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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大家却又很避讳去谈领导人的政治公关，似乎一讲公关就是虚伪就是造作，冒犯了领导人的人格。与此相反，我们喜欢说的是“人格魅力”，一种玄而又玄、没有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禀赋。于是一切在其他国家能堂堂正正地以公关技巧去分析的言语行为，到了中国这里就都成了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周恩来，他大概是过去数十年里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最出色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他如何在外交场合中保持立场也不失风度地与人交手的故事，一直传颂至今。那些故事几乎都能用来当做传授政治修辞与谈判技巧的教材，但是无一例外地，这些故事的结尾总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地折服了对手”。
这种说法不仅无益于政治才能的专业培训，还反映了我们对于政治领袖的看法依然摆不脱老一套的政治家理想。根据传统，政治领袖虽然要精通形势，但他到底是个“真人”，必须具备旁人所不及的上善性格绝世才华。而这些才华和性格是学不来的，因为它们是天生的。故此一个领袖越有“人格魅力”，就越能证明他果然天生就是领导人的材料，而我们则注定要拜服在他的魅力底下。所以我们很容易有错觉，以为中国每一个政坛领袖都得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统治”（魅力型）。所以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为什么干得好呢？原来不是他的手段高超口才了得，而是他有“人格魅力”。为什么他有那么巨大的“人格魅力”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个天生的领袖！
坦白说，温家宝在这趟外访行程中展现的技巧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不得不服。他一到日本就吟了一首自己创作的俳句，后来又跑去打一场棒球，立意要借着日本文化的骄傲与日本人最喜欢的运动，拉近日本国民与他的距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精心设计的公关手法。可是在内地媒体的一片赞赏声中，我们却极难见到有人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虽然有人已经说出了温总理是在搞“慢跑外交”，但就是不愿点到“公关”二字，反而还要再三祭出“人格魅力”这个中式政治语言。这除了是传统的心习限制，恐怕也和温总理自己的行程主题有关。
温家宝的行程主题大抵可以用个“真”字总结，多掌声的国会演讲，他就极为罕见地公开披露整篇讲稿由头到尾都是他亲自操刀，以显其诚。更厉害的是他还把经历过抗战岁月的九十岁老母亲也搬了出来，说自己演讲完毕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她，结果得到她的赞赏：“孩子，你说得很好，因为你说的是真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稿对日本的态度相当温和友善，如果连一个面对过日军刺刀的老太太都说它真诚，那么它就真能代表中国人和平宽大的诚意了。此举不但突出了温家宝的温情，还强化了他真诚的形象。
每个政治人物都该好好规划自己的形象，给它一个鲜明且有说服力的性格。身为一个政治家，温家宝选择的定位就是真诚。所以我们在电视荧光屏上看见的他总是面带诚挚温情脉脉，他的韩日之旅也不脱这个基调，因此方能令人信服。想想看，一个人要是老无谓地开玩笑，突然之间却又态度诚恳地说起自己的母亲，这会是什么效果？他能够叫人信任吗？可见任何外交场合上的公关手法还是得建立在一贯的形象规划之上。
由于温家宝这么注重真诚，媒体就更不愿也不敢说他的公关了。因为我们相信真心诚意和仔细的计算是彼此矛盾的两回事，互不相容。既然温家宝是这么真诚的一个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也就都是“发自内心”的了，怎能让“公关”二字给玷污？
真诚就一定容不下公关吗？天生的性格与后来加工的设计就一定是矛盾的吗？从政的政治家明明内向就不能强装张扬，明明木讷最好就别故作风趣。成功的政治家不该为自己规划一条违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突出强项掩饰弱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温家宝的公关策略这个话题，反而要从专业政治技巧的角度加以分析。别小看政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语言现代化，这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
原题为“被神化的‘人格魅力’”，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4月19日
第24节：日本 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1）
日本
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一提到近日席卷中国各地的反日浪潮，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思想陷阱：要不义愤填膺地在旁吶喊打气，全力支持；要不就是站在一边，抱着怀疑犬儒的态度冷嘲热讽。以上两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并不足取。此外，当然还有很多论者会同情中国民众的情绪和立场，同时呼吁游行人士和部分激烈的“愤青”保持冷静理性；但又往往失之于缺乏思想的深度，点到即止。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看这场反日浪潮，又怎样确切地去掌握在它背后浮现的所谓“日本问题”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怀疑各处反日游行和行动的诸种论点有什么问题。有些论者（包括我的好友）认为发生在过去一周内的各处游行只是官方暗中发动的虚假“民间行动”，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允许真正由人民自主发起的抗议集会。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太过想当然耳，纯粹来自对于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脱离实际甚远。凡有机会采访过当年在北京抗议美军“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集会的记者，都知道那一次游行不只得到了官方默许，甚至还有学校加入组织，派校车接送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可是这一趟游行却大不相同，不只没有官方介入的迹象，甚至找不到一些像样的组织单位（如“爱国者同盟”），完全是一次由三两个网友以网上留言和手机短信动员起来的“聪明群众”（Smart
Mob）行动。而且几条游行路线的设定也是临时“走”出来的，充满了随机应变的色彩及意外。
其实只要看多点内地新闻就知道，这一两年来由民间发起，但政府事先一无所知的群众运动不在少数。有的是官方不能容忍的，有的是官方默默接受但又不愿正式称之为“示威游行”，于是叫做“上访”和“请愿”的。我并不是要说中国政府已经大开游行自由之门，只是想指出今天的中国的确可能出现既非官方策动，亦非官方可预先阻止的民间群众集会。最近的反日游行就是这样一种集会，只是官方明显地没有干预介入。
也有些人强调政府不介入就是一种默许。从19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的潮流开始，一股势力愈来愈大的新民族主义就日渐成形，并且助长了所谓的“愤青”现象。在这个过程里面，官方的确有一定的角色。倒不一定说是积极的倡导，而可以是左右透过传媒报道信息的种类和范围的细致，就可以构成助力。不过如果过度重视官方的角色，可能就会忽略了民间自主及社会内在的种种因素，可能就会轻视了政府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构成了当前民族主义的热潮。关于这点，我以后还会另文细谈，现在暂且不表。
第25节：日本 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2）
当然，还有朋友提出历史反省的责任问题，认为中国不能一方面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认真道歉，同时却掩盖自己历史上的失误。我赞成这个说法，可是在同意之余也有必要指出，中国自己的历史忏悔意识不足，不等于日本也自动地不用忏悔。同样地，就算当前民间反日情绪是由中国官方鼓动，就算北京、深圳、成都和广州的游行是由官方组织，也不等于批评日本修订教科书就是错误的。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官方默许”和“官方引导”，就要否定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它所针对的问题。
还有一种看法在内地也相当流行，就是主张“抗日不如自强”。与其罢买日货，不如先搞好国货的质量和信誉；与其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散布仇日言论，上街焚烧日本国旗，不如集中精神检讨自己的社会体制，壮大国家实力。这种想法的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了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强化中国本身，于是可以漠视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继续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且还要受到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侮辱（按该书的说法，慰安妇其实是自愿的军妓）。第二个问题更是严重，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导致一种“今天我且哑忍，瞧明天我强了之后谁狠”的复仇心态。什么叫做“自强”？我们“壮大国力”之后要干什么呢？这里脱不掉一种把中日历史问题看成两个彼此竞争总得分出敌我高下的简化国际观，不只解决不了眼前的历史罪恶如何分析如何解脱的问题，且徒添了威权式的国家主义。我们根本随时都要反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目的是为了民众更民主更理想的生活，既不因日本而起，更不因胜过日本就可终止。
简单地说，所有怀疑反日情绪的看法就算全部正确，也无法遮盖明摆在这里的“日本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反日情绪，所有那些包括抵制日货和伤害日本留学生的反日行为，就都是正确的呢？当然不！“反日”从一开始就反错了对象，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意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与美国军事联防和钓鱼台问题一股脑地混成一团，并且连接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论”，本质化成了对日本的整体否定。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可说非常精准。但如何区分反日与反罪？怎样分析反日情绪？“日本问题”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上面我强调不能把当前席卷中国的反日游行活动看成是官方鼓动的结果，除了还民间自发行动的清白，正视国民情绪之外，同时也想提醒各种不同立场的论者，把这一连串的集会说成是由政府鼓动和操纵，正好中了日本保守派的下怀。因为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保守派甚至部分进步分子，一直有这么一种印象，认为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社会，没有独立自主的司法系统、传媒机构和学术界，也没有可与政府分离甚至对抗的民间社会。这种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它却很巧妙地被利用成右翼的工具。比如说在战争历史的事实争论上，日本右翼就很喜欢先从中国的学术界不够自主不够自由开始，进一步推论所有学术研究都脱不开政府影响，而结论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南京大屠杀”无非皆是政府的仇日宣传。同理，他们也不愿意相信中国百姓会有不经政府组织的游行；就算有，他们也会认为这是政府反日教育的结果。
第26节：日本 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3）
这种中国印象是冷战结构的产物之一，战后投身“自由世界”的日本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其主流社会把日本与中国的区分，界定成自由民主开放的世界和封闭专权的铁幕世界之别。如今日本右翼与战时军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一，就在于它把这种“民主”话语从传统左翼手中抢了过来，移置成自我肯定的一种资源。透过这套话语资源，日本右翼可以一方面试图复兴天皇权威，但另一方面吊诡地以民主和开放的旗帜再次宣扬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当日本保守阵营指摘中国学者虚构史实、官方暗中发动示威的时候，不只是否认战争责任这么简单，而且是再制造日本的优秀先进和中国的专权保守这种特定印象。
令人气馁的，是所谓的反日糊里糊涂地把所有的事情混成一团，情绪胜过理性，对于日本政府和右翼的种种过当行为，除了左一句“日本人不知悔改”右一句“小日本天性就坏”之外，就再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才会有抵制日货、袭击日本留学生乃至于破坏日本餐馆等种种行为。照这种全面否定日本的逻辑来看，现代中文里所有来自日本的外来语，如“广告”、“现金”、“干部”和“建筑”，是否也全都应该扫地出门，自此禁用呢？
反倒是日本的左翼学者在谈起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政府右倾化背后的理路时，要比一般中国知识界来得更深入更精到。例如近年相当走红的小森阳一，就在其最近的作品《天皇的玉音放送》里面，指出了日本自卫队赴驻海外、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保守派试图修宪与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四项事端的因果逻辑。他认为日本政府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担任“盟军”后援，明显是要把自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军事同盟，同时也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试探手段。而修改宪法使自卫队成为名正言顺的军队，则是想把日本变成“正常化国家”。这里所说的“正常化国家”，几乎完全是由军事力量的正名来界定的，可说是把军队当成了国家的资格证书。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它的一个小秘密是为了预防有自卫队员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因为如果真有这么不幸的事件，日本国民肯定会质疑他们的子弟何以要去为美国人的战争送死。可是只要根据传统，把死去自卫队员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有天皇的威权笼罩，他们就成了为国捐躯的英魂了。
所以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一拜再拜，就是想再度巩固靖国神社与天皇国家的关系，而且这也有助推动修宪。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日本的宪法要有第九条这么一条，全是来自它过去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是想让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想让日本国民接受修宪（须经半数公民投票通过）；把靖国神社从一个供奉战犯的地方，转化成一个供奉所有为国捐躯者的正常军祠，就是很重要的象征工作了。修改历史教书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采用扶桑社新出版教科书的学校少之又少；但是相关组织的普及历史读物却是市场上的畅销书，而且抱持类似史观的出版物也愈来愈多。在小森阳一看来，这是日本右翼与政府里应外合的文宣行动，目的就是给大家洗脑，酝酿半数国民支持修宪的理想土壤。
可见日本政府和民间右翼的诸种举措并非毫无关联，不是一句“日本人玩嘢”就可以概括得了的。而所谓“历史问题”也不像某些倡导“对日新思维”的学者所言，是一种可以放在脑后、与现实利益无关系的包袱。缠绕着中日双方的历史问题不只仍然在世的受害人与加害者双方身上，也不只仍然活在双方后人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感情之中，而且还是一股可以影响现实政治的力量。否则日本右翼尽可提倡修宪尽可提倡建军，又何须汲汲于修改历史掩埋史实？如果历史真的可以轻易地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为什么1980年代看《龙珠》长大，1990年代沉迷村上春树的那些内地年轻人，现在怎么会把怒气烧在日本头上？
“反日”必须弄清目标，一方面针对战争历史的罪恶，另一方面要把历史和现在的政治局势联结起来分析，才可以对准日本右翼和保守派的全盘计划。对于“反罪”的问题，碍于篇幅有限，只好下次另文再论。
原题为“既不犬儒，亦不激愤——分析日本问题”，
《明报·笔阵》2005年04月16日、2005年04月20日
第27节：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1）
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
萨科齐顺利当选法国总统，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说这是“法国人选择了改革”。他们看到的是萨科齐要向右转，把法国从左翼当道的深渊里解救出来；他们看到的是萨氏要向传统的大政府开刀（每五个法国人之中就有一个是公务员），打散庞大而广泛的福利体系；他们看到的是萨氏接上了世界主流，高举工作的价值，让劳动市场更有弹性，减低税负，使企业有创新和投资的动力，挽救法国沉沦的经济。大家仿佛看到了一个新法国，一个对美国更友善的盟友，一个“重新回到欧洲的法国”（这是萨氏在发表获胜感言时的第一句话，他的意思是不再将欧盟宪法交给全民公投，以防法国公民再次否决）。
然后大家都提到了一点：萨科齐很强硬。接着就不再多说了，似乎“强硬”这两个字指的就是他要对抗老法国痼疾的决心，于是萨氏就有了一个坚定改革派的救星形象了。到底他的“强硬”指的是什么呢？他又说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