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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里，不使出浑身的解数就很难引起皇帝的垂爱，更何况咸丰是个子嗣不旺的人，从他结婚时起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将近２０个后妃就没有一个能生下子女，可真有点邪了。
第一个怀孕的，是同叶赫那拉氏同时进宫的丽嫔他他拉氏，他他拉氏在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五月生下位公主。
紧接着懿嫔叶赫那拉氏也有了身孕，而且居然在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三月生下大阿哥载淳，咸丰兴奋不已，挥笔写下“庶慰在天六年望，更钦率土万斯人”的诗句。
到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这位为皇帝生下惟一儿子的叶赫那拉氏已经被晋封为懿贵妃。
玫贵人也在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生了位阿哥，但不久就夭折了。
在清朝皇帝中还没有一个像咸丰子嗣稀少到只有一儿一女的。
正是因为其他妃嫔没有能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叶赫那拉氏的地位自然扶摇而上，入宫才几年地位就仅次于皇后了，真应了“母以子贵”。
而当同治即位后叶赫那拉氏就被尊为“孝钦显皇后”。
咸丰实际上就不是当皇帝的料，他既不具备迎接挑战的勇气和力挽狂澜的能力，更不能从容周旋于政坛上的激流漩涡之中；他欣赏风平浪静的生活，喜欢歌舞升平的气氛，更陶醉于粉黛簇拥的情调……他的情趣同现实世界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即位以来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他已经不胜其烦：建在南京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与建在扬州的江北大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太平军的势头，但几年来的战事也是互有胜负；尤其是向荣、和春、张国梁等将领的相继去世，愈发使得江南大营难以支撑，只能依靠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在那里苦战；至于流窜在豫、鲁、皖、楚的捻子，就更让咸丰闹心；最让咸丰头痛的还是英、法等国得寸进尺，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一再要求修改条约……生性机敏的懿贵妃已经看出：天性脆弱的咸丰承受不了如此强大的重负，已经烦到连奏章都懒得看的地步，对于如同一团乱麻的内政外交，他无能为力，索性就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到沙堆里……现实是逃避不了的，于是天生对政治感兴趣的懿贵妃就主动帮助咸丰处理奏章，对政务治的实践，使得懿贵妃如鱼得水，在逐渐积淀驾驭臣僚的经验……尽管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皇帝就已经把同英、法谈判的包袱甩给了广东巡抚叶名琛，但像涉及到公使驻京、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口岸、贸易税、传教等等一系列问题则是叶名琛无权解决的，而上述要求又是西方列强蓄谋已久的，以至彼此谈了一两年也不可能达成协议。
于是英、法两国则利用太平天国起义所造成的清朝统治者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外部事务的机会，在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再次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
英、法、美等西方列强要扩大侵略，而清朝政府要设法拒绝，尽管咸丰很想避免战事的发生，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恰恰发生了“亚罗号”事件，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船上的水手也都是中国人，只有船长是船主雇佣的英国人。
由于该船曾在香港注册，故悬挂英国国旗，甚至狐假虎威，公开走私。
但到了咸丰六年九月初十该船在香港的注册时间已经过期十几天，广东地方官员遂对这条多有不法行径船只的水手进行了扣押，英国领事巴夏礼遂以此事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
而当时的法国又正值拿破仑的侄子——耀武扬威的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遂同英国结盟。
英法联军在十一月十四日攻陷广州，就连广东巡抚叶名琛也沦为俘虏，被押往印度关押。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生逢末世（2）
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企图用武力迫使清朝皇帝接受修改条约、赔款、增开通商口岸等条款，而美、俄等也试图乘机牟利。
经过一番谋划，英国军舰１０余艘、法国军舰６艘、美国军舰３艘、俄国军舰１艘在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三月初抵达天津的白河口。
白河口距离天津２００里，设置大沽炮台进行保护。
在大沽炮台外还有一道淤积的海沙，军舰至此即搁浅，不能继续航行，堪称是大沽炮台的天然屏障。
英法等国军舰在此滞留２０多天，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有一条能通过小船逼近大沽炮台的水道。
四月初八，联军驾驶小轮船突然闯进大沽口内，大沽炮台轻而易举地陷落了，京师戒严。
咸丰立即派曾同洋人打过交道的恭亲王奕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前往天津议和。
所谓议和，实际上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在“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情况下，桂良只能代表清政府在英、法、美、俄所拟订好的条约上签字，这也就是包括公使驻京、把长江沿岸开辟为通商口岸、耶稣教及天主教可以自由传教、进口商品的收税标准以及赔偿英法军费、商业损失４００万两等内容的“天津条约”。
在武力的胁迫下，桂良代表清政府分别同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签订天津条约。
对咸丰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公使驻京，外国公使在金銮殿上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在他看来这比割地、赔款、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自主权还要有伤尊严。
当时的中国统治者，竟然闭塞到如此程度——涉及到国家主权的条款并不那么在意，涉及到觐见礼节的条款就争个没完，皇帝的面子比国家的主权更加重要。
咸丰甚至让负责谈判进口税的桂良，以取消所有商品进口税来作为取消公使驻京的补偿。
尽管在谈判税时清方已经接受对面、米、熟肉、烟、酒、牛油、香水、服装等３０多种日用品免收进口税，英、法等国不仅坚持公使驻京，而且坚持要到北京来互换被批准的“天津条约”。
实际上英法两国政府对已经获得的权益依然不满意，英国内阁已经通过再次发动战争的表决，到北京换约不过是发动战争的借口。
从签订天津条约到参与税则谈判的桂良已经意识到，同英法打交道“断非口舌能争，亦非微利能动，必得用兵方可”，然而当时“内寇方帜，民困未苏”，在“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之前”还是“以免登时决裂”为上策。
在畿辅地区开战，必须要打有准备之战、有把握之战。
但实际上，谁都清楚在大沽炮台失守、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清政府根本就顾不上去更新炮台装备。
英法公使是带着二万五千多名士兵“乘军舰赴天津”，显然是来者不善，而且敌方对大沽炮台的防御体系已经了如指掌。
对方在抵达大沽后，不按照清方的规定从北塘登岸，以至双方发生冲突，有意挑起事端。
联军在再次占领天津，英军驻扎海河左岸，法军驻扎海河右岸；而当桂良奉命赶到天津英法联军进犯天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同英法谈判时，英法又以桂良所携带的关防系咸丰八年所制，不具有全权谈判的资格，拒绝与其谈判，尽管桂良一再解释由于情况紧急已经来不及再制关防、他本人完全具有全权，但英国公使额尔金、领事巴戛礼就是不同桂良谈判……英法要重新挑起战端的意图已经一目了然，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京师，一念及此懿贵妃不禁打了个寒噤，从天津到北京根本就无险可守……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根本就没有为弱者伸张正义的舞台。
就像在动物世界里，狼吃羊不需要理由。
羊要避免被吃掉，必须格外警惕、格外强壮、格外了解狼的习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被吞噬的厄运。
遗憾的是，以咸丰为代表的大多数清朝官员对西方列强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对外交往中要么是盲目乐观，要么是一味妥协……咸丰同他的父亲道光一样，对西方列强既两眼一抹黑，又在交涉中左右摇摆……在英法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过程中，咸丰一会表示要御驾亲征，前往通州鼓舞士气；一会又准备巡幸热河。
也许皇帝本来就是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在准备外逃……当七月二十九联军到达通州后，北京局势已危如累卵，朝廷舆论一致谴责桂良谈判不力。
实际上联军一方根本就不打算谈，派谁去都是这个结果。
鉴于联军方面认为桂良不具备全权资格，咸丰改派怡亲王载垣，载垣同西方列强从未打过交道。
而咸丰对英法联军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为了避免“请旨往返稽延时日”，实际上给了载垣“便宜行事”的权力。
咸丰态度变得强硬也同懿贵妃有一定的关系，生活在宫中的懿贵妃并僧格林沁不了解世界格局的变化，同载垣等一样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
在八月初三同英国领事巴戛礼见面，巴戛礼坚持要求驻扎在通州附近的僧格林沁退兵，载垣则要求英方在通州递交换约的文本、不必前往北京，虽然载垣接受撤兵，但巴戛礼还是坚持要带着军队来北京。
经请旨，清政府已经同意以不得超过四百人为条件，但联军仍不同意就此罢兵，因为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的条款咸丰没有接受。
被侵略者同侵略者的谈判，从来就是在对方开列的条件上签字，所谓据理力争不啻于天方夜谭。
处于绝境的载垣扣留了巴戛礼，想迫使对方也能给清朝皇帝留一点面子。
一心要挑衅的联军遂以此为借口发起进攻，僧格林沁在八里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根本不可能挡住如狼似虎的联军，八里桥、定福庄均已失手，朝阳门一战更是徒有其名，一听见枪炮声驻防军队便如鸟兽散。
即使到了这步田地，懿贵妃还劝咸丰留守京师“皇上在京可以震摄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方寸大乱的咸丰已经没时间再听懿贵妃谈古说今了，他只有一个念头：跑……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避难热河
咸丰与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大阿哥载淳等都平安逃到了热河的避暑山庄。
在离京前，他已经把同洋人谈判这件极为棘手通州八里桥八里桥激战的差事交给了奕，要不是闹到这步田地，咸丰绝不会起用已经赋闲五年的六弟，而且在离京之前还下达了处死巴戛礼的命令。
以前常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现在对奕来说是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联军的前提就是释放巴戛礼，如果处决了巴戛礼就更难办了……尽管释放了巴戛礼，联军依然向北京推进，本来一直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奕，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匆匆逃到卢沟桥一带，紧接着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相继被劫掠、焚烧，皇家园林冒出的熊熊浓烟与窜动的火苗，对每个中国人都如同烈火焚心。
这把火，从八月二十二持续了将近半个月，一直到奕都已经在联军拟订的“北京条约”上签字，火势依旧……联军已经从安定门入城，驻扎在国子监一带，京城内外一片惶恐。
进入京城的联军只有三四百人，但留下交涉的奕却没有一兵一卒，“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的悲凉袭上恭亲王的心头。
按照联军的安排，奕在九月初三从卢沟桥迁到西便门附近的天宁寺，一天后又住进法源寺，以便能就近同占领京城的联军谈判。
所谓谈判不过是个外交辞令，实际上就是在联军拟好的条款上签字，根本就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
留在北京的奕惶恐不安，度日如年，逃到承德的咸丰则是如惊弓之鸟，惟恐洋人再追到避暑山庄。
奕把同英国全权谈判代表额尔金签订的“北京条约”的文本送到承德请皇帝批准，除了“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又增加了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给英法的赔款各增加到白银８００万两，同英国还有个割让九龙的问题，而同法国则有个天主教传教以及教产的处理。
趁火打劫的俄国，利用“中俄天津条约”的附件——“中俄北京条约”把清王朝的发祥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东的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吞并。
咸丰面对强加给自己的北京条约只有用玺的义务，没有审批的权利……“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可签订“北京条约”时敌军岂止兵临城下，都占领了京城，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耻”，无论对清王朝还是对中华民族都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而咸丰不仅要忍受这种奇耻大辱，还要通过用玉玺而使其变得符合当时的国际交往惯例。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九月底，占领北京的联军在“北京条约”正式签订后已经撤走，北京又成为了京城。
尽管以恭亲王为代表的廷臣一再吁请皇帝回銮，但咸丰就是不想起驾，惟恐“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回銮的奏请，甚至还在十月初一的上谕中明确表态：“本年回銮之举，王公大臣等不准再行渎奏”。
尽管天气已经进入了初冬，皇帝还是留在了建在口外的避暑行宫。
他无法面对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等皇家园林沦为废墟的现实，也无法面对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被他抛弃的宗庙、坛社，更无法面对已经驻进北京的外国公使随时都会要求同皇帝见面、又不叩头的觐见礼。
他既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也没有痛定思痛、励精图治的志气，宁愿躲在避暑山庄继续做着大清天子的梦。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咸丰驾崩
对咸丰长期滞留在行宫，最着急的是懿贵妃，再这么下去同洋人进行交涉的六爷奕就成为朝廷的代表了，谁还能再把皇上看在眼里？载垣、端华、肃顺这些从驾的王公大臣就会由着皇上的性子在烟波致爽、福寿园、如意洲等处散心，甚至还把升平署的人召到行宫来上演皮黄、昆腔，长此已往到哪儿是一站呢！梦是美好的，却总有醒的时候，咸丰已经到了但愿长睡不愿醒的程度，只能靠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来麻醉自己。
咸丰的身体本来就不算好，对酒色的迷恋以及靠喝鹿血来壮阳的做法已经使他的身体步入恶性循环的轨道……在逃往热河的路上他就已经累得吐了血。
按照现代医学的判断，肺结核、胃溃疡、肝硬化都能导致吐血，但肺结核、胃溃疡等病所引起的吐血一般不会立即危及生命，只有肝硬化引起的吐血才会使病情迅速恶化。
肝硬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无明显的病态，但胃底静脉的血由于长时间的淤积，不能正常循环，最终导致静脉破裂，临床表现就是吐血，而一旦吐血，也就无药可医了。
按照中医的观点：忧伤脾、怒伤肝。
而咸丰即位以来，就面临着太平天国的攻城略地、洋人咄咄逼人的攻势，内政外交上的接连失利令他怒不可遏，而从京城出逃时的高度紧张则成为发病的导火线。
吐血之后的咸丰愈发虚弱，刚３０岁就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
转过年以后，咸丰已经决定回銮，因为发病一次次推迟行期，作为咸丰独生子——大阿哥母亲的懿贵妃，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七月十六，一向喜欢看戏的咸丰已经受不了锣鼓敲打的刺激了，传谕“如意洲承应戏不必了”。
连看戏的精神都没了，足以反映出咸丰的命门火已经相当微弱了。
懿贵妃预感到情况不妙，有皇上撑着她同大阿哥好歹还有个依靠，一旦……她不敢想以后的事……要是真的到了那一步，也得想办法撑住……就在这一天的晚饭后，咸丰突然昏了过去……行在的人——从皇后到妃嫔、从王公到大臣都意识到天崩地坼的一幕已经到来……咸丰苏醒过来时夜色已深，他自己也感受到死亡的迫近，刚３１岁的皇帝就要安排自己的后事了……大阿哥才６岁……奕虽然有才干，万一起了篡位之心那还了得……安排大臣辅政，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当年顺治爷安排了四辅政……由皇后钮祜禄氏垂帘听政？不行，本朝家法从无此制，再说钮祜禄氏也不一定驾驭得了那些大臣……大阿哥的生母懿贵妃要是能帮皇后一把……但她心计太多……一个又一个的安排，在咸丰的脑海突然冒出，但又突然被否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绞尽脑汁在考虑如何避免幼主临朝大权旁落的问题……当了１１年皇帝的咸丰，在生命的最后四个时辰堪称是最忙的。
在辅政大臣的安排上咸丰费尽了心思，而伴随着皇太子载淳的即位，载淳的生母必然要同皇后并列为皇太后，他真怕钮祜禄氏将来挟制不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