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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辫子，闲来无事，或者看书，或者谈天，都爱轻轻抚弄它。可是现在，她觉得那条辫子特碍事，每天都得花不少时间梳理它。她想，要革命就要铲除封建残余，现在男女平等，男的都剪了辫子，留了短发，我们妇女为什么还要拖条辫子呢？ 我也要留短发。
于是，她对着镜子，“咔嚓咔嚓”把辫子剪了下来。她又让妹妹帮她把头发修成短短的男式婚装头。妹妹看着剪成短发后的贺子珍，高兴地说：“姐姐，你把辫子剪掉，像个男孩子，越发显得漂亮了。”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初次当“官”（2）
她是永新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然轰动全城。她走在街上，行人望着她的头发，交头接耳。那些淘气的孩子，跟在她的后头，又是嚷，又是笑，又是跳，像看到什么新鲜玩艺儿那么稀奇。
贺子珍不理会这些，她昂着头，大大方方、若无其事地走在大街上。她觉得，革命嘛，总得有第一个敢同封建旧习俗作斗争，也得有带头人。
以后，在贺予珍的大力提倡下，学校中的革命左派都陆续剪了辫子。县城中的一些思想激进的妇女，也跟着剪辫子。妇女留短发逐渐普遍起来。但是，在农村一时还推广不开。
为了加强妇女工作，永新县党组织又成立了群众性的县妇女会，由县党部的妇女部领导。贺子珍和她的伙伴们，经常到县城附近的村庄做妇女工作。
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贺子珍很擅长于搞宣传鼓动了。不论多大的场面，有多少群众参加的集会，她都敢上台发表演说，脸不红心不跳，而且不用讲稿。
一天，她来到一个小集镇上，把这里的老婆婆、小媳妇和小姑娘招呼到一起，搬出一条小板凳，站在板凳上开始演讲，从军阀欺压百姓的罪恶，讲到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她讲得不慌不忙，既有道理，又有实际，说得许多妇女直点头。
她讲完革命道理，又讲妇女解放。她说：
“要说受压迫，我们妇女受的罪最深。我们的妈妈这一辈人最可怜，谁有气都可以往她们头上撒。共产党是妇女的大救星，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以后，我们妇女在家里，也要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反对缠足，反对打骂妇女，反对包办婚姻。我们妇女也要行动起来，打倒军阀，支援北伐战争！”
演说完了，她就带着同学们唱歌子：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阔。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得解放，
得解放。
贺子珍的嗓子清脆悦耳，唱得很有气势。妇女们都拍起巴掌来。贺子珍又一句一句地教年轻的妇女唱歌。
此后不久，贺子珍离开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活。
北伐军协助永新成立了民主政府后，就离开永新到吉安和安福去了，只留下了几个干部在永新，协助左派政府工作。保卫永新的责任落在由工会和农会组成的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军身上。至于为民主政府筹集费用，为工农武装筹办粮草，打击城里的右派，对付土豪劣绅，巩固民主政权，这些任务，都要由永新的共产党员承担。
贺子珍同担任妇女部副部长的妹妹贺怡，还有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国民党县党部商民部部长的哥哥贺敏学商量，如何才能筹集到经费呢？他们生长在永新，对这里的地主豪绅，谁个好，谁个不好，心中很明白。贺子珍说：
“地主豪绅中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思想比较开明，在县里作恶不多，民愤也不大；有的人却比较顽固，态度很坏，不能把他们一般对待。”
贺怡也说：“对那些思想较好的，要争取他们同情和支持民主政府的工作。”
于是，他们兄妹三人向县党部提出了对县城的地主豪绅分别采取“募捐打粮”和“武装打粮”的办法。“募捐打粮”就是用说服动员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拿出钱粮来支援革命，“武装打粮”就是对那些态度恶劣，坚决不肯出钱的，就动用工农赤卫队以武力强行解决。
贺氏家族中有一户大财主，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拥护三民主义，会行点医，在县里有一定的影响。贺子珍登门去做他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经过一番工作，把他说服了。他带头拿出一部分钱、粮和各种物资支援革命。在他的带动下，一部分表现比较好的中小地主豪绅，也不同程度地捐献了一些资财。以后，贺子珍又组织县里的青年和妇女，到各区各乡去做“募捐打粮”的工作。
贺子珍的父母也自动提出，捐款支援革命。他们把茶馆存的一部分粮食，还有一部分银元、首饰，捐献出来。
永新县的革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党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全县从只有一个党小组发展为四个支部。1927年4月，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神枪手（1）
弱女子成长为暴动女将。贺子珍两枪撂倒两个敌人。人们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关于她的种种传说，至今还在永新广泛地流传着。
正当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1927年3月6日，江西省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害。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5月21日，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
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也蠢蠢欲动。国民党县党部主席周继颐原来是个假左派真右派，这时撕下了左派的外衣，公然叫嚷在县党部和民主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他还下令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军要全部缴出武装。在县党部里，其他一些原来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也急剧地向右转。一时间，永新县城杀气腾腾。
这时，贺子珍被党组织派到吉安开展工作，担任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
有一天，她正在吉安县党部办公，永新县委的一位同志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永新出事了，右派夺权了！”
贺子珍吃了一惊，连忙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6月份永新左派逮捕右派头面人物的时候，有人漏网了。他们逃离永新后，就同土匪武装相勾结，用重金收买他们以武装攻打永新县城。于是，由右派领路，这股土匪突然袭击了永新。他们晚上摸进城，把正在农会开会的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团团围住，全部抓了起来。他们还捣毁了县党部和县里的民众团体，强行缴去了工人和农民赤卫队的武装。那些被左派关在监狱里的右派全部被放了出来。他们到处抓人，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有一百多人被关进监狱。
这位同志还介绍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大逮捕时已经逃离了县城，隐藏在永新附近的一个庄子开会，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围攻县城，可是消息被走漏，他在乡下被捕了。她的妹妹贺怡和父母亲都逃离了永新，不知躲到什么地方。这就是永新县的“六·九”事变。
贺子珍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心里如同烧了一把火。
永新县一些逃出虎口的共产党员，相继来到吉安。当时吉安的政权还没有出现反复，算是一块暂时的“绿洲”。她从这些同志的介绍中了解到，永新被右派逮捕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达到四百多人。右派扬言要对其中一部分首要分子处以极刑，情况真是万分危急。
党组织很快召集会议商讨对策。贺子珍在讨论会上慷慨陈词：“大家都说苏联十月革命好，那是人民奋斗牺牲争来的。我们的国家要像苏联那样就要不怕流血牺牲，奋斗到底。”
宁冈大陇村，是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经常出没的地方。贺子珍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一致表示，要把革命进行下去。大家决定首先做两件事情：一是起草一份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由欧阳洛等带着宣言赴南昌，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清查永新的反革命事变；二是马上联络附近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城，救出监狱里的同志们。会议还一致通过永新县党部被砸了，就在吉安重新建立一个县党部。还要把各个民众团体都恢复起来，成立一个各个团体的联合驻吉安办事处。
几天以后，永新县党部的牌子，永新各团体驻吉安办事处的牌子先后挂出来了。
欧阳洛等人带着宣言，赴南昌请愿，要求清查永新县的反革命事变。他们到南昌后，正好爆发了南昌起义。他随即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南昌起义后，欧阳洛历尽险阻到了武汉，找到党的组织，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后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
永新县驻吉安办事处在派出请愿人员的同时，又派人同附近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联系。他们联络了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这时袁文才已加入共产党，他和王佐原来带领的队伍改为农民自卫军）、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县农民自卫军和杨良善率领的莲花农民自卫军。永新驻吉安办事处约请他们按指定的时间从三路起兵围攻永新。王新亚原是北伐军的一个营长，是湖南浏阳人，北伐军离开永新时，他被留了下来，协助这一带的革命政府组织工农武装。
大革命年代的贺子珍（塑像）。永新南乡的农民武装基础比较好，永新驻吉安办事处通过那里的党组织，也请他们参加围攻永新的战斗。
为了组织好这次暴动，贺子珍设法同永新县关在监狱里的同志取得联系，把武装攻打永新的消息和日期，告诉那里的同志们，以便里应外合。细心的贺子珍没写片言只字，而是委托一个可靠的老俵，秘密回到永新去，把联合进攻永新的日期告诉她的舅母，请舅母通知狱中的同志。
这个老俵果然把口信带到了。
再说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贺怡，在右派搜城捉人的时候，早已逃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躲了起来。
当晚，他们在亲友的帮助下，摸到城墙上，用几匹白布接在一起，绑在腰上，坠墙出城。他们有一个亲戚在吉安的清源山当和尚，三个人就投奔这个亲戚去了。家里留下的小弟敏仁和小妹先圆，由舅母收养。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神枪手（2）
贺敏学被捕后，舅母常常打发小先圆到监狱里给哥哥送饭。这次，接到贺子珍的口信，她就在送饭的竹筒里， 塞上一张小纸条，让先圆送到监狱里。
小先圆不辱使命，胜利完成了送信的任务。但是，在永新暴动以后，反动派重新控制了永新，他们抓不到贺子珍、贺怡，把一腔怒火发泄到这个不到10岁的小姑娘身上，残酷地把贺先圆杀害了。
与贺子珍设法传递口信的同时，永新监狱中的同志也在战斗。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贺敏学。他们也想到了武装暴动这条路，也打算联络袁文才、王佐、王新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贺敏学把这些意见写在一张薄薄的小纸条上，把它塞在一把旧扇子竹把的空洞里，买通了一个看守，把扇子送了出去。
永新暴动的日期到了。贺子珍惦记着这次暴动的成败，决定回永新参加战斗。她把吉安的工作交代以后，就急匆匆地赶回到永新。
从吉安到永新，要走180多里山路。贺子珍还从没有这样长途跋涉过，只得走一段，坐一段轿子，直到第三天的下午，才赶到永新。当她远远地看到永新的城墙上飘扬着一面红旗时，心里一阵激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啊，暴动成功了！
这时，她忘掉了身上的疲劳，一阵急跑，奔进城去。
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景象：街上人来人往，个个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国民革命政府的牌子又挂出来；县委也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的大布告，赫然贴在墙上。贺子珍走近一看，原来是安民告示。铁铺里炉火通红，锤声丁当，人们正在加紧锻造梭镖。
她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庄子里，见到了这次武装暴动的领袖们。大家告诉她，暴动后，他们以狱中党支部作基础，成立了永新、宁冈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是党委书记，王新亚是总指挥，袁文才、王佐是副总指挥。
贺子珍到来时，他们正在开军事会议，讨论暴动后的行动。她刚从吉安来，一路上听到南昌暴动以及暴动队伍已撤出南昌，并开往广东的消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同志们。
大家分析说，汪精卫已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开撕下了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狂。敌人从江西、湖南调集六个团，准备向安福、莲花、永新扑来，并已经占领了这些县的大部分地区。另外，永新的民团并没有走远，他们就在县城附近，准备配合国民党的军队，卷土重来。很明显，光凭三县农民武装，要守住永新城，是不可能的。会议决定，再打一仗，然后主动撤离永新。莲花的农民武装仍回莲花活动；对湖南比较熟悉的王新亚，决定带领安福的农民自卫军，到浏阳一带打游击；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仍回井冈山。永新一部分南乡的农民武装回到家乡去，一部分与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上井冈山。
贺子珍心里很清楚：暴动的队伍所以决定分三路行动，是贺敏学同王新亚两个人商量提出来的。他们考虑，一是分散开不致目标过大，二是如果一处革命遭到挫折，另一处的同志还可以继续战斗，因此她完全同意这个决定。
这次军事会议还对永新的这一仗作了具体的部署：三县的农民自卫军全部撤到城外，分别占领有利地形，埋伏下来，以逸待劳。永新县的人民和南乡的农民自卫军，则组成赤卫队，负责守城。
贺子珍的任务是，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南门，永新南门也叫禾川门。禾川河就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流过。贺子珍接受了任务，就赶到南门来。她发现这支赤卫队有几十人，只有三枝枪，其他全是赶造出来的梭镖。贺子珍背着一枝步枪，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子弹带，在南门上带领赤卫队员挑土运砖，修理暴动时打坏的城墙。
接着，她又根据战斗打响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每个赤卫队员的任务，作了细致的布置和安排，使人人职责分明，各得其所。她还把城里的儿童团员也动员起来，对他们说：“保卫永新，人人有责。今天你们的任务是，准备鞭炮和铁桶，越多越好，带到城墙上来。”儿童们都照办了。
贺子珍又想，枪少梭镖多，敌人在城下，我们在城上，怎么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呢？ 她想了个好主意，让队员们搬许多大石头到城墙上来，等敌人靠近城墙时，往下砸。
贺子珍手下的赤卫队员，大多数年龄比她大，有的还是她的叔伯辈。大家看着这个年纪才18岁的女指挥员，思想细密，考虑周到，似乎她曾经带兵打过多少仗似的，所以都十分尊敬和信任她的领导。
这次向永新进剿的，是从湖南开来的一个特务营，共三个连。他们头天傍晚在离永新几里路的一座山下扎营，第二天拂晓，留下一个连守营地，其余两个连分两路向永新南门扑来。
三县的农民武装早已按预定计划埋伏好了。莲花的农民自卫军埋伏在敌人的东面，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埋伏在城外禾川河的西面，以便从两面夹击敌人；安福的自卫军则在敌人出动后，由王新亚带领，绕到山的后面，偷袭敌人的老巢。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还故意在南门的前面，留下一块开阔地带，引诱敌人冲过来。总指挥部的党委书记贺敏学也同贺子珍一起，在南门上严阵以待。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神枪手（3）
敌人一路上没受到什么阻拦，很快就开到南门下。他们以为农民自卫军都吓跑了，马上下令驾云梯攻城。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