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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呆在家里。”于是先生出去了，狗在他周围蹦跳，摇尾巴。当先生带着狗回来时，先生老得比他太太慢，狗老得比它男主人慢，狗尾巴老得比狗慢。事情似乎奇怪，但却是切实的。诚然，以他们移动的速度，时间上的差距无法测量。然而，按照十分严密的推断，对先生、太太、狗和狗尾巴来说，时间并不是以同一种方式流逝的。
爱因斯坦后来走得更远，不是吗？
十年以后，还是爱因斯坦，给了绝对时间概念新的一击，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这一理论阐述了受重力作用的物体的动力学，认为物体的质量使空间聚绕在物体周围。正因为如此，太阳将空间聚绕在自己周围，使得所有的行星朝前运动最后又回到出发点，呈现出椭圆的运动路线。而空间的曲率也改变着时间的流逝。所以，甚至永恒概念都遭到了否定。本能地，我们将永恒视作类似于无限持续的时间（这已引起了伍迪·艾伦伍迪·艾伦（WoodyAllen，1935～〓），美国演员、电影艺术家和作家。——译注的注意：“永恒看上去是多么长，离终点是多么远啊！”）。然而，想像一下，你乘着火箭去一个“黑洞”附近漫游，这个“黑洞”其实是一个具有奇高密度的星状体（地球的全部质量只集结在其一立方厘米的地方），它的质量如此之大，以至时空极度地聚绕在其周围。假如你火箭发生了故障，黑洞将会把你吸进去，于是你就消失在黑洞中。你下落的过程必然会结束，就像石头终究要落回地面一样。考虑到初始距离，便有可能计算出这一下落持续的时间。但是，对于一位所处位置足够远，远得连黑洞都不能聚合其空间的观察者，这一下落，正如他所认识到的，将持续无止境的时间，即永恒。
一个人的永恒相当于另一个人的几分钟，他们各自的“时间”不是以同一种方式流逝的。从中得出一个训戒：如果你觉得永恒长远，去一个黑洞附近走走！
20世纪，其他理论没有对置疑传统的时间概念作出贡献吗？
一个至少是同样根本的置疑由宇宙膨胀说和著名的宇宙原始理论引出。在20年代，人们观察到所有的星系彼此远离，昨天，它们距离要近些，而假如人们追溯到过去，数十亿年以前，会发现它们全都集在一起，就在那个时代，发生了一次创造我们宇宙的爆炸——宇宙原始大爆炸。人们脑子里马上想到的问题是：在150亿年以前，曾经存在着什么？要回答什么都不存在，恐怕是不对的。那未免太言过其实了。恰当的回答是：不存在“曾经存在”。在大爆炸没有使宇宙出现的时期，时间并不流逝，因而也就没有所谓的“大爆炸之前”。大爆炸不表示一个开始，因为无论什么开始都意味着存在一个开始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计到了宇宙的大爆炸。它是一切的起源，包括时间。
不可思议的是，这重要的一点早在4世纪就被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354～430），基督教思想家，非洲著名主教，奥古斯丁教派的创始人。——译注注意到了。他说：“我知道，如果什么都不进行，就没有过去的时间。”确实，当什么都不进行，什么事也不发生时，为什么还要背道而驰，去虚构什么流逝着的时间呢？本质的东西可能是超越时间的。
什么是超越时间的？是真？是美？
我们获得的某些洞察力是具有决定意义，因而也是超越时间的。它们的表现方式可能变化多样，但是它们的基本价值长存。美也是一样，它只可能暂时地沦为品味变化的牺牲品。
创造一件美的东西，想出一套更接近事实的理论，在我认为，就是逃开时间的破坏力量。超越时间性正在于此。
第二部分伦理
“我只知道惟一的责任，那就是爱。”
阿尔贝·加缪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法国作家。——译注
人的伦理特征——或者说道德，两者区别不大——是人类的特性之一。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都把辨别善恶的能力作为人性的开始，显然不无道理。
是的，伦理即道德。奇怪的是，“伦理”一词今天在言谈中被完全接受，而“道德”则转为一个具有含糊的宗教或正统内涵的词语。其实，这是两个同义词，一个派生自希腊语，另一个派生自拉丁语，都指的是选择行为的艺术、辨别善恶的艺术。
这个选择的问题，与人类发现自身有行动和影响未来的能力一样历史悠久。选择的重要程度与人们行动的效率相对应。在人的能力有限时，一些简单的准则，比如摩西摩西（Mose）：圣经中人物，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的大预言家，在埃及西奈山上获赐上帝立的约即摩西十诫。——译注从西奈山顶带回的那些准则，就足以保证社会的协调运转。我们行为能力的长进，使我们面临许多未曾遇到过的问题，需要进行还不曾进行过的伦理思考。在20世纪里，特别是在它的后半个世纪里，这一要求变得至关重要。
人类的破坏能力（如核武器装备）和创造能力（如医学辅助生育或遗传基因操作）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以致运用这些新的手段引发了一种合乎情理、可以理解的恐惧心理。这些手段，代表着杰出的技术成就，它们将是带来人类真正的进步，还是相反，造成人类滑向野蛮的倒退呢？
迫于这些突如其来的问题，一些国家，包括法国，设立了伦理委员会，来负责表明对某些研究计划或者付诸实施某些研究成果的集体态度。起初一段时间里，这些委员会对于防备最紧急的情况是有用的，但它们只是权宜之计。一个民族的道德必须由民族自身决定，由此需要一种新形式的民主：伦理民主。
那么，您和大部分哲学家一样，将责任作为伦理的基本准则。
行动必然引起一系列的结果。当行动的人愿意个人承受结果的分量时，他就表现出负责任。他的责任在他尚未直接行动时就已经开始：不管接受与否，除非是处于病理状态，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进行的行为是什么，行为的目的又是什么。但是，他不太可能通晓由自己的行为逐步引起的所有事件。那些由于不够清醒而造成灾祸的人，常常理直气壮地说：“我并不想这样。”然而，他们的罪过正是在于不够清醒。
要清醒就要有教育。道德意识确实属于人类的能力，但这种能力需要教育。您，不会否认吧！人的主体是教育带来的结果。基因遗传仅仅提供了个体构造所必需的信息，它没有能力将活在他人中间的个体转变成一个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人。这一变化只能由个体与他人的联系，也就是由融入教育体制引起。道德意识，同所有构成我们人类的一切一样，只能以文化为源泉。
但这绝不是说，我们不必给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确定一个共同的道德核心。交流的世界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商业的，都迫切需要它。多样性，是一切丰富之源，应该受到保护。可有些准则，还是应该被全体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接受和尊重。“他人不能被看成一个手段，而应该被视作一个目的”，康德的这句名言或许可以构成共同核心的精髓。要确立一种普遍的道德恐怕是不可能的，另外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但是，在一个被各种通讯手段连成一体的人类世界里，给予所有的道德一个共同的基座是必要的。这个基座可能就在于肯定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世界人权宣言也提出了这点。这绝不是什么“西方”道德，而是一种以清醒为基础的道德，这种清醒来自对于我们人类现实的科学思考。科学没有什么东方的、西方的、北方的或南方的。它是一切文化以同样的严密性重聚在一起的领域。于是，正是在这一领域里，每当一个问题关系到人类全体时，就必要引起交汇。
请原谅我充当一下哲学教师……康德曾说：“人人都有权利期望其同类的尊重，反之，人人也都有义务尊重他们中间的每个人。人性本身是一种尊严。事实上，人从来不能被任何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本人）用作手段，而一直是作为目的。这恰是其尊严（个性）所在。正因为如此，人类超于世界的其他存在之上，这些存在不同于人，只能作为人的工具，也就是说，人类超于一切物之上。”
在您最了解的领域，生物学，或者更确切地说遗传学领域，如何应用康德的理论呢？它不也是您的理论吗？
这是重要的一点。我认为，由于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原因，我们需要一个跨文化、跨宗教的共同基座，从而不能有独立于一般伦理学的专门的生物伦理学。只是，生物学上的进步极其迅速，以至在这个领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然而还是必须从一般伦理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
您认为，在一般伦理学中，榜样性占有一席之地吗？什么是榜样行为？
理想中，一切行为都应该由经过清醒分析所作出的个人决定产生。仿效一个榜样，这是将一项责任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树立榜样，并建议别人仿效该榜样，这是在怂恿别人不负责任。最好，是要求人们完成自己的思考。
然而，我们的社会却不断地呼吁人们仿效榜样，尤其像那些发表在报刊上并附着某些“要人”签名的宣言。我为这种做法感到遗憾，可是我经常也参与其中。实际上，当我接到请求时，我总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拒绝签名可能就被理解为反对发表的文章，而其实，我是赞同的。我签了名，但我意识到由此引起的笃定态度的可怕：既然这是阿尔贝·雅卡尔的看法，那么它是好的。好？坏？事情更不明白，更不清楚了。
或许应该同意在伦理学中用不可判定观念来补充好、坏这两个传统的观念。哥德尔科特·哥德尔（KurtGdel，1906～1978）：美国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他创立了两个定理，根据这两个定理，不矛盾的算术不能形成完整的系统，因为不矛盾在该系统中构成了不可判定性叙述。——原注已经在逻辑学上指出：不参照一个比所处系统大的公理系统，任何命题都不能被证明。对最后证明的探求，只有在人们绝对相信神的话语时才会停止。宗教似乎意识到了这点，它们借口是神启示的受托者，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一句话，一旦被认为出自上帝之口，人们也就不再可能怀疑其价值意义。倘若人们拒绝这种精神上的安逸，那就应该转而像在逻辑学上一样，接受道德上的不可判定性。
在不可判定领域，我们失去了很多标准，但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可以作出个人的选择，不必受外部意志的约束，这也就是行使自由。
第二部分友爱
“只想与跟自己完全一致的人成为伙伴，是一种幻想；更是一种痴狂。”
阿兰
“我亲爱的兄弟们”，这说的是通过受洗礼被视作上帝子民的基督教徒。这种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友爱之情同时不也使他们与“别人”，与非基督教徒、无宗教信仰的人对立了吗？词源学将再一次发挥作用，作出清楚的解释。单词“兄弟”由一个拉丁词派生而来，这个拉丁词“frater”与亲属关系毫无瓜葛，指的是人类，“人类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如果我们想特别标明具有共同的一种血统，那就应该加上形容词“嫡亲的”，从而表示出“生殖系”——“种”。这个词组现在被用于指“表兄弟”，即拥有共同的祖父母的兄弟。在早期基督教徒的眼里，洗礼圣事赋予受洗者一种新的性质，于是，人类被分成了不同的两群：基督教徒与其余的人。“兄弟”一词就专门用来指人们各自所属群体的成员。这个词已经被普遍使用。今天，各种团体不计其数，例如遍布各地的共济会，这些团体把已经接受了正式加入仪式的人作为兄弟。
就像大部分常用的字词一样，“兄弟”一词在使用过程中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先确切的含义。它的意思基本依情况而定。当一位布道者在教堂里向他的听众讲那句惯用语“我亲爱的兄弟们”时，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不仅把在场的基督教徒看做兄弟，而且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做兄弟。
可以将友爱定义为“每个人逐步的构筑”吗？在《差异的赞歌》一书末尾，您这样写道：“除了增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独特性之外，还有什么更漂亮的礼物能够构筑新的自我呢？”当“兄弟”意思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时，称他人为“兄弟”不过是一种重复。这个词实际上是用来表明一种面对他人的态度，一种建立在认识到存在某种关系基础上的态度。这种关系当然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由人类拥有一部分共同的基因遗传产生。另外，它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由每个人可能介入他人的构筑产生。当我说“你是我的兄弟”，我就是确认在使我成为我的关系网中他人的存在。
人们经常把后面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世界友爱”。您认为这是最高的理想吗？那您把什么置于它之下，和平、融洽还是达成一致？
在我与他人交织的关系中被我排除出去的任何人都属于我丧失了的源泉。因此，理想的情形是不排除任何人，“世界友爱”对应的是一个布及我所有同类的交流网。达成一致、和平、融洽，都是有利于建立这样一个网的关系结构。它们形成自一种必不可少的态度：尊重。
我看，您想区分开您所称的“过去的友爱”和“将来的友爱”，您刚刚就提到了后者。您还说过：“我的过去使我成为一切的兄弟。”
这一论断首先符合我的生命现实。从生物学角度看，我的过去指我的血统。如果将该血统追溯到600万年前直至人类起源，我就与全体人类有嫡亲关系；追溯到30亿年前直至生物起源，我就与所有生物有嫡亲关系；追溯到150亿年前直至宇宙大爆炸之后，我就与宇宙的一切存在有嫡亲关系。这正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已经表达出的思想，他就是既同他的“鸟儿兄弟”说话，又跟他的“水妹妹”说话。当天体物理学家断定我们是“星尘”时，天体物理学家也是在用另外的话语表达同样的意思。
但是，我的过去还指我从前辈那里得到的一切。在不甚知情中，我成为一切焦虑、一切希望、活在我之前人们的一切思想的产物。
在您眼中，明天的友爱是最重要的，它仍然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您愿意谈谈“全球团结”吗？这个概念与“全球化”概念在哪些方面相离甚远？
“团结”这个词既表示彼此受到的相互依存（一部发动机的所有零件都是团结的，因为其中任何一个零件的任何一点运动都会引起其他零件的反应），又表示自觉自愿地考虑到别人的命运（由一根登山绳串连着的登山队员是团结的，因为每个队员都准备好了为别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
人们谈论颇多的全球化，符合第一层定义。最近数十年间，信息传递和货物、人员运输上的技术进步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稠密的关系网，以至所有国家的经济如今都处在相互依存之中。这一局面不是某项计划的结果，它的出现并不在人们的希望之中。而且，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是否真代表全球的利益。全球化的后果之一就是非地方化——发达国家的各种活动向工资水平极低的国家转移。由此造成这边失业加剧，那边受制严重。除了一些金融家，大家都在受损失。
世界的相互影响如此复杂，以至没有人知道该如何驾驭它们。非自动的调整过程有可能会突然发生，引发经济危机或社会动荡，决策者将难以控制住局面。在全球化中，人类充其量只是屈从于“形势”变化的生产者兼消费者，因此，也许最好还是不要这种形式的团结。
而人们所希望的全球团结，则是建立在全人类面对遇到的困难，面对自然施加的种种考验共同进行回答基础上的。目前各地生活水平的差异充分说明了在这条道路上争取进步的必要性。
可能实现全球团结的首要领域是教育体制。我们已经看到，由人口爆炸带来的问题只有通过教育的普及才能逐步得到解决。但是，还是由于贫穷的缘故，不发达国家无力承担这一重任。为什么不联合富裕国家一起来承担呢？只要教育普及不被看做全人类的一项共同任务，每个国家不根据自己的国力投入其中，贡献自已的力量，任何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