写并且差不多大功告成了。后来身为美联储主席，我不得不将这项技能抛诸脑后。《财富》杂志编辑喜欢他，因为他写经济文章时有全局视野，也因为他花样翻新——常常就发现趋势和分析趋势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方法。
我和桑迪一起共事，于是渐渐明白他的权威来自于如下事实：关于经济，他的的确确知道得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我的知识没有他那样广博，但是差距倒也不太大。我做着钟爱的工作，日有所得——如果一直做下去，我想我可以赶上他的。
1950年后期，桑迪离开理事会成了《财富》杂志第一位首席经济学家。我想在他正在筹建的部门里谋一份差事，《财富》却委派我做自由作家的活儿，和桑迪及其他作家共同准备一系列重要文章《变化中的美国市场》（在两年时间里，该系列文章最终一共出版了12辑）。有了新的收入来源，我便觉得自已可以有所冒险了。
我多次接到一个投资顾问的电话，此人名叫威廉·华莱士·汤森，是一家华尔街企业的资深合伙人。该企业名叫汤森斯金纳，是理事会最小的会员公司之一。他一直看我写的文章，我们在电话上有所讨论。1953年初，他打过电话来说：“你何不过来和我一起去银行家俱乐部吃顿午餐？”我答应了。
我搭地铁直奔市中心。银行家俱乐部在金融区的地标建筑公正大厦顶部占了三个楼层，第一层是接待区，上两层是图书馆和餐厅。窗外风景优美，室内铺着厚厚地毯，家俱繁多，帏幔深深。通过电话上交谈，我估计汤森40来岁，他对我作了一样的估计。但是当我步出电梯请人指认比尔（译者注：即威廉·华莱士·汤森）时，却发现他很可能有65岁了。我走过去自我介绍，两个人都忍俊不住，大笑一场。我俩一见如故，顿成莫逆。
比尔于1888年出生于纽约北部，经历了一连串刻骨铭心的大起大落。1920年，作为公司债券方面的专家，他在华尔街赚了几百万美元，写了本独立银行家协会关于债券推销术的书，随后在1929年股市崩盘中倾家荡产，30多岁时，他成立一家小公司，重新立稳脚根，这个小公司整合多种统计指数，用于股票和债券预测。
我们见面那阵子，他也在写一种储蓄机构向他订阅的技术报告，叫做《存贷通讯》。他的合伙人理查德·达纳·斯金纳是新英格兰家族的后裔，小说《两年水手生涯》（译者注：1946年被拍成同名冒险电影，另一译名为《七海豪侠》）的作者小理查德·亨利·达纳的玄孙。这家企业有很多大名鼎鼎的客户，诸如创建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航空业先驱唐纳德·道格拉斯，以及当时下榻在华尔道夫酒店、比尔会定期拜访的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不过，斯金纳过世有些年头了，他的女婿也离开该公司，成功高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系统的财务代理人之位。这就是我们共进午餐的原因，比尔解释道：“我想要你和我一起干。”
换工作是非常容易作出的决定。除了《财富》杂志的活儿，我有一些稳定的独立研究项目要做，另外总有新客户前来接洽。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家庭责任——琼和我已经决定分手了，数月之内我便搬回曼哈顿，在第35大街租一间公寓。
汤森—格林斯潘事务所于1953年9月（我们于1954才正式成立公司）开张营业了。我们的办公室在百老汇，离纽约证券交易所南面一点点。里面平平无奇，比尔和我各有一间办公室，公共区域则有两个研究助理和一个秘书位。
比尔和我各干各的。他仍旧发布他的通讯，仍旧和他的投资咨询客户打交道。我的第一批客户都是过去在理事会认识的。先锋集团的前身惠灵顿基金，头一个加入。美国第三大钢铁巨头共和钢铁公司紧随其后，接着两年之内，10多家钢铁公司，包括美国钢铁公司、阿姆科钢铁公司、琼斯—拉弗林钢铁公司、内陆钢铁公司和凯撒钢铁公司相继成了我的客户。对汤森—格林斯潘而言，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广告。钢铁代表着美国实力，如果你逐项查看1955年首次面世的《财富500强》企业名录，就会发现这些名字差不多排在最前头。我们逐渐把客户扩展到所有行业：美国铝业公司、瑞恩电气公司、伯灵顿工业公司（译者注：纺织业）、梅隆国民银行、美孚石油公司、天纳克公司（译者注：全球最大的汽车排气系统和零件制造商之一）和很多其它公司。
我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博士学位——我太忙了，没能把它拿下来。每月有好几次我得匆匆登上飞机飞往匹兹堡、芝加哥或者克利夫兰去拜访客户。其他时间我得赶写报告。我左右为难，因为我喜欢自已选择的论文主题：美国家庭开支和储蓄模式。但是参加答辩和完成论文得花整整6个月的时间，这样一来，就得缩减我的业务规模。我使自已相信，中途退学也没啥可损失的，因为我在工作中，同样可以学习和研究经济。但是，每过两个月，我就会跑去见见伯恩斯教授。他老问：“你何时回去工作啊？”我每次都感到心痛。（迟至多年之后，在1970年代，我真的回到研究生院，在纽约大学，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
汤森—格林斯潘的吸引力关键在于：我们有能力把经济分析，做成企业领导可以在市场决策中直接采用的形式。比方说，经济进入了一轮增长期。传统产业的CEO多半是从公司的销售人员、工程师或者总经理一路晋升上来的，很清楚光知道GDP如何如何对他没什么用。但是，如果你和一个汽车零件制造商的CEO交谈，并告诉他“雪佛兰的组装生产在未来6个月会和通用汽车此前宣布的情况有所不同”，那么他就会心中有数，从而有所行动。
今天，供应链完全整合起来了，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的信息畅通无阻。但是回到当年，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关系就象是玩朴克。假设你是家电制造商的一名采购经理，正在寻找制造冰箱用的薄钢板，你把现有库存量告诉钢铁公司的销售人员，只会降低你讨价还价的地位。
而缺少这类信息会令钢铁公司在制定生产计划时，陷入一种半盲目的危险境地。还有，很多我们钢铁公司客户的顾客仅仅了解自已行业的那部分市场。钢铁业的前景完全取决于轿车、摩天大楼、石油钻杆，乃至罐头盒子的需求变化。这种需求从短期来看，反映了库存需要量和钢铁消耗量。
预测系统受历史数据库的准确性制约，历史数据库准确，则未来周期拐点就可预测。我会在预测时把轿车产量和卡车产量、飞机装配数量和其他产品产量的历史水平考虑进去。我每月从美国钢铁协会得到按产品和用钢行业分类的钢铁出货数据，从商业部取得钢铁进出口数据（当时美国大量出口钢铁，几乎没有进口）。结合国产用钢产品的出货量和用钢产品进出口的数量，我便知道了用钢行业每种产品的钢铁收货量。接下来的挑战是要弄清楚每个历史季度的收货量中到底有多少被消耗掉了，采购者的库存量增加了多少或者减少了多少。为此我回过头去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时期的数据：政府解密了大量来自战时生产委员会的金属行业统计数据，战时生产委员会负责山姆大叔各个行业的生产配额系统。每个用钢行业——汽车业、机械制造业、石油钻探业——都有各自独特的库存周期，这些全都有记录在案。
应该不会贴完吧？说再生产需要也好，说私心也好，贴在这里是为让大家了解本书内容和译文质量，欢迎大家实际行动支持呢！以便在未来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西书中译。
特别是后半部内容，道出了格氏经济思想的精华，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似乎不宜张贴在公共论坛呢！否则，会被人误以为有心造反了！
这些数据经进一步分析之后，加上我新近获得的预测宏观经济的能力（这多亏了桑迪·帕克），使得我们能够预计钢铁行业所有产品的总出货量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能够跟踪单个钢铁公司的市场份额——这意味着知道了市场前景，生产商可以作出精明的决定，好在未来季度的某个时候改变资源配置以求利润最大化。
到了1957年的时候，我和钢铁公司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了。那年年末，我飞往克利夫兰向共同钢铁公司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它的CEO是汤姆·彭定康。我的预测系统表明库存量正在快速增加，该行业的生产速度比消费速度快了好多。单从停止库存积压角度来说，生产势必要慢下来。更有甚者，并不仅仅是钢铁行业面临大问题。我和他们说：“1958年将会是糟糕的一年。”彭定康对此表示异议：“是吗？订单情况相当好啊！”共和钢铁公司坚持其生产计划。
大约三个月后，钢铁的需求骤然下降。这是1958年衰退的开始，后来成了二战以来最急剧的商业衰落。我下次到克利夫兰时，彭定康当着执行委员会的面大方承认：“是哟，你对了！朋友。”
经济掉头往下的预测果然预见了1958年的衰退，那是我对经济全局的首次预报。我这样倾注大把时间研究钢铁业，终于占得先机修成正果。钢铁业在当时更是美国经济的中坚力量——经济实力多体现在耐用品上，而耐用品绝大多数是由钢铁制成的。我可以推测出钢铁业衰退的广泛影响，进而预警其他客户，包括非钢铁业客户。
然而，虽然预测出1958年的衰退令我们声誉有加，但客户并没有从中大获好处，因而并不算成功的宏观经济预报。我们的工作是分析评估现有经济表现的背后力量。预报仅仅指出当前不平衡的最终解决方式。我们的服务是让客户对各种力量间关系性质有更深入更确切的理解，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则由他们自已决定。一个30岁的年轻人谈论经济走向，大公司的CEO们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他们可能很愿意听他讲讲各地市场状况，当他们能够根据自已的知识对听到的东西加以检验时就更是如此。我尽量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话：不谈“GDP情况如何如何？”而是说“6个月后机床的需求如何如何？”或者“宽幅机织面料价格和男装市场价格此消彼长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会概述总体情形，然后阐述对各个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