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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局势的紧张，凸显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演变，英、美等国为了实现牵制俄国的战略目标，对日本的扩张态度也已经发生改变。
日本虽然未能跻身于世界六强，但它的背后有英美的支持。
慈禧并未从日本咄咄逼人的气焰中感受到新的军事进攻威胁已经在即，反而把精力放在六十大寿的操办上，而１０年前的五十大寿就被中法之间的战事给搅了。
当日本侵略者把甲午之战强加到清王朝的身上时，慈禧一心想避战，想通过所谓俄国、英国的调停来化解战争的危机……慈禧的“以夷制夷”的惟一结果，就是争取到一个“三国干涉还辽”的机会，而“联俄拒日”则使得清政府用以赎回包括盛京、东京、兴京在内的辽东半岛的白银——从日本开出的５０００万两降到３０００万两，仅此而已。
伴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已经迎面扑来，然而此时慈禧的心思却放在拖延归政上，在她的心目中保住无限期地听政，永远比应付咄咄逼人的列强更重要。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废立风波（1）
岁月如梭，转眼就到了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到了皇帝亲政的年龄，但对慈禧畏惧到极点的醇亲王奕深知太后最不能放下的就是手中的权力，于是他以国事多艰恳请慈禧太后继续训政。
此后又过了两年，１９岁的光绪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慈禧决定把娘家弟弟桂祥的女儿——比光绪大三岁的叶赫那拉氏册立为皇后，以便能在光绪的身边安插一个耳目。
把光绪抱进宫的时候实际还不到４岁，当时他还睡着，等醒来的时候不仅进了皇宫而且成了小皇帝。
从父系这边说慈禧是他的伯母，从母系那边论太后是她的姨母，从名分上他是皇太后与咸丰的过继儿子。
但慈禧已经感到：从小看着长大的光绪还不如没见过几次面的儿媳妇——也就是光绪皇后，对自己更亲。
从光绪亲政，母子之间的关系就更微妙了，说穿了就是个“权”字。
如果光绪在对国家的治理上同慈禧的意见一致，也许问题就不会那样尖锐。
关键是光绪认为慈禧将近３０年的统治经验已经难以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必须改弦更张。
而慈禧对手中的权力又是如醉如痴，爱不释手，从北洋水师到军机处、总理衙门、督抚、都统的任命都把持在她的手里。
对光绪来说，祖宗家法就是慈禧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像是唐僧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祖宗家法上哪一条允许太后垂帘听政？哪一条允许兄终弟及？哪一条允许割地赔款？再说祖宗家法也是在清朝崛起时逐渐形成的，也是在实行过程中不断改进的，哪有一成不变的道理！马关条约谈判北洋水师提督衙门而光绪却偏偏不像他的生父那样谨小慎微，却像师傅翁同（he）。
翁同是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状元，但他并不是那种纯粹的书呆子，管过户部，也在军机处、总理衙门当过差，有一定的从政经验。
同治即位后，他不仅同李鸿藻一起担任帝师，还负责给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同慈禧、慈安都有半师之份。
在光绪二年小皇帝六岁时就在翁同的教育之下……翁同不仅给光绪讲国学，还给他讲治国安邦的道理，甚至让光绪跟同文馆的学生学习外语，从而在给处在紫禁城的皇帝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小窗口。
翁同是竭尽全力想为大清王朝培养出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一位使中国走向自强的皇帝，而这就注定了光绪同慈禧在意识上的差异。
翁同愈是尽心培养光绪，光绪同慈禧的差距就愈大。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在翁同的影响下同维新人士开始来往。
一向惟慈禧之命是听的光绪，这次居然破釜沉舟，竟让庆王转告慈禧：“朕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予我权，宁逊位而已。”这实在太出乎慈禧的预料了，按照慈禧的性子，她恨不得立即把光绪废了……她既然有能力把光绪立为皇帝，就有能力把他废为庶人，但要找一个替代光绪的人，总得需要时间去物色新的人选……
别看慈禧对洋务、对维新不那么了解，但对变法以及变法的后果还是略知一二的。
变法也好，维新也好，必然要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堪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说科举考试，真的废除了那些读书人入仕的前程能消停吗？再有就是旗人的钱粮，朝廷视旗人为根本已经养了２００多年，士农工商他们哪样也干不了，真的断了钱粮，就得去喝西北风。
最让慈禧接受不了的就是“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学西法、兴民权，皇家的权力还能保得住？于是，她决定欲擒先纵——表面上同意光绪变法，先由着他们去闹——等时机成熟了再收拾光绪以及支持变法维新的人。
光绪进行戊戌变法的时间已经是１８９８年（光绪二十四年），此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完成了３０年，而西方列强又处于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依赖——也可称之为控制进一步加强，国际环境已经不同于３０年前。
更何况日本的“倒幕运动”已经基本摧毁了国内的封建势力，而光绪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当维新党人得知慈禧有废黜光绪之意后，决定由谭嗣同去说服曾经同“强学会”有联系的袁世凯派军队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真正兑现归政皇帝的诺言。
袁世凯表面同意支持变法，私下立即向上司荣禄告密。
而袁世凯的告密则使得本来就举步维艰的变法陷于失败——慈禧立即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
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废除新法，并准备废黜光绪……由于被慈禧通缉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在逃跑时曾得到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外国轮船的帮助，因而使得已经独断专行将近２０年的慈禧对洋人怀恨在心……更让慈禧恼火的是，她选定大阿哥作为同治继承人的计划，也因未能实现光绪皇帝病危、乃至驾崩，而不得不推迟。
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纷纷给朝廷推荐各地的名医来给光绪皇帝治病，其中还有外国医生，慈禧只能假戏真唱，但光绪的脉象是“六脉平和”根本就没病，这样一来光绪驾崩的时间只能往后推……从内到外的阻力都让慈禧怒不可遏……《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掠夺与奴役的深入，都使得民族矛盾急剧尖锐起来。
有着习武传统的山东民众在义和团的率领下率先起来反对洋人教堂所进行文化侵略与经济掠夺，所谓“天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即此之谓。
而民间习武最讲究练硬气功——也就是常说的“刀枪不入”，所谓“刀枪”不过是刀枪剑戟一类“冷兵器”的简称。
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冷兵器与火器并存的时期，只有朝廷才有火器营，在民间主要还是冷兵器。
以“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在山东遭到巡抚袁世凯的残酷镇压，便转移到直隶一带。
义和团为了避免在直隶遭到镇压的命运，便公开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这恰恰与慈禧对洋人的愤怒心情相符。
慈禧竟把“灭洋”寄托在“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身上。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废立风波（2）
如果说在穷乡僻壤的人，不知道洋枪洋炮的威力也就罢了，问题是慈禧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到热河逃难时就听说过洋枪洋炮。
更何况，此时的西方军火又经过多次的改进与发展。
虽然总理衙门要求驻外使臣必须写工作日记向国内汇报，以期让统治集团了解国外的情况，但别说是慈禧就是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庆王也未必肯抽出时间去翻一两本“出使日记”，要不然怎么可能相信乡间所说的“刀枪不入”呢！但慈禧却把宝押在“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身上，也许其中包括了坐山观虎斗的用心：让义和团去同洋人厮杀，侥幸能灭灭洋人的威风，也出口心中的恶气；如果义和团敌不过洋枪洋炮，也可以借洋人的力量除掉肘腋之患；义和团毕竟已经到了京畿，说是“扶清灭洋”，谁知“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从王公大臣到文武百官确实没有人能猜透慈禧的心思，倾向维新的官员在戊戌政变后已经成为惊弓之鸟，而守旧的官员则成为义和团的支持者、甚至在自己的家中也摆起了神坛。
至于大阿哥溥的父亲端王载漪，更是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废黜光绪、把自己的儿子推上皇帝的宝座，在他的王府中就供奉着“洪钧老祖、梨山圣母”。
当自下而上的浪涛席卷京城时，当义和团进攻西什库教堂时，当崇文门、宣武门一带的教堂被付之一炬时，当外国驻华使馆遭到围攻时，当德国驻华公使以及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被杀，当前门外的商业区“四千余家店铺”已经成为一片火海时……机关算尽的慈禧突然感到对事态的发展失去了驾驭的能力，为了不至于被汹涌的浪潮吞噬，她只能以宣战来作为退步抽身之计。
朝廷上下，无人能对慈禧所做出的宣战进行任何制约。
宣战，说起来容易，只要把战书送到使馆、限使馆人员２４小时之内撤离就行了。但要准备应付宣战后的局面则是一个极其严峻问题。就连慈禧最倚重的荣禄、李鸿章、庆王、袁世凯以及地方有影响的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都反对打这场毫无准备的战争。李鸿章、袁世凯建议慈禧应该保护外国使馆，刘坤一曾斩钉截铁地拒绝带兵攻打使馆，明确表示：“苟御外辱，则臣当立即带兵北上，若屠戮使馆中孤立之数洋人，则不愿以堂堂中国之兵作此用也”。
但十几年的惟我独尊使得慈禧已经习惯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听不进任何逆耳之言，只图一时痛快。
当有的官员建议：既然义和团主要因教堂压迫而起，只向法国宣战即可，慈禧也断然拒绝。
的确像当时一位官员所分析的“以一国而敌十数强国，危亡立见”。
就连当了将近两年哑巴的光绪，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开口说道：义和团全都是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洋兵利，能以骨肉相搏乎？奈何以民命为儿戏？”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对于慈禧都等于零。
《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战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慈禧此次就是在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情况下宣战的，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
从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战争，清王朝都败在“不知彼，不知己”上，但以前的战争都是被迫应战，可这次却是主动宣战，而且是同时向几个国家宣战。
甚至在宣战后，对于战略战术也都没有认真研究过。
当时在北京驻扎的只有荣禄的武卫中军和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是不打算攻打使馆的，而在甘军的士兵杀了日本使馆人员事件后，董福祥的甘军也被荣禄设法调到了南苑，京城里真正参战的基本上是义和团的人。
独断专行，确实痛快了一时，但慈禧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当英、法、德、美、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在大沽登陆后，慈禧决定出逃。
据内务府大臣说：出逃的前一夜“老佛爷终夜未睡……寅刻，仓促着以昨日叫进农妇之服，以汉妆梳头……后进轿车三两赶入大内……”逃，而且是逃得越远越好。
这一次她坚持挟持光绪逃到西安，并非关心光绪的安全，而是怕光绪在同洋人的谈判中得到权力。
辛丑条约庚子议和时的李鸿章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陷入一片血海……当慈禧派李鸿章、庆王同列强签订议和时，就连没有出兵的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也挤进来分一杯羹……一个筋斗从北京栽到西安的慈禧，到此时竟一点脾气也没了，彻底被洋人打服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的权力不仅保住了，而且从西安回銮……经过此次颠沛流离，慈禧终于了解了洋人：列强并不在乎谁掌权，他们要的是在华推销商品与投资的权力；赔款数额是多了点—— 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３９年还清，连本带利九亿八千万两——可摊到每个大清子民身上也就是一二两；至于拆毁大沽炮台——慈禧也想开了，本来就是个摆设，每次也没能把洋人的军队给挡住……列强给了她这么大的面子，而她的回报则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以前，溥因生父端王载漪支持义和团而被革去大阿哥的名分，光绪依旧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庚子拳变”把废立推上高峰，《辛丑条约》则又使废立偃旗息鼓。
即使慈禧、光绪能吟诵着瀛台之外“其乐也泄泄”、瀛台之内“其乐也融融”演出“遂母子和好如初”的一幕，但由此而引发的则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
清王朝统治的土崩瓦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慈禧末日
毋庸置疑，慈禧在太后垂帘听政的问题上，汲取了历代后妃预政的经验教训，她绝对不重用娘家的兄弟、内侄，顶多把内侄女选为光绪的皇后。
在军机处、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她所任用的是咸丰的兄弟或堂兄弟，把奕、奕、奕、世铎尽置于毂中。
无论是两宫垂帘，还是单独听政、训政以及在归政后发动戊戌政变，她都得到宗室亲王、近支的支持，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在主张维新的光绪一边，女主临朝能做到这份儿上也堪称是绝了。
实际上也正是慈禧成功地赢得皇族成员的支持，中国向近代社会转轨的不啻羊肠一线的机会也被断送了，从王公贵族到八旗子弟最终全都被辛亥革命的浪潮所吞噬，也就真的什么都绝了……当慈禧从西安回銮后也把一些维新措施捡起来，诸如废除科举、取消捐纳、颁布学堂章程、派遣留学生出国、设立练兵处，凡此种种实际也并没超过当年洋务运动的深度与广度，而且也颇有“棋差一步错”的味道。
棋盘上走差了一步都会满盘皆输，更何况政坛上的措施晚了几年或几十年……维新志士的鲜血、义和团民众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反清组织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等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慈禧凭着几十年的从政手腕，在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六月又开始酝酿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过一番对日本及欧美等国的考察，到光绪三十二年才拿出一份效法日本君主立宪的考察报告。
慈禧命令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与军机大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草拟了一份对考察报告的实施意见：
（１）采用君主立宪的政体，但要为此进行准备，拟在１０年或１０年以后开始实施。
（２）效仿日本，限制各省督抚的权限，地方的财政、军事权收归中央。
（３）效仿日本，改革官职。
旋即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一份诏书：虽然肯定“实行宪法”，但又以目前“民智未开，若操切行事，徒具空文”，并决定“从官制入手”，“以预备立宪为基础”。
忙乎了两年，也就敷衍出一个“预备立宪”，而且预备期至少是１０年，正像一份法国报纸所评论的：“清太后预备立宪，实愚民之术也”。
到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慈禧已经７２岁，以她当时的体质想再活１０年，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她绝不会在有生之年使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削弱，只要还有一口气，她就得把权力紧紧地攥在手里……在玩弄权术方面，她把历朝历代的经验都熟烂于胸，而且是运用自如。
几年前发生“庚子拳变”时，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竟敢置她的宣战诏书于不顾，搞起“东南互保”、保护在华的侨民；虽说在事后看来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但他们敢不遵从慈禧的命令，就足以反映出督抚的势力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争中已经膨胀到可以同朝廷分庭抗礼，再不想辙，就得闹出藩镇割据。
这次正好打着“立宪”的旗号，削弱地方势力，“行中央集权之实”，把不得已失去的那部分权力再给收回来，慈禧的心计全都用在权力之争上……她迷恋权力，为了得到权力、维护权力不惜发动政变；她的情绪因权力而波动，她的思维被权力所禁锢；她最熟悉的是权力之争，不仅置对手于死地，就连昔日同盟者也一个个干掉；她最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