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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出身低贱的婢女和太监才会使用杖责，现在慈禧却要用此责罚皇后。
同治闻讯大惊，顿时昏厥，这才让阿鲁特氏免除了刑罚。
本来同治已经病入膏肓，经此惊吓愈发衰弱，已经朝不保夕，他在死之前必须为皇后的后半生安排好。
病到这个份上，他最恨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如果当初她不干涉自己的婚后生活，又怎会落得如此地步！是母亲给了自己的生命，但她也正是凭借儿子才当上太后的……同治设法把身边所有的侍从支开，偷偷叫来了阿鲁特氏和他最信任的师傅李鸿藻。
同治问皇后对嗣君有何考虑，皇后明确表示：“国赖长君，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立稚子，贻误宗社”。
听了皇后深明大义的表述，同治如释重负，便向李鸿藻口述遗诏，立贝勒载澍为皇太子。
洋洋数千言的遗诏草稿拟好之后，同治要李鸿藻回去好生修改润色，拿出正式文本，第二天送回。
李鸿藻虽与同治有很深的感情，但他很清楚得罪慈禧会有什么后果，经过一番掂量，权衡利弊得失，他还是把遗诏草稿交给了慈禧。
慈禧见到遗诏，立刻将其扔到火盆销毁，她既恨同治不念母子之情，更对阿鲁特氏有说不出的仇恨。
若非阿鲁特氏的教唆，同治怎会撇开亲娘，来决定立嗣这种大事？而阿鲁特氏“国赖长君”的表态分明是冲着她慈禧来的。
慈禧只等同治一过世，就来处分这个冤家对头。
李鸿藻的一去不回头，使同治开始感到事态不妙。
他连急带病，不久就到了不能进食，不能入睡的地步。
可慈禧却在此时下达“尽断医药饮食，不许任何人入乾清宫的命令”，同治又熬了一天，终于怀着对皇后的无限牵挂驾崩了，时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
慈禧给了同治生命，却又无情地摧残了他……而凭借儿子当上太后的慈禧，却在儿子死后依旧赖在太后的宝座上，继续垂帘听政。
在慈禧的主持下，清朝廷迅速立咸丰的侄子——醇亲王之子载为幼帝，年号为光绪。
当初支持同治册立阿鲁特氏为皇后的慈安也已经向慈禧屈服了。
实际上，伴随着同治的去世，慈禧已经没有资格再当太后了，但无论是皇室成员还是朝廷的官员，谁也不敢同慈禧去较真。
在慈禧的淫威下，同治皇后也就成为没有当太后命的女人。
在慈禧决定兄终弟及，立同治的堂弟光绪为君之后，崇绮曾试探地请示慈禧：如何安置同治的皇后？从慈禧的嘴里只蹦出两个字：“殉葬！”慈禧的话惊得崇绮目瞪口呆，但他也只能照办。
他送给阿鲁特氏一个空食盒，暗示女儿绝食而死。
阿鲁特氏当然悟出父亲的意思，也非常明白这就是慈禧的懿旨，摆在后妃五凤发簪她面前的只有一死，无论她愿意还是不愿意……就连父亲也来催她上路了。
同治的遗诏消失了，帝师李鸿藻出卖了同治皇帝和皇后，慈安太后更不会为同治皇后而得罪慈禧……阿鲁特氏并不是怕死，但在同治去世后她才知道自己已怀孕，的确像戏词中说的“娘怀儿一个月不知不觉，娘怀儿两个月方知有孕，娘怀儿三个月呕吐恶心”，从同治生天花去世一共是一个月零五天，正处于“不知不觉”之中；当她知道怀孕时虽然已经立了光绪，但她还是想把同治惟一的骨肉生下来，万一是个阿哥，大行皇帝也就有后嗣了；虽然慈禧已经给她断了御膳，但对于处在呕吐恶心状态的阿鲁特氏来说，她倒也无所谓，她相信太后一旦知道自己怀上同治的骨肉，起码也会让她活着把孩子生下来。
但阿鲁特氏想错了，慈禧对于惟一的儿子留下的遗腹子，也同样恨之入骨，惟恐阿鲁特氏生下皇子，名正言顺地当上太后。
如果自己心肠一软让阿鲁特氏生下儿子，即使事后再把她秘密处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自己的下场说不定还会像吕后那样。
汉代吕后所立的惠帝之子在知道祖母杀死了母亲后，愤怒地说：“太后立吾而杀吾母，吾长大必为变”。
儿子都指望不上，还想指望孙子吗？慈禧更加下定了让阿鲁特氏自裁的决心。
在阿鲁特氏已经能进食之后，慈禧依然不许给皇后进御膳，阿鲁特氏彻底绝望了……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同治去世后７５天，饱经磨难的阿鲁特氏才吐出胸中的最后一口怨恨之气，带着未出世的孩子走了……《清代名人传略•；载淳传》中对阿鲁特氏之死有如下一段评述：“根据许多记载，皇后当时正怀有身孕，假如是个男孩，她当然会成为太后——摄政的皇太后无疑要防止此事发生……人们谈论起来都对孝钦（即慈禧）极为不满……”是的，在慈禧的心目中，权力永远比亲情更重要。
阿鲁特氏死后被封为“嘉顺皇后”。
既然她已经不能对慈禧的垂帘听政构成任何威胁，慈禧也以赏赐一点点哀荣来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和不计前嫌。
慈禧专门为已故的同治皇后下了两道懿旨，用来表彰她的嘉德懿行。
懿旨当中措辞恳切，似乎真为自己的儿媳选择殉葬而伤怀。
也许只有地下的“嘉顺皇后”最清楚，她的婆婆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阿鲁特氏，这个谨守妇德的皇后若不是卷进了同治的立嗣风波，或许不至于被逼死。
但是，即使她能够活下来，也绝对斗不过擅长权术的慈禧，虽然她是满腹经纶的状元之女。
阿鲁特氏死后与同治皇帝合葬于惠陵地宫。
在生前，他们的共枕而眠总是受到太后的干扰，如今在另一个世界总可以享受同穴而眠的恬静了……慈禧立光绪为嗣及阿鲁特氏之死，在政坛上所引起的惟一一点波澜就是吴可读的尸谏。
担任吏部主事的吴可读没有进言的权力，他虽然可以通过高级官员把自己的奏折转呈上去，但由于奏折内容是指责两宫皇太后（实际主要是指慈禧）搞兄终弟及、未给同治立嗣之事，话题太敏感，很难找到愿意为他承担风险的人，于是他决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慈禧等人的不满，以此要求慈禧把光绪将来的第一个儿子作为同治的子嗣……只有吴可读之死，才算是给死寂的政坛投了一颗小小的石子，但所掀起的浪花旋即消失。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崇绮遗事
阿鲁特氏死了，可是她家族的故事还在继续。
崇绮在阿鲁特氏死后不久，即被免去吏部侍郎的官职，外放出京，屡遭贬谪。
光绪十年，因朝中缺人，才回到京城，任户部尚书。
女儿的惨死让崇绮受到很大的刺激，再回京城，已是奇迹。
他从此更加小心谨慎，对允许自己回京的慈禧愈发感恩戴德。
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起，他在政坛再次崛起，历任武英殿总裁、吏部尚书、考试阅卷大臣等职。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慈禧开始筹划废黜光绪，另立新帝。
第二年，她决定册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让他作为同治的继承人。
同治有后，即意味着同治皇后也有了子嗣。
光绪二十五年为乙亥年，因此史称“乙亥立储”。
惟慈禧之意是瞻的崇绮自然得到了慈禧的赏识，慈禧任命他到弘德殿担任师傅，专门教未来的天子溥读书。
慈禧计划于庚子年（１９００年）的元旦废黜光绪帝，让溥继位，改年号为“保庆”。
光绪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是却赢得了开明士绅的同情。
各国公使出于利益的考虑也不希望“改元”。
舆论的压力使慈禧策划大阿哥登基的计划终未能实现。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让西方列强深为不满，但是慈禧对各国阻止她废黜光绪帝更是怀恨在心。
国家安危、百姓的生命，在她眼里远不如个人脸面来得重要，任何违抗她的人，都应该受到她最严厉的处罚，洋人也不能例外。
出于此种考虑，她明知“义和团”没有正规的武器装备，但还是半是出于侥幸，半是出于报复，决定利用“义和团”对抗英美等国。
究竟是否利用“义和团”来“扶清灭洋”，当时朝中自始至终都有两派不同的观点，崇绮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决地站到了慈禧一边。
历经宦海沉浮的他，已经非常清楚，只有跟紧慈禧，才能飞黄腾达。
更何况溥未能如期继位、“改元”对他也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毕竟是同治皇帝的老丈人，溥名义上的外祖父。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终于破产。
这年八月，英、法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和一些王公大臣仓皇离京，逃往西安。
慈禧离开北京之前，任命崇绮为留京办事大臣。
在北京城抵挡了一段时间，崇绮终因实力不济，败退到保定，洋人的残酷杀戮让他觉得光复失地无望，自己最终难逃其咎，于是留下“圣驾西幸，未敢即死，恢复无力，以身殉之”的遗书自尽身亡。
崇绮的长子及其全家也继父亲之后自杀身亡。
想当初，崇绮中状元、嫁女儿是何其的风光，而最终却不得善终。
生活在多事之秋，个人的命运已经很难掌握在自己手里。
崇绮，这位第一个蒙古族的状元，不仅为大清朝献出了自己的女儿，也献出了自己与儿子的生命。
与之相关的则是被立为同治与同治皇后子嗣的“大阿哥”溥，因其父端郡王载漪支持义和团也被免掉“大阿哥”的身份，尽管从皇家角度来看，这不过是又回到了预备废黜光绪之前的局面，但清王朝在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之后，已经到了朝不虑夕的地步……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维新启蒙
光绪像在清末历史上，除慈禧之外，珍妃就是最具传奇色彩、最受人瞩目的妃子了。虽然她只活了短短的２５年，但在其逝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依然对她的故事津津乐道。每当人们游览至故宫，都会在“珍妃井”边追古抚今，为她和光绪的爱情落泪，为珍妃多舛的命运唏嘘，虽然这里早已物是人非，香魂远逝……珍妃是光绪皇帝最宠爱的情人，隆裕皇后最嫉妒的妃子，也是慈禧太后最痛恨的女人。她是维新变法中的弄潮儿，也是宫廷斗争中可怜的牺牲品；她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因多次违制而获杖责，她曾有过不同凡响的政治抱负，却因此而死于非命；她在幽禁多年后被投入冰冷的井水，却在死后享尽了连她自己都想不到的哀荣。
十九世纪末的广州城，外商云集，风气开明。
受其父亲长叙的委托，珍妃和她的姐姐（即后来的瑾妃）自幼跟随伯父长善在这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长大。
珍妃聪明乖巧，长相伶俐，很受伯父的宠爱。
在和伯父相处的过程中，她发现长善虽为满人，但是却特别喜欢中原文化，除了自己在闲暇时阅读经书之外，还喜欢与汉人当中的名士切磋交流，最常来内府的客人是于式枚和文廷式。
长善不仅与他们谈天说地，还特别礼遇、敬重这两位先生。
尤其是文廷式（光绪时被录为榜眼），长善尤其欣赏，深交之后，将年幼的珍妃、瑾妃交给这位具有开明的教育思想家管教。
文廷式不同于旧式官宦家庭延请的西宾，只教女学生读书，无非让她们初通文字，谨守妇德，更好地相夫教子，而文廷式则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在自己的《文芸阁先生全集》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之最要之处是重视“小学”和“妇学”。
他认为一个人是否可以成材，关键在于他在青少年时代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
同时，女性的教育也非常重要，读书不是男人的专利，还要“使妇人日以学问为乐”。
更可贵的是，他不仅仅局限于要求妇女和儿童受到同样的教育，还进一步提出若女性可以受到良好教育，她们就能够在与孩子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提高孩子的素质，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
因为人在１０岁以前，最重要的老师就是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母亲，在社会风气和传统的压力下，十之八九都是文盲，她们对家庭以外的事情本来了解就很少，如果她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懂一点日常生活的基本礼节，就已经是很不错的母亲了，更少有母亲有能力做到让孩子稍稍了解一点为学之道。
所以“妇学不明，则小儿之幼学己误”，孩子早期教育的不足是因为母亲受教育程度过低导致的。
文廷式让“妇人日以学问为乐”，懂“外事”的观点，一扫传袭已久的陈腐风气。
这种从女性入手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思想，现代人看来是常识，而在提倡“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清末，对年纪尚小的珍妃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之声。
文廷式在给珍妃讲课时，珍妃立即发现自己的这位老师和以前伯父请来的私塾先生大不一样。
父兄的宠爱，师长的开通，使她并不像其他大家闺秀一般，谨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
她的天性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压抑，而且还接受了不少文廷式有意无意灌输的维新思想。
原来，作为一名女性，除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生活，还有另一种更让人神往的生活方式，她内心之中为此萌发出丝丝激动。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千里姻缘
光绪十三年冬，光绪皇帝在体和殿选秀女。
在层层选拔之后，还剩下最后５名备选的秀女。
其中，有慈禧太后的亲侄女，还有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以及珍妃、瑾妃。
第一次来到皇宫内廷，珍妃的心情格外紧张。
她在家就听母亲说起，选中皇后者，皇帝递如意；选中妃嫔者，皇帝赏荷包。
光绪将如意递给了慈禧的侄女，将一对荷包，分别赏给了自己和姐姐。
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农历十月初五，礼部左侍郎长叙终于接到朝廷懿旨，册封他的两个女儿为光绪皇帝的瑾嫔、珍嫔，于是姐妹从已经相当开化的广州来到泥古不化的京师。
皇宫里的生活对珍妃来说，是既陌生又新鲜的。
在这里，她听到了更多关于慈禧的传言。
宫人们私下里议论，同治死后，朝廷为什么没有从其下一代“溥”字辈当中选择继承人，而是选择了和同治同是“载”字辈的光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慈禧想继续掌握实权。
要知道，做了太后，就再也没有“垂帘听政”的资格，而且还要把权利移交给和慈禧本来就不和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
这在慈禧看来是不可能容忍的事情。
因此，尽管民间颇有微辞，甚至还有一个叫做吴可读的文人以死相谏，希望朝廷能够立同治的下一辈为帝，但是谁都改变不了慈禧的意愿。
在选皇后这样的问题上，有了阿鲁特氏的教训，慈禧特别希望皇后是自己的心腹，这样既可以在管理后宫时少些障碍，又可以借此继续控制皇上。
珍妃听说，皇上在选妃时，原本是非常喜欢江西巡抚德馨的二女儿的，但是由于慈禧担心她将来和皇后争宠，干脆将德馨的两个女儿都打发回了家。
身为皇上，不仅不能独立地执掌国家朝政，甚至也不能为自己的婚姻做主，珍妃不由得对自己原本生得清秀的丈夫又生出许多怜悯之情来。
珍妃长得漂亮、天性聪明、又有才干。
而且她初来乍到，还没形成那么多的人事纠葛，这位姿容曼妙，气质卓然的东方女性，是死寂的紫禁城里一束温暖的阳光。
年轻的光绪皇帝，本来就不喜欢由慈禧做主为他挑选的隆裕皇后，珍妃的出现，更使他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爱情给予了这个入宫时年仅１３岁的皇妃。
有些野史甚至宣称，光绪皇帝喜欢珍妃，是因为他生理上有缺陷，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所以对后宫诸位妻子都没有什么兴趣，并且曾经让长自己几岁的隆裕皇后颇有怨词。
而年纪尚小的珍妃，还不谙人事，恰好是光绪一个不错的玩伴。
不管这段传闻是否可信，光绪皇帝对珍妃的确有着特殊的宠爱。
珍妃平时虽然依礼制住在景仁宫，但是她不仅经常被允许和皇帝同居养心殿，还经常允许和皇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