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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必须克服致使每次沟通变得艰辛的困难。要达到整个理解完全真实可靠，恐怕是不可能的。用以沟通的手段不可能是完美的。思想——表达思想的话语，即听到的话语——在听到的话语基础上重新形成的思想：这个过程中含有各式各样产生误解和含糊的可能。例如，莫里哀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剧作家、演员，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建者。——译注剧本里的一句话“小猫死了”，陈述的是一个表层客观信息的极限情况，该信息没有任何的模糊之处。然而，通过联想，这句话引起了人们对于比小猫的死更加重的自然状态的不安。事实上，任何句子，即使被概括成一主一谓一宾的简单形式，只要联系上下文和句子的表达方式去考虑，它仍携带着超越其自身的信息。句子确实蕴涵信息，但同时又参与沟通，这便要求至少有两个人，也就是发出信息的人和获取信息的人同时介入。
换言之，一个词只有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语境不可能是同样的，比如说一个少年人和一个成年人所面临的常常就是不同的语境，因而必须承认沟通工具是不完善的。除了交谈双方彼此对这个困难的认识以及克服困难，不使对话者困在自己所说话语中的愿望，再没有什么补救的灵丹妙药。
最起码，我们可以希望，交流过程中固有的困难将不会因为交谈者采取的态度而增加。如果谎言或虚伪加入到这个过程中，那就不再有交流，只有相互的欺骗。
谎言，还有侮辱，这还不够糟吗？
任何沟通的首要条件其实都是尊重。尊重他人，是把他人看做自我的一部分，这符合一个明显的事实——假如我们接受“我就是我与他人交织的关系”这个定义的话。因此，伦理学不再是罗列从天而降的箴言，而是意识到我们是什么和什么创造了我们的结果。
让·若雷斯让·若雷斯（JeanJaurès，1859～1914），法国政治家、作家。——译注一再强调不要混淆尊重与宽容。他认为“宽容”这个词是危险的，而且无论如何总归是不全面、高傲甚至是侮辱性的：“我宽恕你！”
宽容是一种意义非常含糊的态度（克洛岱尔克洛岱尔（PaulClaudel，1868～1955），法国作家、外交家。——译注说过，“它具有多种解释”）。宽容，是把自己放在统治、裁判的立场上，是自我感觉良好地不计别人的错误而接受别人。而其实，我们应该换个完全不同的思路，应该想到别人与自己的差别越大，从别人那儿得到的也就越丰富。
这也是为什么我越看重人际间的沟通，我在所谓沟通技能上的获取就越迅速，这些技能实际上不过是获取信息的手段。信息科学，就其提供信息方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它提供的，只是罐装的、速冻的交流信息。它不能引起在一场动静结合、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中自然迸发的创造性发现。
电视，它也是一种信息手段，就是把信息编辑成形的手段，可是它极少作为一种交流手段。事实上，电视甚至导致一切交谈取消，因为它是单向运作的。其中的危险在于它使我们成为被动者，除了不停地拿着遥控器换频道之外不会再有别的什么反应，这就意味着我们离开了交谈对象，不再对其作出回应。表达一个想法是一项不易的活动，必须进行练习，而电视取消了这种练习，于是我们有可能变成哑巴，变成被剥夺了说话能力的人，将通过暴力来自我宣泄。
深入到那些被打发到郊区去的人们所处的困境，可以清楚地看到您说的情况，对他们来说，任何真正的交流都变得不可能实现。
当然，这并非真正的词源，但“郊区”读起来确实像驱逐之地在法语中，“banlieue”（郊区）与“bannissement”（驱逐）两单词发音有相似之处。——译注。住在那里的人也真的是被排除在市区之外、法律之外、生活之外。
他们被剥夺了最要紧的东西——与他人的交流。我们来谈谈每个人问题的核心：成为他自己。而这种自我转变只有通过交流才可以实现。自然给予了我们成为人所必需的所有器官，可是它并没有向我们指明接下去应该走的路。要获得自我认识能力这一神奇的本领，就必须利用他人的目光，必须一点一点地建立与他人的关系，这些关系是我们作为人的真正所在。
乡村、城市、国家都应该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这意味着，每道目光都有遇到另外一道目光的可能，人面对人，没有等级之分，没有蔑视的痕迹。
然而，我们城市周围的郊区距离这理想是多么遥远！年轻人遥望着大都市的灯光，可这大都市并不期待他们的到来。他们玩起战争，因为他们认识到暴力是他们惟一的出路；他们在墙上乱涂乱画，想使墙不那么沉默、不那么残酷地把人禁闭其中。而成年人再也看不出千篇一律的建筑物中的悲伤，他们渐渐接受了童年梦想的破灭。
在每个人的构筑之中，您给孤独什么样的位置？
孤独，这同一个词有两种相反的情况——忍受的孤独与希望的孤独。
第一种是悲剧性的：我需要别人，却没有一个人在。我就好像一团火焰，因为缺少氧气而熄灭。
第二种，在特定的时刻，对于梳理累积下来的所有信息，对于重新联结好关系，对于准备投入新的相遇都是必要的。这种被选择的孤独，本身可能也是一次相遇的机会：这正是阅读的妙处。听听蒙田蒙田（MichelEyquemdeMontaigne，1533～1592），法国作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译注向我们倾诉衷肠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
在您的人生经历中，在您的青少年时代，您曾因为孤独而痛苦过吗？
当然，我曾经是腼腆的，不会表达自己，深信自己所说的每一个词都是错的，并且受到自己肥胖体形的困扰，于是我在孤独中寻求庇护所，体会到孤独的痛苦。不过，幸运的是，我通过在图书馆书架上遇到的作者填充了这种孤独。他们都对我非常友好，从不嘲弄我，他们使我渴望与有血有肉的、比停留在文字形式的人令人不安但却更具有吸引力的人交往。
第一部分生物学
“直至18世纪末，生命并不存在。”
…米歇尔·福柯
一天，在故意有点儿矛盾的一段话中，米歇尔·福柯说道：“直至18世纪末，生命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生物。”您怎样看待生物学历经20多个世纪才形成科学的事实？科学，理所当然，首先关心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世纪复一世纪周而复始、彼此相似的现象。我们可以多次地观察这些现象，一点点地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最理想的情形是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使这些现象发生，从观察转入实验。要使这样的情形有可能出现，参与现象的物质必须足够稳定，稳定到时间的流逝也无法使其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最初的“科学”观察是关于恒星、行星，为什么最初的实验是关于物体的坠落。
恒固不变的物质，任时光流逝，似乎也不能在上面留下任何痕迹，面对它们，我们放心。可在另一些物质面前，我们不能放心，因为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发展、衰老，最后消失、死亡。对于它们活动中的最令人难以置信之处，我们仍然无法解释：这些物质在消失之前，能够产生与自身相似的物质，也就是说能够战胜时间的力量，赋予新产生的物质特定的表象。
这样的物质是如此奇特，以至科学研究长期以来倾向于将它们归为“单独”一类，不把它们看做通常的物质，而是看做“生物”，看做“有生命的物质”，是一种特殊流体——“生命”的保管者。
然而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人们暗地里是承认拥有生命的物质享有一种其余物质所不具备的特权的，发生在它们身上的现象可能不仅仅是自然力量作用的结果（万有引力、电磁力、核力），而且还来自一种另外的神秘威力。今天，这种看法可以被视为是毫无意义的。所有的物质，无论有无生命，其内部都进行着同样的相互作用。例如，我们把水晶归入所谓无生命的物质。但是，在它内部发生着自然规律作用引起的现象，这些自然规律同样也作用在细菌、植物或者动物内部，而它们被归入有生命的物质。
无生命的物质和有生命的物质之间的差别是由它们各自复杂的程度不同造成的，也就是说这种复杂性赋予它们不同的能力。两类物质之间并没有一定的界限，有的只是它们都将持续不断地复杂下去。于是，照科学的想法，可以省掉不用“生命”一词。因为生命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是随着自身渐渐增加的复杂性，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地构筑起来的。
可是，那以什么来区分生物和原始基本物质呢？
为什么说基本物质是“原始”的？氦原子核包含两个质子、两个中子，原子核并非不可分性研究的最高程度。它由更为基本的部分组成：带正电荷的质子和不带电荷的中子。
而质子和中子本身又由夸克构成。其中已经进行着各式各样的相互作用。碳原子核，包含六个质子、六个中子，达到更加复杂的水平，这赋予它更多新的能力。复杂性的发展一刻不停地继续着，最后出现具有超复杂结构的物质，譬如说细菌由单个细胞构成的生物。在细胞膜以内，各个细胞单元（小细胞器）共同协作，以确保使该细胞成为生命体的活动。它尤其是含有单条染色体，上面携带着自身存在所需的全部信息。。这些物质是如此复杂，以至它们能够进行各种形式的新陈代谢活动：呼吸、消化、反应……
某一天，偶然地，这样的漂亮建筑会出现裂缝，崩塌，消失。不过，既然人们已经摒弃了“生命”一词，何必还要谈论死亡呢？
还是保留“生命”这个词更方便些，至少暂时如此。您说生命是一步一步构筑起来的，始终朝着更加复杂的状态前进，这岂不是指生命现象具有目的性？岂不是在说自然遵循着一个预先固定好的模式？
科学推理的规则是以今天解释明天，而从来不以明天解释今天。设想自然具有一个模式，就是接受目的论注重具有目的性的行动和作用，来解释所有自然现象，或者专门来解释生命过程的观点（反义词：机理论），认同当前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事先计划好的状态。但是，明天还不存在，参照明天来理解今天，只能是在每一现象中看到神的意志的作用。归结为众神的任性，一切都解释得通，然而什么都无法预料了。科学就是要努力反驳这种对于我们的疑问太过轻率的回答。
因此没有什么生命的“奥秘”。人体内发生作用的自然规律与一部机器运作的规律完全是一样的。在基本粒子层面，一切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当然，人体远比一部机器复杂得多。特别是，还有一点，人体是长期进化的结果，进化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把人体塑造成现在的样子；而机器是根据一个很确定的目的制造出来的，它使制造者的计划成为现实。我们已经将三大决定性的发现——细胞理论、遗传规律和进化论——引入了生物学的概念。
偶然地，进化论（达尔文达尔文（Charles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译注，1859年）出现在生殖理论（孟德尔孟德尔（JohannMendel，1822～1884），奥地利植物学家。——译注，1865年）之前，后者又出现在繁殖理论（克里克与沃森克里克（FrancisHarryCamptonCrick）与沃森（JamesDeweyWatson）：英国生物学家，共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1962年获诺贝尔奖）。——原注，1953年）之前。
今天，按照逻辑顺序回顾一下，我们便可以对被称作生物的物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遗传信息DNA的支持、DNA分子一分为二的能力，也就是生物的繁殖能力（繁殖理论，由克里克和沃森提出）。
生殖原理：性别各异的生物将自身的一半传给后代，每对父母给予每个孩子他们所拥有遗传的一半的复制品。在一代代孩子之间不存在分配的问题，因为传给一个生命体的东西必然会传给下一代生命体。分配的，其实是父母各自所拥有的东西。生殖过程的主要成果在于，依靠偶然过程的参与，产生总是新的生物（生殖理论，由孟德尔提出）。
在偶然因素介入以及环境对个体施加压力的作用下，物种遗传的渐进变化（进化论，由达尔文凭实证提出）。
在最后一点上再谈一下吧。进化有意义吗？进化的动力是什么？
进化有两个动力：
两代遗传中的偶然性。而偶然性作用产生的效果往往被种群所呈现的“庞大数量”淡化。
环境淘汰难以维持生存和繁衍的个体所带来的压力。而这种压力的普遍性又被某些弱势个体有幸得以生存并能以新的对策解决物种所面临问题的现象削减。宇宙的历史是一个朝着永远更加复杂的状态不断跃进的过程。其超复杂性赋予人类一种独特的能力：逐渐地了解宇宙，局部地改造宇宙。
局部地改造，这正是生物学家目前在基因方面能够做的事。应该赞成他们的实验吗？
既然我们已经明白在物种繁衍之中生物学的证明过程，我们实际上就能够展开行动，改变这种证明。当涉及到消灭像亨廷顿舞蹈病侵袭成年人的舞蹈病种类（舞蹈病：一种疾病，主要症状是出现突然、急速、无目的、不由自主的动作）。
或者泰赛病之类极其有害的基因突变时，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对于人类的未来，消灭这些基因，并不比消灭我们刚刚所消灭的天花病毒更加狂妄和危险。
但是，这种能力可以用来生成预先计划好的、合乎一定标准的人类，所以任何狂妄的想法都有可能出现。这些新的能力迫切要求我们对一个永恒的问题作出回答：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里，我们从遗传学不由转入了伦理问题。比如说，我想到了那些肯定遗传的完全决定力量，那些为社会的不平等、为种族主义提供科学依据的人。关于这些问题，特别应该注意不要满足于科学家们的思考。他们，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封闭在自己的观念里。应该让全人类都投入到思考中去，由此就有建立一种新形式民主的必要，即伦理民主。知识上的研究不应该设立限制，但任何行动务必遵从一种伦理。“有些事情最好不要去做。”爱因斯坦说。
让·贝尔纳让·贝尔纳（JeanBernard，1907～），法国血液病科医生、作家。
——译注，曾主持伦理咨询委员会十年时间，他说，生物学的革命使人类掌握了三方面的知识：繁殖、遗传和神经系统。
是的，这说到了人类的最深层，这也是为什么让·贝尔纳规定了生物伦理学的四大原则：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对利益的拒绝以及研究者的责任感。
第一部分幸福
“使人们幸福，使人们活得更好。”
维克托·雨果维克托·雨果（VictorHugo，1802～1885），法国作家、诗人。——译注
无论是在哲学语言还是在日常用语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幸福与快乐分别作为一种稳定、完备的状态与一种暂时、有限的满足感区分开来。康德康德（Emmanuel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译注说：“幸福是我们所有喜好的满足。”这也是您的看法吗？
幸福不分现在和将来、存在和变化。它是内心的一种态度，其中交织着对当前整个现实的满心欢喜和走向憧憬着的明天的一腔热血，它既是对今天的欣赏又是对明天的希望。如果说快乐是我们的身体带给我们的，那么幸福，就是我们整个人身心的和谐。快乐可以为达到这种和谐贡献一份力量，但只是一份力量而已。倘若快乐太过强烈，能够使人完全沉浸其中，那么，相反地，它也能破坏这种和谐。而没有得到想要的快乐，却能够带来一分宁静，这也是幸福的形式之一。
很多人可以肯定：“幸福存在，我遇到过。”这种相遇也许转瞬即逝，但它还是表明幸福是可能的，是可以获得的。不满足感并不是获得幸福的障碍，它可以通过自身激发的动力来促成幸福。其实更确切地说，是满足感消除了一切希望，破坏了幸福。怀抱希望的恋人比已经成功的恋人感受得到更多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