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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里的花浇水了。这是他每天照例要做的事情。她想也许该打个电话告诉父亲，那些花的香气和艳丽已经失去了意义，就让它们随着这间新房的主人一起凋谢了吧！ 接下来的几天，几乎全是办理新民的后事。庆春的悲痛已渐渐被麻木代替。新民的办公桌先是由队里清理了一遍，把和工作上有关的材料及属于公家的物品取走。剩下私人的物品队里叫庆春来清理，庆春拒绝了。她和新民毕竟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法律上她无权以家属名义清理遗物。于是队里就通知新民的父亲来了。但是李春强把新民留在办公桌里的几封信交给了庆春。这都是前两年庆春出差时写给他的。李春强同时给她的，还有从新民的皮夹里找到的两张去杭州的火车票。“要我找人帮你退掉吗？还能退。”他问。 庆春拿过那两张票，摇摇头。这是她和新民最后的纪念，怎么能退呢。她把那两张票还有一张她本人在新民追悼会上和烈士遗像骨灰的合影，仔细地收藏起来。 她在那西洋楼对面蹲守的时候拍的那些嫌疑犯的照片已经冲洗出来了，最后几张就是杀害新民的那个穿西服的嫌疑人。处里从中选出一张面目相对清楚些的，印到通缉令上发出去了。毕竟罪犯没有抓住，新民的牺牲因此缺少了壮烈而完整的色彩，无法像当年甘雷、崔大庆那样热闹地公开宣传。所以开完了追悼会，把烈士的骨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顿以后，一个人的生命到此为止算是正式结束了。胡新民的名字也开始慢慢消失。新民的父母取走了儿子的烈士证书、追悼会上的签名簿和写着“献爱心、送光明、功德无量”的角膜捐献纪念册，以及总共不到两万元的抚恤金和各种捐助。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未及结发的妻子，甚至没有给她留下一件可供留念的遗物。这时庆春心里想着的，只是新民留下的那双眼睛。这是新民没有死亡的唯一的身体组织，她觉得那双眼睛就是新民的整个儿灵魂和象征。
第一部分找到了那个病人（图）
她去了医院。 她去得也许太早了。虽然没费什么劲就在一间阳光充足的单人病房里，找到了那个病人，但是她渴望看到的那双眼睛却还被纱布厚厚地蒙着。纱布几乎缠住了那人的半个脑袋，但从那挺出的鼻尖和那轮廓分明的嘴唇上，能看出这张脸的年轻和俊朗。陪着病人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不算漂亮但挺文静，庆春进去的时候她正削了苹果一块一块用叉子叉了往病人的嘴里送呢。 庆春也带去了一兜水果。 她把水果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同他们寒暄。她的身份及与病人的关系，那姑娘似乎已从医生那里知道，脸上自然堆满笑容，嘴上说着空洞而俗套的感谢的话。躺在床上的病人看不见她，不甚礼貌地沉默着。庆春坐在床边的小凳上，和他们聊天，她很想知道那男孩子的情况。 “你在上大学二年级吗？” 病人答：“啊。” 姑娘替他补充道：“应该上三年级了，他这一病都快半年了。” “这病怎么得的？” “咳，给他们系里一个辅导员教师家里刷房子，他和另一个同学拿白灰打着玩儿，让白灰迷了眼，把角膜给烧坏了。” 庆春看那男孩子只露了一半的脸，似乎看不出他是如此的顽皮，她问： “你在哪个大学呀？” “燕京大学。”还是女的替他回答。 “他学什么专业呀？”她索性就问那女的。 “法律。他是主修经济法、民法的。” “噢，那挺不错，搞这个现在挺热门的。” “是吗，其实他才不适合研究经济法呢，他没那个经济脑子，又不稳重，干什么事都冲动得不行。” “还年轻嘛，今年二十吧？” “快二十二了，他晚上了一年学，到国外探了一年亲。” “还有海外关系哪？” “他爸爸妈妈是搞科研的，都长期在国外。” “那你是他什么人呢？” “我是他朋友。” 床上的病人一动不动地听着她们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当面议论自己，没有半点反应。庆春看着这张纱布脸，心里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忧伤，那纱布里面就是新民的眼睛啊！她想，那双眼睛还会是那样沉稳、睿智、安详吗？ 坐了一会儿，彼此便没有更多的话。她起身告辞，对病人说了些好好保重早日康复之类的祝福，那男孩子依然无动于衷地说：“谢谢。” 姑娘送她出来，为男孩的少言寡语做了抱歉和解释：“他刚和我吵完架，还赌气呢。真对不起啊，其实他真应该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们捐了角膜，他且等呢。” 庆春说：“那倒没什么。不过你跟他说，生这种病不能总生气，眼睛上的病，最怕上火。” 她们在走廊上边说边慢慢往前走，姑娘说：“没办法，他就这脾气，这些年他父母一直在国外，没人管他。” 庆春笑笑，说：“那你管管他。” 姑娘很老实地说：“我可管不了，我一管，他就急。” 庆春站下了，看看他们这一对，都还是孩子，挺有意思。她问：“你和他是同学吗？” 姑娘摇头：“不是，我们两家算邻居吧。” “他没有兄弟姐妹吗？每天只有你一个人照顾他？” “他没有兄弟姐妹，他动手术那两天他妈从国外赶回来看了他一眼就又走了。现在只能是我一个人在这儿顶着。人没了眼睛，什么也干不了。他们系的那个辅导员卢老师倒是来过几次，每次给带点水果、罐头什么的。肖童是给他家刷房子迷的眼，他不来也说不过去。他动手术之前他们同学也来过几批，不过也就是陪他聊聊天。他们功课都挺紧的，也不能总请假出来呀。我在医院都几天几夜了，我也快顶不住了，他还冲我发脾气。” 姑娘文文静静地发着牢骚，精神上却透着无怨无悔。庆春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晚上来替替你，你可以回去睡睡觉。” “哎呀那怎么行，这已经够谢谢你们的了，哪能再让你受这个累呀。” “没事。”庆春拿定主意，“这也算为了我爱人，为我自己吧，我也希望他早点睁开眼。” 姑娘不知是理解了她这份心情还是确实顶不住了需要有人替换，又客气了两句便说了感谢的话，两人就这么说定了。 那几天队里没怎么给庆春派工作。新民尸骨未寒，他们考虑到庆春的心情，所以想让她放松一段时间。而庆春却很想找点事做，来充实新民走后的空虚。她想，这也挺好，亲自去照顾一下病人，让新民的眼睛早点睁开，这对她自己，确实是一个安慰。 下午她回家想睡觉，可睡不着。晚饭时她和父亲说了这个想法，父亲迟疑着没有表态。他的暧昧使庆春刚刚兴奋起来的情绪受到挫伤，她问父亲：“这样不好吗？”父亲低头往嘴里扒拉着米饭，半晌才说：“我倒是觉得，你呀，应该早点振作起来。人固有一死，更何况新民也算是死得其所。你总生活在怀念中，也不好。” 庆春低头吃饭，没有回答，吃着吃着眼泪珠子啪嗒啪嗒地掉下来，这似乎更证实了父亲的担忧。父亲宏观微观地又说了许多道理，庆春心情烦乱，似听非听。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她依然如约去了医院。她和那位姑娘做了简短的交接，熟悉了一下周围环境，姑娘就千叮咛万嘱咐地走了，临走前又专门告诫庆春：“他要和你发脾气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庆春笑笑：“放心吧，我这么大了，哪儿能跟他一个小孩子生气啊。”
第一部分非常大众化的名字（图）
姑娘走了。她告诉庆春她姓郑，叫郑文燕，一个非常非常大众化的名字，和她的相貌气质倒蛮相配。她的躺在床上的男朋友叫肖童，听上去不土不洋，可男可女，也不像是有什么特别的个性。 欧庆春走回病房，病人仰面朝天躺着，纱布里那双眼睛不知是睁是闭。庆春在他身边坐下来，问： “吃水果吗，我给你削个苹果？” 病人摇摇头：“不想吃。” “吃个梨？” “不想吃。” 沉默了一会儿，庆春没话找话：“你叫肖童是吧？” “啊。” “我叫欧庆春，你叫我名字，或者叫我姐姐，都行。” 肖童应声：“噢。” 庆春仔细看了看这间病房，至少有二十米见方，日光灯照在雪白的墙上，既宁静又耀眼。靠床的墙上和天花板上，挂着吊着一些说不清是干什么用的医疗器械，窗户上拉起蓝色的窗帘，窗帘下摆着一只很大的双人沙发。总的来说，这是间挺阔气的病房。上次他们处里的马处长生病住院，庆春去看望过，也没有这间病房那么体面。 “这眼角膜，是你捐的吗？” 肖童突然主动问话，庆春连忙答道：“不，是我爱人捐的。” “你们挺有感情的吧？” 这话问得既天真又老到，庆春没答，反问：“你说呢？” “肯定感情特别深，不然你也不会到这儿来陪我。” 肖童的思维鲜明地带着青年学生惯有的咄咄逼人的率直和极端，话说得让庆春弄不清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她只好点点头，说：“啊，也许吧。” 两人的对话稍作停息，肖童又主动问：“他们说你是个警察，是吗？” “没错，你对警察印象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挺讨厌街上那批警察的，没什么文化，有点权就倍儿横。” 庆春心中不悦，这本来是她感兴趣的话题，让他这么一说，几乎没法儿进行下去了。庆春想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可不像他这么不会说话。 “但我喜欢女警察！” 肖童的这句话又使庆春心里笑了一下，“为什么？” “女的干警察，肯定有点本事。女人柔弱似水，警察凶悍如虎，两者为一，挺有意思的。女警察，女当兵的，女运动员，我都喜欢。” 庆春觉得挺好笑：“那你女朋友呢，她是干什么的？” “你说文燕呀，”肖童嘴角带出一丝不屑，“她是在机关里当文秘的。” 从这短短的一两次接触中，庆春似乎已经能从文燕的身上感受到女人的那种多情，而从肖童的身上则体会到男人的无义。她想，现在的年轻大学生，都不讲什么感情，就更别提什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了。 又断断续续地聊了一会儿，肖童再也不出声儿了。庆春一看，这孩子已经睡熟。这么大一个小伙子睡熟时竟静若处子，这一刹那庆春觉得他挺可爱。 早上，文燕不到七点就赶来了，她见了庆春就问：“没事吧，这一晚上他没使性子吧？ ” 庆春听得出来，文燕的语气与其说是关心她，还不如说是替肖童担忧。她笑笑，说： “没有，他睡得挺早。” “你没睡会儿？没事，他睡你就睡。他要上厕所要喝水自然会叫你。” 庆春不置可否地又笑笑，其实她晚上睡了一会儿。肖童只是早上吃早饭前让她牵着去了趟厕所，并没怎么麻烦她。早饭也是文燕带来自己照顾他吃的，文燕说医院里的饭太没味。 庆春直接从医院到了单位，大家都在忙着，李春强和杜长发他们几个人还盯着那个贩毒的案子。供货的人跑了，线索基本上断掉了。他们只能围着从西洋楼里捉来的那个毒贩子审来审去。看来这人并不是什么大货色，只是个搞零售的小贩子。在审讯中他交待他的货源都是由那个穿西服的人供应的。他知道那人叫胡大庆——居然他也姓胡！——四川人，三十多岁，干这行时间不短了。都说他原来也是一文不名，因为心黑手狠，这几年靠大毒枭“罗长腿”的势力发起来了。每次审讯回来，杜长发他们都要把这胡大庆的情况跟庆春汇报汇报。也许因为这是杀她未婚夫的仇人！
“这小子，手里说不定有几条人命呢。整个儿一个亡命徒，活一天算一天的主儿。”杜长发的脚已经不瘸了。他抱着自己喝水的大玻璃瓶子，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是从派出所刚刚调到刑警队来的，说话的腔调多少还带了些基层片警的味儿，“他出给那小子的货，要五百块钱一克。按一般的行市，四号海洛因应该批四百五到四百七十块钱一克，那小子不敢惹他，只能高价收。这圈子里的人，谁都怕胡大庆翻脸。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是图着他的货好，比较纯，供应也比较稳。好歹他是替‘罗长腿’跑货的嘛。” 向处里汇报这个案子的会，庆春参加了。尽管主要线索断了，能抓的都不过是些自买自用的“隐君子”。但处长马占福对这案子又出现了“罗长腿”这个名字，多少感到几分奇怪。 “又是‘罗长腿’，”处长说，“这些年几个大案子的案犯都提到过这个人。” 李春强说：“所以，我们分析，这不是一般的团伙儿。可能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组织系统比较严密的贩毒组织存在。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货源渠道，有自己的运输线路，有自己的销售网络，咱们还真别小看了他们，别把他们都想成土头土脑的小混混。”
第一部分一个声音在为他喊冤（图）
马处长一根一根地抽着烟，慢条斯理地谈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也难说，这些吸毒贩毒的人，我亲自谈过几个，我了解他们。城市吸毒圈儿里的大都是手里有几个臭钱的人，发了点横财什么都想试试。而且在他们那帮人当中，吸毒贩毒，那是有身份的事。是高消费，大买卖，所以这帮人都爱自己吹嘘自己，自己神化自己。什么‘罗长腿’、‘罗短腿’，越传越神。其实也许压根就没这么个人，压根就是江湖上的一个故事。” 杜长发和其他几个人一一点头说没错。只有李春强没有附和。 处长又问：“对那个供货的，你们现在怎么搞？” 李春强答：“通缉令发出了，这几天还没有情况反馈。” 处长闭上眼，仰脸想了一会儿，点点头说：“只能先这样了，要是不出现新情况，这案子只能先这么挂着了。你们也做一点长期部署，在弄别的案子时注意一下有没有这人的线索。” 处长最后的这番话让庆春的心沉了下去，她脑子里蓦然间充满了新民的那张脸。那张脸除了微笑没有别的表情。但好像有另一个声音在为他喊冤！庆春的心颤抖起来，这案子难道真就这么挂起来了吗，就这么告一段落了吗？ 整整一下午她非常沉默，晚上下班的时候，在机关门口碰上也正准备回家的李春强。李春强说陪庆春走一段，两人一起骑上车子出了大门。 路上，李春强问：“怎么样，现在好点儿了吧？” 庆春知道他问什么却答非所问：“队长，这次通缉令，发的什么范围？” “你说胡大庆吗？”李春强说，“发得很广，通过公安部发到全国去了。咱们本市的机场、车站、旅馆、饭店都发了。” 停顿了一下，李春强又说：“不过你也知道，这通缉令是发了，可能明天就有线索传过来，也可能永远没有消息了。” 庆春无话可说，两人默默骑着车子。骑了一阵，李春强说：“你眼睛有点肿，脸色也不好，是不是晚上睡不好？” 庆春支吾了一下，没有把她去医院陪床的事讲出来，她怕李春强派生出一大堆劝她的废话。 到了一个路口，李春强应该拐弯了，但他说：“我不急着回家，再往前送你一段。” 庆春执意不肯：“不用不用，你这样我心里反而不好受。” 李春强不再勉强。“那好吧，”他说，“你最近心情不好，可以先调整一段，不急于上案子。过一段时间，你可以跟跟一般的小案子，多干点办公室里的活儿。不用总出去跑。” 庆春看着李春强，突然问：“你相信真有‘罗长腿’这个人吗？” 李春强一愣，笑了一下，说：“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吧。” 庆春点了点头，说：“队长，甭管是胡大庆还是‘罗长腿’，只要有线索，你让我上这个案子！” 晚上，吃完晚饭，郑文燕走了，女警察来了。这已经是第五天了，肖童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不自然到自然，他甚至已经和这位连见都没见过一眼的陌生人建立了一种基本的沟通和默契。他听见她向他走过来，听见她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来，他从她的声音里猜度着她的表情、她的动作，以及她的身形相貌。她肯定是一个高个子，至少在一米六五以上。她牵着他的手去卫生间时是一种极洒脱的步子。她的手和文燕的迥然不同，和他以前接触过的其他女孩子也完全不同，在女性的纤细之外，又隐隐带出些男人的力度。他越来越认真地倾听她的提问，甚至越来越愿意主动地和她交谈。和她交谈你很难想象出她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刑警。到了白天，文燕来了，他反而沉默下来。在文燕默默地帮他擦脸擦手，喂他吃饭的时候，他脑子里竟然全是女警察那理性、简洁和含蓄的谈吐。和她的对话似乎也调动了肖童自己的智慧、想象和幽默，一来一往，充满情趣。晚上，文燕走了，女警察来了，他的情绪又恢复了活力，思维也比白天敏捷。他想，这也许是一种好奇心。他现在也能体会到，为什么盲人的感觉最灵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