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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坎贝尔等人在行商陈汀观的崇义行租用了一个夷馆以后，立即着手进行安顿。安顿夷馆，靠的也是买办。这种买办，称为夷馆买办，和前者提到的黄埔买办，颇有不同。那外洋船，万里迢迢而来，在海上航行时间，需要半年至一年，船上自然有一应人等，包括厨师和服务生。但是在广州的夷馆，却只有若干大班和守卫仓库的军官水手，所以夷馆买办，不仅要为夷馆提供食品杂货，而且要派人照顾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起居和饮食。
如此一来，在这个镇上的夷馆买办，就不像黄埔买办那样是个建筑包工头，倒很像一个外商企业服务公司，手下有一批服务人员，一旦和大班们谈妥服务条款，一起进驻夷馆。进驻的人员中，有门房、厨师和佣人。通常有十名左右的服务人员，常驻在夷馆里进行服务。将近一百年之后，亨特在他的书中提到，官府于1824年发布命令限制这样的服务人员人数，规定每个夷馆不能超过八个。但是彼时的夷馆，已经和洋货行分离开来，成了独立的单位。等到洋人大班开始贸易，再派来一批苦力，帮助装箱和搬运货物。
雍正十年，外洋船的大班们向行商租用的夷馆，里面是空荡荡的，所以定下一个夷馆买办以后，立即需要让他提供夷馆内的各种物事。夷馆买办提供的物事中，主要是家具，却也包括很多杂物，比如床、桌椅板凳和厨房用具。有些东西非常琐碎，甚至包括木制的锅盖、风箱、将军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洋人之间，等级也十分森严：给首席大班睡的床，估计是十分豪华的，精工细作，所以要纹银二两，和一口棺材的价格相同；而给看守仓库的水手睡的，却是只值零点零八两纹银的竹床。两者相差二十多倍。
做生意的人，都要讲些派头，尤其是办事处。虽然办公只是半年左右的时间，也要布置得相当妥帖，古今中外，莫不能外。所以二楼的办公空间中，通常会布置一个漂亮的客厅，也兼作饭厅；除了家具以外，也挂上装饰画，摆上鲜花。这样一来，夷馆就有了对外的公共空间，可以接待客人，进行交际，更重要的是谈生意和签合同。
想来当时的夷馆买办，办事效率相当的高。瑞典公司的大班们，九月八日中午到达陈汀观的崇义行，晚饭以后，就在夷馆里面接待了客人。来访的是其他外洋船上的大班们；除了英国人以外，法国人，荷兰人，还有港脚船上的大班们，都到了瑞典公司的夷馆。瑞典公司虽然是一个新公司，却有点像新酒瓶子装陈酒，领头的大班当中，很多来自其他公司，包括首席大班坎贝尔，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既然是陈酒，他们自然和其他国家东印度公司的陈酒之间，互相熟悉。
十八世纪初，充当欧洲各国外洋船和港脚船的大班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人多半有点冒险性格，天不怕地不怕，同时身强力壮，抗得住长期远航生活的风浪和艰险。除此之外，这些人还是一些高明的商人，能够同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比如中国人和印度人，大谈生意，并且取得丰厚的利润。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一个公司的大班到达以后，其他公司的大班前去看望，多少是一种惯例：一方面，他们多少有点惺惺相惜，互相之间，表示一下亲热和友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生意上的考虑，探听消息。
外贸生意，信息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第二天，坎贝尔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带着其他的几位大班，又回访了各国公司的外洋船，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的夷馆。回访的时候，坎贝尔带着相当明确的目的，要探听今年广州贸易的价格情况。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信息，因为欧洲船的大班们，虽然大家都成了身在万里之外的漂泊客，但是本质上还是贸易竞争的对手和敌人。所以探得的信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蓝旗国大班觐见粤海关监督祖秉圭
正如坎贝尔所说，崇义行的行商陈汀观，办事十分稳妥，有效。也许就在瑞典公司的大班到达广州的当头，也许是第二天，陈汀观就到海关监督衙门进行了申报，说明已经充任了蓝旗国外洋船的保商。陈汀观是雍正十年广州最重要的行商之一，和衙门的关系，一定很好，是否上下打点，尚不可知。但是他在瑞典人到达广州的第三天，就带着这些洋人，前去觐见海关监督大人。
是日上午，坎贝尔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带着其他的大班和军官，前往海关监督衙门，按例觐见大清雍正朝钦命粤海关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二品大员祖秉圭。海关监督衙门，也在广州城外的这个小镇上，位于总巡口的后面，在洋货行所在大街东边。所以坎贝尔们在陈汀观带领下，很快到达了海关监督衙门。
说坎贝尔去觐见海关监督大人，十分精神和兴奋，是因为他这次到广州，身份和地位大大地不同。雍正四年他和他兄弟一起来广州的时候，虽然也是大班的身份，但是算不得重要角色，是否有资格觐见海关监督，也难说得很。但是坎贝尔现在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兼首航外洋船的首席大班，虽然瑞典人主要借重他的经验，好比是识途的老马，却是这次航行中最重要的人物。
除此之外，他在瑞典的时候，还通过公司的另外股东，从瑞典国王那里，讨得了一纸“瑞典国王特命前往中华帝国全权大使”的封诏。坎贝尔是个商人，眼下既然有了这么好听的官方头衔，自然是觉得非常自豪，也多少有点拿鸡毛当令箭，要展示一下这特命全权大使的派头。
到了衙门，二堂上觐见海关监督祖秉圭。祖秉圭倒是很客气，让他们坐下，并奉茶招待。坐下以后，坎贝尔就滔滔不地说了起来，说是他们来自很远很远的国家，受瑞典国王派遣，前来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因此希望海关监督阁下给予一切必要的帮助和保护，这样瑞典国王陛下就会每年派遣大船，前来广州贸易，云云。
下面这段文字，标志着中国和瑞典两个国家，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接触。“9月10日：今天上午，行商陈汀观同我们一起去拜见海部，向他致意。我们通过翻译（又称通译 Linguist）告诉海部说，我们受瑞典国王之命，远道而来，旨在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和进行贸易；我们因而希望他能够给予我们一切必要的保护和帮助，以使瑞典国王陛下建立的公司能够不断
地进行贸易，每年都派船只到这个国家来。海部友好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坐在椅子上，请我们喝茶。他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并且保证我们将享有所有的保护和一切欧洲人在此的所有权益； 他也祝愿我们贸易成功和财源不断。他还送了我们一些丝绸作为礼物，这是以前的海部所不曾有的友好举止； 而显然，对其他的欧洲和港脚公司的大班们，他也有如此的礼待。我们称谢后就告退了。”坎贝尔的这番话，自然是向翻译说的。
当年这翻译的水平，是否足以把坎贝尔先生的话，源源本本地翻译给祖秉圭听，很难判断，想来大意还是明确的。问题是祖秉圭一是对瑞典，或者说蓝旗国，几乎毫无所知。按照粤海关的规矩，对和外国建立邦交关系，向来也没有兴趣；二是坎贝尔觐见祖秉圭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位海关监督大人心情最为不好的时候。广东总督和巡抚联名参奏他贪墨海关税银，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这可是要他老命的事情。这正是瑞典船的故事中最核心的情节，下文自当细述。
祖秉圭虽然心情大大地不好，但是还是很有风度。按照坎贝尔的说法，他对蓝旗国外洋船的到来，表示高兴和欢迎；承诺蓝旗国的外洋船，也将一体享受其他国家贸易者在这里的所有权益。最后，他祝愿蓝旗国的外洋船生意成功，财源滚滚。又送了这些洋人大班们几块丝绸，作为礼物，旋即端茶送客。
祖秉圭官至二品，自然是官场老手，当海关监督也有数年，所以虽然不见得熟稔外交事务，却也说得十分得体。其对洋人大班所说，基本是一些套话，放在每个国家的外洋船大班头上，都毫无破绽。祖秉圭同时对坎贝尔提出的建立友好邦交关系，以及他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顾左右而言他，不置一词，也算避开了这，一政策性的话题。想来这次接见，历时很短，属于礼节性的接待，海关监督大人，总共也没有说上几句话。否则依照坎贝尔的性格，肯定要在他的日记中，大大地写上一笔。
接见虽然简短，而且是礼节性的，这次接见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坎贝尔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货真价实，祖秉圭则是大清国负责外洋贸易的最高官员。所以尽管坎贝尔是曾经到过广州的陈年老酒，尽管他是一个刚刚加入瑞典国籍不久的前苏格兰人，这次会面，还是意味着中国和瑞典两个遥隔万里的国家，有了第一次官方的接触。雍正十年西洋历九月十日这一天，也就翻开了中瑞关系史的第一页。
黄埔的丈量船只仪式
祖秉圭担任海关监督时的粤海关衙门，显得效率相对很高。就在坎贝尔等觐见海关监督大人的第二天清晨，蓝旗国外洋船的保商陈汀观就通知这些大班们，海关监督大人当天将派人前去丈量船只。于是，坎贝尔一众，大清早就急急赶往黄埔，蓝旗国外洋船的停泊所在，等候海关监督衙门官员的到来。崇义行行商陈汀观和他们同船前往。
却说丈量船只，在广州的外贸活动中，是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既体现了大清王朝对外洋来船的理论和政策，又是粤海关征收来船固定税的一种方法。广州一地，向来是中国通商重地，但是清朝以前，广州的对外贸易，多少带有一点中华属国前来天朝进贡的色彩。所以这个丈量船只的仪式，十分夸张和形式化：既象征着泱泱中华大国，怀柔夷人，泽被四海，又标志着外洋船到广州以后，正式开始贸易的起点。
外洋船到黄埔抛锚之后，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行这种丈量船只的仪式。比如乾隆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从黄埔下碇，到丈量船只，等了二十一天；同上，“瑞克森•；斯戴德尔”号则等了十六天。相比之下，第一次来广州，“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九月八日在黄埔下碇，十一日就举行丈量船只的仪式，自然是祖秉圭领导下的海关监督衙门，效率很高了。
既然是隆重而夸张的仪式，通常是海关监督大人亲自参加。早在西历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英咭利国的“麦卡费尔德”（Macclefield）号船和法兰西国的“阿拉巴”（Arab）号。船到港的时候，海关监督大人索尔弼，亲自跑到澳门，前去主持丈量仪式；晚在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年，李永标担任海关监督期间，他一年当中到黄埔主持丈量船只仪式，多达六次。这些都说明，通常情况下，海关监督大人都要亲自出席丈量仪式。
前面说过，雍正十年是个多事之秋。尤其对海关监督祖秉圭来说，因和洋货行中的一个行商陈芳观不合，闹出许多事端来，眼下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效率虽高，自己还是没有亲自来主持这丈量船只的仪式，而是派了一个家人，代表他来参加。所以九月十一日将近中午时分，祖秉圭的家人带着书办和胥役，到了黄埔，并且登上了停泊在江边的“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船。
祖秉圭是上三旗贵族，早年就官居广西巡抚，所以府中自然有许多家人。所谓家人，大都是满洲高官府中的包衣奴才。他们在内是奴才，在外则是威风凛凛的大管家，经常可以代表主人行使权力。主人官当大了，也会提拔这种奴才，出去当官。有清一代，许多官至一品、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有名的年大将军年羹尧，便是一例。粤海关向来和内务府关系密切，所以海关监督，基本上都是满洲贵族，海关监督的家人统揽关务，代替主人行使职权，也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连前来贸易的外洋船大班，也深知其中三昧。洋人使用一个葡萄牙语的单词Pay de Casas， 来称呼海关监督的家人。坎贝尔还特意作了解释：“按葡萄牙人和其他人的认识，应是一种管家，或为大官或大人物府中的军官头目。”这种管家，本身是包衣奴才这一节，倒是不得而知。
祖秉圭的家人，坐海关监督专用的关部官船，前来黄埔。这种官船，大概是珠江水面上最醒目，也是最有威势的一条船，虽然不大，但是通体漆成红色，上有船楼，充分体现了官家的威风和派头。因为是正规而夸张的仪式，所以这条海关监督的官船靠近外洋大船的时候，从船上轰然响起了一阵炮声。通常是八响，或者是十六响。
外洋船相应的保商、通译和买办，必定提早来到船上，在前甲板正中，放下一把座椅。座椅安置停当，海关监督大人，或者是他的代表，才开始上船。上船以后，径直坐在这把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座椅上。大人落座以后，这丈量船只的仪式，算是开始了。他手下的胥役，就会在通译的帮助下，对船进行测量。这种方法，说来也算简单，无非是量出大船的长度和宽度。长度是前桅到后桅之间的距离；宽度是中桅，或者说主桅杆所在的位置，量出船体的整个宽度。两者相乘，再除以十，可以得出一个数值；然后根据这个数值，来确定这条船，应该属于几等船，以此征收外洋船的固定税。这种固定税，粤海关称为“船钞”。粤海关按照前朝“丈抽”之法，把外洋船分成三等。从一等大船到三等小船，每一数值单位的税率各不相同。前后桅之间长度乘船宽除十，得出的数值，超过154。当属于不大不小的二等船，该交的固定税，不超过纹银八百八十两。丈量以后，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登记在案；自有外洋船的保商，负责外洋船缴纳这笔“船钞”之税。
船不大，过程也简单，这丈量船只仪式的第一个项目，大概花不了多少时间。丈量完毕，海关监督大人或者是他的家人，开始向外洋船的大班们赠送礼物。礼物通常是两头牛，几瓮酒，有时还有几束花。牛和酒，从来是中国人用来犒赏军队的必备之物。明朝制度，凡是外国来朝贡的人，也用这犒劳军队的“牛酒”，进行招待。这里用牛酒招待远客，完全是一种慰劳的意义。清朝开海贸易，在沿用了明朝丈量船只仪式的同时，也沿用了“飨以牛酒”的传统习俗。但是明朝的时候，招待外国贡使，非常实在，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肉，半瓶酒，一斤米，以及若干蔬菜。但是在雍正十年，这种“飨以牛酒”，却完全是象征性的了。
“飨以牛酒”，从名义上讲，是海关监督代表皇上，“御赐”给外夷的礼物。正是因为这是“御赐”之物，所以要把这丈量船只的仪式，搞得花团锦簇，隆重热烈。但是明朝的做法，是大包大揽，你外邦小国到我天朝上国来朝贡，哪怕只是用朝贡的名义，来做生意，大赚其钱，一律都管吃管住；甚至回程的路上，吃的东西也全部给你准备好。可谓天朝之关怀，无微不至。
雍正十年，虽然也用皇上的名义，给洋人送牛酒，但是两头牛，几瓶酒，不够大船上百十号人吃一二天的，所以送礼只是一个象征意义。操办牛酒的，却是给外洋船提供食品供应的买办，八成是黄埔买办。黄埔买办事先操办这些牛酒、鲜花，可能还有甜饼，等海关监督和衙门一干人等到来，让他们以皇上的名义，送给外洋船上的洋人。这些费用，应该是官府出的，也就是日后到官府报销的意思。
但是中间过手的家人或者胥役，经常要占这些买办的便宜，甚至完全把这笔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比如乾隆二十四年，公元一七五九年，法兰西国外洋船的大班向两广总督李侍尧告状，说是自从李永标在乾隆十六年当上海关监督以后，他的家人和书办，从来也没有给操办牛酒的买办或者通译报销过这笔牛酒的费用。因为买办不敢得罪家人和书办，所以只好抬高供应品的价格，再从洋人身上捞回来。雍正十年，家人和书办的贪墨情况也比较严重，但是至少这项费用，还是官府出的。
雍正十年，这象征性的“牛酒”，价值不过是三四十两纹银，却给外洋船的大班们下了一个套子。按前明贡市之例，粤海关初建之时，这丈量船只的第三项程序，就是外洋船回赠礼物。比如康熙四十六年，总督奏报皇上，从外洋船收到的礼物为：一箱洋酒，一箱烟草，还有一些药，大概是金鸡纳霜之类。所以清朝前期，这种互送礼物，基本是对等的关系，价值对等；同时也是因为皇上送的“牛酒”，所以洋人送的礼物，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