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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照雍正所承认的他自己的即位是康熙临终时“仓促之间，一言以定大计”，试想一个命似残灯将尽的老人用含混不清的词语来口述遗嘱的场景，要想区别胤祯与胤的确是力不从心，谁也无法排除四阿哥乘机捷足先登的可能。
胤在给十弟的信中所表露的“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完全可以作为四阿哥抢先一步的佐证。
胤本人对皇储地位虽然并不那么孜孜以求，但他却是八阿哥、十四阿哥的支持者。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胤在康熙的众多儿子中最会经营，也最为富有，据给胤掌管财务的秦道然披露，胤家产中的现银就不少于７０万两，这笔财产就成为八阿哥、十四阿哥谋求储位的经济保障。
因而对于雍正来说，胤同八阿哥、十四阿哥一样危险，均属于需要严格控制的人物，于是把他送到西宁隔离了起来。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五月二十三太后乌雅氏带着困惑、忧虑离开了人世，既未能同日夜牵挂的十四阿哥诀别，也未能让当上皇帝的儿子放弃骨肉相残，令她的确死不瞑目……对于乌雅氏之死高阳先生在《乾隆韵事》中曾有如下一段虚构：太后先是绝食，宫女们怕受雍正责罚，千方百计劝太后进食，心地善良的太后也不愿连累别人，遂开始喝点稀的，逐渐恢复体力，一天雍正去给太后请安，闲谈之中太后突然站了起来猛地朝柱子去……她死在雍正面前……小说不是历史，但雍正皇位的继承是否合法以及雍正是否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为了驳斥社会上流传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说，雍正把审讯鼓动反清的曾静及其弟子张熙的口供编辑成《大义觉迷录》发行，宣传清朝得天下之正、颂扬雍正“圣德同天之大”。
这才是欲盖弥彰，反而使得太后乌雅氏之死成为一个久久令后人议论的话题。
雍正的母亲孝恭仁皇后在儿子即位才半年就去世，是不争的事实；而雍正的儿子乾隆一即位就下令收回《大义觉迷录》，也是不争的事实。
康熙德妃乌雅氏孙子乾隆
如果说雍正即位后的骨肉相残伤透了母亲的心，但雍正的儿子弘历却让她的祖母孝恭仁皇后在九泉之下安心。
乾隆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的政治气氛中度过的，施政尚严的雍正朝统治给宝亲王弘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雍正幼年“喜怒不定”，在康熙的管束下有所收敛，然而当雍正登上皇帝的宝座、当康熙的约束不复存在，被压抑多年的性格弱点就要急剧膨胀，于是施政随意同极端专制、刑法苛刻就成为雍正１３年统治的突出特点。
乾隆在居藩邸时写过一篇《宽则得众论》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宗旨就是论述施政尚宽，强调当政者要“宽以待物”、“宥人细故”，只有这样“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简言之：为政宽大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乾隆撰写此文绝非泛泛而论，而是有感于雍正的“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勤于为治”，也无异于“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
乾隆时代的开始，是以变更雍正时期的举措为起点。
乾隆一即位就将雍正特别信赖的文觉禅师及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驱逐出宫禁。
雍正对佛教、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研究佛教、获得长生不老的仙丹，把一些和尚、老道召进皇宫。
道士张太虚、王定乾以炼丹得宠，而文觉禅师则因在政治上出谋划策被雍正“倚之如左右手”，据说年羹尧、隆科多案件以及胤、胤的被幽禁与突然死亡等事件，文觉禅师均参与其间。
因而乾隆主持政务才两天，就把这些不安分的和尚、道士驱逐出宫，并把雍正赐予他们的御笔亲书的翰宝也全部收回。
对于在政治上兴风作浪的文觉禅师，乾隆特地做出令其徒步返回原籍长洲，并责令地方官员对其严格管束，以示严惩。
乾隆在即位后第五天就对王公大臣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
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
我皇考饬纪纲，因时更化，所以导之至中，吏治澄清，庶事厘正。
朕兹当御极之初，惟思宽严相济……”很明显，乾隆是以“因时更化”“宽严相济”来作为纠正雍正时期施政的依据，在即位不久即着手解决雍正迫害手足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分位两类：一类是卷入对皇储地位中的角逐，如胤、胤、胤、胤，另一类则是雍正关系不洽，其中以诚亲王胤祉最为典型。
雍正在即位以后就对开始昔日的竞争者进行监视、控制。
本来在西宁指挥战事的胤被解除职务、调回北京软禁，雍正二年则被发配到康熙陵寝囚禁。
雍正四年春，一个名叫蔡怀玺的旗人把写有胤本应为帝、应以胤之母为太后（雍正、胤生母已于雍正元年去世）的纸条从墙外扔了进去，于是又把胤迁到紫禁城内的景山仁寿殿囚禁。
而胤在被发配到西宁后也遭到监禁。
为了打破封锁，胤甚至向一同被流放到西宁的传教士穆敬远学习外文字母，以便同在北京看管家产的儿子弘进行联络。
至于在储位竞争中较早被淘汰出局的胤，也一再受到雍正的申斥。
到了雍正四年，胤、胤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披枷带锁的胤被押到保定监禁，胤则被关押到宗人府幽所。
不仅把他们从宗室除名，而且强迫改用带侮辱性的字为名，胤改名为“阿其那”，胤改名为“塞黑思”。
胤于该年八月二十四日死于保定监狱，胤于九月初五死于宗人府幽禁之地。
就连雍正第三子弘时也被卷入这场血雨腥风的宫廷之争，弘时因不满雍正的骨肉相残而在雍正五年被自己的生身之父处死。
至于只比雍正大一岁的胤祉，根本就不会对雍正的统治构成任何威胁。
胤祉同废太子胤关系密切是公开的事实，但胤在第二次被废之后在政治上已经是行尸走肉。
胤祉虽然在康熙四十八年就被封为诚亲王，但他却是个书呆子，热衷于编辑《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是个缺乏领袖欲的王爷。
被权力之争阴云所笼罩的雍正，已经变得疑神疑鬼，对从不党附自己的胤祉防范有加。
雍正六年，诚亲王世子弘晟因一起贪污案的牵连被逮入宗人府囚禁，胤祉也因此被降为郡王。
雍正八年，恢复亲王爵位才三个月的胤祉，又因对怡亲王胤祥之死缺少哀悼之情，而被革爵，拘禁在景山的永安亭，一直到雍正十年去世。
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十月初八，乾隆在就胤、胤子孙是否应从宗谍中除名的上谕中，就特别强调：“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
其作如何办理之处，著诸王大臣、满汉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
”经乾隆轻轻这么一拨，就把这个问题的责任推卸到诸王大臣的身上。
已经摸透新君意图的诸王大臣，很快做出授予胤、胤子孙红带子、姓名收入玉谍的议奏。作为康熙后代的胤一支与胤一支，虽然未能得到作为宗室成员标志的黄带子，但也得到了作为爱新觉罗子弟身份的红带子，总算是同“庶民”——普通百姓，能有所区别。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乾隆下令释放胤、胤。
乾隆在谕令中提出胤、胤“皆获罪皇祖之人”，雍正“因恐其在外生事，复罹重谴，不得已加以拘禁，乃委曲保全之大恩也。
今朕即位，念二人收禁已经数年，定知感皇考曲全之恩，悔己身从前之过……著总理事务王大臣、宗人府、九卿会议具奏。
”在履行完王大臣会议的形式后，被囚禁了九年的胤、胤等得到释放。
到了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乾隆恢复胤祉的郡王爵位，赐谥“隐”。
到乾隆四十三年，乾隆下令恢复允、允（雍正即位后，兄弟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以避御讳）的原来名字，“允、允仍复旧名，收入玉牒”，至此雍正时期“煮豆燃豆萁”的痕迹基本都被清除了，孝恭仁皇后的在天之灵不会再有其他的奢望了，该办的她的孙子都办了……
雍正皇贵妃年氏联姻皇家
按照清代的规定，每位皇子到一定的年龄都可以得到一个佐领作为他的仆从，四阿哥大约在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得到年氏家族所在的佐领。
那一年皇太子的叔外公索额图被皇帝幽禁，四阿哥已经感觉到皇太子遇到了麻烦。
一旦皇太子被废，他本人谋求皇储的机会就到了。
他当然知道，要赢得父皇康熙的认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艰难，四阿哥还是暗中网罗人才，以便当机会到来时能全力一搏。
年氏家族就是四阿哥颇为关注的力量，年遐龄在康熙三十年以后步入官场，时任湖广巡抚，他的两个儿子年希尧、年羹尧都是难得的人才，其中尤其是年羹尧，绝对是个出将入相的人物，是用得着的人。
而年家在被拨到四阿哥门下后，整个家族自然同四阿哥的沉浮连到了一起。
巧就巧在年遐龄还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四阿哥有心、年家父子有意，于是年遐龄之女就成了四阿哥的侧福晋。
侧福晋年氏同嫡福晋乌拉那拉氏（雍正即位后封为皇后）一样，都属于子嗣不旺的女人，乌拉那拉氏只生了一个皇长子，而且长到８岁就夭折了，年氏在进入藩邸后都１０年了，才生下个女儿，不久还夭折了。
其实这能全怪她们吗？一大群年轻动人的王府格格（类似宫女）围着才进入而立之年的四阿哥，格格钮祜禄氏来到雍王府才几年就生下了弘历，没过几个月格格耿氏又生下弘昼。
在大家族中，嫡妻没有子女倒也罢了，身为偏房的妻子如果也没有一儿半女，到老了就没什么指望了。
弘历、弘昼的接连出生让年氏羡慕极了，而在羡慕之余，内心深处也不免泛出些许酸楚与苦凄，身为女人是很无奈的。
也许四阿哥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忙得连……然而到康熙五十七年之后，年氏突然受到四阿哥的关注，难道真的应了“久别胜新婚”的古话？她与雍亲王已经咫尺天涯相隔了好几年……紧接着她就一个接一个地生儿子——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五（１７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生下福宜，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九（１７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生下福惠，雍正元年五月初十（１７２３年６月１２日）又生下福沛。
年氏受宠若惊，对她来说，这的确是迟到的爱。
在年氏的心中，丈夫是个城府极深的人，成婚都快２０年了，她始终猜不透雍亲王的心思。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储位久虚的现状，他从来都是含而不露。
雍正皇贵妃年氏塞翁得马
年氏突然得宠，同十四阿哥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有直接关系。
十四阿哥率军西征，这就意味着在储位之争还必须考虑到军权的问题。
雍亲王的大舅子年羹尧虽然是进士出身（康熙三十九年进士），但在担任四川巡抚的十几年里，曾多次带兵平定当地土著的叛乱。
当准噶尔部的军队突袭拉萨时，年羹尧在朝廷还没派出援军的情况下，已经向西藏派出了援军，他处理问题的果断赢得了康熙的器重。
康熙在五十七年任命十四阿哥统兵西征的同时，任命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不久又任命年羹尧为定西将军，协助十四阿哥驱逐占领拉萨的准噶尔军队。
定西将军的任命，体现了康熙对十四阿哥立功军前的期望。
然而在四阿哥看来，只要笼络住年羹尧，就等于在抚远大将军的身边安了个钉子。
在情况突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凭借定西将军来牵制十四阿哥。
这样，既解决了手中没有兵权的问题，又能对兵权在握的同胞弟弟进行掣肘，真可谓一箭双雕。
如此一番考虑，被冷落许久的年氏又怎能不得到宠幸呢！年羹尧对雍亲王的意图心领神会，在康熙晏驾后，十四阿哥未能有所作为同年羹尧坐镇西安自然有直接关系。
到雍正元年十月，年羹尧已经继十四阿哥之后出任抚远大将军。
雍正很清楚，被十四阿哥打败的准噶尔部以及漠西蒙古，肯定会利用清王朝立嗣出现矛盾、无暇西顾的机会，兴风作浪的。
但如果让有实战经验的心腹之臣坐镇西陲，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雍正即位后，立即册封侧福晋年氏为年贵妃，其名号仅次于皇后乌拉那拉氏。
而为雍正生下弘历的格格钮祜禄氏的封号，也只是熹妃！年贵妃心里明白，是兄长在西北的作用决定了自己的封号。
在雍正即位过程中，他还得到另一个握有兵权人的帮助，此人就是担任京师九门提督的隆科多。
说来也怪，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以及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是八阿哥的支持者，惟独隆科多在暗中支持四阿哥。
在康熙突然在畅春园去世后，隆科多凭借手中的军队控制住皇宫禁地与整个北京城，使得四阿哥的反对者根本无法行动，眼睁睁地看着四阿哥入承大统。
难怪雍正即位后还称隆科多为舅舅，就像真有这么个亲娘舅一样。
在雍正即位以后，西陲果然出现了突发事变。
年羹尧受任抚远大将军不久，青海的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台吉罗卜藏丹津就趁准喀尔部被清军击败的机会，称霸西陲，发动叛乱。
年羹尧立即率兵到青海作战，并在西宁东北的郭隆寺一举歼敌近万，焚其寨十七、庐舍七千余。
但逃到柴达木——距西宁一千余里的罗卜藏丹津，依旧保存着十万兵力。
不摧毁罗卜藏丹津，西宁就别想太平，然而当时正值春季，寸草未生，无论是进剿的一方，还是逃窜的一方都面临着粮草不接的问题。
年羹尧接受部将岳钟琪的建议：乘罗布藏丹津准备不充分，“以精骑五千，马倍之，兼程捣其不备”，熟读兵书战策的年羹尧当然理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实战中的作用，立即派岳钟琪率领一支精锐的部队日夜兼程直奔罗布藏丹津的大帐。
当清军抵达时，“贼尚未起，马皆无衔勒，仓皇大溃”，此战歼敌八万，罗布藏丹津的母亲、兄弟、姐妹及头目全都被俘获，只有罗布藏丹津本人因化装成妇女才得趁乱逃跑，投奔准噶尔。
此次进兵，清军从西宁出发到抵达柴达木大获全胜，仅仅用了十五天的时间。
经过这次征战，清王朝在青海的统治得到巩固。
到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三月初九，全歼罗布藏丹津的捷报已经送抵御前。
对于这次“军士无久役之劳，内地无转饷之费，克奏朕功，永清西徼”的大捷，雍正评价极高，亲自撰写了“平定青海碑文”，颁发各省。
年羹尧及其父均因平定青海的功劳被赐予一等公，岳钟琪也因此被赐予三等公。
该年九月，年羹尧奉命来京觐见皇帝。
此时他确实是春风得意，一路之上督抚跪迎。
而当十月抵京时，王公大臣前往郊迎，得意到极点的年大将军竟然不向皇亲国戚们还礼。
在一片恭维声中，年羹尧居然忘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甚至在觐见时他也毫不推辞地坐在了“天子御前”。
雍正虽然对大舅子并未公开发作，但年贵妃感到刚刚建立殊功的兄长已经失宠了。
处于人生曲线最高点的年羹尧以及年氏家族与年氏本人，再往前只能是走下坡，就看坡度是陡峭还是平缓了。
实际上，下跌的坡度不取决于年氏家族，而取决于雍正的政治需要。
用眼下时髦的话说，就看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了。
并非年贵妃过于多愁善感，她毕竟同雍正一起生活了将近２０年，虽然她一直未能捉摸透丈夫，但对于丈夫一旦得志、不能容人的个性，是略知一二的。
连同一母同胞的十四阿哥，雍正都不能放过，还能饶得了谁呢？她不仅为兄长、为家族、也为自己的命运忧心如焚。
难道年家也会像佟家一样，不过是四阿哥手中用以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