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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另一方面负责网吧电脑的维护和维修，按月收取保养费；最后那些用坏了的电脑，他们又低价回收，分拆下零件，修修补补地再次卖出去，形成了一条很完整的产业链。
奥斯卡是当时他们那个公司的若干技术员之一，他勤奋努力，不久就成了业务骨干。技术员的含义很复杂，维修电脑，出售电脑，帮网吧老板解决一切遇到的难题，如安装游戏、下载电影，甚至教他们上网等。2001年的时候，开网吧就和以前炒股票一样的红火，大家都比着劲轰轰烈烈地把钱疯狂地往电脑上投，很多人连电脑怎么开机关机都不知道，就买来电脑开起了网吧。
“最近过得怎么样？你要机灵点，别又让人给卖了。”那年我刚上高三，学习的压力压得我缓不过劲来。但只要一遇见奥斯卡，我总忘不了念叨两句。
奥斯卡嘿嘿地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看得出奥斯卡对这份工作是很满意的。那些网吧出了问题、电脑急需维修的老板们，把他们当菩萨一样供着，敬烟、敬槟榔、请吃饭，只要是能帮他们解决问题，能让电脑立马动起来挣钱。在那段时间里，奥斯卡过得忙碌而舒适，他抽烟喝酒吃槟榔，习惯了出门打车，吃饭下馆子。他的钱包总是鼓鼓的，里面塞满了各个网吧老板给他的“意思”。网吧没有活儿的时候，他则兼做销售电脑，赚各个电脑零部件之间的差价。
虽然奥斯卡很辛劳地奔忙着，但一直没有挣什么大钱。每一笔业务的大头都被公司吃了，到他手上的不过是些尾数。就像猎物已经被狮子或豺狼给分完了，而他只是一只秃鹫去捡点肉渣子而已。
奥斯卡秘密地联合另外两位公司的骨干技术员，在一次和他们老板谈涨工资事件未果后，集体跳槽。这是奥斯卡给我说的，按照我的猜测事情应该是这样：另外两位技术员在和老板谈工资问题未果后，拉拢他集体跳槽。在一个风平浪静的上午，他们集体和公司不辞而别。接着，在一个星期后，奥斯卡和其他两人合资开了第一家自己的公司：天蓝电脑公司。主要的业务还是电脑销售，兼帮网吧做电脑维护、维修。
“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虽然我们把以前很多老客源都带了过来。但公司发展还是相当艰难。买电脑的顾客很少，以前的网吧又大多被各电脑公司瓜分完了，要打开局面就只有去联系新开的网吧，但那又谈何容易。”奥斯卡不止一次地向我倒苦水，他有点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后悔，在原来的公司里虽然富不了，但起码也饿不死。
抱怨归抱怨，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奥斯卡唯有硬着头皮和其他两人天天在外面拉业务、谈合同。饿了就吃包方便面，渴了就蹲在马路边喝瓶矿泉水。他和社会各个层面的人打着交道，有的时候称兄道弟，有的时候给人家装孙子。上门推销电脑经常遭受白眼，去网吧修理电脑慢了会被埋怨，手下的员工也一个个猴精，工资不能少，班却不想加。奥斯卡有一次咬牙切齿地给我说：“真恨不得把他们都给‘嚓嚓嚓’了。”这个“嚓嚓嚓”我知道，就是杀头的意思。
“还看奥斯卡的电影吗？”有一次我突然问道。
“电影？什么电影？”奥斯卡头一摆，有点摸不着头脑，“你是不知道，这个公司可是我一砖一瓦给垒起来的，那两个人猴精，有好处就往自己口袋里捞，出了事就推给公司。我算是看透了，这年头靠人不如靠自己，像我拉的第一笔业务，给一个政府机关配十台电脑。当时好几家公司在竞争，为了这笔五万元的生意，一个星期我去了他们单位十八趟，弄得门卫就和我爹似的，进进出出打个招呼就行了。领导的家我都去了四趟，去多了怕人家嫌弃，少了是没有诚意，最后硬是把领导磨得心动了。意思？当然要意思，你没意思，那人家怎么会给你意思。第一笔单子挣得不多，纯粹是为了开条路。不过，后面的生意就好做多了，那个领导人挺好，又给介绍了几笔业务。半年下来，才终于在电脑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我考上大学的第二年暑假，奥斯卡喊我出来喝茶。在正对火车站的冰点茶吧，我们选了靠窗的位子。那是个下午，空调在“咝咝”地往外吐冷气。一年不见，奥斯卡壮实了许多。长头发没了，换了个很精神的板寸头，脖子上挂着一条拇指粗的银项链，穿着黑色紧身T恤，领口处还别着一副宽边墨镜。我知道他肯定有事，奥斯卡是个存不住话的人，虽然这些年变了很多，但一直把我当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这点是没有变的。
“公司最近怎么样？”我边喝茶边随口问道。
“正常发展，我把另外两人的股份给吃了。”一句漫不经心的话，惊得我差点把口中的茶给喷了出来。
奥斯卡笑笑，好像很欣赏我惊讶的神态。
“三个人的公司，三个脑袋在想主意。思想不统一，做事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而且在钱财的分配上也存在矛盾，大家互不服气，比着劲地在外面捞外快，有段时间公司一直在赔钱。我想，绑在一起死，不如分开来活。这两年也弄了点钱，给他们一说，他们早不想干了，立刻撤资跑了路。”奥斯卡的眼睛看着桌面，他的嘴角往上翘着，猜不出他的想法，说道，“当然，账是我串通会计做的，账目上当然是我想要赚，就赚；想赔，就赔。我不动声色地把客户名单全部抓到自己的手上，经常单线和客户联系或者亲自上门，这样就使得公司里面的业务清淡了许多。然后我以此为由削减员工工资，逼那些员工跳槽，弄得公司里面鸡飞狗跳。等一切都布置好了，我才找来那两个合伙人谈公司前景，我把账本往他们面前一放，公司的现状他们也看到了，两人都怕血本无归，立马同意转让股份给我，好像还欠我天大的人情一样。”
我细细地听着，脑袋里想象着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我看着对面慢慢喝茶的奥斯卡，心里涌动着一股说不清楚的东西。
“还记得以前那个小苹果吗？前几天刚好遇见她来买电脑。整个人俗透了，也不知道在哪上班，穿着低胸衣，踩着双大红的高跟鞋，脸画得就像戴了张面具似的，开始看了我不理不睬，等她知道我开了个电脑公司卖电脑，对我那个恶心样，说什么她当年好后悔，现在她和那混混分手了，如果我追求她，还可以和我重来什么的。我把电脑卖给她，狠狠宰了一笔，可怜的，她还以为自己挣了大便宜，临走还留了手机号给我，要我寂寞时一定找她，操，什么货色，还当自己是当年的小可爱。”
奥斯卡很痛快地说着，他嘴唇分合的速度很快，淡淡的白烟从齿缝间不停地逸了出来。
钢琴声停止了，角落里随即传来几点稀稀拉拉的掌声。
奥斯卡已经在抽第三根烟，他的头靠在椅背上，很舒适地享受着此刻的状况。
“公司怎么样了？”我沉不住气先开口问道。毕竟两年没有见，虽然中间和奥斯卡有过断断续续的电话和网上联系，但都是只言片语，像这样面对面的交谈还是两年来的头一次。
奥斯卡把燃尽了的烟头在烟灰缸里拧灭，然后吐出了几个字：“破产了。”
“破产？”我愣了，问道，“好好的一个公司怎么会破产？你逗我吧？”
奥斯卡独自操作公司后，公司的运作走上了正轨。他以前积攒下的人缘和他给人诚恳的印象为他带来了众多的生意。两年的时间，他的门面已经换了两次，员工换了几批，身边的女朋友也换了好几拨。很世俗地讲，这些东西都能很客观地反映奥斯卡事业的成败。
“对，破产了，资不抵债。”奥斯卡脸上没有沮丧，反而浮现出一点点笑意。他的笑让我毛骨悚然。
“不会那么简单吧？公司破产了，你还能这么悠闲地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喝茶？”
“当然，天蓝电脑公司没有了，但我还在。我早已经把所有货物通过正规手段过户到新店下面，而债务呢，因为我原公司的破产，全部一笔勾销了，这是有法律保障的，债主拿我也没有办法。你瞧，他们还是追着我手机找，但我又能怎么样？新店是别人名字注册的，证件齐全，税费都缴了，我只是蒙着它的皮，做我自己的事。外面看来我是新公司里打工的，但实际上我是总老板。”奥斯卡很快意地又点燃了一根香烟。
“商场如战场，总有输家。不拉别人垫背，就得自我牺牲。我算是看透了，这年月要想活得好，就得往上爬。可你看看外面，谁不想往上爬，都上去了，下面总不能悬空吧？记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将功成万骨枯’，很有见地！对了，今天找你有个正事，你不是在报社实习吗？我想在报纸上登个广告，宣传我的新公司。我打听过了，一个整版要四万块，也太贵了；豆腐块大的倒是便宜，但达不到效果。不如你给我写个消息，关于我们公司的，最近不是快学雷锋了吗？你可以写某某电脑公司员工在雷锋日上街免费为群众维修电脑，或者说这一天我们卖出的电脑叫雷锋电脑，终身保修。这样炒作的话，肯定能大火特火一把。”
奥斯卡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从他嘴里散发出来的烟味、酒味、槟榔味，把我一直“顶”到了椅背上，香烟在我们中间的空气中缭绕，让我们虽然坐得很近，但又好像隔得很远很远。
恍惚中，我的眼前浮现出当年那个和我们玩捉迷藏的小男孩。他背着书包，两只手托着脑袋坐在月亮底下。他的鼻孔下挂着像冰凌柱似的鼻涕，随着他的呼吸，在风中亮晶晶地摇晃……
责任编辑／张小红
残阳如血
师承燕
一
重庆朝天门码头，象征着扬帆起航的船头形态的广场空旷、宁静，三三两两的游人漫不经心地闲逛着。
这时是下午四点多钟，九月的重庆，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一般要到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广场上的游人才会渐渐地多起来。
一位年轻女子随意选择了一张三人座椅坐了下来，面朝着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含义的广场雕塑，目光呆呆地凝视着，从别人的眼里望过去，不知道是她在注视着雕塑，还是雕塑在注视着她。
后来有人真的希望是雕塑在注视着她，记录下她的一举一动，注视着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
女子相貌平平，至少不那么吸引旁人的目光，衣着也平平，上身一件白色T恤，下着一条休闲裤，脚上是一双无后跟带的皮拖鞋，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她，至少不会有人刻意瞧她一眼。
可偏偏有几个人都注意到她，甚至后来许多细节都能够完整地描述出来。
有几个人都提到她的脖子上系着一条血红色的丝巾。
这个季节系着丝巾，本身就显得不合时宜，况且又是勾人眼神的血红色，女警官文静说，这条丝巾一定有着特定的含义，大家都没有出声，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从后来目击证人目击的先后顺序来看，第一个注意到系着丝巾女子的应该是从北京到重庆出差的郑敏，在没有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的前提下，她是第一个，她看见系丝巾的女子走到座椅前，看着她坐了下来。
吸引郑敏目光的恰恰是那条血红色的丝巾。
丝巾大都被女人用来作装饰，有时一条丝巾能让女人增色不少。可是，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令下，装饰作用既显得毫无必要，又显得过于矫揉造作了，更何况是一条刺眼的血红色丝巾。
郑敏的第一感觉就是嗅到了血腥气，时断时续的血腥气。
系着红丝巾的女子神态很平静，后来郑敏认真地想了想，觉得向警方的人使用这个词好像不够严谨，因为那是一种万念俱灰的平静，一种视生命如粪土，一种刻意追求死亡的平静，所以准确地说，应该用淡然，或者用寂灭更为贴切。
证明郑敏感觉的是一个男人走近时那女子的神态。
那个男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留着一撮小胡须，手里拎着一只矿泉水瓶，穿着一双拖鞋，衣着很随意，步子也是很随意，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无所事事，又想混出什么事的混混儿。
他肯定不认识那个女的。
因为他也是被血红色的丝巾所吸引，他围着那女子转了几圈，然后才试探性地坐在了那女子的身边。
他一直不停地说着什么，声音很小，郑敏一句都听不清楚，但女子没有说话，一句话也没有说，甚至那女子纹丝不动，如同身边没有任何人。
那男的抬起手来触摸着那女子的丝巾，嘴唇嚅动着，身子也越靠越近，就在他把手臂挪到了女子的背后，像是要从后面搂抱的时候，那女子才像是出自本能地往旁边闪了一下，但还是没有说话，神态还是木然。
那男子感觉到什么，放弃了搂抱的动作，把手里的矿泉水递给了女子。女子木然地接过来，木然地喝了一口，水顺着女子的唇边淌了出来，浸湿了丝巾，即便是这样，女子的神态依旧是木然。
看情形那男子很失望，转头看看周围，发现包括郑敏在内有几个人都朝着这边看，于是他一边说着什么，一边站起身来，离开了。
这时候的女子不易察觉地动了一下身子，实际上是更往下滑了一下，头顺势靠在了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郑敏要赶火车，所以，走马观花般地在广场转了转，就离开了。但她肯定地说，她最后一眼看见那女子的时候，那女子还是头靠着椅背，闭着眼睛，摊在两边的手的其中一只握着矿泉水瓶子。
第二位目击证人名叫刘飞，广场管理所的维修工人，他是去修理损坏的广场地灯时发现系丝巾的女子的。
其实，刘飞一到广场就发现了那女子，无独有偶，他也是一眼就看见那条血红色的丝巾。
离那女子正对面恰好有一处路灯不亮了，刘飞检测了一下，发现是灯泡坏了，换一个新灯泡也就是两分钟的事情，可是刘飞却干了将近二十分钟，后来他承认，他是想多看那个女子几眼，为什么？他说不出来，只是感觉到在这个奇怪的女子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记得时间是下午四点四十分的样子，也就是郑敏离开后十分钟左右，——这是女警官文静的推算——他注意到一个男人径直走过来，坐在了那女子的身边。
那男人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衣着很考究，中等个子，说不出来是做什么的，但给人的感觉，很像是骨头极轻的那种男人，轻浮、好色，处处都喜欢变着法哗众取宠，刘飞说他见过很多这样的男人，自己单位里也有，邻居也有，反正都是一个样。
那男的坐下后，把两条腿分得很开，就像是坐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一样。他先是朝着那女子说了些什么，那女子纹丝不动，连眼睛都没有睁开一下，这仿佛让那男的很尴尬，他朝着四下张望了一下，拿过那女子手中的矿泉水瓶子，举在眼前仔细端详了一阵，嘴里说了一句什么，拿在手里起身走了。不多一会儿，手里拎着两瓶矿泉水又回来了，刘飞肯定与他从这儿拿走的矿泉水不是一个牌子，很简单，他拿走的商标是蓝色的，而拿回来的却是红色的。
那男的拧开瓶盖，递给了那女子，却没有反应，那男子举起瓶子直接喂到那女子的嘴里，女子还是没有反应，刘飞注意到，水又一次顺着那女子的唇边淌了出来，浸湿了丝巾。这一下让那男子很恼怒，他干脆把瓶子塞在那女子的手里，自己拎着另一瓶，站起身来走了。
刘飞也想走了，他感觉到再也看不到什么了。
但他肯定，他最后一眼看见那女子的时候，那女子依旧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手里握着一只矿泉水瓶子。
第三位目击证人名叫杨琼，是广场的清洁工，她注意到那女子倒不是因为那条血红色的丝巾，而是那女子手里的矿泉水瓶子。
那瓶子握在那女子的手里不是直立着的，而是横躺着的，水已经淌得到处都是。杨琼希望那女子快一点儿离开，她好走过去把椅子擦干，否则若是让所长看见，又要扣钱了。
杨琼越着急，那女子越没有走的意思，岂止是没有走的意思，她竟然睡着了。这让杨琼忐忑不安。
杨琼不敢直接过去擦椅子，只好装模作样地在那女子的周围扫着地，希望那女子能很快醒过来。
大概在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走了过来，她先是仔细辨认了一下睡在椅子上的女子，然后坐了下来，轻声地问了一句什么，系丝巾的女子没有反应，中年妇女便往近前凑了一下身子探视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顺手拿起那个快要空了的瓶子走了。
杨琼希望椅子上的水渍能够自然晾干，再加上那女子一时半会儿看样子醒不过来，她只好离开去打扫别的地方。
最后两个目击证人是一对恋人。
他们后来说，大约在下午五点半的时候他们到了广场，女的提议说休息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