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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珠师妹问：“邵老师，那你为什么改专业？能不能说真话？”
老板嘻嘻笑了，说：“今天是在酒桌上，说的酒话。什么是酒话呢，不是实话，也不是假话……”
后来我们的理解所谓的酒话其实就是真话，只不过这种真话要喝醉了才说，酒醒了可以不承认。酒话和官话不同，官话是在主席台上或者电视台里大官或者大官人说的。那些是大话也是空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便是小官人只要往镜头前一站也能官话连珠。酒话和实话也不同，现在的实话真实的成分越来越少了，所谓的实话实说已经是电视上做秀的主要栏目了。只有酒话才是真话，酒后吐真言嘛。因为一个人喝多了一般不会上主席台也不会让他上电视台，也就没有必要说官话，也说不出那大而空的官话了。还有就是人喝多了舌头不打弯，也不会做秀了，所以喝多了只能说真话。
老板说：“你们都是我的弟子，没有外人，我说句酒话吧，我考法学研究生当时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俺爹报仇雪恨，把那支书告倒。”
大家听老板这样说都笑了。
“好笑吧！”老板说，“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的，现在看来是有点幼稚。办完俺爹的丧事后我就回到了学校，我在湖边为俺爹吹了一阵箫，然后在心里暗下决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要考法学研究生，毕业后分回家乡的法院，然后再法办那个支书。”
三师弟张岩问：“那你后来为爹报仇了吗？”
“报个屁，我研究生还没毕业时回了一趟老家，那支书已经下台了。他不在位置上连个臭狗屎都不如。在位时干了太多的坏事，下台了村里人都不理他。他也活不了多久了，酒喝多了，酒精中毒，基本上是个废人了。在村里见了他我沮丧极了，就像一个找不到目标的斗士。再说，真的告他上法庭我也找不到他什么罪状了。告他不人道，告他横征暴敛……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贪污的那点小钱该退赔的退赔了，组织上该处理的也处理了，你说我还告他个什么劲呀。”
甄珠师妹说：“至少让村里把你家的牛钱退赔了吧？”“怎么退赔？我找谁退赔？那钱后来让支书分给了村里人。即便我打赢了官司，我能去一家一户地把钱要回来？再说，法律的宗旨是维护一种现存的秩序，维护一种安定。如果你去翻旧账，那就是破坏现有的秩序，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这违背立法的宗旨。为什么法律中要规定诉讼时效呢？在诉讼时效过去后你就无权再进行诉讼，从而破坏已有的秩序。民间也有一句话，叫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
王莞说：“你父亲那事还没过诉讼时效吧？”
老板说：“我刚才阐述的是法律精神，具体到我父亲那事，我即便是能要回那钱，我也不会要了。村里人已经把钱分了，而且都心安理得，我让村里人退钱，将来我母亲和弟妹怎么在村里生活？再说，那几个钱值得我去费心费劲的要吗？还不够浪费我时间的。”老孟说：“那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老板说，“最终也证明不了什么，证明我父亲被电打死前没割过线有什么意义呢？我爹割线被电打死了这是事实，至于过去割没割过已经不重要了。他挂在电线上三天，谁都看到了。后来我回老家把我母亲、弟妹接到县城住，村里人都出来送。大家还在议论我爹的事。说这是邵家的老大，现在出息了，当了教授，发达了，把娘接到县城了，听说在县城买了房子。有人就叹气说，可惜老邵无福享受了，他为供老大上大学偷电线被打死了。又有人说，值啦，如果我儿子能上大学当教授，我被电打死十次也干。”
老板这么一说，我们都笑了。感情他父亲成了乡亲们心目中舍己供儿上大学的英雄了。
老板说：“是呀，什么都有官方用语和民间用语。如果现在有一个记者去采访，问我父亲的事，村里人肯定不会这么说。”
师姐说：“不过，父亲当年实在太惨了。”
老板说：“为了不让母亲触景生情，也为了让弟妹抬起头来做人，我把他们弄到了县城，结果为买的那房子还打了一场官司。”
老板所说的官司我们都有耳闻，就是那著名的“楼梯案”。当时老板还没有当律师，留校几年还是一个副教授。虽然老板当时还不算富裕，住在学校的筒子楼里，但他还是存了几万块钱。老板为老母买了房子，把一家人接到了县城。可是，那房子住了没三年就和楼下的业主为楼梯发生了纠纷。
师弟李雨说：“你那著名的楼梯案，是师娘告诉我们的。当年她好像还帮了你一把。”
老板顿了顿说：“你们师娘处处都想展示自己的能耐。”
大家见老板谈师娘不悦，便转移了话题，李雨便说：“你第一个女朋友好像不是现在的师娘……”
老板笑了，老板不想谈师娘却愿意谈过去的女朋友。老板装着很不高兴的样子指着李雨说：“你在背后尽打听为师的隐私。”
“没有！”李雨有些不好意思。
老板说：“这都是蓝老爷子的千金我那小师妹蓝娜告诉你的吧？”
“嘿嘿……”李雨笑。
无论何时老板一提到前女朋友脸上便会放出光彩来，不用问他都会说和前女朋友的故事。不过，老板和他前女朋友的故事一点也不圆满，所以老板谈到前女朋友总是露出遗憾的表情。
老板说：“你们师娘赵茹影是我第二个女朋友，也是我的师妹。她是我师兄也就是现在的法学院院长做的媒。我第一个女朋友叫曲霞，经济管理系的，她后来出国了。她开始是反对我改变专业的。”
老板当时把为父报仇，改学法律的想法告诉了女朋友曲霞。曲霞叹了口气说：“景文，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恨那个支书。可是如果你因为父仇去改变自己的专业，那是十分荒唐的。你喜欢的文学怎么办？你不是立志要当作家，当诗人嘛！”
邵景文红着眼说：“诗人，诗人能为俺爹报仇吗？！”
曲霞说：“你就是把一个村支书拉下台又能怎么样呢？难道为一个村支书连自己的理想都不要了？”
“你一点也不理解我，也不了解我。”
“我太了解你了，你想为父亲报仇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你要为此而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就让人无法理解了。你从小受苦，是在苦难中浸泡大的。你身上有一种忧郁的气质，而这正是一个诗人必备的，也是诗人特有的。如果你坚持下去，我相信你能成功。”
老板说：“你不用劝我，我已经决定了。你要出国考托福我都没拦你，我考法学研究生你也别管。”
曲霞只有不吭声了。
在老板和他女朋友快毕业时，两人决定合出一本诗集，算是为自己的文学梦画一个句号。
那时候老板已顺利地通过了蓝教授的面试，而曲霞也联系好了出国留学。
那本诗集的名字叫《电》，老板曾送给过我们一本。诗集中曲霞的诗作占了三分之一。集子收录了老板当时的最新作品，怀念父亲是诗集的主要内容。为此，老板还在那诗集的封面上加了一个副标题，叫“——献给我的父亲”。诗集中有这样的诗句：
父亲像硕大的纸鸢挂在闪电的末梢在暴雨中淋湿在太阳下晒干在母亲的哭泣中颤抖在人群的围观中蒙羞而秋天的风却高兴地吹父亲的灵魂随风而去。
诗集整理出来后，两人十分激动地寄给了某家出版社。两个人甚至认为这本诗集出版后将引起诗坛的轰动，将被人们传颂，将被写入文学史，将千古流传……而他们的爱情故事也将感动千千万万的人。
可是，诗集寄出去没过多久便迅速地被退回了，出版社连一句片言只语都没有。两人觉得这个出版社不识货，然后又寄了一家，不久诗集又被退回了。就这样退了寄，寄了退，终于有一位好心的编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并不是你们的诗稿不好才被退回的，其实我从你们的诗里读到了我年轻时的激情。关键是现在诗集根本卖不出去，出诗集出版社是肯定亏本的。你们也知道现在都和经济效益挂钩了，哪个责任编辑出的书亏本，就扣那个编辑的奖金。你们都是很有才华的大学生，建议你们写点别的，也许我们将来会有合作的机会。这位编辑语重心长，实话实说，一点都不虚情假意。后来曲霞找到了这位编辑商谈自费出书，包销。可是一个书号在当时最少也得五千元，更不用说还有印刷费了。就老板的经济条件哪怕是不吃不喝，也没能力自费出书。
在大学毕业的最后日子里，曲霞一直为诗集的出版而努力。可是那诗集最终也没有真正出版。后来诗集由曲霞掏出一千块钱打印、复印、装订了几十本，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在诗集印出的那天晚上，两个人望着一堆书一派茫然，连翻翻的心情都没有了。后来两人都很沉重地走进了校园。当时校园内正热闹非凡，草坪上围坐着一堆一堆的学生，大家正兴高采烈地吃着自带的水果。两人找了一片空处坐下，望着草坪上欢快的学生，曲霞沉沉地说：“你看同学们正享受毕业前的轻松呢，我们却为那本破诗集劳命伤财。”
邵景文说：“我一开始就反对出什么诗集，你看，得不偿失吧？”
曲霞叹了口气说：“虽然你改变专业的原因我觉得可笑，显得幼稚，但是你改变专业本身也许是对的。”
“你支持我考法学研究生了？”邵景文得意地望望曲霞。
“是的，”曲霞说，“我算是看透了，现在搞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学注定要边缘化。”
邵景文说：“我看得还没那么远，我只觉得应当学一门更实用的专业。比方你的专业就不错呀！”
曲霞说：“我的专业是我爸为我选的，现在看来还是我爸有眼光。我老爸曾对我说，文学可以当业余爱好，但不能当成职业。我考大学本来想填中文系，后来在我老爸的坚持下才读了经济管理专业。”
邵景文说：“经济管理也不错呀，如果我的高等数学好一点，我也会考虑考经济或者管理专业的研究生的。”
曲霞笑笑说：“你要是真考我专业的研究生，我肯定要反对的。你学法律，我学经济，咱俩优势互补。一家人学一个专业那是一种浪费。”
邵景文听女友这样说，便激动地在女友脸上吻了一下，然后又叹了口气说：“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成为一家人呢！你一出国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天知道。”
曲霞说：“你不要太悲观，我出去只不过拿个学位，我学成后是要回来的。我老爸还等着我回国接班呢。”
邵景文问：“你老爸到底是干什么的？我问了几次你都不说。”
曲霞神秘地笑笑，说：“我不愿告诉你，怕你有压力，我老爸其实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大款。”
“噢——”邵景文睁大了眼睛，有些嬉戏地问，“有多少钱，是百万富翁还是千万富翁？”
“我也不知道我爸有多少钱，反正汽车是有了。”
邵景文笑着说：“这真叫穷秀才抱着个千金小姐还为吃饭发愁。”
曲霞说：“我也不是什么千金小姐，我出身也是贫农，是无产阶级。我爸本来是一个小官，看透了官场的腐败，辞职下海开了公司。父亲的公司越做越大，他现在野心勃勃，希望将来把业务拓展到国外，所以他要送我出国留学。”
邵景文问：“你的签证什么时候下来？”
“快了，再等一个多月吧！”
邵景文用力搂着曲霞说：“没想到还有一个多月我们就天各一方了。”
曲霞紧紧地贴着邵景文，在耳边充满柔情地问：“你是不是忒舍不得我？”邵景文又叹了口气道：“你说呢？”
曲霞低声说：“要不我们在校外租一套房子吧，在最后一个多月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一起。”
“时时刻刻在一起……”邵景文品味着女朋友的这句话，然后贼头贼脑地问：“连睡觉也在一起？”
曲霞望着邵景文笑了，用手指点着邵景文的脑袋娇嗔着说：“去你的，看你色迷迷的样子，这下你总放心了吧。”“放心，放心……”邵景文嘿嘿笑了。
曲霞说：“我们明天就去找房子，去寻找我们的玫瑰房间。”
邵景文说：“又要用你的钱了。”
“什么你的我的，我连人都快是你的了。”曲霞说着将邵景文按在草坪上，两个人便在那里打滚。情人们在草坪上打滚是常有的现象，没有人会注意他们。
多年前老板和他的初恋情人为了同居手挽手地去找房子，这个过程显得暧昧而又刺激，复杂又辛苦。后来，当老板和我们谈到那个过程时，显得还是那样激动。只是老板和初恋情人预谋的同居生活最终也没能成功。这次失败给老板留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使老板谈起此事便处在一种向往之中。这又该证明那句“越是得不到的越觉得珍贵”的时髦用语了。我们看到在八十年代的大街上，老板和他的初恋情人行色匆匆，东张西望，像一对出道不久的小偷。在他们前面有一位房屋中介公司的业务员，业务员望着沉沉的暮色，时时停下脚步发愁地等待着他们。也许两人紧紧握住的手心里都是汗，哪怕是碰到最要好的同学也会使他们惊惶失措。老板青春期时的偷情，现在讲起来还是那样让人着迷。
八十年代的房屋租赁市场一派混乱，骗子多多，加上老板和女友又是初尝禁果，有些做贼心虚。所以他们根本无法判断中介公司设下的陷阱。在中介公司，几位无所事事的业务员见有业务送上门来，便像苍蝇一样嗡地一下围了过来。当得知两人找房子的要求后，业务员一连声说了无数个“有”，并十分惊喜地说：“真是太巧了，就在你们学校西门，二居室才八百元一个月，而且马上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子。”业务员说着当即给房东挂了电话，并约好了见面地点。
没想到找房子这么容易，两人觉得这是上帝在成全他们。两人在走进中介公司时还犹豫过，因为中介公司的不好名声他们也有耳闻。可是，不找中介公司怎么办，来不及了。时间不等人，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春宵一刻值千金呀！
在业务员的游说下，两人当即和一个叫“政通嘉业”的中介公司签了一份《房屋租赁责任委托书》，并交了八百元的中介费。
当两人紧跟着业务员来到那处被说得天花乱坠的二居室时，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月租金八百元的两居室简直不能住人，一间堆满了杂物，另一间养了几十只鸡，不大的门厅里四处是鸡屎。房东说：“那堆东西的屋子你们最好别乱动，晚上也最好早点睡，别影响我那鸡的休息，鸡休息不好是不下蛋的！”
邵景文问：“我们住哪？”
房东说：“这厅那么大还不够你们住呀，摆个床就住了，厨房、厕所都有。”
邵景文愤怒地冲出了房子，在门口冲业务员吼：“他妈的，让我们住在鸡窝里，我们花八百元为他看鸡来了。”
业务员说：“我们也不知他房子里养着鸡，没关系，你们不满意我们明天可以再看其他房子。如果不想找了还可以退中介费。”
两人一听业务员这样说，气也就消了，说好明天再看房。临走时业务员拿出了出租车票，说先把车费报了。邵景文说：“没找到房子为什么要替你付出租车费？”
业务员拿出委托书说：“这上面第二条第四款写得很清楚，看房期间，乙方带甲方看房的车费凭票由甲方支付。如服务成功，则由乙方承担。”业务员说，“这只不过由你们先垫付，等租到房子后我们公司报销。”
邵景文极不情愿地把车费给了业务员。两人回到学校心情都不好，那房子和两人幻想的玫瑰房间相差太远了。
这样两人便登上了漫漫的看房路。在一个多星期里两人几乎天天看房，有时一天要看两处，最后出租车费都垫了二三百了，也没找到心中的玫瑰房间。在一次次的绝望后，两人决定中止委托，要求中介公司退中介费。
“好吧！”公司经理非常干脆，“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