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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琏夭折之后，一心要立嫡子为皇储的乾隆等了八年，皇后富察氏才在乾隆十一年生育皇七子永琮，乾隆便把立储的希望寄托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儿子身上。
不料永琮甫及两岁又因出痘早夭，时为乾隆十二年除夕。
但乾隆对立储皇七子只是一种意向，并未按照秘密立储的程序书写密旨，放到正大光明匾内，因而永琮还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储，其葬礼虽比一般皇子高，但不可能像已经被秘密立储的永琏那样享受皇太子的葬礼。
皇二子与皇七子的接连去世，对于一心要立嫡子为储的乾隆皇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此他曾颁谕特意谈及这一问题：“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即顺治）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
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乾隆在十三年二月首次去山东祭孔，富察氏陪同皇帝东巡。
皇七子去世还不到两个月，富察氏的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她是带病去山东的。
病弱的身体禁受不住旅途的颠簸，谒孔庙的隆重仪式、登泰山的过度疲劳都耗尽了富察氏的元气，等回到济南已经一病不起，而在从济南赶往德州的船上她已乾隆陵寝裕陵地宫（与乾隆合葬的有皇后富察氏、皇贵妃高佳氏、皇后魏佳氏、皇贵妃金佳氏、皇贵妃富察氏）经气息奄奄，富察氏未能回到北京，就在德州病逝，时年３８岁。
皇后富察氏死在东巡的路上，并不像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乾隆韵事》中所描绘的死于南巡途中，乾隆在十三年尚未开始首次南巡。
乾隆同皇后的感情一直非常融洽，他把富察氏的感情升华到人伦之首来认识的，在悼念皇后富察氏《述悲赋》的开篇，乾隆就提出这个问题：“《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雎’？人伦之伊始”，在这里乾隆明确提出夫妻是“人伦之伊始”。
这的确是对儒家纲常观念的挑战。
按照儒家的纲常观念排在第一位的是父子，第二位的才是夫妻，第三位的是兄弟。
但汉族是非常强调血缘亲情的，因而在民间所流传的口头禅则是“兄弟是手足，老婆是衣服”，手足是斩不断的而衣服是可以换的，实际上已经把夫妻挤到第三位。
从关外崛起的满族没有那么多的假道学，乾隆的高祖——清太宗皇太极，在攻打锦州时得到宸妃病重的消息。
他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往沈阳赶，还未到沈阳就得到宸妃去世的噩耗，巨大的悲痛竟使得这位驰骋疆场的开国皇帝昏了过去，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精神恍惚。
皇太极联想到当年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去世时并未悲伤到这种程度，尽管他为此自责，但仍不能摆脱“不能自持”的状态。
他甚至对在宸妃丧期“作乐”的郡王阿达礼、公扎哈纳予以夺爵。
至于乾隆的曾祖顺治更是因董鄂妃的去世而情绪失控……上述种种都反映出夫妻在人伦中的重要地位，需要人们重新认识。
乾隆在《述悲赋》中虽然以诗的语言发泄着内心的悲痛，诸如“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与随”，“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夏日冬月兮复何时”等等不一而足。
过分的伤感使得乾隆情钦定《四库全书》绪反常，在他看来所有的儿子都应该痛不欲生，所有的大臣都应该呼天抢地。
当他感到２１岁的皇长子永璜、１４岁的皇三子永璋对嫡母去世“并无哀慕之忱”，“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时，怒不可遏，斥责他们“不识大体”，对嫡母仙逝“全不在意”。
并在王公大臣面前严正申明：“朕百年之后，皇统则二人断不能承继。
……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则是自干重戾矣……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至兄弟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兄弟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
”如此杀气腾腾的斥责，自然让两个未经过历练的皇子诚惶诚恐。
与此同时血淋淋的惩罚也在朝廷上接二连三地出现：大学士阿克敦因下属在把孝贤皇后的册文翻译成满文时有误，而被判处绞监候；在皇后百日丧期之内剃发的官员被赐令自尽的就有大学士、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而刑部尚书盛安只因未将违制剃发的锦州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都司姜兴汉判处斩立决也被赐令自尽，刑部官员竟全部被革职。
实际上在大清律例中，对国服内剃发并未有明确的惩罚标准，在雍正去世时对违制剃发也未进行治罪，但这一切到了乾隆十三年竟成为可以引来杀身之祸的大问题。
在这种不正常的压抑与惶恐中，皇长子永璜在乾隆十五年郁抑而死，时年２３岁。
乾隆在皇长子逝后相当悲痛，追赠永璜为定安亲王，在乾隆十七年将孝贤皇后富察氏的灵柩入葬裕陵时，永璜生母的灵柩也随同入葬，乾隆也许是以此来表达对长子亡灵的一种慰藉。
逝者已经获得永久的摆脱，生者还要忍受不测的天威，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把皇三子永璋的心灵摧毁。
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七月，皇三子亦撒手人寰。
永璋死后，被乾隆追赠为循郡王。
在两个皇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同时，已故皇后的弟弟傅恒被授予保和殿大学士的头衔，十一月初三傅恒从京城出发前往金川，指挥已经进行了一年半的金川之战。
傅恒在出师前夕，乾隆亲自祭祀堂子；而在傅恒离京之时，乾隆又派皇子及大学士到良乡为其饯行；随同傅恒出征的还有乾隆派出的三万五千名将士。
第一次平定金川的胜利奠定了年轻的傅恒的宰辅地位，傅恒担任宰辅２０余年，直至去世。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翻惹无端
乌拉那拉氏生于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二月初十，比乾隆小７岁。
她的父亲是满洲佐领那尔布，乌拉那拉氏在雍正年间入侍乾隆于藩邸，被封为侧福晋。
乾隆居藩邸时，由雍正做主纳过四位福晋，其中一位是嫡福晋富察氏，其余三位是侧福晋，这三位侧福晋一位姓高佳，一位姓富察，第三位就是乌拉那拉氏。
在乾隆即位后，册封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封侧福晋高佳氏为贵妃，封乌拉那拉氏为娴妃。
生育皇长子及皇二女的侧福晋富察氏，因死于雍正十三年，未得晋封。
在藩邸的福晋中，乾隆最敬重皇后富察氏，最宠爱贵妃高佳氏，最容易被皇帝忽略、冷落的就是乌拉那拉氏，就连纯妃、嘉嫔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也远远超过了乌拉那拉氏，纯妃接连生育皇三子、皇六子以及嘉嫔接连生育皇四子、皇八子，就反映出这一点。
后宫中的妃嫔，如果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就连“母以子贵”的幻想也破灭了。
对乌拉那拉氏来说，惟一的慰藉就是她同太后特别投缘，也许正是由于太后的好感，她才得到娴妃的封号。
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十月娴妃乌拉那拉氏同纯妃苏氏一起被晋升为贵妃。
三年后皇后富察氏在东巡途中仙逝，奉太后懿旨，乾隆在十四年（１７４９年）晋封贵妃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
在册封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后不久，乾隆就写下“六宫从此添新庆，翻惹无端意惘然”的诗句，看来皇帝对此很不情愿。
一年后乾隆又在太后的敦促下，删封３３岁的乌拉那拉氏为皇后，实际上皇帝对此更不情愿，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人能取代嫡后富察氏。
乌拉那拉氏在当上皇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乾隆对她依旧相当冷漠。
乾隆对富察氏的思念，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
就像他在悼亡诗中所描绘的：“忍诵关睢什，朱琴已续弦”，“半生成永诀，一见定何时”，“不堪重忆旧，掷笔黯伤神”，诚所谓，“制泪兮，泪沾襟，强欢兮，欢匪心”，“醒看泪雨犹沾巾”。
乾隆在三十年第四次南巡时，还是要绕过济南，不忍心再进入让他抱憾终身的伤心之地，正像他在诗中所描绘的“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这种刻骨铭心的真情，是不会被岁月带走的，虽然乾隆有一大群如花似月的妃嫔，但任何一个也不可能取代嫡后富察氏。
在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孝贤皇后三周年忌日那一天，乾隆在悼亡的同时，竟然对长期被冷落的第二位皇后流露出些许歉意，所谓“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即此之谓。
正是由于乾隆开始注意到乌拉那拉氏的存在，皇十二子于次年降生（乾隆十七年），紧接着乌拉那拉氏又生下皇五女（乾隆十八年），皇十三子（乾隆二十年）。
从表面上看，皇帝同第二位皇后的关系日趋缓和，实际上却是外松内紧。
乾隆对乌拉那拉氏的长期疏远，已经伤透她的心；而皇帝对她那种近乎怜悯的情感，也只持续了五六年，当她接近４０岁时，皇帝的注意力就已转移到一批年轻妃子的身上。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贵妃魏氏
魏佳氏就是吸引乾隆注意力的一位妃嫔，她比乌拉那拉氏年轻９岁。
魏佳氏生于雍正五年九月初九（１７２７年），乾隆初年入宫充贵人，比乾隆小１６岁。
魏佳氏的祖先原是汉人，隶内务府包衣。
换言之，魏氏的先人在清初是被掠为奴的汉人，编入满洲正黄旗，赐姓魏佳。
在乾隆的后妃中像嘉贵妃金氏、皇贵妃高氏都出自内务府包衣，编入满洲八旗，分别赐姓金佳、高佳。
后族抬旗赐满姓（原姓加“佳”），这并非乾隆首创，而始于康熙初年。
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关于魏佳氏的身世有如下记述：“有记载说，琰（即嘉庆）之母孝仪皇后原为苏州女伶，乃是掌管宫中娱乐的衙门升平署（该衙门当时还称之为南府，一直到道光七年才改称升平署）自苏州买来或雇佣者。
有人断言，升平署院内有一座小庙，供奉着一尊女神喜音圣母，圣母脚前一度立有琰及其子（即道光）庙号和谥法的两座牌位。”乾隆在十年册封贵人魏佳氏为令嫔，十四年册封她为令妃，二十四年册封她令贵妃。
从这一系列的册封中，可以看得出魏佳氏愈来愈引起乾隆的重视。
在皇后富察氏去世后，这位还比较年轻又深谙宫中礼仪的妃嫔正好弥补皇帝心灵上的缺憾，颇受宠幸。而从乾隆二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一年，魏佳氏接连生下四子二女——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生育皇七女，乾隆二十二年七月生育皇十四子，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生育皇九女，乾隆二十五年七月生育皇十五子，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生育皇十六子，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生下皇十七子。１１年的时间生下六个孩子，这本身就反映出魏佳氏同乾隆关系的密切。
皇九女就是被乾隆许字兆惠之子的和硕公主。
出于对兆惠的怀念，乾隆把六岁的皇九女许字扎兰特，并在八年后——乾隆三十七年为皇九女和硕公主与扎兰特主持了婚礼。
乾隆四十五年，皇九女病逝，时年２２岁，赐谥“和恪”，额驸扎兰特在乾隆五十三年去世。
魏佳氏频繁的生育，反映出从乾隆二十年起，乌拉那拉氏基本被皇帝遗忘了。
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皇十七子出生的年份同皇十六子之间相隔了五年，而在此之前魏佳氏几乎是一年生一个（只有皇九女同皇十五子之间相隔两年），何以会出现五年的间隔呢？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伴随着清军对新疆的开拓、回部和卓氏的入宫，及其所带来的西域风情极大地吸引了皇帝，让乾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别说乌拉那拉氏了，就连魏佳氏也被撂在一边了。
也就是说从乾隆二十五年起，皇帝已经又有了新欢。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香妃”之谜
在乾隆的４０余名后妃中，并没有“香妃”的封号。
伴随着清军对新疆的开拓，回部的和卓氏出现在京城的皇宫。
流传在新疆的传说，对香妃的“香”字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她的教名是希帕尔汗，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香得很”，另一种则认为“由于她保持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生活习惯，头上爱戴沙枣花，身上有一种浓郁的沙枣花香”。
最先揭开“香妃”的面纱、指出香妃即容妃的是孟森先生。
关于容妃的家世，孟森先生认为：“自必出于和卓之家，但若为旧和卓之女，则与大小和卓为兄妹；若为大小和卓之女，则亦不能定其究为大和卓之女，抑小和卓之女。”至于和卓氏入宫的时间，在清代的官修史书中并未记载，孟森先生认为当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之前，“盖两和卓由准得释时，以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非叛后以俘虏入朝也。妃以回部女子至中朝，为自古不通之域，高宗不以置之后宫，特营西苑中一楼，以为藏娇之所”。
总之在孟森先生看来，容妃同大小和卓有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
但《“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一文作者肖之兴却认为，和卓氏进宫在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而于善普从故宫档案中摘取的资料则证明：“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新封和贵人”，而且还赏赐和贵人朝珠、金项圈、金手镯、东珠、正珠、红宝石、蓝宝石、红宝石坠角、蓝宝石坠角、万寿如意簪、花簪、葫芦簪、莲花簪、龙面簪、东珠耳坠。
在纪大椿的《喀什“香妃墓”辨误》及肖之兴的《“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两篇文章里都认为容妃的家族是和卓家族的另一支，大小和卓“是十七世纪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的后裔”，容妃的父兄却是“阿帕克和卓的弟弟喀喇码特和卓的后裔”。
这两位作者一致认为喀喇码特的儿子是墨敏，容妃是墨敏的孙女。
在墨敏一支中有爵位的四人，他们分别是玛木特（墨敏长子木萨之子）、图尔格（墨敏三子阿里之子）、额色尹（墨敏第五子）、帕尔萨（墨敏第六子），问题的关键是容妃的父亲究竟是墨敏的哪一个儿子。
一种说法认为容妃是墨敏第三子阿里之女，一种说法认为是墨敏第六子帕尔萨之女。
关于容妃父系的说法尽管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墨敏的子孙都反对大小和卓所发动的叛乱，至于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后容妃家族究竟迁往何处、以何种方式参与平定大小和卓所发动的叛乱也是说法不一。
《喀什“香妃墓”辨误》及《“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两篇文章都认为容妃的亲属迁居到布鲁特人地区（即柯尔克兹族），而当清军援助被围困在叶尔羌附近黑水营的兆惠部时，图尔格、额色尹等联络布鲁特人“攻喀什噶尔，分贼势”。
参加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参赞大臣舒赫德在奏报中也提到这一点：“将军兆惠带领大兵抵达叶尔奇木（即叶尔羌）地方时，哈什哈尔（即喀什噶尔）一闻此信，大和卓木（即大和卓）带马兵三千，步兵二千往救叶尔奇木（即叶尔羌）。
小和卓木（即小和卓）带马兵四千，步兵六千，会同大和卓前来打仗，将我兵遮围三十余日。
因闻哈什哈尔所属英阿萨尔（今新疆英吉沙县）城市突被布鲁特抢掠，两和卓木俱仓促出营商谋堵御布鲁特之计。
是日晚间将军（指兆惠）带兵夺取和卓木等所筑围地方……两和卓木议称：看此情形，将军必与布鲁特约定，我等难以兵力相取，不如与将军议和，或可少息三四年。
“大小和卓所说的“将军必与布鲁特约定”，其实就是图尔格、额色尹等联络布鲁特人对清军解黑水营之围的策应。
“大和卓木因哈什哈尔现在告急，只留兵二百名，其余兵丁全行撤回”。
为兆惠从黑水营突围、进而摧毁大小和卓提供了有力的援助。
而于善普的《关于香妃传说的辨伪》、《香妃像、香妃墓、香妃其人》中一再重申容妃的哥哥因反对大小和卓起兵反清把全家也迁到伊犁，“到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闻知清军征讨霍集占（小和卓）已进抵叶尔羌，容妃的五叔额色尹偕同图尔都及其堂兄玛木特，配合清军作战，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