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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同比自己小两岁的六弟奕一起，在博尔吉济特氏的爱抚下度过了孩童时代。
皇贵妃对与自己共同生活了２０多年的丈夫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就道光的个人品质来说在帝王中可以说算上乘。
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黄河再次大规模改道所发生的洪灾，鉴于接连发生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经费紧张，道光身体力行，缩减宫廷开支。
他不仅停止每年去避暑山庄避暑的惯例，而且平时穿的便装也已经破旧到带补丁。
作为一位皇帝，道光最缺乏的则是应变能力与敏锐的洞察能力，表现在他处理问题上就是经常举棋不定与犹豫不决。
当英国突然把鸦片战争强加到清帝国的头上时，他始终就没有一个准主意。
英国军舰开到天津时，方寸大乱的道光就立即派主和的琦善去同英国人谈判，想通过妥协结束战争；但当琦善同英国人签订的《川鼻草约》被揭露后，道光又觉得有失天朝大国的体面。
道光没有同入侵者血战到底的气魄，因而摇摆于战与和之间。
更为可悲的是，在同英国开战两年的情况下，道光对英国的基本情况堪称一无所知——他在上谕中询问英国“至内地者经过者几国，克什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女主（即维多利亚女王）年甫２２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至英人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度兵事及占据郡县，搜刮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一个君主在毫不知彼的情况下，还能指望能够战胜气势汹汹的入侵者吗？其实一次战败并不可怕，法国的拿破仑就经历了对俄战争的失败，法国的首都巴黎甚至在１８１４年被英俄等为首的反法盟军全面攻占，拿破仑还因此被流放到小海岛上囚禁（厄尔巴岛），但法国并未从此一蹶不振。
短短数十年之后，在１８４４年，法国就继英国之后，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皇贵妃博尔吉济特深深陷入困惑之中，为什么人家法国在战败后就能很快恢复元气，而大清王朝却在一次战败之后一蹶不振，接二连三地遭受灾难？
道光静妃“仁孝”为本
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以及变化的世界格局，清王朝需要确立一个有魄力的继承人，以便能应付险恶的国际环境。
道光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也同样是举棋不定，论能力，皇六子奕无疑是最突出的，但奕毕竟是实际上的长子。
实际上，自清建国以来直至道光之前，在皇位的继承上，长子——不管是名副其实的，还是实际居长的儿子——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如果凭长子的身份就可以定下继承人，也就不必搞秘密立储了。
社会在进步，道光的思维却比他的列祖列宗还要陈腐，道光走不出立储以长的汉族模式，可又不能不考虑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尽管他想通过考核来做最后的决定，但他陈旧的观念使得他并不可能选择出真正杰出的皇太子。
道光的第一次测试，是让诸子去狩猎。
论狩猎，皇四子奕根本不是弟弟奕的对手，奕的老师杜受田已经琢磨透道光的思维方式，便给自己的学生支招——根本不狩猎，等皇帝询问时就以时值春日，鸟兽有孕，不忍伤生来回答，这一回答的确使道光心中留下了奕天性仁慈，“有人君之度”的印象。
又有一次，道光生病，把奕、奕找去，让他们各自“条陈时政”。
考虑到奕学识比不上奕，杜受田建议当皇帝垂询时，奕只管涕泣，不出一言，必然给皇帝留下纯孝的印象。
杜受田竭尽全力帮助一个平庸的人赢得继承权，固然误国；可问题的关键是道光的择储标准依旧是“仁、孝”。
以“仁、孝”为标准，道光又焉能不掉进杜受田所设计的圈套之中呢？也许正是由于择储上的犹豫不决，道光始终不肯册封掌管宫中事务的皇贵妃博尔吉济特氏为皇后；也许道光想把尊封皇贵妃为皇太后的机会留给奕，让继承人进一步去发扬“仁、孝”。
“仁、孝”的观念，在道光的思维中一直有深刻的烙印，当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３日），比他年长六岁的嫡母孝和皇太后博尔吉济特氏去世时，已经６８岁的道光不仅坚持每天以稀粥度日，还在圆明园慎德堂临时搭建守丧居住的苫帐。
要知道那时可是寒冬腊月，住进去才十几天，道光就在饥寒交迫中得了肺炎，并在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苫帐中驾崩（１８５０年２月２５日）。
为了所谓的孝道送了性命，毕竟还是家事；而为了孝道而选错了继承人，可就关乎国家的兴亡了。
道光在弥留之际，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赛尚阿等人召集到御前，派人取出立储密匣，公布立储密旨。
只见上面并排写了两行：“皇六子奕封为亲王；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在立储密旨上写下“皇六子奕封为亲王”就已经是前所未有，更让人费解的是“皇六子奕立为亲王”还写在“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的前面，别说把奕的母亲给弄糊涂了，就是满朝文武也都在私下揣摩大行皇帝的意图……大行皇帝为何要如此书写立储密旨？他是试图以“皇六子奕封为亲王”作为立嗣以长的补充，还是以此对皇位继承人提出一种暗示：在治理国家方面，奕要充分发挥奕的优势，兄弟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或者是期望“仁孝”为本的皇四子奕，在继承皇位后一定要真的恪守孝悌之道？从咸丰迟迟不肯尊抚养过自己皇考皇贵妃博尔吉济特氏为皇太后之事可以看出，奕的“仁孝”不过是他的老师杜受田导演出来的。
道光静妃天国狂飙
道光作为第一个被西方列强打败、第一个同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皇帝，留给继承人咸丰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
此时，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动荡的局势都需要一个有创新精神、有百折不挠勇气的皇帝来进行统治。
博尔吉济特氏是看着咸丰长大的，而咸丰是比先皇帝道光还要平庸的人，平庸的皇帝却偏偏遇上剧烈的挑战。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
洪秀全率部众在咸丰改元后即从金田突围，逼近桂平、象州，并自称“太平王”。
洪秀全何许人也，竟能称王犯上？在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的确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间私塾先生，是个在乡试中屡屡落第的秀才。
家居广东花县的洪秀全，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接触到一些介绍基督教的小册子，而清朝统治集团在鸦片战争中所暴露出的腐败无能以及战败后的割地赔款等等都激发了他的反清意识，于是他组建了“拜上帝会”，并到广西一带传教。
鸦片战争期间的天灾人祸，也为洪秀全的传教提供了信徒。
其中以道光五年的黄河改道以及五口通商所造成的原有运输线路的萧条最为突出。
在南宋绍熙四年（１１９４年）以前，黄河的走向是从山东入海。
该年，黄河在阳武（开封东北９０里）决口，汹涌的黄水如脱缰之马，在流抵梁山泺后分为两股，一股向北几经周折流入清河，一股向南奔去，最终汇入淮河，造成黄河大规模改道。
元代开凿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交流的大动脉，正是利用了黄河入淮所造成的水流量的陡然增加。
因而当黄河北去、恢复故道不再入淮时，大运河已经无法继续通航。
清政府为了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曾尝试改用海运。
道光年间的黄河泛滥、恢复故道，不仅造成数以百万、千万的难民，还导致以漕运为生的船夫失去生计。
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以及五口通商的实行，也使得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所造成的从江苏、浙江、福建去往广州的交通线路不再有昔日的“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忙景象，在上述运输线上谋生的人也失去了生计。
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４亿，无论城乡都感到谋生的艰难。
一旦失去生计，人们很难再找到新的谋生之路。
失业的船夫以及因五口通商所造成的失业人群使社会动荡随时可能出现。
布满干柴的社会，只要遇到火星就能酿发燎原的烈火。
洪秀全及其创建的“拜上帝会”就成为引发一场剧烈社会动荡的导火线。
为了把一场动荡消灭在萌芽之中，咸丰立即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像咸丰及其大臣所期望的那样，到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已经攻下永安的洪秀全建立政权“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妻赖氏为天王后，封儿子洪贵福为幼主，并封杨秀清为东王、封萧朝贵为西王、封冯云山为南王、封韦昌辉为北王、封石达开为翼王。
尽管清军对永安进行了围困，但太平军很快从永安突围，并从广西进入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安徽，到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二月初九，太平军攻下南京，并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在此建都。
一个同北京清王朝分庭抗礼的政权在南京建立。
对咸丰来说，更严重的挑战则是太平军在占领南京后，立即进行西征、北伐。
西征的目的是保证天京的安全，北伐则是向清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发起进攻。
该年九月二十日，天国的狂飙已经抵达天津一带，不要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就是紫禁城里的人也如惊弓之鸟。
自从清王朝入主中原、定鼎北京以来，还从来没遇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
就说嘉庆年间的林清之变，也不过是几十个人混进宫中，天理教的大队人马还远在河南。
而如今的太平天国，它的一支偏师已经扫荡到京畿地区，这的确是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劫难，皇贵太妃不由得悲从心生……为防万一，恭亲王奕已经受命负责京畿的守卫。
为了应付这一突然变故，咸丰甚至打破乾隆时期的不许亲王入军机的惯例，而令恭亲王奕担任军机大臣，这非同寻常的任命，已经反映出形势一发千钧，危如累卵……对京城来说，第一道防线的守卫者，实际是在天津、大沽一带同北伐军作战的僧格林沁。
如果这位蒙古科尔沁部的后裔也同其他将领一样不能战胜北伐军，恭亲王奕就得在北京城打巷战了。
谢天谢地，到咸丰四年正月，僧格林沁把北伐军驱逐出直隶，到四月，僧格林沁在阜城将北伐军余部包围并歼灭。
皇贵太妃不仅感到欣慰，更为博尔吉济特氏能有这样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而感到自豪。
道光静妃渐生嫌隙
当外部的危机一旦缓和，内部的矛盾就会显现出尖锐的趋势。
咸丰时期的某些矛盾实际是道光留下的，最突出的就是皇贵太妃博尔吉济特氏的身份问题。
本来在奕生母皇后钮祜禄氏去世之后，静贵妃主持宫中事务将近１０年，已经在行使皇后的权力，可道光却只封她为皇贵妃，让博尔吉济特氏有其实无其名。
至于对咸丰，博尔吉济特氏是尽了母亲的责任，然而奕即位后实际上也并未把博尔吉济特氏视为母亲。
连老百姓都知道“生的不如养的亲”，可皇帝却不知道。
如果说咸丰在改元后就被太平天国起事、永安封王、定都南京、北伐逼近天津等一系列突发事变搅得惶惶不可终日，倒也罢了。
可是当太平军北伐的威胁已经解除、清军针对占领南京的洪秀全已经建立起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在籍侍郎曾国藩已经在罗泽南所组织的“湘勇”、江忠源所组织的“楚勇”的基础上建立了“湘军”、并训练水军、攻克岳州、狠狠地咬住了太平军。
此时，动荡的局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按说咸丰有时间像尊生母一样尊抚养过自己的博尔吉济特氏为太后了。
有时间，并不等于有诚意。皇贵太妃博尔吉济特氏在经过两年多的等待之后，彻底失望了，她以至郁悒成疾。母亲的心病自然牵动着恭亲王奕的心……在外人看来奕、奕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一母同胞，可一旦奕继承了皇位，兄弟之间也就生分了，究竟是君臣之别影响了兄弟的情分，还是……奕的亲王是上了立储密旨的，也就是说他的亲王是先皇帝封的，可奕在即位后的册封中，把恭亲王奕的册封与醇郡王奕（道光第七子）、钟郡王奕（he）（道光第八子）、孚郡王奕（hui ）（道光第九子）的册封礼放在一起进行，极力要淡化奕是立储密旨上有名的影响，博尔吉济特氏对此当然十分敏感。
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六月底，皇贵太妃已经病危，一直拖到七月初一皇帝奕才下达尊博尔吉济特氏为康慈皇太后的谕令，奕长长地舒了口气。
病入膏肓的博尔吉济特氏只当了九天的皇太后就去世了，在其去世后所上的谥号中没有道光的谥号“成”字，这位道光的第四位皇后被称为“孝静皇后”，而不系“成”字，就意味着不能在太庙中有一席之地，不过是个挂名的皇后。
奕对不给母亲系道光谥的做法非常不满，而咸丰对恭亲王的防范也愈发明显。
太后去世仅一个月，咸丰就下令解除了奕的全部职务——包括军机大臣，并让已经２５岁的奕回上书房学习。
在咸丰看来，有载垣、端华、肃顺就足够应付日常的政务了。
咸丰同弟弟恭亲王奕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恭亲王奕的处境比起雍正时期的十四爷要好多了，起码没被软禁。
是咸丰的“孝悌”之念还未完全泯灭，还是连整人的手段都比不上高祖雍正呢？在另一个世界的博尔吉济特氏，如果知道自己刚去世，咸丰就对奕翻脸，又会有何感受呢？更令她不可能料到的是：八年后咸丰去世，在又一次政局的巨大变化中，由于恭亲王奕的特殊贡献，咸丰的儿子同治让孝静皇后得到“系谥、太庙”的待遇，从“孝静皇后”变成了“孝静成皇后”。
可美中不足的是，她的女婿景寿却在这次事变中被罢官，“叹人生，终难定”……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生逢末世（1）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
玩弄权术她堪称轻车熟路，应对国际局势却总是一误再误；如果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再向前迈一步，她就成为中国的明治；遗憾的是她不仅未能迈出这步，甚至还把试图迈出这步的人给扼杀了，使中国失去向近代转轨的机遇；更可悲的是，为了泄私恨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还迷信起“刀枪不入”，结果是“扶清灭洋”终成虚话，而“辛丑条约”却实实在在地套在国民的脖子上；迨至提出所谓“预备立宪”时，早已无力回天……如果道光择立的皇太子不是皇四子而是皇六子、如果咸丰也像他的父亲道光那样到去世时至少有六个儿子健在、如果咸丰的寿命起码也像他的父亲那样活到六十多岁，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就不会给咸丰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留下如此大的空间，然而历史没有那样多的如果……
叶赫那拉氏生于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入宫，被封为懿贵人，那一年她１６岁，比刚刚即位改元的咸丰皇帝小四岁。
贵人的封号在宫中是偏低的，比贵人还低的是“常在”、“答应”，而比贵人高的有嫔、妃、贵妃、皇贵妃、皇后。
尽管叶赫那拉氏在宫里的起点并不高，但在咸丰四年晋升为懿嫔。
咸丰的第一位皇后是他在藩邸时的嫡福晋萨克达氏，她在道光二十七年同皇四子成婚，可怜这位原配在咸丰即位前３２天去世，咸丰即位后被追封为孝德显皇后。
咸丰的第二位皇后是钮祜禄氏，虽然比叶赫那拉氏小两岁，但她在咸丰居藩邸时就嫁了过去。
在追封萨克达氏孝德皇后不久，咸丰就册封钮祜禄氏为孝贞显皇后。
对叶赫那拉氏来说，能否往上熬，主要的就看能否生儿子了。
咸丰在即位时还没有一儿半女。
但要争取到生儿子的机会也没那么容易，且不说后宫粉黛中有名分的就有１８位，此外在圆明园还有被金屋藏矫的江浙美人分别被安置在“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期望能同皇帝共度良宵，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里，不使出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