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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感激我，她可能早就成了比她爹还大快十岁的那位从台湾回来的老头的女人。跟着那老头日子肯定比跟着我强多了。就是因为有钱，白红云她爹头脑一热，不问我也就算了，居然连白红云也不问，就自作主张地答应把她“卖”给那靠几个臭钱支撑起来的一堆老骨头。
那种“卖”比我们现在的“卖”绝对不一样。那种“卖”你们不会说是“卖”，但比真卖还真；现在的“卖”你们都会说是“卖”，却彻头彻尾是假卖。
不把话说得越难听就越难懂了吧。什么卖不卖的，说白了就是你们说的所谓“骗婚”，我们的行话叫“仙人跳”。
当然，走这条路的风险确实是大了些。可世上许多成功都是风险的深加工。只要成功多于失败就行。我们已经连续成功了三次。这次失败是第四次。四次有三次成功还要怎么样？人一辈子哪能天天好运？
你可能会骂我没劲，简直就不是人养的。可你骂我狗娘养的也没用，因为这个主意并不是我一个人拿的。
有一半得算在白红云那小婊子自己头上。
或者算在那两个“小杂种”头上也行。
真的。真不是我要耍赖。我跟谁耍赖也不会跟自己女人和“小杂种”耍赖。那多没劲。
不信你去问他们，自从两年前“一不留神”被打断过一次胳膊后，我就已经不太怎么干老本行了。除非万无一失，除非到了买盐的钱也没了，或者白红云买卫生巾的钱也没了。
我两年后的重操旧业，真的与白红云和她生蛋一样生下的两个“小杂种”脱不了干系。
我还是把起因讲给你听听吧：我也没想到我在女人身上下种的本领比往田地里下种的本领强多了。“大杂种”出生才两个月，“小杂种”又不声不响地在白红云肚子里生根发芽了。也就是说，“大杂种”出生刚刚一年，“小杂种”又出世了。我是独子，按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生二胎，可是，“小杂种”一落地，乡计划生育办就来了一大帮人，要罚款。这是我想都没想到的。我说凭什么？他们说两个孩子相差不到三岁。我说这是什么道理？相差三岁是“生孩子”相差一岁就是“下儿”了？他们说那是政策，我说制定这政策的人肯定是牲口变的。他们一个个愣着眼不知我要说什么。我说，人不是牲口，只有牲口才是要后代才发情，可人动不动就发情，我怎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播了种？
其实我也知道这是在瞎起哄。更别想这能成为抵抗罚款的武器。好说歹说，最后我不得不接受罚款一千元的“从轻处罚”。我手头没钱，别人生了小孩整个“祝米酒”可以收几千上万元，可我穷得连亲戚六眷也没有。整“祝米酒”“整”的是内兄内弟，可白红云她家除有个完全可以改叫“白痴”的老爹外，一个可以被“整”的人也没有，连她娘也早就没了。
你叫我怎么办？计划生育办的人不会因为我说没有就不收罚款了。后来，我只好表态：三天后一定交清。他们大概以为我三天内会整“祝米酒”，那样就有钱交了，于是放了我一马。就在那天下午，有个哥们儿从号子里出来了，把电话打到我们村部，村长叫我去接过电话后，我便决心重操旧业了。
一直到几个月后再次落到“条子”手里。
在拘留所待了一个星期后，回家的那天晚上，我一边接受白红云百般努力的“慰劳”，一边在考虑今后是不是还继续干下去，白红云突然说：“不如我们出去一起干吧，有我在你身边，总比你单枪匹马的强吧！”
这就是我的好女人。什么是好女人？对男人而言，我觉得愿意跟你往一个坑里跳的那个绝对就是，哪怕那是火坑。
看来，我真得想法子把白红云找回来。
我甚至还想起半个月前白红云被别人老鹰抓小鸡一样从地面上提起来的画面。白红云一定摔得不轻，会不会摔断了胳膊大腿？被他们抓回去后是不是还要被打个半死？或者已经被打成了残废？会不会已经被打死啦？
我跳进黄昏的陷阱想了好多过去从没想过的问题。真的。
三
我当然不会将实情说给“条子”听。我对死老太婆也没说，更不用说“条子”了。更何况，跟“条子”说了实情，他肯定就不会帮我了。
我才没那么傻哩！
我的不请自到显然让“条子”有些吃惊。这当然不奇怪了。以前都是我被“条子”一次次“请”进来，从没有自己找上门来过。我跟这里的“条子”也就在我一次次的“进出”中混熟了。起码我跟他们都认识了。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去找乡派出所的“条子”而不是到县公安局，就是因为乡派出所的“条子”跟我更熟悉。有个名叫何光耀的“条子”还是我小学同学。尽管他不认我这个同学，但他改变不了我跟他同过学的事实。就像我再怎么瞧不起家里的死老太婆都改变不了她就是带我来到这个世上的人一样。
我进门时是黄昏后的八点多。正好是我那同学值班。
迈进房门时，我真的高兴得不得了。高兴的原因有三：一是值班的“条子”是我同学，我可以围绕他产生许多美好幻想。我们同了整个小学。他之所以现在比我强，我想是不是他那名字取得比我好？“光耀光耀”，光宗耀祖。二是此刻他那副要多窝囊有多窝囊的样子。那一身堆在鼾声里的横肉，把原本不错的皮质办公椅压得哼哼唧唧，那分明就是死不甘心的太监压在痛苦不堪的宫女身上瞎忙，让人忍俊不禁。三是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部崭新的手机。如果不是有事求他，我想都不会想就先把那部“三星”手机“毛”了，拿到县城千把块钱绝对好出手。我甚至条件反射般地屋内屋外晃了几眼，确信没有其他人之后，已开始考虑是否先“处理”完这部手机明天再来。
我想，我甚至可以用卖手机得来的票子请他痛痛快快撮一顿。那样他肯定会更卖力。
他＊的这小子不该破财，我正要下手时手机说话了：“首长好，首长好……”
我当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又不是第一次跟“条子”们打交道。
在他睁开眼睛之前，我迅速退回到我该在的位置，然后忘了他是我同学，然后忘了他是瞎忙的太监，然后习惯性地鞠了一躬，然后只差跟着手机叫“首长好”了。
之所以没叫他“首长”，那是因为我还明白自己不是在“号子”里。我叫了声“耀哥好”。尽管我知道他并不情愿我对他的称呼里有个“哥”，但我从小就这么叫的。一个祖宗，一样的辈分，你让我怎么叫更好？他醒后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接电话。他不可能不接电话先来应付我。但是，他接电话的同时已经开始严肃地打量起我来，并走到门外左右光顾了一番。他显然是把我当成是被人抓来的。显然是这样。他接完电话，尽管我又非常友好地喊了一声“耀哥好”，他还是很机械地问道：
“谁把你带来的？又犯事了？”
我这才边给他递烟边解释我此行的目的。
经过我千般万般努力，最终他想必是相信了我所说的白红云被别人“拐卖”的事情。不然他不会那么得意扬扬。我跟“条子”“打交道”这么多年了，还从没见他们中有谁像现在这么扬扬得意地跟我说过话。他十分开心地一边让他的食指在我眼前耀武扬威，一边说： “狗日的何光汉啊何光汉，你这回真该成‘光汉’了吧？你他妈活该你，人家那么好一个丫头被你彻头彻尾糟蹋了，我看这回是好事，她被谁买去也比跟着你这狗日的强！”
我知道他这么骂我那就是有些信我说的话了。但我更明白，我决不能被阶段性的“胜利”冲昏头脑。我知道，我们这种人决不能直来直去地跟“条子”较劲，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要分胜负就要看是谁笑到最后啊……这都是我们的经验。所以，尽管我有了些曙光在望的感觉，还是习以为常驴唇不对马嘴地低着头只顾“是是是”。
“是什么是？是她跟了别人比跟你强？”耀哥吼道。
“是……是……”
“该不是你缺钱花把老婆也卖了吧？”
“是……什么？……不是！”
这个问题真他妈太毒，吓了我一跳。好在我见的场合多了，半点马脚也不会露。我知道耀哥只是没话找话来把我这种人和他们的档次拉开。我无所谓的，本来就不是一个档次。再说也不一定“条子”就处处比我厉害。比如当扒手。如果他们个个都比扒手厉害，那早就没有扒手了。
“狗鸡巴日的何光汉啊何光汉，你当初抢张什么皮不好？怎么偏要抢人皮呢？”
耀哥继续快活地骂着。
“是……是……”
唯唯诺诺之中，我“壮着胆”抬头望了耀哥一眼。
他毫无理由地笑起来。
我真想问他笑什么。你他＊的又上了我的当了。现在开心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心里的笑比你狗日的笑要甜蜜一百倍哩！
“她真不是跟人跑了而是被人拐卖了？”看来他还是不敢轻易信我。
“报……告，耀哥……真的是！”想必是跟“条子”表演惯了，我意识到此时的“报告”表演得过了头，在他的痞笑之中，我马上调整了一下心态，接着说：“昨天她跟我打过电话哩！她没来得及说话线就被掐断了，我还保留着那个电话号码哩！”
说话间，我赶忙搜出一年前“毛”来卖不了几个钱便自己留着用的破手机，翻出一个电话号码。号码的来历很简单，那是一年前我和白红云接头的暗号。那天，我是在白红云与那个男人热热闹闹举行婚礼时离开的，我离开之前和红云商量好了，她撤离前给我打个电话，谎称要把自己结婚的消息告诉远方家里的亲人。他们哪知道，这个电话是白红云在告诉我，让我放心地在事先商定好的地方等候她的到来。
因为是“条子”，耀哥要做他该做的事情时，远没有表现出玩我时的热情。笔录也做了，指模也摁了。望望红色的指模，我突然发现那团红红的细纹原本就是我的思维。转眼间，那团思维就由内向外旋转成了我要出发寻找白红云的路线。我想，那我们就出发吧。现在出发的话，正好赶上晚上十点钟经过县城的那趟火车，明天中午下火车后，坐一个小时的汽车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我知道我的心情太迫切了些。可我还只是想了那么一下嘛，怎么就会遭到耀哥的回绝呢？
耀哥说，你先别急吧。好在你有这个电话号码，我们跟那边的派出所联系上了再说。你看过电视上解救被拐卖人员的故事吧？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想……麻烦您亲自去才行……反正通过电话就可以知道大概地方。”我哀求道。
没想到我小心翼翼的一句话把耀哥给惹火了。耀哥说：
“亲自去？你以为想去就去？老子工资都不能按时拿，哪来钱给你去找人？”
他怎么一下就成了我的老子呢？我恨不得把家里的死老太婆送给她，并告诉他只有那样才有资格当我老子！我想，假如那样，他肯定比我老子还没出息！他明明该叫我家的死老太婆婶婶，他怎么好意思当我老子？
你他＊的！我也在心里毫无内容地回骂了一句。
我想起自己身上还有两千元，于是又“吞吞吐吐”地说：“我……愿意……出钱。”
钱真他妈厉害。听说我愿意出钱，你猜耀哥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你？出钱？”说到这他停了一下，把自己的目光射成一双猴爪在我身上翻来覆去，直到找不出让他惊喜的大虱子，才接着说：“你有钱吗？”
我问：“要……多少？”
我没想到他的语气会变换得那么快。
我以为他接下来会问我是不是又“毛”了别人。没想到他却说：“至少先交三千！”
我想，你他妈跟腿一叉开只管收钱不问来者是谁的婊子有什么区别？
还是那句话：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问题，都没有用钱来得见效。如果用钱来解决都不见效，那就是真正的没法解决了。
怎么说这对我总是好事。
我知道现在不是我没事找事的时候，赶紧乘势而上：
“我……凑了……两千……”
四
直到上了火车，我才有事没事地觉得有些事情你不想也得想。这些破事对我而言简直就像钞票和女人。听说有个跟我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大作家什么的也把“事业和女人”作为一辈子的追求，何况我？就算他的事业比我的伟大，但他要女人的目的难道跟我有什么不同？鬼才信哩！所以，我得找回自己的“事业和女人”。所以，尽管我曾经想过放弃事实上已经成了别人女人的白红云，但现在又去找她了；尽管我曾经打算不再到处去“拿”钱了，但现在又不由分说地重操旧业了。
找回我的女人是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破事，我只好有事没事地想这件破事，有事没事地把这件破事继续说下去。
有了这件破事，才有了一连串的破事。那一连串的破事破得就像这列走上三五步就得歇下来喘几口气，并妄想扔掉一些负荷却越扔越吃力的火车。
车是慢车。本来是要坐前一趟快车的。可是那趟快车比我和耀哥的动作要快，我们气喘吁吁地跑进车站时，那个庞然大物正得意扬扬地打着长喊飞奔而去，那声长喊分明是逃脱我们的追赶之后的得意。我不知多少次体味过那种逃脱追赶后的惬意，就是没体味过主动追赶别人被甩掉后的失望。现在总算体味到了。你看，它一边打、喊还一边得意地向我们伸着白色的舌头。
“＊＊＊！”连耀哥也发火了。我终于和耀哥有了第一次心有灵犀，我接过话头说：“日你妹妹！”
不知是我骂得胜出耀哥一筹，还是那个“你”字不太妥当，耀哥恼火地瞟了我一眼，我才知道自己太得意忘形了。
我不能太得意的。我怎么能在耀哥面前得意呢？我怎么能跟“条子”一块儿得意呢？
也许真是环境改变人吧。谁叫耀哥现在根本不像“条子”呢？耀哥现在穿着并不比我体面多少的便装，抽过烟的牙齿跟我一样黑，赶火车的脚步跟我一样那么风风火火，我怎么看也找不到能让我可怕的地方。难道“条子”的威风真就只是那身灰不溜丢的衣裤？
我那么得意自然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我想我可以坐回卧铺了。这么多年了，尽管我跟火车一起来来去去的机会并不少，但却从没正儿八经地坐过一次卧铺。“工作”性质不一样，没办法。然而今天，我的“工作”是配合“条子”，我想我终于可以跟“条子”一块坐坐卧铺了。
当时的情况还真不得不让我打一打这样的如意算盘。
你看上车前那架势吧：
耀哥连票也没去买，就更不用说在候车室站队。他带着我径直去了车站的“民警值班室”，他居然比我还熟悉那里的“条子”（因为我熟悉他们他们并不是个个都熟悉我），连证件都没递，值班室的“条子”就让他领着我从车站左边的旁门上了月台。
上车之后，耀哥像把我忘到九霄云外一样，只顾一个劲地往前挤。他停下脚步后，我才明白我们来到了一节卧铺车厢门口。
我就是在这时以为自己可以坐卧铺的。
没想到根本没我的份。
这回，耀哥当然得拿证件。我想，你他妈“警官证”还可以坐卧铺吗？后来才发现不是。他这回拿出来的却是另外的证件，一个叫做“铁路职工工作证”的深蓝色小本本，外加名曰“铁路硬席全年定期乘车证”的一张狗屁纸。我当然晃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我的本领对吧？
就凭那么两样东西，他就理所当然地有了不要钱的硬卧。
狗屁！他＊的！
我本来不想骂他的。我管他是从哪里骗来的免票证件是不是？这世道早就盗不如抢抢不如骗了。盗抢靠的是手脚，行骗靠的是脑袋。靠手脚生存的人永远比靠脑袋生存的人低一等。我骂他是从自己的后悔不迭开始的，记得十多天前，我还在火车上“拿”到过跟这一样的东西，因为用不着，扔了。早知道能派上用场我干吗扔？
当他得意扬扬地一边按照乘务员的叮嘱去找自己的位置，一边给我甩来一句“到外面去”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手头上的证件是不是前几天跟在我身后捡来的？想必是。想必是捡来后换上了自己的狗屁照片。然后跟我耍威风。我能不骂他？哪怕只是在心里骂！你以为在心里骂他他就轻松吗？我还在心里“日他老婆”哩！你别以为这没用，你听见过菩萨说话的声音吗？可我们那里好多人就被菩萨“整”死了。就算我不是菩萨，哪天我跟菩萨装炷香，说不定菩萨就让我骂灵了，我要日他老婆！
要不是有事求他，我真恨不得戳穿他的骗局。但我知道自己不能那样做。
于是，我后悔着后悔着就开始骂耀哥了。
我太恶毒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