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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攻堡垒了。门卫开始不让我进去，要不是有国徽的记者证比较唬人，还达不到目的。
先找治安科，那里的警察一听是这个事情，让我去找刑警队。就到三楼找刑警队，里面的人说管事的人不在。我问什么时候他在，答曰大概过一会儿。
我就先去学校采访老师，一个多小时后觉得差不多了，就又回了堡垒。没想到这次照样没找到人，刑警队的人还是不在。我又出去采访家属，40分钟后第三次来堡垒。
我进去的时候，刑警队的一个人很不耐烦地说，跟你说不在就是不在，你们怎么没完没了的。
下楼的时候，我忽然想，要不去别的屋看看。于是就跑到二楼，随便敲开一间办公室，假装愣头青张口就问，里面的人愣愣地看着我，又是那句找刑警队去。我撒谎说他们都不在，随便介绍一下不成吗？人家说那怎么成，把我轰了出去。
2
站在树荫下，想想还是不甘心，决定中午吃了饭后接着来攻打堡垒。下午情况也没变好，治安科把我推到刑警科，刑警科那人还是不在，后来又把我支去宣传科；中间因为采访其他知情人，出去了几回，再回来对方还是一个口气……这一天一共去了七次警察局，都是没有结果。看表，已经快下午五点半了，那是他们下班的时间。
第八次进去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不抱什么希望了，想反正自己也尽力了，爱谁谁。楼上楼下几个办公室都转了一圈，没人搭理我。20分钟后，我解脱一般地走出警察局大门，回宾馆去。
应该说这一刻我已经选择了放弃，我甚至想好了用“无法采访到警方相关人员”这样的表述作为注脚，没想到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变化，就像人在跳下悬崖放弃生命的时候，忽然被一根树枝弹回升天一样玄妙———走进宾馆门口时，后面忽然有人叫：“你是记者吗？”
我回头一看，一个三十来岁、挺高挺壮的男子，穿着衬衣长裤，骑在摩托车上看着我。我说：“是啊。你有什么事吗？”当时我以为又是有了麻烦想求助的当地百姓呢。结果他说，你是来采访舞弊案子的吧？一句话把我说得汗毛倒竖：“你是？”
他的回答石破天惊：“我刚刚说话不方便，看你去了我们那里很多次……”我这才想起来，这人应该是一个警察，在我某一次进去某间办公室的时候，这人曾把我推去宣传科。“如果你方便，我晚点来找你吧，到时再细说。”
晚上七点，我正在写稿子，他来了。这次他的神情放松多了，一聊之下，我才知道，他不但是警察，还是参加侦破这起案子的警察之一。他把如何接到报警、如何破案、如何审理的全部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而这正是我采访中惟一缺少的东西，也是距离新闻事件最近的东西。
我问他：“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让你们对媒体讲？”他告诉我，开始破了案子，所有干警都很兴奋，这是一起涉及高考的大案，人又多，而案情相对简单，跟公职人员和政府也没什么瓜葛，他们最开始也以为这应该是给自己扬名立功的好时机。
这是一个地方小县，警察工资很低，立功就能发一笔奖金，他说他们高兴就是因为觉得能拿到嘉奖了。没想到有关部门领导后来认为这样的事情一报出去，肯定会影响当地形象，万一被取消考点什么的就麻烦了，所以后来下令封锁消息，嘉奖什么的自然也就泡了汤，所以警察虽然在躲记者，却同样有情绪。
“那你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些？”我又问。他的答案很简单：“别人来了两次被拒绝后就走了，我看你来了局里四次（其实那只是下午的次数），觉得告诉你应该不会有错。”这话让我有种意外中的惊喜。当天晚上的稿子披露了整个案情的详细情况，为了保护他，没有交代消息来源，但是用了他提供的很多材料：报案记录、询问记录等等。第二天同城媒体还在用图示的方式推测案件是如何发生时，我们的报道已经成了独家。
新记者听得有点发愣，然后有点热血沸腾。
我说，其实机会经常就隐藏在退缩的刹那，对方当然有拒绝你的权利，不过如果能让拒绝你的人说话，比交代一句“拒绝接受采访”更难十倍，同时也是更多十倍价值的事情。至于如何让你打开拒绝的嘴，除了诚意、技巧和理解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坚持！如果我只去七次，可能就不会让那个警察说话了。新记者连连点头，深以为是。
“坚持最重要。”———这是2004年6月的一次采访经历，不到两年，已是百味杂陈。
《玄机可透露》 涉世之初遭遇歹徒
星文来了后说话老是吞吞吐吐，我特明白，就问他是不是领导担心再出这事，想不让我去实习了。
1
出去路过一报栏，贴着的报纸上有一条消息：朝阳一市民遇到歹徒抢劫，奋勇搏斗，结果把歹徒吓着了，一边拽东西一边嘀咕，你干吗啊你干吗啊还不放手没见过你这样的；结果那市民越战越勇，结果不仅把包抢回来了，还把歹徒吓跑了。
同去的美女边看边赞：瞧瞧人家，多英勇，现在有胆子跟歹徒搏斗的人还有几个啊。我不屑，说你面前就站着一个。她一惊，差点把口香糖吞肚里去。你？你真跟歹徒搏斗过？我说当然，1999年嘛，当时三个人抢我的包，我还跟他们搏斗来着呢。
美女将信将疑：那后来呢，是不是也把歹徒吓跑了？我说不是，东西都被抢走了，我还被捶了一顿。美女一愣，差点没笑晕过去。
这件事发生在1999年我去报社实习刚几天的时候，有一天我走得比平常早，晚上九点就坐上了回学校的车。车刚过西单，就有人问我，知不知道中国科学院办公楼在哪站下车。我告诉那人应该在木樨地下。那人又问，到了站应该怎么走才对。
我看看那人，20多岁，很年轻，穿着普通，面相也挺老实，还背着一个挺破旧的书包。他说他是去那里找当保安的亲戚。我当时也没多想，说正好我也要到木樨地倒车，你跟我下我到时候告诉你吧。
到地方了我就下车了，那人也跟着下来，我就告诉他往北走一点就是中科院办公楼了。车站毕竟有路灯，还比较亮堂，估计他当时没法下手。他就走了几步又折回来，问我，北是哪儿啊。
我是南方人，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也分不清东西南北，所以一听他这话就比较同情，而且那时候我还比较热心，想反正就50米远，我就带他过去好了。于是我就跟他说，带你去那里，然后再回来等车。
那办公楼就在路边上，离车站也就50米。关键是就在那50米的距离中有一个施工工地，拐了一个角，把外面明亮的路灯都给挡住了，当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也没什么行人，结果我刚走进那拐角的阴影里，他就在后面拍我一下说：哥哥，我刚来北京，你看你能借我点钱吗？我从来没碰上过抢劫的，还以为他真是有困难需要帮忙呢，所以我特认真地跟他说，我也是一学生，哪儿有钱啊。
这一回头我就发现阴影里突然蹿出来两个人，比我高大多了，其中一个一下就抓我的背包，另一个人就扳肩膀，后面那求助的小子就抱我的腰———那包是我为去报社实习新买的，二次皮，看着还不错，我全身上下也就那东西看着不像学生。我这才反应过来，马上护住包，又踹了旁边那人一脚，然后大叫：“救命啊———抢劫啊———”
我嗓门本来就不小，这么一吼那三人的确有点慌，下手也更快。
抢包的人开始更用力地扯，另外两个的拳头就抡下来了。唉，当时无奈，我只好用胳膊护头，挣扎了几下，包就被抢过去了，那三人马上就跑，我拣起块地上的砖头就追，边追边喊：抓强盗抓强盗———这时路边有几个人路过，看到都愣在那里，结果那三个人就都跑了。
2
停下来喘息了半天，我才发现手上有血，一摸，嘴唇和鼻子都在流血，这时才感觉到疼。就在路边打车，但是钱包在包里，被抢走了，虽然没多少钱，却是我当时的所有积蓄，学生证身份证也没了，还有我在川外读书时就在用的一个随身听，特宝贝的一个，都被抢去了，那包也是我为实习专门买的，让我更心疼的是，刚用十天不到就被抢了。
第一个司机没敢拉我，被我脸上的血吓着了，油门一踩就走了。第二个司机给我印象特深，开始他也不拉，车子开出去20米，却又倒回来，说，上来吧，看你也不像个坏人。我上车后，看到后视镜才发现右眼肿了起来，还有点淤血。我跟司机说钱被抢了，不过他到地方我就让同学送钱下来。司机说，我都送了就做好不收钱的准备了，送不送随我。
20分钟后车到宿舍楼门口，我一进宿舍就把他们几个吓着了，连忙给我拿毛巾去水房冲洗。另外一个班的兄弟过来看我，我边擦血边跟他说，先借我20块钱，给楼下的出租车司机送过去。
那兄弟马上就下去了，然后说已经给司机了———现在想起来，当时还该跟那师傅道声谢的。我照照镜子，眼睛肿得老高，嘴角可能是跟牙齿碰了一下，裂了一厘米多。
后来宿舍里的兄弟又带我去旁边的中铁建总医院。当时已经十点多了，值夜班的大夫是个特慈祥的老太太，给我打了麻药，在嘴角缝了三针。处理的时候听同学说了事情原由，最后没收我钱，说以后千万得小心，还说要是觉得眼睛不舒服就再去找她。这也是个善良的老太太，我后来好了，却忘了她姓什么了，也该给她道个谢的。
然后我就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戴着墨镜就去报案，结果派出所说那里已经有好几起报案了，他们正准备布控呢。我又跟国内部主任沈说了被抢劫的事，她吓了一跳，让我先休息。
两周后，我的线拆了，眼睛也好了，想回去继续实习，沈却叫比我早一年进报社的师兄星文拎了一堆东西来看我。星文来了后说话老是吞吞吐吐，我特明白，就问他是不是领导担心再出这事，想不让我去实习了。
星文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猜的，不过这事情只是偶然，我自己都没把这当回事，你转告沈，如果她同意，我还是想去实习，如果她坚持觉得不合适，那就算了，没关系。
星文回去后没两天，告诉我说如果完全好了就继续实习去吧。我又继续开始实习，这次直到后来奇迹般地留在单位，都没有出任何问题，也算老天对好心人的补偿吧。后来才知道，星文那天回去后跟沈说，这小子心态极好，一眼就看得出别人想说什么。沈一想，也是，出了这事还想着要继续实习，的确挺神的，就同意了。
这事我连家里都没说过，怕他们担心。实习第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报社寄来的800块钱稿费，马上还给了老七，我被抢后的生活费都向他借的；又给自己买了个包，这次是在农贸市场买的是30块钱的布包，看上去特农民，但是直到我2002年搬进自己的新房子时都没舍得扔掉。3做记者这几年，我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但是都比较警觉，没给对方什么机会。后来我还分析过那次为什么会上当，估计就那二次皮的包看上去比较招人，里面因为有采访本而显得“很有内容”；但最关键的还是那人的外表麻痹了我，尤其是他背的那个包让我失去了警惕，你想啊，哪个抢劫的会背个包干活啊，丫当时真背个破包装清纯！
日子就这么平淡下去，直到半年后，报案的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那帮抢劫的给抓住了，搜到了一堆身份证，其中有我的，让我 去取。当时我已经办了新证件，嫌远，就没去。再后来就没再把这事当什么事了，平常该走夜路还走，继续贼大胆，直到今天因为美女的话头又回忆起这件事。写在这里只是提醒大家小心，现在谁都不容易，出什么都别出这样的事。
虽然我运气比较好，但是想想，那仨人幸好只是抢劫，没有动凶器……所以我以后再见背着包问路的人都特没好气，跟背着孩子卖光盘一道理。当然我也不是好惹的，现在在车里藏了一把刀，要碰见坏人抢个包侮辱个妇女什么的，照样跟他们搏斗！
《玄机可透露》 涉世之初我被“剽”了
我得到了什么？2000块钱而已；我失去的呢？我失去了一个长着“胎记”的孩子。112月的一天，我去重庆出差，把稿子写完的那个晚上，在酒店里上网，忽然收到同事郑直发来的一封信，言简意赅：“看看这个。”后面是一个链接。
点进去一看，是一篇叫《剃刀边缘的爱情》的文章，讲的是那个“要结婚的艾滋女”小琴的故事———那是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月、发了很多篇稿件的事情。
当我心不在焉地扫到这样一段文字的时候，忍不住愣了一下：“……这样的消息一经传出，小琴小明自然一夜之间要成为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大家都奇怪一个身心健康的小伙子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对他俩在一起的生活投注了复杂的目光：好奇、钦佩、怀疑……”
都说当妈的怎么都能认出自己的孩子，我虽然没那福分，但怎么看怎么觉得这段文字像个胎记。
再往下看：“……这是一家专门为艾滋病人、感染者及其家属提供优惠治疗的医疗机构，门面不大，二楼被隔成一个个整洁而简易的病房。因时间已晚，只有小明输液的房间还亮着灯……”———读到这里，先前那种满不在乎的感觉已经一扫而光，瞪大眼睛往下读，越读越气越气越读，读到文章最后一个字，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咬人！
因为这篇长达7000字的文章，居然有4500字出自我那篇一周前见报的稿子《吸毒是我最后悔的事》！胎记看清楚了，孩子却被“拐卖”成了别人家的，天！
打开邮箱给郑直回信，就写了两句话：“这人怎么抄我稿子？我要到网上贴他大字报去！”说他抄，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一是整篇文章的结构基本就是我那篇见报稿子的结构；我写的4500字几乎每一个细节每一段表述都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对应，只是都被蒙上了一层一戳就破的面纱。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两段文字，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消息一经传出，小琴、小明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大家都有些不相信一个身体健康、思维正常的小伙子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对他俩在一起的生活投注了复杂的目光：好奇、钦佩、怀疑……”
“这是一家专门为艾滋病人、感染者及其家属提供优惠治疗的医疗机构，门脸儿很不气焰，二楼被隔成一个个简易的病房。因时间已晚，只有一个房间还亮着灯。”
此外，我那篇采访因为笔误犯了个错误，对方甚至把这个错误也“剽”了过去。
最搞笑的是一些只属于我自己的语言被改得不伦不类，比如我原文中那句“……高烧不退肺部感染？！这几个字让几年中一直在做艾滋病报道的记者忍不住道吸一口冷气……”———某同事说“倒吸一口冷气”这样的表达只可能是我这样的毛头小伙子才会用，老记者是不会那么一惊一乍的，可是在这篇文章中写的是：“……高烧不退？！肺部感染？！这一行字让1991年以来一直做有关毒品报道的记者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说实话，我之前一直气得鼓鼓的，惟独看到这一句时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因为这人登在文章中的采访照片看上去已经40岁左右，想想这么一位看上去端庄稳重的老记者动不动就“吸气儿”，实在是有几分滑稽。
2第二天我在重庆街头报摊上见到那篇抄袭文章正在显眼位置热卖，就买了一份留做证据，想要是真的打官司也许用得上。买来就扔在箱子底，一次都没翻过，老觉得心里不舒服。
两天后我回到北京，把这事情跟新闻中心主任沈说了。她听了很惊讶，因为这个人和这家媒体实在是很出名。她把我的稿子和那人的稿子拿去，一边核对一边把抄袭部分勾出来，结果那篇文章被勾得密密麻麻。她也有些来气：“这绝对是抄袭，4500字的东西全部照搬，也太过分了！”
我们商量的意见是，先以报社名义跟这人接触一次，要是他态度好就想解决办法，要是态度不好，那就上法庭。
沈给那人的手机拨了电话。那人大概已经听到了些风声，一听她的来意，立马服软：“我借鉴了你们的稿子一下，没有跟你们打招呼，实在不好意思。”沈说：“您这说法是不是太轻描淡写了一点，7000字的稿子有4500字一样，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