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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他的带动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封疆大吏也都开始办起了洋务，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叶以后以国防工业为领军的涵盖采矿、制造、航运、近代教育等方面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崛起，江南制造局、福建造船厂、轮船招商局的建立以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等措施，都使得晚清社会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洋务与维新之间的差距其实就差那么一步，用冯桂芬的话来说就是：“略仿西法”、“注重舆论”、“废除科举”、“改进教育”“加强地方自治”鼓励读书人“发表政见”。
然而当时所有办洋务的人，都没能意识到与之相关的“西法”。
别说两宫皇太后，就是热衷办洋务的奕也没有跨过这一步。
退一万步说，即使恭亲王能跨过这一步，两宫皇太后也不会对制约君权的“西法”认可。
维持三巨头共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问题是慈禧的权欲太强了，她把手下的那些太监当作耳目，这些一方面为慈禧效力，一方面也狗仗人势。
最受慈禧信赖的大太监安德海，就是个想弄权的人，由于“颇嫉恭王为两宫所倚任，因以谗去其议政权”。
甚至依仗慈禧太后的势力，在同治面前作威作福，气得小皇帝不止一次大声叫喊着要杀了安德海……要杀安德海谈何容易，慈禧那一关就不好过。
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七月，安德海以给小皇帝办龙袍为借口出京，打算到苏州玩一趟。
本来清廷有太监不得擅自出京的祖制，既然太后可以垂帘听政置祖制于不顾，太监也就可以到北京城外面抖抖威风，上行下效嘛！安德海也的确有点太张扬了，“自称奉旨差遣”，“乘坐太平船两只，声势煊赫……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沿着运河往南而去。
一路之上俨然就像钦差，安德海得意之极，甚至公然敲诈勒索……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安德海还在直隶境内时，就已经得到安德海一路之上种种不法行迹的奏报，一方面他命令下属做好逮捕安德海的准备，另一方面把安德海在外招摇煽惑的奏折已经写好，待其行至泰安将其抓获，押往济南。
与此同时丁宝桢的奏折也送往北京，恭亲王立即先向慈安报告，慈安在其垂帘期间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在奕的支持下召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议论处理意见，经过两天激烈的争论，终于给山东巡抚丁宝桢颁发了对安德海“即行就地正法”的谕令。
处死安德海，对慈禧日益膨胀的权欲无疑是个制约，但慈禧自有自己的逻辑：谁都知道安德海是西太后最赏识的奴才，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别说是把狗给打死了，她绝不会咽下这口气……同治亲政后为了重修圆明园和恭亲王闹翻，一气之下把恭亲王一切职务革掉。
虽说当时慈禧已经归政，但她依旧控制着同治，不仅不支持处分恭亲王，反而把同治训斥了一通，令同治撤销颁出的谕令。
为何慈禧未对六爷落井下石呢？不是慈禧要宽容恭亲王，而是紫禁城内又出现了新的危机——同治在立后问题上竟然不听生母慈禧的安排，而听嫡母慈安的意见，在后宫内慈安、同治再加上同治皇后一起来对付她，她必须得缓和同恭亲王的关系。
再说，同治急着要修圆明园说的是为了母亲，实际是想把慈禧打发到圆子里，皇宫内院好由他和皇后把持。
就这点小算盘，能逃得过慈禧的眼睛？深谙权力之争的慈禧很清楚，在充满激流险滩的政坛上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她曾同慈安联手整过六爷，六爷也同慈安联手削弱过自己，而今她主动向六爷做出不计前嫌的姿态，争取把恭亲王拉到自己这边，至于三人同治还能维持多久，也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虽然慈禧非常想尽快结束受人制约的时代，但她不会再贸然行事了。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走向独尊
同治驾崩，已经为结束三人同治、慈禧走向独裁铺平了道路。
在慈禧的主持下，咸丰的几个兄弟——恭亲王奕与醇亲王奕、钟郡王奕、孚郡王奕，以及出继给王绵恺（道光的弟弟，孝静成皇后之子）为后的老五奕都来到养心殿西暖阁来议立嗣君。
既然是为同治立继承人，却没有同治皇后的份，对此居然没有人质疑，足以反映出尚未议储，慈禧已经主宰了议储会议。
无论在一些正史著述还是在野史传说中，都盛传慈安手中保留着咸丰临终前给她的手谕，并对皇后说道：叶赫那拉氏“今即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皇太后，惟朕不能深信其人。
此后如能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
如果真有那份手谕，也不可能是临终前写的，那时咸丰连“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都是口述由臣下记录的，除非咸丰在肃顺的提醒下早就写好了这份遗诏，在临终时交给皇后。
据说慈安为了表明对慈禧的信任，把遗诏拿给慈禧看，并当着慈禧的面把遗诏焚烧，才使得慈禧愈来愈跋扈专横。
从名分上说应该由慈安主持此次立储会议，同治的死已经使得慈禧失去母以子贵的基础，但以慈安的心计绝斗不过慈禧。
深通权术的慈禧已经在一年前的圆明园风波中把恭亲王奕置入毂中，这一次是慈禧同奕联合起来……此后，两宫垂帘就纯粹是个摆设了。
在咸丰的几个弟弟中为同治选下一辈的继承人也很困难……阿鲁特氏可以不贪图太后的名分，可慈禧却把太后垂帘听政看得同生命一样重，她早就盘算好了，立醇亲王奕同自己妹妹生的载（tian）作为咸丰的继承人。
当慈禧把早就胸有成竹的安排说出来的时候“诸王皆谔”，毫无思想准备的醇亲王奕竟然当场昏了过去，只有恭亲王奕神态自若，不仅斥责醇王失礼，还“令侍卫”把醇王“扶出”，显而易见恭亲王是慈禧的同谋，因而“诸王不敢抗后旨”，当时载４岁，慈禧也才４０岁，光绪时代就此开始。
也许恭亲王并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他的支持，三人同治的局面开始被打破，慈安在政坛上已经行同傀儡。
论才智、权变慈安都比不上慈禧，但她以前还坚持着同慈禧一起抑制恭亲王、又同恭亲王联合除掉安德海，那都是为同治亲政做准备，她不能让同治受制于他人。
好不容易支撑到同治大婚、亲政，她自以为可以对得起先帝临终时的重托了，偏偏同治又青春早逝……关于同治在病危时被生母“断医药饮食”以及同治皇后连同腹中的孩子——也就是同治的惟一骨肉，被慈禧活活逼死，这些她也是在事后才听到的一些传闻……虎毒尚且不食子……在这点上慈禧太像武则天了，为了权可以把亲生骨肉置于死地……到头来慈安却是白发人反送黑发人……她每天都要同一个比虎还要狠毒的女人一起垂帘听政，又焉能不退避三舍……再说光绪是慈禧立的，又不是先帝的骨肉，还用得着她去操心……然而慈禧并不因为慈安的退让而善罢甘休，慈安毕竟是咸丰的皇后，只要慈安还存在，在后宫就不可能形成慈禧独尊的局面。
光绪虽然是慈禧的亲外甥，但只要有慈安活着载就会像载淳一样把慈安当亲妈……她绝不能让光绪成为第二个同治，倚仗慈安和自己作对……除掉慈安，已经成为慈禧的下一个目标……据（美）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孝钦显皇后传中写道：“１８８１年４月７日（即光绪七年三月十一日）孝贞皇太后突然去世，染病仅一日”，而该文译者王澈在这段的文字后面还特意加了这样一条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谕档》，孝贞从发病到死亡不到两个小时”。
在当时就“传言四起，说孝贞是被孝钦毒死的”，而萧一山在其著作的小标题中就赫然写有“慈安被弑”，书中也有“慈禧悍然弑之”的表述。
慈安之死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因为在此之前闹病的是慈禧，朝野上下都以为死的是慈禧，结果恰恰是没有生病的慈安突然死了。
关于慈禧的病，在萧一山先生著作中也有如此一段描述：“光绪七年，慈禧忽患疾甚剧，征中外名医治之，皆无效。
盖由误认血崩所致。
惟薛福辰（福成兄）诊其脉，知为小产，乃投以疏瀹（yue）补养之品，奏效如神。”笔者引用这段材料绝无褒贬之意，慈禧是太后，但她同其他女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更何况她在２７岁就开始守寡……武则天到了七八十岁还需要面首，别说才四十六七岁的慈禧了。
慈安不会听不到风声，在慈禧病好后，曾备酒宴与其推心置腹谈心。
本来慈禧就有心病，生怕被慈安给点破，更何况咸丰临终前同钮祜禄氏的密谈，对慈禧来说是个永远摆脱不了的禁锢。
当年，肃顺就曾劝咸丰效仿汉武帝立昭帝赐死赵钩弋的做法，慈禧愈发动了杀机。
一个是有杀人之心，一个是毫无防范之意，凑在一起不出命案才怪呢！慈安之死对恭亲王不啻当头一棒，在宫内惟一能对慈禧进行制约的人不复存在。
两强相遇必有一争，以前在奕与慈禧之间还有个缓冲的人物——慈安，一年前慈禧的太监携带物品出宫被护卫截获，太监携带物品出宫违反了宫中规定，应当受责；但太监是奉慈禧之命携带的物品给娘家送去的，以至叔嫂发生争论。
慈禧盛怒之下要革了奕的王爵，奕则不客气地说“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硬碰硬，谁也不退让，多亏了慈安两边劝……三人同治，虽说有个互相制约的问题，但总还可以互补，可以减少决策中的失误；没有了制约、没有了互补，只能执迷不悟，一错再错，甚至还会把最后一点回旋的余地都给断送了……虽然奕的综合能力比慈禧强，但慈禧手里有他不具备的王牌——光绪。
在一个有着５０００年文明的国土，共同治理国家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个人独裁却永远是那样有根基。
且不说前朝只说本朝，在太祖去世后四大贝勒共同执政也就坚持了四五年，就变成皇太极一人独尊；顺治即位初期，郑王与睿王联合辅政连头带尾也就半年；至于康熙初年的四大臣辅政，还不到６年就形成鳌拜专权的局面。
从咸丰去世到现在，尽管也充满了明争暗斗，但奕毕竟同两宫共同执政了２０年。
慈禧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经过２０年的磨炼对执政已经相当熟悉了，现在又有光绪的父亲奕来帮她撑着，把奕挤出政坛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平心而论，奕比几个兄弟的能力都要强，但他就是没有当皇帝的命。
当公布道光的遗诏后，他就把全部雄心化为“愿为贤王”；即使在最危机的时候他奉命留在京城同联军谈判，联军想把他推上皇帝的宝座时，他也断然拒绝了；而且真心诚意奏请咸丰回銮，在咸丰驾崩后又全心全意辅佐冲龄即位的同治。
可现在他才５０岁，正是既有经验也有精力的时候，可朝廷——确切说慈禧已经准备把他一脚踢开了……如果从同治即位算起，慈禧用了２２年的时间实现了从宫中到朝廷的大权独揽。
而在这２２年中，特别是在１８６４年清军攻克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至中法战争爆发前的２０年，无论国际环境还是国内形势都为清王朝发展自身实力、实现“自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遗憾的是，清王朝决策人——无论是慈禧还是奕只满足购置洋枪洋炮、建立军事工业，不仅没能抓住这极为关键的２０年，而且把主要精力用于内部的权力之争上——两宫与恭亲王、恭亲王联合慈安遏止慈禧、慈禧与同治及同治皇后明争暗斗。
慈禧利用一系列的内耗建立了个人独裁，清王朝不仅与“自强”失之交臂，也始终没有跨过从洋务到维新的关键一步。
然而与中国仅一水之隔的日本，恰恰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不仅挣脱列强对自身的束缚，完成了明治维新，而且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它的近邻——朝鲜与中国……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一误再误
慈禧虽然是个很懂权术的人，但在应对国际事物上比恭亲王要差得多，尤其在大权独揽后的对外交涉上一误再误，终至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从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清政府向国外派遣使臣时起，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就要求驻外使臣必须写工作日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
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即使如此，主持总理衙门２０多年的奕在办外交上也只是略知些皮毛。
至于慈禧及其所任用的庆王奕对于外交就更是一窍不通了，中法之战及所签订的“中法新约”，就是慈禧在大权独揽之后对外交涉的一大败笔。
自鸦片战争以来，打了败仗要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打了胜仗依然要出卖主权，正如时人所评论的“阳开通商之途，阴实开通藏之路”，“其争西藏之力，可与英、俄抗衡”。
不知是办理外交的人太闭塞，还是已经被洋枪洋炮打得高位截瘫的清朝统治者根本站不起来，以至法国不胜而胜，清朝不败而败。
法国毕竟与中国相隔数万里，而近邻日本的威胁就更为迫切与突出。
尽管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下，日本于１８５４年（清咸丰四年，日本宏政元年）同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打开国门，但感受到外部压力的日本统治者很快就开始效法西方，改革官制，制定法律，开办新式学校，此即发生在同治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自身尚未挣脱西方列强奴役的日本已经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中国。
同治九年（明治三年，１８７０年）日本政府派遣使者来华，要求同中国签订包括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不平等内容的条约，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到了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三四千日本侵略军在台湾府登陆，企图霸占台湾，只是由于清政府据理力争、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抗以及英、美等西方列强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心存疑虑，才迫使日方在得到清政府的赔款后撤军。
侵略阴谋未能得逞的日本，是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扩张野心的，为了再次对中国进行侵略，日本统治者始终把扩军备战作为国策。
面对日本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慈禧不仅没有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去经营在光绪二年成立的海军衙门，反而为了修复颐和园，通过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挪用海军经费”。
面对如此险恶复杂的国际形势，慈禧只能从“以夷制夷”的古训中琢磨出联合俄国牵制日本的策略，这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王朝对外交涉的主旋律。
但俄国也不是吃素的，虽然其实力比不上英、美、法，但其对外扩张的势头却是有增无减。
俄国在相继吞并临近中国新疆的中亚汗国浩罕、茂甫、基发后，又击败“附近伊犁，与阿富汗为邻”的穆哈拉国，迫使该国成为俄国的属地。
在光绪十七年，俄国出兵占领帕米尔。
当时俄国在亚洲驻兵十三万五千七百以上，配备的大炮一百八十尊。
国土辽阔且与中国接壤在万里以上的俄国，早就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俄国在“与中国接壤之境，每值勘界，则必侵入”。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俄国利用《中俄北京条约》，攫取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此后又把侵略矛头对准了中俄边境的西段，并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利用阿古柏在新疆的分裂活动、清政府忙于平定内乱的机会，俄国又出兵占领巴尔嘎什湖以东以南及至伊塞克湖南岸２００多公里一线的大片土地。
此后则通过勘定中俄西部边界，使得侵占新疆４４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强盗行径通过外交方式得到确认。
慈禧竟然把一个连祖宗发祥地都已经占领的邻国作为外交上的盟友，是愚昧无知呢，还是黔驴技穷呢……
致远号官兵邓世昌至于俄国对东北亚扩张所引起的同英美之间矛盾的加剧，也未引起慈禧应有的关注。
东北亚局势的紧张，凸显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演变，英、美等国为了实现牵制俄国的战略目标，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