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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归来之后，在离哥德堡港不到一千米的地方触礁沉没。当时，这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大的一艘远洋大船，载重量为八百四十三吨。因为近在港口咫尺沉没，因此沉没的原因相当特殊，二百多年来各种猜测层出不穷，成为瑞典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瑞典东印度公司产生的高额利润，对整个瑞典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一是十七世纪正是瑞典社会工业化和产业化的阶段，来自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相当一部分利润，转化成了工业化的资本，从欧洲大陆购买机器，在瑞典兴办工厂，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一个侧面促进了瑞典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二是瑞典东印度公司造就了瑞典的一代商业巨富，如萨尔格林、查尔摩斯等等。这些商业巨富为回报社会，设立了不少机构：如瑞典的萨尔格林医院和查尔摩斯技术大学，都是在该时期由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捐赠设立的。三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定下了一条规矩：所有货物在哥德堡拍卖所得的千分之一，用于救济穷人。比例虽低，但是基数庞大，因此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在长达七十五年的贸易当中，双方贸易总值达数千万两白银，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对瑞典的影响更大。因此，瑞典对此也非常重视，从海洋考古、历史文献、研究等方面，资料都相当完整。一九八六年，瑞典海洋考古专家又一次对“哥德堡”号沉船进行了打捞，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哥德堡”III号的项目，完全以民间的力量，重建一条“哥德堡”号远洋大船，前来中国，再现当年的中瑞贸易盛况。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条新造的大木船已经扬帆起航，驶往中国。该船到访中国的时候，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但是，瑞典方面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瑞典文的资料和档案，对于瑞典船在广州的贸易情况，语焉不详。而中国方面对于广州对外贸易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专门的文献留存。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向有轻视商贸的传统，因此对于广州的贸易盛况，从未加以记载和叙述。从雍正初年至乾隆年间，只有在引起了严重的中外交涉的情况下，才有一些奏报。除此之外，广东的地方官员断不肯向朝廷汇报广州的夷务。
最早引起严重中外纠纷的是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的洪任辉案，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通晓汉语的官员洪任辉带着船队前往中国北方港口贸易，引起朝廷震动，遂强行规定外洋诸国此后只准在广州一地贸易，不得再赴宁波等地。但是洪任辉案引起的只是清朝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开始，并不能反映早期广州贸易的盛况。一七四四年，“哥德堡”号在广州的贸易情况，瑞典档案中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一七三二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条贸易船到港的时候，领队的首席大班柯林•；坎贝尔为了向瑞典公司的其他股东表面心迹，对其在广州贸易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同时，这一年中外档案中恰好有粤海关监督祖秉圭贪墨案的记载，两相对照起来，互为印证，好比是把一幅零碎的图画重新拼合起来，描绘出了雍正十年广州对外贸易的生动画面，这也正是本书的源起。
这本《雍正十年——1732：那条瑞典船的故事》虽然是以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但是书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都来自历史档案，属于严格的信史。相关事迹，均根据中文档案和瑞典文档案进行对照，据实记录；相关人物，除如升行的行商Mandarin Quiqua之外，都得以考证，查对出实际中文姓名和在广州贸易时所用的对外字号。Mandarin Quiqua是个重要的行商，其真实姓名不能得以考证，甚为遗憾。
《雍正十年——1732：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基本上再现了雍正十年广州贸易的整体情况，其中有相关的广州地方官员，粤海关监督，海关监督衙门的家人、书办和胥役；有前来贸易的英、法、荷兰、瑞典、奥地利等国的外商大班，困守在黄埔的外洋水手，也有专门和外商贸易的福建籍行商以及为外洋船服务的通译和买办。围绕着外洋船的贸易活动，这些人物之间交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引出了雍正十年瑞典商船在广州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蓝旗国外洋船首次到港，黄埔港洋人水手日夜放枪作乐惊了秋闱；孚德行行商陈芳观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告状，和广顺行的陈寿观势不两立，海关监督衙门查封孚德行等五家洋货行；陈芳观向总督衙门告状，直达天听，海关监督祖秉圭被革职查办；外洋大班趁机告状，蓝旗国外洋船黯然离开广州，无人送行，等等。
雍正十年在广州的贸易情况，也基本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广州的对外贸易盛况。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号乾隆九年在广州贸易时的情景，也正可以通过本书得到比较准确的反映。值此“哥德堡”号再造号重新访问中国之际，本书的出版正可以为这一文化盛事作出历史学上的诠释。
蓝旗国的外洋船
虎门口的一阵枪声，蓝旗国的外洋船到港了
雍正十年，西历一七三二年，出夏入秋，一阵枪声，突然在虎门口附近的珠江水面上响起。枪声响了八下，又戛然而止。一艘停在虎门关前的外洋大船的甲板上站着八名高大魁梧、金发碧眼的洋人军官，手举西洋火枪，依次朝天鸣放。另一侧，一群绿营兵勇，簇拥着几个胥役打扮的人物，刚刚上了这条外洋巨船。
这是外洋船的惯例，鸣枪欢迎粤海关虎门口的官吏按例上船检查。雍正年间，西洋大船前来广州贸易者，每年有近二十条之多。外洋船到，先泊于澳门外的洋面上，派人前往澳门前山寨的海关关口投讯，并延请海关衙门的引水两名，其中一名上船引航，另一名则驾快船，先行至虎门口禀报来船的情况。
虎门地势独特，两侧山头虎踞，仿佛是老虎的两颗牙齿，拦住珠江水域。既为海防天险，朝廷向来驻有一协绿营水师，由一名协统，领左右各一营，兵勇数百，进行守卫；粤海关同时设虎门关口，外船到虎门，必抛锚等待，由虎门口的海关胥役，在绿营的
护卫下，清点船上的人员刀剑枪炮，逐一登记造册。检查毕，大船过虎门，泊于十数里外的黄埔锚地。
引水来报，这条船在前山寨投讯，自称来自瑞典国，系首次来广州；领船前来的洋人首席大班，叫做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却在雍正四年来广州做过贸易，所以也懂得前后规矩。果然，那艘自称为瑞典国的外洋船离虎门关不远，就抛锚等待检查；海关胥役上船，又鸣枪八响欢迎；看上去，他们和英咭利国、法兰西国、红毛（荷兰）国的其他西洋贸易船，没有什么区别。
大船上的洋人，这时都上了甲板。这些洋人显然是第一次来广州，大都环顾四周，眼神中透着新鲜和诧异。那些洋人大多个子高大，头发金黄，脸膛儿很红，似乎也有点腼腆。为首的大班坎贝尔，则粗壮胖大，说话和做手势十分夸张。坎贝尔显然对胥役的套路，十分熟悉，故在胥役们清点之前，就命人端来一个茶盘，茶盘里面放有茶水，角上一块红布，包了几块银洋。银洋进了口袋，为首的胥役，用洋泾浜英语客气地和坎贝尔寒暄起来，其他几个胥役，就开始清点人员枪炮数量。瑞典船人数将近一百，火炮二十门，火枪也有不少支，清点造册，也花了少半晌工夫。坎贝尔耐着性子，等到清点结束，又命人给胥役和兵勇，送上四瓶洋酒，算是感谢检查顺利结束。紧接着又是一阵枪声，同样是八响，欢送海关胥役和兵勇下船。官兵们带走了引水，却在船上留下了两名胥役。
【蓝旗国外洋船遭遇台风，并终于找到了澳门
这条船悬挂蓝底黄十字国旗，船名是“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idericus Rex Sueciae）。彼时来广东的外洋船甚多，船名固然是繁复异常，旗号也有七八国之多；当地人为了易于辨别，大都按照旗号之颜色和形状，予以区别。比如奥地利，称为双鹰国，丹麦称为黄旗国。瑞典国旗以大幅蓝色为底，自雍正十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外洋船前来贸易，当地人即称之为“蓝旗国”。
这条蓝旗国的外洋大船，是年阳历二月九日，自瑞典港口哥德堡启航，经过半年的航行，
堪堪于八月底，到了南中国海澳门一带的水域。从哥德堡到澳门附近，历时半年，尚算顺风顺水，靠的是强劲的信风，这个季节，正好由西向东。八月二十八日，船到澳门西南几十海里的地方，看到了一条正在航行中的中国帆船。外洋船上的大班、军官和船员们，都十分兴奋。好比是长途跋涉之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遇上了可以问路之人。
首席大班坎贝尔命令升起英咭利国的米字旗。想来他是考虑到瑞典国的外洋船首次来中国，这蓝底黄十字的国旗，对于中国的海员一定十分陌生，甚至会把他们吓跑。而英国船来广州贸易已历四十多年，这幅米字旗已经为中国人所熟知。坎贝尔同时命令船上的第二大班布朗（Brown）先生，带人坐舢板靠近这条中国帆船，前去了解澳门的方向和距离。
布朗先生受雇瑞典东印度公司之前，曾在英咭利国的外洋船上当过大副，不仅到过广州，
甚至能讲几句中国话。他成功地和中国帆船上的中国人进行了交流，回来禀报坎贝尔说，澳门就在东北方向；而这条中国帆船，正好要驶向广州，可以顺便带路。知道了方向，自然是一件喜事。于是这条外洋船就跟着中国帆船，不断地向东北方向行驶，绕过了一个又一个无名的岛屿。
大概跟着中国帆船，大海船的速度也快不起来，这段路程，竟足足走了三天。到九月一日晚上，坎贝尔和船长在甲板上，忽然看到西边的夕阳异样地火红，夕阳旁边，堆满了五彩缤纷的云彩。糟糕！富有航海经验的船长一看之下，大惊失色。这正是东南亚海域台风即将来临的预兆。于是，船长立即命令卸下主桅杆，落下风帆，并且迅速寻找可以躲避的地方。
果然，从晚上十点钟开始，猛烈的台风就把这条外洋船卷入了滔滔的波浪之中。前面带路的中国帆船早已失去了踪影；四周一片漆黑，整个晚上，船员们都在船长的指挥下，不停地忙碌。如此猛烈的台风中，船早已失去了控制，只能随着波浪漂浮起伏；船员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尽量不让大船离岸太近，否则的话，非常容易触礁。
充满危险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虽然风势依然猛烈，但是至少容易看清楚陆地，这样也比较容易使大船和礁石保持距离。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光景，风势渐渐地弱了下来，但是这条外洋船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坎贝尔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个天然的小港湾，于是下命令将船驶向这个港湾下锚。大船停下来以后，所有的人都筋疲力尽，倒头便睡。
第二天早上，坎贝尔派了一条舢板，送了几名军官上岸，前去寻找当地人，打听这个地方的位置。上岸的军官还真的找到了两条中国的小渔船，就停在不远处的岸边。渔船上的几个中国渔民，跟着军官，到了这条外洋船上。坎贝尔等到过中国的人，搜肠刮肚，把所有知道的中国话都拿了出来，询问澳门的方向和位置。不知道是没有听懂这些洋大人的蹩脚中文，还是故意不说，反正这几个中国渔民，就是不告诉他们澳门的位置和方向。
无奈之下，坎贝尔使出了最后的绝招，他拿出了锃光发亮的西班牙银元。足足四十块西班牙银元放在前面，渔民们的眼光里也放出了光芒，而且完全理解了洋人们的意思：把他们带到澳门去。台风过去以后，大海格外的蔚蓝和宁静。这条瑞典船在几位渔民的指引下，不过用了半天工夫，就远远地望见了澳门的大炮台城堡。离城堡二十多公里，瑞典船抛锚；那几个中国渔民，怀揣着许多西班牙银洋，开心地离开了。
外洋船大班雨夜坐舢板到黄埔
瑞典船来广州的前一年，雍正九年，广东总督郝玉麟奏请在澳门前山寨设立县丞衙门，“察理民夷，以专责成”。这等于把原来的香山县，一分为二，单独设立一个副县级的衙门，管理澳门口岸左近的中外事务。前山寨原设有海关的澳门关口，兼有关防和海关的功能，因此由一名旗人任防御总领，也驻有粤海关监督的两名家人和若干海关胥役，专司外洋船事务。
按照规矩，外洋船到广州，先泊于澳门关外，报关投讯，并延请引水。于是坎贝尔派了船上的一名大副，坐舢板前往澳门总口投讯。投讯大概是自报家门的一种形式，大致要说明这条船来自何处，船上的人员和枪炮等等情况。投讯以后，有引水一名，持红牌一枚，随同前来投讯的洋人，前往大船上领航；红牌上便写有这条船的情况，由引水在虎门口交验。交验之后，虎门关的胥役上船，继续持红牌，伴随大船抵达黄埔。这大抵是粤海关为了对外洋船，自澳门经虎门，到达黄埔锚地这一路的控制办法。
船过虎门口，经过检点人数、刀剑、枪炮和带来的货物，这条来自瑞典的远洋大木船，终于驶入了珠江水域。同时，虎门口的海关，立即将检查的情况，包括来船的国别、船员人数和刀剑枪炮情况，派遣胥役一名，骑快马从陆路赶往广州的海关监督衙门，通报情况。正因为如此，广州和外洋船相关的那些人，包括官府、商人和已经到达的洋人们，才能立即得到消息：又一条欧洲船到了。
雍正年间，到广州的外洋船，每年在十七八条之数。问题是每年的来船数量不尽相同。因为通讯不便，商人们通常会根据来船的数量，改变货物的价格。这种价格的波动，甚至会有相当的幅度。因此许多外洋船一过虎门口，船上的大班们就会急不可耐地坐上舢板，直奔广。这样可以和骑马的胥役差不多同时到达广州，在消息没有传播开来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签下几单大的合同。
还在从澳门到虎门的这条路上，坎贝尔看到了一条停泊在洋面上的欧洲船。远远地看过去，旗帜很像是双鹰国公司的船。双鹰国公司，正式的名称是奥斯坦德公司（Ostend），以比利时的港口城市命名。当时奥斯坦德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签发给了这个奥斯坦德公司非洲和远东的垄断贸易特许状，因此这个公司，悬挂的是奥地利的国旗，国旗上有两只鹰，故称双鹰国。
坎贝尔知道，双鹰国公司今年应该有两条贸易船前来广州。看来，这条停泊在伶仃洋附近的大船，一定是双鹰国公司的两条船之一。远远地避开了这条船的注意，坎贝尔决定尽快赶到广州进行贸易，至少要赶在这条双鹰国的大船之前，否则今年这么多的欧洲船到广州，肯定会造成广州商人抬高货物价格的格局。
因此，坎贝尔决定不等大船在黄埔抛锚，就立即坐舢板夤夜出发，争取以最快速度，赶往广州。随行的有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还有一位从虎门上船的海关胥役。舢板在黄昏的时候离开大船，结果半个小时以后，天气突然变得恶劣起来：风雨交加，还夹杂着闪电和雷鸣。海关胥役不会引水领航，也不甚熟悉这一带的水路，结果这条可怜的舢板船在风雨之中，只能跌跌撞撞地前行，甚至转入了珠江的支流水道。瑞典公司的大班们一片抱怨之声，却又奈何不得。
晚上八点多钟，突然在前方看到了一星灯光。舢板上的众人一阵兴奋，以为到了黄埔，用力将舢板往灯光方向划去。划近一看，原来是一只中国帆船。这时候，从虎门上船的这位海关胥役拼命示意，让舢板上的人千万不可发出声响：这只中国帆船，八成是当地的海贼。坎贝尔等人也了解这里确有海贼出没，不禁噤若寒蝉，舢板船急忙改变方向，逃离这条帆船。
好不容易，既逃离了海贼的威胁，又找到了正确的水路，舢板船到了黄埔，抬头看到江中停泊了许多前来贸易的外洋船。近岸后，看到锚地的岸边，有毛竹搭成的简易仓库：这是外洋船用来临时存货的地方，通常有船上的洋人水手把守。布朗先生眼尖，一眼看到其中的一个仓库，属于一条英国公司的叫做“林讷”（Linn）号的外洋船。布朗先生正是在这条船上当过大副。
既然是以前工作过的船，布朗先生相信那里都是他的熟人。舢板船近岸，布朗先生就开始大声叫门。守卫仓库之人一听，问来者是谁，坎贝尔不知是有意隐瞒，还是无意随口回答说：我们是“弗雷德里克国王”号的。这下可惹出了麻烦，守卫们高叫起来，准备马上开枪了。因为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广州海域，根本不存在“弗雷德里克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