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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素装饰衣着，俱按宫中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准违例。
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奇物件及穿戴等项，不准私自呈进。如有违例，重责不贷。特谕。”为了帮助隆裕树立威信，慈禧还特意为隆裕做了一块禁牌：“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俟后嫔妃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加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显然希望借此事帮助隆裕树立六宫中的绝对权威，借隆裕更好地管束珍妃。
此事涉及的人数众多，光前后打死的太监就有六十余人，一时间宫内气氛萧瑟。
珍妃当天回宫后，“哀毁异常”，她心灵所受的伤害、摧残远远超过了肉体，对她来说就差一个死字了。
当时慈禧不想因此与光绪的关系弄得太僵，转而又送给珍妃八盒食品以示自己的宽大。
对珍妃来说，别说是八盒食品就是八十盒、八百盒也不可能抚慰一颗受尽凌辱、摧残的心……喜怒无常的慈禧到了第二天，突然下令到同豫轩去看看。
路上看到一个太监没有穿符合礼制的袍子便勃然大怒，命令随从杖责。
但当时宫杖没有带在身边。
慈禧余怒未消，居然命令下属用所乘轿的轿杆将这个可怜的太监打得死去活来。
等到她到了同豫轩，才知道已经在那里候驾的皇后隆裕、珍妃、瑾妃都因听说慈禧今天又大发淫威而惊吓得昏厥过去，且“僵而不苏”。
慈禧派人去瀛台告诉光绪，想看看光绪的反映。
光绪早就听说头一天的事了。
对慈禧派来的人说：“死就死了。”并赌气地说即使都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再立后。
光绪的表态很耐人回味，本来是后、妃被吓昏，他却特意提到皇后，所谓不再立后的隐台词就是：即使皇后被吓死，对他也无所谓……虽然一年以后，恢复了珍妃的封号，但是她非常清楚，举步维艰的宫廷生活的开始。
宫廷中的政治斗争不允许弱者犯错，每一次大意都是致命的。
珍妃从小的生活环境没有教会她怎样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生活，没有教会她向强权低头、仰人鼻息的为人，也没有教会她察言观色、进退自如的做人。
她的导师文廷式从小为她灌输的维新思想，而且她已经把这些都刻印在每根神经上，不像她的姐姐仅仅是听听而已。
珍妃的性格及思想倾向，既使她能同光绪情投意合，又造成了她的人生悲剧。
古老、枯朽、闭塞的紫禁城，容不下一个鲜活的、有生气的、有维新意识生命的存在。
珍妃与慈禧更大的冲突——面对中国政局凄风苦雨的不同选择，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戊戌政变
如果不是生活在波谲云诡的清末，如果清朝的气数未尽，如果西方列强没有穿过太平洋……珍妃的得意也好，失宠也罢，都不过是重复大多数后宫妃子拥有过的命运。
我们还不妨假设：若她从此小心做人，且足够幸运，能为光绪带来皇子，说不定能够母以子贵，平安度过一生。
可惜，历史没有给珍妃留下这样的机会，而且珍妃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更为她的凄凉收场早就做了诠释。
据曾在宫中给慈禧当过两年侍从的德龄记载：光绪“聪明好学”，“通晓各类事务”，但慈禧在归政后依旧大权独揽、处处掣肘，根本不给光绪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不仅在重大政事当中光绪要服从慈禧的意旨，即使是自己的家务事，他也未必可以做。
要让皇上摆脱慈禧的控制，比登天还难。
皇帝要真正亲政，还需等待时机。
１８９５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甲午海战中国大败后公车上书，珍妃的老师文廷式还参与组织了“强学会”。
这些维新派认为一个国家“变则存，不变则亡”，事物和真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对的道理，今天不一定还适用；今天对的东西，明天也可能是错的。
“时异久暂”，“是非递改”。
所以，变法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个开明国君的要务。
维新思想给珍妃带来了思想上极大的震动，她从老师文廷式、丈夫光绪的言谈中听到的一些国家政事，也让她开始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而她的丈夫光绪更在维新党人的鼓动下，燃起了重振朝纲的愿望。
１８９８年，他重用康梁，给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赏加四品衔，令其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
并采取“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的办法，在尽量不得罪守旧派的基础上实施革新。
光绪每每在下朝以后，即到珍妃居住的景仁宫欣喜地告诉珍妃，慈禧是支持变法的。
自己关于改革的章疏，上阅后送给慈禧披阅，都得到了默许，有的上谕，甚至是以慈禧的名义颁发到各省。
甚至很多改革措施，是在慈禧的帮助下推行的。
比如维新派提出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朝中重臣屡有争议，最后军机大臣要求光绪请示慈禧，慈禧明确表示同意，八股取士的制度才正式得以废除。
珍妃猜想心高气傲的慈禧也未必希望在洋人面前低声下气。
而且名义上已经还政于帝，只要不触及自己的根本利益，慈禧对变革，不会加以阻拦。
珍妃在情感上是同情维新党人的，也是支持光绪变法的，而且由于慈禧在戊戌变法之始的开明态度，让珍妃不再顾忌自己的言行，“日夜怂恿，上为所动”。
她常通过志（至锐的弟弟）把宫中的一些机密消息告诉维新党人。
但是珍妃多年来和慈禧生活在一起，她并没有自己丈夫这样乐观，因为通过过去的种种风波，她已经非常了解慈禧的脾气。
对于慈禧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权力，如果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个强悍的女人会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慈禧对革新的开明程度并不是像光绪所认为的那样，她对光绪是存有戒心的。
细心的珍妃还记得，在公车上书后不久，慈禧就将自己的老师文廷式赶出了北京。
而戊戌变法一开始，慈禧就逼着光绪将自己的老师翁同“开缺回籍”。
翁同在甲午海战当中是主战的，在《马关条约》当中是反对割台的，他教育了光绪二十多年，不但是光绪最尊敬的老师，也是光绪最信任的朋友，文廷式、康有为等人都是他推荐的。
珍妃推测，慈禧此举无非是希望削弱光绪的势力，将来如果变法超过了预想，一切还都能在太后的控制之中。
但是如果变法失败，迎接光绪和自己的，恐怕是比被贬斥的文廷式、翁同更悲惨的命运吧。
想到这里，珍妃不禁为丈夫和自己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但是，光绪改革的热情很快就感染了珍妃，她已经顾不得想那么多了。
但不幸的是，时局的发展证明珍妃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珍妃了解自己的丈夫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在光绪主张的变法建议中，有“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一条，他提出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代替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但是政体一旦改变，皇家的绝对权威将不复存在。
即使光绪愿意，慈禧也不能同意。
果不其然，珍妃从光绪口中得知慈禧可能准备改立新君。
闻此消息，珍妃心里万般焦急，假如光绪被废，她在宫中惟一的保护人都失去了，她将面对的又是怎样的凄风冷雨。
光绪更是心中万分焦虑，谭嗣同等虽有治国方略，却手无兵权，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到利用袁世凯的新军来保护光绪。
康有为于是对光绪进言，天子手无寸兵，难以举事，不如召袁世凯入京，利用他手中的军队逼慈禧退位……就这样，当年的八月初，在康有为等人的授意下，光绪三次召见袁世凯，于第三次召见时赐袁世凯以密诏，表明自己准备废黜慈禧、诛杀荣禄的决心。
珍妃对这个办法虽然心存惶恐，但是她又何尝不希望对自己异常狠毒的婆婆慈禧能由此被废黜呢？对光绪的决定，她每日都很担心，但又在心里祈祷政变能够顺利完成。
可是，维新派并没有把心中所有的想法都告诉光绪。
康有为曾私下里和同党商量：“奏之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
他们准备对皇上之说兵谏慈禧，逼其退位，但是暗地里希望借新军包围颐和园、继而杀掉慈禧。
维新派和光绪、珍妃都高估了袁世凯。
他在答应了光绪的要求之后迅速投奔了荣禄，荣禄随即告诉了慈禧。
珍妃和光绪不久得到了消息，但此时两人都已经无计可施。
慈禧当然恼羞成怒，立即囚禁了光绪皇帝，并以最快的速度对维新党人进行反击，戊戌变法变成了戊戌政变。珍妃参与戊戌变法，使慈禧大为愤恨。宫中的禁牌还未褪色，这个“不守本分”的妃子又开始和她对抗。
在将光绪幽禁在瀛台之后，珍妃也被慈禧幽禁起来，关在一个叫做北三所的地方，她不仅再也见不到光绪，连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
她身边的多名太监，因为为她通风报信，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维新变法，被慈禧严厉地处分。
重则死刑，轻则“板责”、“枷号”。
其中一位叫做戴恩如的贴身太监，被慈禧斥为“干预国政，搅乱大内，来往串通是非”，在处分当天就被活活打死。
慈禧对太监最是残忍，为了加强对太监的管理，宫里曾设了专门关押太监的监狱，叫“慎刑司”，还在慎刑司里设立了一种“气毙”之刑：就是把犯了错误的太监，用七层蘸湿了的白棉纸，将口、鼻等“七窍”封起来，然后再用刑杖打死。
戊戌变法后，慈禧就用这种“气毙”之刑处死了许多珍妃宫中的太监，手段及其残忍。
慈禧最后宣布，任何人都不得为幽禁中的珍妃传送信息，如果违例，就地正法。
凄惨的冷宫生涯对锦衣玉食多年的珍妃来说，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惩罚。
但是更残酷的是要面对变法失败的结局。
她惦记自己的姐姐瑾妃，瑾妃为人谨慎小心，却多次因为自己受到连累；她牵挂自己的丈夫光绪，不知道他将受到怎样的责罚，也许两人永无见面的可能；她恨两面三刀的袁世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出卖了皇帝，出卖了变法，出卖了国家振兴图强的事业；她甚至有些埋怨维新党人，书生意气，不仅没有能够实行改革，反而将她和光绪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她知道慈禧不会放过自己……虽然慈禧有意隔绝珍妃与外界的联系，但她还是断断续续知道了一些外面的消息：光绪被囚禁在瀛台，六君子就义菜市口。
最令她震惊的消息是，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慈禧发布了“招团御侮”的宣战上谕，让义和团的法术与西方列强的钢炮对抗。
珍妃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深深地感到悲哀。
甲午海战，一个刚刚崛起的日本尚且不能抵挡，同时对多国宣战，古老的中国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在慈禧的心中，国家、民众、疆土都不重要，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慈禧由过去的软弱突然转向强硬，并不是她觉醒了，而是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对英、美等国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予以逃跑的机会，对列强在废除光绪问题上的对立态度十分仇视。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时代，慈禧居然还相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法术能够克敌制胜，泱泱大国的政权所有者竟然如此愚昧，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冷宫中的珍妃又增添了一份伤心与焦虑。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珍妃之死
关于珍妃之死，正史的记录都语焉不详。
野史和口述史料的记录详细，但可信度不及正史，且版本很多。
野史和口述史料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珍妃是自己投井还是太监崔玉贵在慈禧的命令下将其投入井中的问题上。
野史与口述史料相比，口述因为亲历或从亲历者口中听到，相对可靠。
珍妃之死流传最广的两种版本是太监小德张过继孙张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张》一文中的叙述。
他转述了小德张的回忆。
据他回忆，小德张谈起珍妃时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城后，慈禧也来到了御花园旁，在养心斋前换上了便装。
各宫妃嫔陆续到来，光绪皇帝也由瀛台过来，换上了青衣小帽。
这时，老祖宗把珍妃叫来，让她换好衣服一起走。
此时的珍妃已被囚禁了整整三年。
不大一会，珍妃披散着头发，穿着旗袍来了。
老祖宗大怒说：“到这时候了，你还装模作样，洋人进来，你活得了吗？赶紧换衣服走！”珍妃说：“皇阿妈，奴才面出天花，身染重病，两腿酸软，实在走不了，让我出宫回娘家避难去吧！”慈禧不同意，仍然叫她走，珍妃跪在地上就是不走。
慈禧于是叫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扔进了井里。
这个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珍妃出天花。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是农历七月十九日，此时根本不是闹天花的时候。
天花病毒同其他病毒一样怕热不怕冷，流行的季节往往在冬春之时，如豫亲王得天花是在顺治六年三月，顺治出天花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进京给乾隆拜七十大寿的班禅六世是在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出的天花，而同治出花是在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
本来天花就不是七月的病症，而且史书上也没有庚子年七月北京地区流行天花的记录，然而在这份口头史料中却出现了天花。
笔者以为：一种可能是囚禁珍妃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冷宫，过于阴冷的环境，给天花病毒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另一种则是慈禧为把珍妃扔到井里提供借口，因为珍妃生了天花没体力逃难，投井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在另外一个版本的口述实录中，太监唐冠卿是这样说的（他自称目睹了珍妃坠井的全过程）：“庚子七月十九日，联军入京，宫中惊惕万状，总管崔玉贵率快枪队四十人守蹈和门，予亦率四十人守乐寿堂。
时甫过午，予在后门休息，突见慈禧自内去，身后并无人随侍，私揣将赴颐和轩，遂趋前扶持。
乃至乐善堂右，后竟循西廊行，予颇惊愕。
启曰：‘老佛爷何处去？’曰：‘汝勿须问，随予行可也！’及抵角门转弯处，遂曰：‘汝可在颐和轩廊上守候，如有人窥视，枪击勿恤。’予方骇异间，崔玉贵来，扶后出角门西去，窃意将或殉难也。然亦未敢启问，少顷，闻珍妃至。请安毕，并说老祖宗吉祥。
后曰：‘现在还成活么，义和团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继语音渐微，哝哝莫辨。忽闻大声曰：‘我们娘俩跳井吧！’妃哭求恩典，’且云：‘未犯重大罪名。’后曰：‘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吗？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恳，旋闻后呼玉贵，贵谓妃曰：‘请主儿遵旨吧！’妃曰：‘汝何人，亦逼迫我耶？’贵曰：‘主儿下去，我还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予聆听至此，已木立神痴，不知所措。忽闻后疾呼曰：‘把她扔下去吧。’遂有挣扭之声，继而砰然一响，想珍妃已坠井矣。”从以上两段口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珍妃之死与一名叫做崔玉贵的太监很有关系。
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崔玉贵就成了内宫的护卫，负责带领小太监日夜巡逻后宫。
这是个极重要的差事，可见慈禧对他的信任。
从目前搜集的文献看来，珍妃确是被强行推入井中，而不是像某些民间流传的那样：自己投井身亡。
因此，对于珍妃的死，慈禧和崔玉贵的确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在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载传》中对珍妃死前有如下一段描述：“在８月１４日（公历）凌晨，孝钦在得到外国军队即将进入首都的报告后准备出逃，但她不想把载（即光绪的名字）留下。
载爱宠的珍妃鼓足勇气建议皇帝应该留在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孝钦竟下令把她推入井中……然而他若设法留在北京，便能重新掌权……”照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