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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霸国之谋，且犹作内政，以寄军令，使之耳目素习，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动摇，然后出而用之，若决水于千仞之溪矣。
○不吊不祥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德也。
○鲁僖公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而有牧之盛。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而有来牝三千之多。然则古之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见厩有肥马、野有饥莩而能国者也。
○实始翦商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巳六百余年，作诗这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尔。犹《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也，犹《康诰》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后人追言之也。张子曰：“一日之间，天命未绝，犹是君臣。”
○玄鸟读经传之文，终商之世，无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ず雉，惕于天之见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则知监于夏王之矫诬上天而忄栗忄栗危惧，盖汤之家法也。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矫诬之甚乎？毛氏传曰：“玄鸟，鸟鸟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戌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可以破史迁之谬矣。
○敷奏其勇“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难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而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汤武身之也，学汤之勇者宜何如？”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近之矣。
○鲁颂商颂《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此最学者之大病也。
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
○诗序《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闪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小宛》，皆刺厉王之诗。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正义以为《采苹》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
●卷四○鲁之春秋《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春秋阙疑之书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髡顽、楚子麋、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明矣。其谓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以庚戌；陈侯鲍卒，为再赴：似皆揣摩而为之说。
○三正三正之名，见于《甘誓》。苏氏以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其来尚矣。《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觐会同则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国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独是晋为姬姓之国，而用夏正则不可解。
杜预《春秋》后序曰：“晋太康中，汲县人发其界内旧冢，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ぶ郑父，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有一月壬戌”，而传则为九月壬戌。经传之文或从夏正，或从周正，所以错互如此。与《史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东井，乃秋七月之误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奔京师，而卜偃对献公，以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言：“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以《长历》推之，为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晋人用夏正之见于传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后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为今年之事。新君入国之日，反为旧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经乃错简，当在二十三年之冬。传曰：“九月，晋惠公卒。”晋之九月，周之冬也。
《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传作“秋”。刘原父曰：“《左氏》日月与经不同者，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经所云‘冬’，传谓之‘秋’也。考宋用殷正，则建酉之月，周以为冬，宋以为秋矣。”
《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作“春”。刘原父曰：“传所据者以夏正纪时也。”
《文公十六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在九月，传作七月。
《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为周正，则麦禾皆未熟。《四年》：“秋，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盖芟践之。”终是可疑。按传中杂取三正，多有错误。左氏虽发其例于隐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间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书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闰月《左氏传？文公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并是鲁历。春秋时，各国之历亦自有不同者，经特据鲁历书之耳。《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传在上年闰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传在上年闰月。皆鲁失闰之证。杜以为从告，非也。
《史记》：“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则以鲁历为周历，非也。平王东迁以后，周朔之不颁久矣，故《汉书？律历志》六历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其于左氏之言失闰，皆谓鲁历。盖本刘歆之说。
○王正月《广川书跋》载《晋姜鼎铭》曰：“惟王十月乙亥。”而论之曰：“圣人作《春秋》，于岁首则书王说者，谓谨始以正端。今晋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当时诸侯皆以尊王正为法，不独鲁也。”李梦阳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权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观之，《春秋》‘王正月’，必鲁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别于夏、殷，并无他义。刘原父以‘王’之一字为圣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于此见之。”
赵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于诸侯，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庙，所谓禀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传》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经之善，后人辨之累数百千言而未明者，传以一字尽之矣。
未为天子，则虽建子而不敢谓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为天子，则谓之“正”，而复加“王”以别于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春秋时月并书《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考之《尚书》，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滕》：“秋，大熟，未获。”言时则不言月。《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召诰》：“三月惟丙午フ。”《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フ。”言月则不言时。其他钟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独并举时月者，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于阙一也。
建子之月而书春，此周人谓之春矣。《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元熊朋来《五经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此之谓天统。”
○谓一为元杨龟山《答胡康侯书》曰：“蒙录示《春秋》第一段义，所谓‘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其说似太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质文之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周环，五行之道也。周据天统，以时言也；商据地统，以辰言也；夏据人统，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时，惟夏为正。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圣人不为也。若谓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以夏时言之，则十月陨霜，乃其时也，不足为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时冠月，当曰‘秋十月’也。”
《五代史？汉本纪》论曰：“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徐无党注曰：“古谓岁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国语》言六吕曰‘元闲大吕’，《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不独谓年为‘元’也。”吕伯恭《春秋讲义》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训》也。年纪日辰之首其谓之元，盖已久矣，岂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说《春秋》者乃言《春秋》谓一为‘元’，殆欲深求经旨，而反浅之也。”
○改月三代改月之证，见于《白虎通》所引《尚书大传》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氏引《伊训》、《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为商人不改月之证，与孔传不合，亦未有明据。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为正，不改时月为证，则不然。《汉书？高帝纪》“春正月”注，师古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叔孙通传》：“诸侯群臣朝十月。”师古曰：“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故行朝岁之礼，史家追书十月。”
○天王《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是也。○邾仪父邾仪父之称字者，附庸之君无爵可称，若直书其名，又非所以待邻国之君也，故字之。卑于子男，而进于蛮夷之国，与萧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贵之”，《公羊》曰“褒之”，非矣。
邾仪父称字，附庸之君也。阝犁来来朝称名，下矣。介葛卢来不言朝，又下矣。白狄来，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亘来归惠公仲子之。”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衤遂。”曰僖公成风者，僖公之母成风也。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说得之。《左氏》以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礼尊其母，又未薨而，皆远于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鲁有两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而隐之夫人又是子氏。二传所闻不同，故有纷纷之说。
此亦《鲁史》原文，盖鲁有两仲子，不得不称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宫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辞也。
《释例》曰：“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如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是也。妾不得体君，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