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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出生自满洲世家，她的祖先是清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她的家族曾多次同皇室联姻，既出过额驸，也出过皇后。钮祜禄氏比嘉庆皇帝小１５岁，嘉庆改元时她才２０岁，在她２２岁的时候嘉庆的第一位皇后孝全皇后喜塔拉氏去世，钮祜禄氏遂从皇贵妃被晋封为皇后。虽然她还很年轻，但却同嘉庆一起经历了乾隆退位以及训政时期同权臣和的较量，也感受到神武门行刺及皇宫内枪声大作的强烈刺激。更为严重的是，当嘉庆去世后，西方列强那咄咄逼来的魔爪也直面而来……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九月初三，８５岁的皇帝在圆明园的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以及王公大臣，当众公布２２年前所写下的立储密旨，“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亲王册立皇十五子琰（即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并将永琰改为琰，且追封皇太子生母魏佳氏为孝仪皇后，升奉先殿，位在孝贤皇后之次；皇太子移住毓庆宫。
“嘉庆”两字摘自乾隆在二十五年元旦的试笔诗中的后两句“朝图志有以，迓新迎嘉庆”，就是在这一年十月初六皇十五子永琰降生于御园的“天地一家春”。
嘉庆改元及新君即位，并不意味着乾隆时代的结束，实际上这位８５岁高龄的太上皇帝依旧是大清帝国的主宰，在他看来，３５岁的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行政，尚当时加训诲”，军国大事“岂能置之不问”？身为太上皇帝的乾隆，“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聆听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至错误”。
这位“自揣精神强固”的太上皇帝，“每日披览奏章，于察吏勤民之事，随时训示子皇帝，俾得勤加练习”。
据《朝鲜李朝实录》所载，嘉庆元年正月十九，太上皇帝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招待前来参加归政大典的外国使臣及蒙古王公观看烟火。
太上皇帝在接见朝鲜使团时，令和宣谕：“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
道路遥远，不必差人谢恩。
”对嘉庆来说，一方面要接受太上皇帝的训政，接受太上皇帝的旨意，令行禁止，不能有任何个人的见地；另一方面也不能对权力有任何染指之嫌，更不能对藩邸旧臣与朝中大臣有蛛丝马迹的联系，否则就会在太上皇帝敏感而又多疑的心灵中，形成一个虚幻的“皇帝党”的威胁。
乾隆对此是非常敏感的，嘉庆改元后，新君在藩邸的老师朱，同其他大臣一样向嘉庆进颂册，然而朱氏的颂册则要受到乾隆的审查，看其措辞是否得当，是否符合大臣之体。
此后，当乾隆决定把担任两广总督的朱调至京师担任大学士时，嘉庆立即赋诗祝贺，孰料墨迹未干，和早已把此事向乾隆汇报，从而使太皇帝得出“嗣皇帝欲示恩于师傅”的结论，大动肝火，顾谓董浩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颇有治罪嗣皇帝之意。
董浩叩首不止，请乾隆息怒，太上皇“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之召。”一场欲治罪嗣皇帝的风波，虽然终于平息，但它却给嘉庆以及朝中大臣留下不尽的惶恐，此后的嘉庆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在权力问题上愈发表现得无所作为，一切惟太上皇帝的意志是从。
为了了解嘉庆的真实思想，和把自己当年在咸安宫官学就读时的老师吴省兰推荐给嘉庆皇帝誊录御制诗，以便能及时了解新君的喜怒。
早已洞悉和用心的嘉庆仅写一些祈祷风调雨顺、追述列祖列宗功业、平定白莲教以及悼念嘉庆二年去世的孝淑皇后的诗作。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治罪和�
乾隆在退居太上皇之后，从表面上看身体还可以，但他的听力、视力都在急剧衰退，已看不了奏折。
臣下奏章的副本要交给和，而和为了不刺激太上皇帝，使其健康进一步恶化，就采取报喜不报忧的办法，致使许多真实情况被封锁。
而且他的记忆力已明显衰退，经常是刚用过早饭，又传早膳，往往是“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
不久，他说话也变得含混不清，除了和没有人能听懂太上皇帝在说什么，和自然就成为乾隆的翻译，至于在翻译中是否假传圣旨，只有和自己清楚。
尽管包括嘉庆在内的骨肉都不能同乾隆进行交流与沟通，但太上皇帝依旧大权在握。
这就意味着和仍然是太上皇帝的代言人。
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年）冬至以后乾隆就被风寒所侵，尽管从嘉庆皇帝到和都竭力劝太上皇帝节劳静养，但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
平定白莲教牵动他的心，除夕设在重华宫的筵宴以及元旦的朝贺大典他要参加，外藩使臣他要接见。
一连几天的劳累使他兴奋不已，到了大年初二又提笔写下五律《望捷》。
就在当天下午，偶感风寒的太上皇帝病情急剧恶化，任何汤剂都无济于事，时至傍晚已经大渐，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
从初二下午乾隆陷入昏迷，嘉庆就自然而然地接管了权力，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和等召到乾清宫侍疾，以便控制起来。
初三清晨太上皇帝晏驾。
正月初八嘉庆帝就将和逮入刑部大狱，正月十六在所颁发的上谕中，公布和二十大罪状，正月十八赐和自尽。
皇后钮祜禄氏当然清楚，在这场变故中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嫁给和独子丰绅殷德的固伦公主。
从辈分上说她是皇嫂，但在年龄上她比公主还小一岁。
公主是乾隆所有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在公主中排行第十。
十公主从小被父皇视为掌上明珠，在十公主下嫁之前就把最高级别的封号“固伦公主”赐给这个最小的女儿。
乾隆在五十四年（１７９０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为公主与丰绅殷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陪嫁的各种物品价值数百万两，而当公主携额驸回门时，皇帝又赐银３０万两。
尽管乾隆对幼女格外关照，可一旦乾隆弃天下而去、一旦和在政坛上遭遇坎坷，所有的荣华富贵就会成为过眼烟云。
乾隆去世才十来天，不仅公主的公公和被处死，她本人也遭受了抄家的厄运，自努尔哈赤开国以来，还没有一位公主经历过被抄家，一种难以名状的伤感袭上钮祜禄氏的心头。
自清开国以来，历代公主的婚姻往往是政治联姻的产物。
想当年太祖要同强大的乌拉部结盟，把第四女穆库什嫁给乌拉贝勒布占泰，未几双方交恶，布占泰竟以鸣镝射穆库什；后来四公主被营救回来，又被他的父亲嫁给了可以称之为父亲的额亦都，而在额亦都死后又被安排嫁给比她小一岁的额亦都第八子图尔格。
可公主、额驸都不满意对方，到崇德二年（１６３７年）彼此离异，４３岁的四公主只能回到娘家与同母兄弟一起生活，一直到顺治五年，６５岁的穆库什才走完命运多舛的一生，而图尔格则在顺治二年就已经去世。
皇太极时期，为了示恩前来归降的察哈尔部，把皇二女马喀塔（孝端皇后所生）下嫁已故林丹汗之子额哲，在额哲死后又令其改嫁额哲之弟阿布鼎，并与其生子布尔尼。
然而就是这个布尔尼乘三藩之乱时起兵反清，兵败被诛。
所幸公主已然病故，否则还真的要品味苦涩的婚姻所结出的痛苦之果。
皇太极第十四女比她的姐姐马喀塔还要不幸，为了笼络正在西南同南明永历政权浴血奋战的平西王吴三桂，顺治把幼妹——和硕长公主下嫁吴三桂长子吴应熊。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因反对撤藩之令率先发难，酿发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
为了对吴三桂进行惩罚，康熙于翌年四月将与和硕长公主一同居住在京城的额驸吴应熊及他们所生的儿子吴世霖处以死刑。
尽管康熙对这位丧夫失子的姑母屡屡进行安慰，但这位和硕长公主终不能从痛苦中自拔，竟郁郁而亡。
十公主几个姐姐的婚姻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联姻的色彩，为了巩固满蒙联盟，皇后富察氏生的三公主——固伦和敬公主嫁给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尔珠尔，四公主——和硕和嘉公主嫁给皇后富察氏娘家侄子福隆安，七公主——固伦和静公主嫁给蒙古喀尔喀赛因诺颜部世子，九公主嫁给兆惠之子，但他们过得幸福吗？实际上公主和宫中的妃嫔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婚后的日子真是碰运气……自从固伦公主下嫁到和府，丰绅殷德表面上既敬且畏，但实际上丰绅殷德在婚后不久就又纳妾。
即使是固伦公主也要容忍丈夫纳妾，身为女人也许就是最大的不幸。
就连皇帝女儿中地位最高的固伦公主，也不能过一夫一妻的日子。
难怪十公主自幼喜欢着男装，儿时总是戏称和为“丈人”。
而在丰绅殷德在被抄家之后，仍能保住半所宅院和半个园子（位于海淀），全凭固伦公主的金面。
要不是高攀上公主，丰绅殷德最轻也要发往军前效力，而他却能依旧住在京城继续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
可是他非但不感念公主的恩德，反而“将侍妾带至坟园，于国服内生女”。
自和被治罪，和这一大家子全都仰仗十公主支撑，然而丰绅殷德却还要移情侍妾，而让公主独守空房，实在是忘恩负义。
固伦公主的命运，深深刺疼皇后钮祜禄氏的心。
到了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年），由于公主府被革长史奎福到内务府“呈控丰绅殷德演习武艺，谋为不轨，并欲谋害公主，将侍妾带至坟园，于国服内生女”，终于把固伦公主与额驸之间不和睦的内情公开化，嘉庆特令大学士董诰会同留京大王臣审理此案……这对固伦公主的确是件很伤自尊的事。
此次风波从表面上看，很快平息了，但公主的心已经被伤透了，公主对额驸既无感情可言，也不抱任何希望，彼此只是维持夫妻关系，实际形同陌路。
钮祜禄氏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但她却无能为力……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白莲战事
熟悉国史的钮祜禄氏非常了解丈夫的能力，以嘉庆的能力他也只能跻身于守成之君的行列，他的决断能力、应变能力根本不能同他的列祖列宗相比，但他所面临的问题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刚一改元就遇上因擒拿教首刘之协所引发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虽然在乾隆退位后的三年时间，清军相继诱使聂人杰与王三槐到清军营地投诚；德楞泰在陕西歼灭王聪儿、姚之富部；其他将领也摧毁罗其清在大鹏山的营地，生擒罗其清；拿下冉文俦设在通江的基地，并将其击伤俘获；但张汉潮、王廷诏、齐国谟（齐林之侄）、樊人杰、冉天元、冷天禄、马学礼、苟文明、冯天保、苟文润、徐添德等依然转战在川、楚、陕的深山老林中。
到嘉庆五年十二月，亲政已经快两年的皇帝在上谕中也不得不承认“自邪匪滋事以来，剿办已及五载，总无蒇事之时”，“看来年内蒇功之说又成虚愿”。
“现在各路征兵不下十万，军威不为不盛”，“即如陕西省南山内伍逆余匪，所剩不过二百余人，而官兵现在万余”，“伊等尚得藉口于兵力不足”“似此辗转奔逐，年复一年，何时始能剿尽”？正像他在《蜀中余匪尚未荡平诗志忧闷》中所表述的，“兵能迅速斯能扫，机患因循不患迟”，“将疲士懈皆予罪，宵旰焦愁莫我知”。
一份来自河南的奏报令嘉庆和皇后兴奋不已，那个掀起吞舟巨浪的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落网。
刘之协一直藏匿在新野一带，东藏西躲，在躲藏六年后，他准备去湖北同那里的白莲教徒联合起来，在行至叶县时被清廷抓获，时为嘉庆五年六月。
一个月后刘之协被押至北京处死。
刘之协的伏法的确让皇帝夫妇出了一口恶气，但清军同白莲教的战争却仍在继续着。
“白莲余孽尚纷驰”的局面，并不会因刘之协被处死就能结束。
这一年年底，嘉庆帝在给军机处大臣的谕令再次谈到：“剿办已及五载，总无蒇事之日。
近据各路奏报，贼匪仍复东奔西窜，官兵虽随处追击，总不能扼其一路，归并一处，聚而歼洗。
看来年内蒇事之说又成虚愿。”何以同白莲教的战争久拖而不绝？一种观点认为：“带兵大员及各督抚等仍存此疆彼界之见，只将贼匪驱逼出境即为尽职，并不协力会剿，以致川、楚、陕三省窜匪出此入彼，来往自如。
即被一路防堵官兵剿杀，杀贼无多，而前无拦截，后无追摄，沿途裹挟，又成大股，仍与未经剿杀者无异。
”另一种观点认为：白莲教在服饰上与平民百姓无异，“良莠难分”，而彼等“生长深山，登峰便捷”，掠食于民，无需转饷，故能转战数省，旋灭玄旋起。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白莲教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或分或合，聚散无常，或往或来，出没无定。
使我之兵，日疲于奔命；使我之财，日耗于粮饷；使我之民，转徙流亡，不得耕种以为生”。
上述种种，只是一些表面现象，钮祜禄氏隐约感到皇帝对局势控制的能力在减弱，无论是对将士，还是对教徒，尽管这是嘉庆不愿承认的。
将领的杀良冒攻、杀降冒功，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四川总督福宁在围剿来凤县的旗鼓寨时，有三千被裹挟的难民到清军营地投降，福宁把千余妇女儿童释放后，把剩下的两千余人杀害，竟以“节次擒获贼匪俱随时正法”上报……为了尽快结束同白莲教的战事，嘉庆帝在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一月特颁布《御制邪教说》，在指出白莲教不同于佛教的同时，特别强调一般的白莲教信徒不是叛匪，明确指出清政府所要消灭的是叛逆之徒，而不是一般的教徒。
虽然白莲教在建立之始，其教首“则为骗钱惑众，假烧香治病为名，窍佛经仙篆之语，衣服与齐民无异，又无寺宇住持。
所聚之人，皆失业无赖之徒，所以必流为盗贼，是又僧道不若矣。
然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测怛之仁心，在朝廷之所不禁。
若藉此聚众弄兵，浙成叛逆之大案，则王法之所不容……官军所诛者叛逆也，未习教而抗拒者杀无赦，习教而在家持诵者原无罪也……故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乃显而易见之理，设若贼营中有一二僧道能尽行沙汰？有一二生员岂遂废科举之典乎？然则白莲教为逆者，法在必诛，未谋逆之白莲教，岂忍尽行剿洗耶？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之理既明，则五年来所办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虽然嘉庆盼来王廷昭（嘉庆六年初）、高天德（同年四月）、冉天士（同年八月）、樊人杰（嘉庆七年六月）等被歼的捷音，但一支支白莲教的队伍仍然出没在深山老林，虽说是强弩之末，但这“末”还要持续多久？钮祜禄氏不禁忧上心来。
嘉庆九年九月（１８０４年），最后一支白莲教被消灭的战报终于抵达北京。
皇后当然清楚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动用军队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二名；使用战马四万二千五百六十三匹（不包括各省所购买的）；调拨饷银二亿两，从川楚陕三省调拨的粮食截止到嘉庆七年将近四百万石。
长达九年的战事，使得清帝国库存的粮饷进一步靡费，川、楚、陕等省的百姓则长期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
诚如时人所分析的：“自嘉庆元年用兵以来，吾民之死于贼者无论矣。
官兵迎头截击，则冲锋冒刃者，皆吾精壮之民也；官兵从后尾追，则兜擒掩取者，皆吾老弱之民也，其死者不知凡几矣。
幸而乘间得出，守卡之勇，坐营之兵，盘而获之，以为奇货，文致其罪，冀邀厚赏，非法拷掠，多方指证，草草数言，即行正法，其死者又不知凡几矣。”钮祜禄氏很清楚：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饱受摧残的经济以及如何妥善遣返在平定白莲教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乡勇，对嘉庆都是很棘手的问题。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皇上遇刺
嘉庆八年春天姗姗来迟，都到了闰二月二十日北京城依旧是寒气袭人。
正在储秀宫诵读经书的钮祜禄氏并不知道此时神武门已经乱作一团——从圆明园返回皇宫的嘉庆在进入神武门准备换轿时，突然一个手持短刀的男人飞也似地从玄武门冲了出来，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