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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67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开始参与公众事务的。此前，我一直在私下里写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是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马丁·安德森的金融学教授合作的。马蒂（译者注：马丁的昵称）在保守派圈子中很有口碑，因为他写过一本名叫《联邦推土机》的书批评城市改造，受到尼克松关注。我们原计划合写一本书描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决定让马蒂这位学者撰写有关商业的章节，而我这位商业顾问则负责理论部分。不过，我们这项合作开始没多久，尼克松就请马蒂加入他的总统竞选班子，作为他的国内政策首席顾问。
他一加入竞选班子，就问我能否帮他们的小班子出谋划策写写讲稿。那时候除了马蒂只有4位高级幕僚：幕僚长帕特·布坎南、威廉·沙费尔、雷·蒲莱斯和伦纳德·加门特。莱恩（译者注：伦纳德的昵称）是我惟一认识的人，尽管自从二十年前在亨利·杰罗姆管弦乐队同台演出之后，我们很少见面。当时，他是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该事务所在纽约，全称是尼克松—麦基—罗斯—古斯瑞—亚历山大—米切尔。我们六个人出去吃午餐，顺便讨论我能为竞选做点什么。他们喜欢我的某些想法，最后，布坎南认为，在大家进一步行动之前，我应该先见见候选人。
两天后，我去尼克松办公室见他。我很奇怪他在政治游戏中落于人后。和每个人一样，我记得他在1962年角逐加利福尼亚州长失利后，曾在告别演说中挖苦记者，说新闻界一直和他对着干：“先生们！您们将没有机会糟践尼克松了，因为，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尼克松在尼克松—麦基—罗斯的办公室里塞满了纪念品和签名照片——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有一个曾经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被冷落在这间小屋子里，满眼往事旧忆。不过，尼克松穿着考究，并不只是打份得象个成功的纽约资深律师，其做派也是如此。他没花时间闲聊，上来就用经济学和政策方面的高深问题来套我的话。当他陈述问题时，巧舌如簧天衣无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的竞选中，我有时必须在尼克松和媒体见面前，就某个问题向他通报一下，他也会同样地严阵以待，表现出事实为导向的律师风格。对于一件他不怎么了解的事，他只要听上5分钟——比如突发的新闻事件——就可以出来说话，听上去象教授一样博学。我该说他和比尔·克林顿是我迄今共事过的最聪明的总统。
尼克松竞选总统委员会在帕克大道和第57大街的街角、美国圣经学会旧址里设有办公室。刚开始，我每周工作两个下午，随着竞选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便增加到4个下午、5个下午，乃至更多时间。他们任命我为“经济与内政政策顾问”，但我自始至终是个彻头彻尾的志愿者。我密切配合马蒂工作，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假，全职投入到竞选这架飞机上了。我的部分工作是协调各种问题的诸多反应：我们赶着汇总必要的研究结果，连夜传真给尼克松和竞选团队。尼克松希望给人见多识广的印象，我协助组织经济方面的工作小组。这些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选民带进尼克松行营。当时在美国，注册选民资格的民主党人差不多是共和党人的两倍*，尼克松需要尽其所能地囊括每一个人。每个工作小组都会和尼克松会面，小组成员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人人都笑哈哈地握手拍照。不过，我最喜欢的工作，同时也是我最独特的贡献，却是整合州和地方的民意调查。在2004年的竞选活动中，政治家们可以上互联网，每天都能根据五十个州内的民意调查得到最新的选票计数。1968年那会儿没有这种技术，但是我搞了个尽可能类似的东西。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各州计票结果，和过去的投票模式及投票趋势联系起来，研究还未举行投票的各州情况——所有这一切用来预测普选和选举团的投票
*当时的选民分布情况，据美国选民研究中心称：1700万已注册的民主党选民，对900万已注册的共和党选民。
1968年7月下旬，就在共和党大会一个星期前，尼克松召集高级幕僚在古尔尼旅馆开会，那是一个位于长岛最东端蒙涛克小镇的海滩度假胜地。大约有15个人出席了这次会次——包括我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共事的那帮人在内的所有幕僚。尼克松已经知道有足够的票数获得总统提名，所以这将是一次工作会议，将大致定下他想在提名演讲中着力阐述的主题。可是，当他在会议桌前坐下时，却不知为什么一脸怒容。他撇开我所期待的政策讨论，一上来就强烈谴责民主党如何如何地使坏。他声音不高，但是措词激烈，说着令托尼·索普拉诺（译者注：美国电视剧《黑道家族》里的黑帮老大）也要脸红的粗言秽语。我大吃一惊：这可不是我打过交道的尼克松啊！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已所看到的正是尼克松个性中突出的另一面。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两面性。过了一阵子，他平静下来后，会议才接着往下开，但是从那以后，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这使得我在竞选结束后非常不安落，当我被邀请加入白宫幕僚时，我回答说：“不，我更愿意回去干我自已的老本行。”
五年后，随着水门事件中录音带的公布，尼克松粗俗下流的一面果然大白于天下。在录音带中，他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极其聪明的人，却不幸是个疑神疑鬼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的家伙。克林顿政府曾有人指控尼克松反犹太人，而我说：“您有所不知：他不单单反犹太人，他还反犹太人，反意大利人，反希腊人，反斯洛伐克人。我不知道他喜欢过什么人。他恨所有人。他可以一面说着亨利·基辛格的坏话，另一面却任命他为国务卿。尼克松离开白宫时，我松了一口气。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而美国总统这个职位掌握着大得令人生畏的权利——很难让一个宣誓捍卫宪法的军官开口说“总统先生，我不干了。”
当然，尼克松是一个极端例子。但我开始明白：政坛上层人物真的是与众不同的。杰瑞·福特是总统中最象常人的，但是他不是竞选上来的。多年来我矢志不渝地推动一项宪法修正，未竟其功。这项宪法修正说的是：“任何欲登美国总统大位、愿做必行之事者，不得就任总统。”我只是半开玩笑噢。
尽管我没有在尼克松政府做固定工作，华盛顿还是成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尼松克宣誓就职前，我作为预算的临时指导者，协助筹划了尼克松的第一个联邦预算。我在各种工作小组和委员会中做过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统委员会，那是由马丁·安德森精心策划的清一色“志愿军”，该委员会在国会里为废除草案（译者注：该草案反映了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和下面所述的管制经济大不相同，所以被废）铺平了道路*。后来，随着朋友和职场熟人纷纷担任经济和内政政策方面的政府要职，我发现自已花在环城快道（译者注：指包围华盛顿DC的州际高速公路，也指美国政界）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尽管安德森组建了总统委员会，但是他没在里面做事。主事者是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小托马斯·S·盖茨。
由于商业深受越战和国内动荡形势的影响，经济表现得阴晴不定。为了帮助支付战争费用，在约翰逊总统任内，一项强行增收10％联邦所得税的政策拖了好久之后终于严格施行，该政策在尼克松任内继续实行，给经济造成了不良后果。1970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衰退，失业人员上升到6％——大约500万人没有工作。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似乎自行其是。它没有按所有预测模型预期的那样下降，反而以5。7％的年率快速上升——比起随后的通胀还算是低的，但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已经高得岌岌可危。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观点来看，失业和通胀就象跷跷板上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升，另一个则下降。概言之，当时认为失去工作的人越多，工资和价格上涨的动力就越小；反过来，失业人数下降，劳力市场趋紧，工资和价格便倾向于上升。
可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解释不了为什么失业和通胀会相继上升。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滞胀”，搞得决策者们不知所措。经济工具在十年前令御用经济学家看似颇有先见之明，事实上，并没有好到能令政府微调经济的地步。（几年后的一项调查显示，大众把经济学家的预测能力和占星家混为一谈。这让我怀疑占星家做了什么错事，以至于被人和经济学家相提并论。）
（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观点来看，失业和通胀就象跷跷板上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升，另一个则下降。概言之，当时认为失去工作的人越多，工资和价格上涨的动力就越小；反过来，失业人数下降，劳力市场趋紧，工资和价格便倾向于上升）
现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就处于失业高通胀低时期，看来正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
大家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讨论一下看？下一步，经济会如何变化？
要求政府当局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阿瑟·奥肯曾是约翰逊任内的经济顾问团主席，以诙谐的幽默感名噪当时，他发明了“不安指数”来描述当时的窘境。不安指数只是失业率和通胀率简单相加。当时，不安指数达到了10。6％，而且自1965以来，一路上升从未下降过*。
*不安指数后来改名为痛苦指数并且至少在两次总统竞选中被继续使用。杰米·卡特于1976年用它批评福特总统。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用它批评卡特总统。
我看着那些华盛顿的朋友们从一个拯救方案倒向另一个拯救方案。为了遏制经济衰退和所得税骤降，美联储降低利率并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GNP因此重新上升，但通胀也进一步加剧了。与此同时，尼克松的一些幕僚，不顾我们这些曾帮助尼克松获选的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反对，掀起工资和价格管制运动。我的老朋友兼导师阿瑟·伯恩斯在1970年被尼克松委任为美联储主席，连他也开始谈论起类似的东西来：收入政策。我对阿瑟的改弦更张非常吃惊——我认为是迫切的政治需要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使他不得不从新位置上看问题。美联储显然忧虑不安。（事后看来，我猜测伯恩斯想用收入政策取代正式的工资和价格管制。）终于，1971年8月15日，星期天，我家里的电话响了——那是尼克松经济顾问团的一位成员赫伯·斯大恩打来的。“我是从戴维营打电话给您，”他说，“总统要我转告您，他要发表全国演说宣布工资和价格管制。”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晚上，有两个原因：第一，尼克松为了发表他的政策，挤掉了我爱看的《发财》节目，那是当时美国热播的西部电视剧；第二，为了拿地板上的一件东西，我把后腰给闪了。我不得不为此在床上躺了6天。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工资和价格管制惹的祸。
什么意思？
我很高兴没有身陷华府。伯恩斯和他的夫人住在水门公寓综合大楼，有时我去他们家吃饭。阿瑟会绞尽脑汁猜想白宫的最新动向，说：“他们现在琢磨着做什么呢？”尼克松强行实施工资和价格管制之后，我飞去会见经济稳定计划的负责人唐·拉姆斯菲尔德，经济稳定计划是管理工资和价格的官方手段。唐·拉姆斯菲尔德兼管生活费用委员会，迪克·切尼在那儿当他的副手。他们征询我的意见，是因为我对特定行业的运营所知甚多。但是我能为他们所做的，只是指出什么样的价格管制就会有什么样问题。他们陷入了在市场经济里搞中央计划的问题——市场总是破坏任何管制企图。某周，问题出在纺织业上。迫于农场主的政治压力，政府当局无法限定原棉价格，于是，棉花价格开始上扬。但是，政府的确把坯布类货品——即纺织品最开始阶段未漂白未染色的无纺布（坯布的发音是披布）——的价格给定死了。因此，坯布厂商两头受压——成本上升，但却不能提价——于是，很多公司便不做这部分业务了。突然之间，很多织造厂和布厂抱怨没有足够的坯布货品。拉姆斯菲尔德问道：“我该怎么办？”我回答说：“简单呀——提价。”这种情形一周接一周不断发生，两年后，整个管制系统土崩瓦解。过了很久以后，尼克松说工资和价格管制是他最糟糕的政策。叫人伤心是，他从一直都知道这些管制是坏主意，纯粹是政治上的讨好之举：很多商人说过希望固定工资的话，而很多消费则喜欢固定物价的念头，于是，他决定这么干。
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最终令通胀和失业情况更加恶化——不用说伤害了美国的信心和自尊。消费品价格指数如气球般膨胀：1974年价格指数上升到令人吃惊的11％，“双位数通胀”的说法由此滥觞。失业率还是5。6％，股票市场急剧下跌，经济眼看着就要滑向自1930年代以来最坏的境地，水门丑闻更是给所有这一切蒙上了一层阴影。
正当坏消息接踵而来的时候，财政部长比尔·西蒙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出任经济顾问团主席。时任经济顾问理会主席的赫伯·斯大因就要离职了。经济顾问团主席是华盛顿经济学家的三大顶级职位之一，另两个是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本该按捺不住心跳说我愿意。但我不赞同总统的很多政策，因而担心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我告诉西蒙深感荣幸，并且乐于推荐其他人选，但是我得到的回答是“不”。一周后或更迟些时间，他再次向我致电，我说“比尔，我对此深为感激，但我确实无意于此。”“好吧，但您至少得去和艾尔·黑格谈谈吧。”黑格是尼克松的幕僚长。我答应了，过了一天，黑格问我是否愿意在佛罗里达的比斯坎湾和他会面，总统喜欢在那儿消磨时光。黑格确实表现了白宫诚意，他派了一架军用公务机连同一组乘务员，接我直飞比斯坎湾。我一到，黑格就和我展开了长谈。我和他说：“您正在犯一个错误。如果我来做主席，而政府却开始实施我不赞同的政策，那我肯定要辞职的。您不想这样吧。”那时候，大多数工资和价格管制已经取消，但是由于通胀居高不下，面临国会要求重新管制的压力。我跟他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我就得辞职。黑格说：“那不是我们的前进方向，您不必担心被迫辞职”。我准备离开时，他说：“您想见见他吗？”他指的是尼克松。我说：“我看没有理由见”。真实情况是，我仍然对这个人感觉很不爽。对于这一工作机会，我尚在犹豫中，而且，我觉得对美国总统说“不” 要算是世上最难之事了。
我很少回到纽约的办公室，刚一回来电话就响了。这次是阿瑟·伯恩斯打来的。他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去了。那是我的错误。我的老导师对着烟斗深深地吸了一口，利用起我的负疚感来。提到水门丑闻，他说：“这届政府完蛋了，但是经济没完，我们得制定经济政策。你有责任为国服务”。他还指出：我成立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已经长达二十年了，不正是到了检验公司能否独立运营的时候了吗？谈话结束时，我已经被说服了：也许我可以在华盛顿做点有用的事。不过，我暗忖弄间月租房吧，并且，比方说，至少在门边放个行李箱，准备随时走人。
如果尼克松没有丑闻缠身，我想自已已经接手那个工作了。我认为它和管家之位差不多，协助打理所有杂事。我预计会在那儿呆上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如果尼克松设法完成任期，我在那儿呆的时间有可能不足一年。但是形势直转而下。我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于1974年8月8号星期四下午举行。就在当晚，尼克松在电视上宣布辞职。
我只见过福特副总统一次，几个星期前，就经济问题，我和他有过一个小时的谈话。不过，我们很合得来。过渡内阁的幕僚长是唐·拉姆斯菲尔，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福特重申尼克松对我的任命。
经济顾问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小型咨询机构，客户只有一位：美国总统。它在白宫街对面的旧行政大楼里有一些房间，由3名顾问团成员和一小群经济学家担任职员，他们大多是向各自大学请了一、两年假的教授。在尼克松总统任内，赫伯·斯大因频频代表尼克松出面讲话，经济顾问团因此变得颇为政治化。尽管赫伯是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