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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教育普及不被看做全人类的一项共同任务，每个国家不根据自己的国力投入其中，贡献自已的力量，任何关于团结的谈论都将只是谎言。
您为之积极活动的地中海文化共同体是实现这个乌托邦的第一步吗？
在制造一架大型飞机之前，工业家会制造一架小点的飞机来完善制造方法。这样对他来说，接下来推而广之就容易了。这一程序可能也适用于人类庞大团体的管理。建立一个地中海国家的共同体，是为了接下去能够更好地组织地球全部国家结成的共同体所进行的一项演练。
这将是关系着不到世界十分之一人口的有限的演练。所有这些人在几千年里彼此之间形成的关系应该可以促成实现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但是目前存在的种种争端表明仍有障碍需要克服。
这是一个乌托邦？“乌托邦”这个词绝不是指无法实现的梦想。听听泰奥多尔·莫诺泰奥多尔·莫诺（ThéodoreMonod，1802～1856），法国牧师、神学家。
——译注
的话：“乌托邦是可以实现但尚未实现的计划。”那么，为什么不试着去实现它呢？
总之，您想试着减少差异？
一点也不。友爱的结果是减少不平等，同时保存差异中珍贵的东西。我们再以地中海地区为例。今天，欧盟成员国中的1。7亿地中海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9000美元，而其余地中海国家的2。3亿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900美元，只及1/10。共同体的目标之一就是降低这种不平衡的程度，使之不至于如此触目惊心。但同时，共同体也要保存文化的多样性。正因为我们有差别，所以友爱才有意义。这种友爱应该表现为义务和权利的平等。
平等构成我们国民教育的内容，或者说应该构成它的内容……
学校的职责是把渺小的个体融入人类共同体，把个体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教育，就是引导年轻人跳出自我的小圈子，使他存在于与他人进行的交流之中，从而将他领入人类兄弟的世界。
今天，反对宗教绝对传统主义的斗争不正通过友爱的尝试在进行着吗？政教分离可以从哪些方面促进对他人真正的尊重？
大部分宗教都要求爱“周围的人”。目标虽然不错，然而事实却是，宗教常常做出排斥“不信教的人”、“异教徒”和“上帝的敌人”的举动，这些人不再被看做周围的人、兄弟，而是被看做要消灭的对手。我们应该“爱周围的人”，并不是因为神的意志，而是凭着我们对人类现实的清醒认识。在我看来，这种清醒的认识是政教分离的基础。还有，要说明友爱的理由，根本不需要借助什么从天而降的神秘概念，直接看看人类的现实就行了。从生物学上看，现代人类同其他一切物种一样，是进化的结果。这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使人类达到复杂性之冠，并且这复杂性给人类带来独一无二的一种能力：人类能够在各成员之间产生非常精妙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比任何单个成员都更为复杂的总体结构。人类早就有构建人类共同体的能力。这种构建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做一个人，就是加入到人类共同体的构建之中，就是感觉到自己是他人的兄弟。
当然，这种构建永远不会结束，应当一代接一代地教导人们团结，教导人们参加人道主义的行动，告诉人们责任的意义。人类生命的连续性由生育机制保证；人类文化的连续性只能由教育体制保证，而教育体制往往又掌握在一些要人手里。比起人类真正的发展，这些要人考虑得更多的是国家财政预算的平衡。在现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退回野蛮的危险非常大。
您的话让我不由想到了勒维纳关于友爱和他人的论述。他在《全体和无限》中写道：“这个人的样子使我深受触动，确切地说，他在以他的苦难和一无所有——他的饥饿——呼唤我，我无法对他的呼唤充耳不闻。因此，真正说起来，使我深受触动的这个人不是限制我的自由，而是在唤起我的仁爱之心的同时，提前结束我的自由。”
您说在看到垃圾堆上的孩子们之后，您感到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您是将孩子们的面孔体会为了一种“呼唤”。这正如勒维纳所说：“在注视着我的目光中，这面孔……证实了第三世界的存在、全人类的存在。”接着，他说：“面对一张以完全陌生的神情注视着我的面孔，我的责任……构成了友爱的最初内容。”他又进一步说道：“人的定位本身、人类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友爱。这与认为人类是因为相似聚集在一起的，人类各个家庭是由丢卡利翁丢卡利翁（Deucalion）：希腊神话中人物，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他和妻子皮拉（Pyrrha）在躲过洪水之后，在平原上遵照神谕拾起石头往身后扔，这些石头分别变成了男人和女人。——译注往身后扔的石头变成的，人类世界是通过私欲之争实现的等等观念截然不同。人类的友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意味着众多个体，这些个体确立的依据并不归结为某类显著差异的存在，他们的独特性在于均能够参照自我、审视自我；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同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似乎还远远没有到来。社会必须是一个友爱的共同体才能适应坦诚——尤其是贴近——的要求，正是在这一要求之中，那张面孔得到我的迎接。一神论就表示了人类的亲属关系，人类这个概念一开始便从面孔所代表的他人上升到一个高的角度，上升到每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负有的责任上。”您对此有何评价？
无话可说，钦佩之极。看来，我力求做到科学但又缓慢甚至有时颇为笨拙的阐述与上面既充满哲理又富有诗意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只能向埃马纽埃尔·勒维纳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三部分遗传学
“我不同于你，但不仅不会损害你，反而增加你的价值。”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deSaint…Exupéry，1900～1944），法国飞行员、作家。——译注
我们从定义讲起，好吗？什么是遗传学？
它是一门力求从对生物繁殖过程的新近研究中得出结论的科学。实际上，生物繁殖的过程表现出两种明显不同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一分为二，产生一个与自身相同的生物，这是“再现”；在另一些情况下，两生物合作，产生第三个生物，这是“再创造”。然而，我们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却常常将它们混淆起来，这个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在理解生物繁殖现象上存在困难。例如，很显然，我们人类能够再创造新的生命，不能够再现自身，可是，“再现”一词却频繁地被用于形容人类。
遗传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它已经有了多少重大的发现啊！
直至1952年，几乎不到半个世纪之前，人们才发现了DNA分子。我们可以从其结构来解释DNA分子如何既能一分为二，复制出自身，又能提供生物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信息。这一发现彻底动摇了我们所以为的“生命”概念，以致这个词实际上已完全失去了意义。所谓“有生命的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归根结底，也就是各构成元素之间，完全与任何一个石子内部的活动一样，进行着相互作用的物质的存在。它们被纳入由自然过程产生的种类极其繁多的物质集合。它们表面上非凡的能力不过是奇妙的复杂性带来的结果。这样，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是一体的，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一个世纪以前，关于生殖的矛盾已经得到了阐明。说它存在矛盾，是因为一个个体由另外的两个个体产生，而个体从定义本身而言是不可分的，于是理所当然地，一个个体不可能有两个来源。长期以来，人们作出的解答是否认这种双重来源，认为只有一方起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引起了很多的争执，特别是18世纪里认为孩子孕育在精子中的精子论者和认为孩子孕育在卵子中的卵源说者之争。通过在豌豆上进行的实验，孟德尔凭直觉认识到，生殖过程中存在着生殖双方所获得的生命信息分离成两部分的现象。因此，个体是可以分离的。确切地说，它们不是“不可分者”（individus），而是“可分者”（dividus）。然而，这一思想是那么的具有革新意义，以至在当时没有人理解它。直至1900年，由于众多新的发现，尤其是细胞核里染色体存在的发现，孟德尔的看法才被接受。
至于所有的物种都是由一个共同的起源（可能是35亿年前出现在海洋里的蓝藻）进化而来的，这在今天已经成为科学家们公认的事实。但进化的动力是什么呢？拉马克拉马克（Lamarck，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致力于无脊椎动物的研究，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译注回答是获得性状遗传，达尔文回答是自然选择。可是，这两位学者并不了解生物特征的遗传过程，他们不可能作出真正有根据的回答。群体遗传学的发展使人们从基本的遗传过程中得出结论：代代相传的，不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特征——“表现型”，而是掌管这些特征的基因组——“基因型”。
各种参量都应该被考虑到：繁殖力、死亡率、性伙伴的选择方式、突变、迁移、种群的个体数量等等。简便的做法，是把其中某些参量单独抽出来，在它们相对恒定或者容易测度的群体中进行研究。因此，这种做法特别适用于人类，适用于“孤立民族”，即长期与人类其他群体无遗传关系的个体集合。
所有的发现用完全自然的过程取代了一度似乎是个谜的东西。一步步地，我们分析这些过程，明确它们的每个阶段，以至拥有改变它们进程的能力。改造环境之后，我们即将改造我们自己。这使我们面临全新的责任。
能否大致给我们讲讲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和遗传密码是怎么回事？
在这里，我不打算给你上生物化学课。我们只来了解一下DNA和RNARNA，即核糖核酸。——译注这两种基本分子作用的规律。
所有的DNA分子都是由A、T、G、C四种化学结构排成的序列。这些结构，由二十来个原子组成，它们就像一切分子一样，有的紧凑，有的疏松。人们发现这四种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它们彼此连接起来，形成按照一定顺序排列的长段，如TGGCAATCG……A与T、G与C之间，又另外显现出相对弱些的吸引。这样，与原始片段相对，形成一个互补片段，呈现的序列为ACCGTTAGC……但这两个片段并不只是无力地交缠在一起，它们可以彼此分离，两者中的每一个便各自产生新的互补片段，于是，在一组双片段之后，紧接的是两组相同的双片段。这就是发生了“复制”。据我们所知，惟一具有该能力的物质结构是DNA。
RNA分子同样是由四种化学结构的序列构成，只是其中U代替了T，因此，DNA与RNA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后者中有一类，被称为“转运RNA”（tRNA），它们含有两个特别部位，使它们能够翻译DNA片段上所呈现的序列，并将各种氨基酸连接起来，形成蛋白质。这些蛋白质，是生命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也是长长的序列，序列的构成元素是被称为“氨基酸”的化合物，该化合物表现出20种形式。合成蛋白质，就是使氨基酸按照明确的排列顺序一一连接起来。这个顺序由DNA分子的碱基序列确定。转运RNA将64种可能的三碱基化合物中的每一种与20种氨基酸中的一种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对应。对于这种对应，人们命名为“遗传密码”。
在了解错综复杂的运行机理之外，重要的是明白这些机理具有多少的绝对性，相应地，又有多少发生可以改变其进程的作用的可能性。
因为，一个物种的任何表面特征都直接或间接地由一个或数个基因控制，同时，它又是环境作用的结果。这是两个来源，一个“先天”，一个“后天”，两者合作，产生表现型。要改变物种的一个特征，人们可以对环境施加作用，但该作用将局限于顺应了新环境的个体，而且个体发生的变化不会传给后代。与此相反，倘若人们改变物种的基因，那么发生的变化将是决定性的，后代全都会受到该变化的影响。基因操作（人们更喜欢用“基因工程”这个词）可能很快就将（在某些方面已经）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愿望来改变家畜的特征，培育出更优质的奶牛、产蛋更多的母鸡。不过，一特征的变化极难不对其他特征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并不总是有利的，人们最初的兴奋如今已经被比较务实的态度所代替。
显然，我们人类自己是最有必要采取防备措施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并不是任何技术上的进步都必然代表着人类的进步。排除那些造成可怕的疑难杂症的基因，诸如胼胝体先天发育不全，还有某些疾病……确实会使人类发展得更好，但是，需要排除的基因和只是与丰富人类多样性的标准有所偏离的基因两者之间的界限应该如何确定呢？
因此，必须实现我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称之为“伦理民主”的东西。在这种民主之中，民众自己来确立支配新能力的规则。
第三部分希特勒
“种族大屠杀试图灭绝的，是千百万殉难者苦痛的肉体之中人的存在本身。”弗拉迪米尔·让凯莱维兹弗拉迪米尔·让凯莱维兹（VladimirJankélévitch，1903～1985），法国哲学家。——译注
20世纪的历史，在经历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之后，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恶的问题重新列入当前必须讨论的问题中。我们不能否认恶的事实，更无法为恶辩护。恶存在于何处？是在人类身上吗？我想到了马尔罗马尔罗（André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译注的一句话：“我在寻找至恶与友爱相对的灵魂之中起决定作用的地方。”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要定义一个事物，必须指出所有属于它的东西，并由此确定所有不属于它的东西。描述“A”的特征，同时是在描述“非A”的特征。概念也是一样。
想“美”必定也是在想“不美”，美只是依丑的存在而存在。我们可以想像一种文化不懂得根据这个标准对事物进行分类，但是，我们不能想像一种文化仅仅认识美而不知道丑。对于恶，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关系到我所实施的行为：为了不至于饿死，我钓了一条鱼，杀死了它；为了摆脱妨碍我的人，我向这个人发起攻击，打死了他。这两项行为，我们可以撇开任何的价值判断来看待。它们都是我行使自由的结果，是各种因果关系根据其自身的逻辑性运行发展的结果。就它们本身而言，无所谓什么善或恶。它们存在，仅此而已。只有当我对这些行为作出评判，力求肯定其中的一些行为，谴责另一些行为时，“恶的问题”才被提了出来。这一评判需要参照事先已经确定的准则。
所以，应该从人类树立道德规范的能力中去寻找“恶”的根源。对于别的生物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恶的概念。各种自然过程盲目地进行着，每个生物，除了继续自身或所属物种的生存之外再无其他明确的目的。
然而，一个道德规范的确立并不是可有可无、无缘无故的行为。它直接来自于我们思考未来的能力。与其他动物相反，我们人类知道明天将会到来，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参与到创造明天的事情中去。于是，我们向宇宙中我们可以发挥作用的小小的角落引入了目的性。
因此，我们必须在所有可能的行动中进行选择，而为了作出选择，我们就必须参照一些使我们能够对这种或那种行为分别作出“善”、“恶”评判的标准。为了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标准，摩西登上了西奈山。今天的人们将登上哪座山峰呢？
这也有点像汉斯·约纳斯汉斯·约纳斯（HansJonas，1903～1993），德国哲学家。——译注在《奥斯威辛以后的上帝概念》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在书中写道：上帝任人类自由，是在“冒险”……
如果用本来就决定了一切的造物主的意志来解释目前宇宙的现实，那么很显然，造物主赋予自己的某种创造物自行作出决定的可能，是一项极大的冒险。
确实，20世纪的科学已经远离了拉普拉斯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译注的观念。拉普拉斯只看到宙中决定性因素在起作用，照这种看法，从今天进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