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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年家也会像佟家一样，不过是四阿哥手中用以对付皇位竞争者的一块石头？一旦对皇位构成最大威胁的十四阿哥被拘禁，雍正手中的石头就不会有再使用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狡兔死，走狗烹”……
雍正皇贵妃年氏难以自保
年贵妃的兄长年羹尧在冷静下来之后，也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中惹恼了主子，在回到西安后，他就在奏折中诚惶诚恐地写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
反己扪心，惶汗交集。”而雍正在朱批中已经正式向年羹尧发出训斥：“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雍正笔锋一转就把能否“终功”推到臣子身上——“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而其枢机，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年羹尧在“敬读严训”后，立即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表明自己“寝食不宁，自怨自责。
几无地以自容”。
年羹尧的一再认罪并未能换取雍正的些许宽容，雍正在给大臣奏折的朱批中一再点年羹尧的名，为在政坛上彻底清除年羹尧、隆科多的影响，而大造舆论。
在给直隶总督李维钧的奏折中，他写到：“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之好”；在给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中，他写到，“年羹尧来京奏对错乱，举止乖张，大有作威福事”，隆科多、年羹尧“于奏对之间，错乱悖谬，举止乖张，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揽权状”；在给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的朱批中写道：“近来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揽权之景……尔等当远之”；在给安徽巡抚等人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在给代理江苏巡抚何天培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作威作福，深负朕恩”；在给云贵总督高其倬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流露揽权施势之景”，而已经猜出皇帝心思的高其倬则在回奏中明白写道：“年羹尧既不知自处，惟皇上有以处之，臣以为宜早预备”。
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当时正担任广东巡抚，不会感受不到雍正在给封疆大吏的朱批中频频点年羹尧的压力，在皇宫内院的年贵妃也不会体会不到风云突变所造成的失宠，虽然她料到会有这一天，但这一天也的确来得太快了。
雍正还没捂热皇帝的宝座，就迫不及待要除掉两个帮他挫败竞争对手的人……是他们了解的内幕太多了，皇帝要杀人灭口；还是他们居功自傲，让皇帝难以驾驭？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年贵妃，被抛入了闷葫芦……对年家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更猛烈的风暴还在后面。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三月，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因“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向皇帝具本祝贺。
雍正抓住本章中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一笔误而大做文章，斥责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朕耳。
朕自临御以来，日理万机，兢兢业业，虽不敢以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贶（kuang，赐予），然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共知者。
今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
朕今降旨切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系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必诚必敬，纵系他人代书，岂有不经目之理？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雍正认定笔误是别有用心，是等同十恶不赦的“不敬”罪，堪称是对云贵总督“惟皇上有以处之”的回应！这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四月十二日，雍正下令罢免了年大将军的陕甘总督，调任杭州将军。
为了西北部边疆的安全，令岳钟琪代理陕甘总督。
岳钟琪同年羹尧的关系，雍正并非不知道，当时不少人向朝廷指称岳钟琪系年羹尧的党羽，川北总兵李如柏在奏折中即有“岳钟琪系年羹尧之干儿，无事不为私商”，“明系结党已久”；而雍正藩邸旧人戴铎也称：四川人都说岳钟琪是年羹尧的干儿子。
但雍正自有安排，就像三年前为了解决十四阿哥让年羹尧坐镇西北一样，现在又以岳钟琪来取代年羹尧……如果事情能到此结束，对年贵妃也就万事大吉了。
实际上，在颁布将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的同时，雍正就在给浙江巡抚法海奏折的朱批中写下一段密令：“年羹尧近来昏聩之极，兼之狂妄乖张，朕用伊此任，亦出于不得已。
尔当留心其举动，毋稍为所诳惑。”所谓调任杭州，其实是把年羹尧给监视起来。
雍正皇贵妃年氏路到尽头
身处皇宫的年贵妃已经感到，最可怕的后果在一步步逼向自己，在忧虑、困惑、恐惧的笼罩下，她终于抑郁成疾……雍正不会饶过年羹尧，正千方百计罗织罪名，甚至就连当地的民谣都可以成为向年羹尧发难的借口。
在年羹尧补调杭州将军的谢恩折中，雍正就用御笔朱批道：“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
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
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在心寒之极。
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
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尽管三江口并未出现称帝一类的事件，雍正还是盯住了年羹尧，在给四川巡抚王景灏奏折的朱批中，对年羹尧破口骂道：“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之类人也。
朕这样皇帝，尚被他如此欺隐蒙蔽……如尔等向来被其愚惑之人，今日若不为君、为国、为天下臣工将来之榜样，深痛而恶绝之，切齿而深恨之，不但罪无所逃，抑且为无父无君之人类也……”在雍正的煽动之下，年羹尧已经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弹劾年羹尧已经成为该年五月政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幕：曾经奔走年羹尧门下的直隶总督李维钧揭露年羹尧“负恩悖逆，隐而弥彰”；都统范时捷弹劾年羹尧侵吞脚价银４０余万两；御史吴隆元参奏年羹尧“逞威肆虐，挟诈行私，诬陷忠良，奖拔匪类，是非颠倒”、“欺君误国”。
年羹尧已经在劫难逃。
到七月二十七，本来就是挂名的杭州将军也被罢免。
被降为闲散章京的年羹尧，已经考虑到皇上要杀自己的问题。
实际上在他沦为闲散章京之前，雍正就已经让朝廷内外的大臣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具疏上奏，各陈己见。
被雍正称赞为天下第一巡抚的田文镜明确表态：对年羹尧这样“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诛之。”其他各省督抚绝大多数附和田文镜的观点，只有云贵总督杨名时请求皇帝能“保全”一个曾经在西陲立过功的人，杨名时竟因此而得罪了皇帝……迨至九月二十二，年羹尧的闲散章京也被革掉。
如果年羹尧能真的成为一介草民，倒是他难得的造化了……此后仅过６天，雍正就下达把年羹尧械系至京的命令。
从九月二十八到十一月初三，年贵妃的兄长是披枷带锁被押送到北京的……强烈的刺激已经使得年贵妃一病不起，她已经走到路的尽头……处于弥留之际的年贵妃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牵挂……她虽然生育了三位阿哥一位公主，但都夭折了；风烛残年的老父也熬不了太久了；已经被关押在京城的二哥年羹尧就差被处死了，大哥年希尧既擅长书画又对瓷器制作很有研究，即使丢了官也能以书画自娱、以书画谋生……
雍正皇贵妃年氏至死不解
本来年贵妃已经向黄泉之路走去，但命运之神却又伸出强有力的臂膀挡了一下，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苏醒过来的年贵妃，变成了皇贵妃——雍正在该年十一月十五日册封年氏为皇贵妃。
这一册封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对一个行将死去的女人进行安抚吗？是体现皇家的浩大天恩吗？还是雍正想把年氏同年氏家族区别开？或者皇帝只是希望通过对年氏，这个已经失去联姻价值女人的册封，来掩饰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缔结这门婚姻的印记……苏醒过来，对于已成为皇贵妃的年氏，只不过是给了她一个继续梳理困惑的时间。
既然不能明白地活着，总希望能死个明白。
但要做到死个明白，对年氏也是个奢望。
其一是，很多问题的真相她无从得知；其二是，回光返照的时间本来就不长，要思索的太多了。
她的痛苦，也许就在于命悬一线时竟然恢复了清醒，淤积在头脑中的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凸现了出来：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为什么同时被雍正弃之如敝屣？难道真的像雍正所说的“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体，伊等竟怀二心……几陷朕于不明……唯有自咎而已……”雍正凭什么在“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究竟是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欺骗了雍正，还是雍正要卸磨杀驴、杀人灭口……雍正为什么对藩邸旧人戴铎也要翻脸，斥责戴铎“肆无忌惮……曾在朕前有不法之语……朕深知戴铎行止妄乱，罪实当诛……”戴铎同雍正的关系比同年羹尧要密切多了，雍正在元年曾把戴铎派到年羹尧那里去当布政使，其中未必不含有暗中监视年羹尧之意。
“罪实当诛”的戴铎，究竟身犯何罪？是监视年羹尧不力，还是对雍正即位的内情了解得太多……以至雍正为了怕落下“杀戴铎以灭口之名”，而不得不推迟对雍正泰陵（位于河北易县，称清西陵）戴铎的处置……年氏已经感到：雍正并不想把陵寝选在康熙的景陵附近，如果雍正即位真的体现了康熙临终的意愿，为什么总想在易县另择万年吉祥地，而远离康熙的陵寝？以至乾隆即位后不得不兼顾遵化的孝陵、景陵与建在易县的泰陵，而做出今后皇陵的建造要按照昭穆分葬遵化（即清东陵）、易县（即清西陵）的规定。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年贵妃的身心终于得到了解脱，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负荷也成为死亡之旅的重负。
而最令人回味的是，年贵妃的棺柩同雍正九年去世的皇后乌拉那拉氏的棺柩最终一起进入泰陵的地宫，同雍正合葬。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年氏都走不出雍正的阴影……
雍正皇贵妃年氏虎死年家
皇贵妃的封号，并未能减轻年家所经历的灾难。
自从雍正让朝廷内外大臣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具疏上奏、各陈己见之后，面对杨名时的“保全”之议，雍正就感到要处死年羹尧还存在阻力。
虽说提出此议的只是杨名时一人，实际上很多人未必不赞同“保全”，只不过没有杨名时的胆量罢了。
为了处死年羹尧，对符瑞兴趣盎然的雍正便想到了纬……于是精心策划的一幕在年贵妃去世后１３天发生了。
一只老虎在十二月初三溜达到朝阳门，入夜之后从东便门爬上了城墙，在城墙上漫步来到了前门，之后就又窜到马路上，径直奔入年羹尧家，窜到年家的房子上……到第二天天亮，老虎闯进年家已经传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九门提督也率领士兵来到年家，在后花园中把虎给扎死了。
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在年家扎死老虎自然也被看作一种征兆。
雍正对此事的批示是：对“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朕惊喜之至”活脱脱地揭示出雍正心中的窃喜。
本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尽；年羹尧之子年富处死，其子孙１５岁以上者发配云南、广西充军；未到１５岁的在长到１５岁时发配，其子孙永不许赦回，也不许做官；年羹尧的家产籍没充公。
至于其父兄均被革职，不再追究。
年羹尧的灾难还株连了一个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此人就是汪景祺。
汪景祺是浙江杭州人，出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户部侍郎，但在康熙四十五年因主持顺天（即北京地区）乡试而受到科场案的牵连被革职。
汪景祺在３８岁中举（康熙五十三年），却未能沿着科举之路步入仕途。
汪景祺在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前往陕西，准备投奔时任陕甘总督的年羹尧，拟充当一名幕僚，他把途中见闻以及原来的诗文，编辑成《西征随笔》。
汪景祺到达陕西后发现，曾是雍正心腹之臣的年氏已经顿失圣眷。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四月，年羹尧调至杭州任将军，该年年底，在查抄年羹尧在杭州的家产时，发现了汪景祺的手稿《西征随笔》。
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中谈到明英宗年号“正统”（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以不理朝政而声名狼藉）、元顺帝年号“至正”（元顺帝被朱元璋推翻）的“正”字有“‘一止’之象”。
而雍正的年号中也有“正”字，这自然让雍正皇帝联想到所谓“一止之象”。
汪景祺的手稿中还有“功臣不可为”等内容，自然让生性多疑的雍正同年羹尧、隆科多的失宠联系到一起。
雍正对《西征随笔》一案极为重视，在汪氏手稿上批有“悖谬狂乱”等字。
雍正四年十二月，汪景祺被斩首枭示，其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兄弟侄子俱革职，发配宁古塔。
汪景祺的人头被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闹市区，这一挂就挂了将近１０年。
因皇贵妃年氏兄长年羹尧所引发的雍正时期第一起文字狱，直到乾隆即位后才得到解决。
只不过，那一直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人头早就变成了骷髅……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嫡后去世
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皇后富察氏去世后，迫于太后的压力乾隆才册封了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
富察氏在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同宝亲王弘历完婚，她是宝亲王的嫡福晋，因而当乾隆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后。
在史书上关于富察氏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笔，一是“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一是“以鹿羔绒制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旧制，示不忘本”。
身为皇后平时只是佩戴野花、绒花，这种简朴自然是非常难得的；仿照入关前的做法——用动物的皮革制成荷包进献给皇帝，以表示不忘祖宗开基创业之艰难，这在满洲权贵中更是非常难得的。
不要说满洲权贵，就是一般的八旗子弟在入关百余年后，已经变得安于享乐，早把当年的进取精神消磨殆尽，不会说满语、不擅长骑射者已经比比皆是，乾隆对这些忘本者已经采取严厉的惩罚，不精通满语骑射者不得袭爵。
在这个问题上富察氏同乾隆的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后宫中，一种是“子以母贵”，另一种是“母以子贵”。
“子以母贵”，讲的是在皇帝的众多儿子中，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在宫中、特别是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换言之就是母亲的地位决定哪一个儿子能取得继承权；而“母以子贵”则恰恰相反，母亲在宫内的地位取决于儿子，儿子能即位，母亲自然就被尊为皇太后，顺治帝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康熙帝的生母佟氏、雍正帝的生母乌雅氏、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都是因儿子即位被尊封为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的。
乾隆第一次立储是在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所择立的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
永琏生于雍正八年，“聪明贵重，气宇不凡”，深受祖父雍正、父亲乾隆的钟爱。
乾隆即位不久立６岁的永琏为皇太子，并写好立储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内。
乾隆三年十月，９岁的永琏因病而亡，乾隆只得将秘密立储的谕旨取出。
乾隆在皇储永琏逝后一个月，颁谕公布了永琏的皇太子身份，赐谥“端慧”，以皇太子的礼仪安葬了永琏。
清朝统治者在立储的问题上，并不像汉族统治者那样强调嫡庶之别，乾隆之所以坚持要立嫡子为皇太子纯粹是出于对皇后富察氏的感情，这就使得他极为看重嫡子。
在永琏夭折之后，一心要立嫡子为皇储的乾隆等了八年，皇后富察氏才在乾隆十一年生育皇七子永琮，乾隆便把立储的希望寄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