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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扬胳臂，二秀就闭上了乌鸦嘴。跟婆娘没啥道理可讲，最好的武器就是老拳。二秀捂住脸呜呜地哭去了。
要说田康当选村民小组长也该当，二十年前他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小学没上完就不上了。和我们一快长大的人只有一个人上了中学，后来听说还上了大学。多年来几面坡的人管教自家孩子，都拿那个人当镜子，动不动就说，好好学习，将来也考个大学，回家还能坐出租车，车都开到山脚下了。
事情的一切起因都是因为退耕还林。田康当了小组长也就当了，平时给村民买个农药，捎个化肥，催交个农业税，分个退耕还林补助粮补助款，让大秀给下村干部做个饭，温个酒，帮住村干部找个住处，找副麻将借副牌啥的。忙忙碌碌的田康并没像主持会的那个人说的那样，让所有适龄儿童都坐进教室，所有的困难户都有衣裳穿有饭吃。两年下来，没上学的孩子照样没上学，没衣裳穿的人照样没衣裳穿。困难户还是十几户，五保户还是老样子。退耕还林以前，大家在地里种个瓜点个豆，说说笑笑一天的时间也不显得长。退耕还林以后，坡上地里都栽上了桑树板栗洋槐，忙碌了大半辈子的人一旦闲住，就不知道日子该咋打发。上面给大家兑了粮食，一亩地兑二百斤粮，一百斤包谷五十斤麦子五十斤谷子，外加十五块钱。听说有的地方是二十块现钱，我们村只发十五块。有人就这个事问过村干部，村干部问过乡干部，问来问去也没问出个所以然，田康这个干部和群众的桥梁纽带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吃着公家的粮食，守着几亩树林，扛惯了锄头的肩膀，不挑粪不挖地就觉得惜慌。房檐下蹲一蹲，山头上望一望，从这个山头晃到那个山头，这样的日子要多难熬有多难熬。约田康一块出去打工，有人到舟山群岛给人捕鱼，半年下来能挣三四千。田康说，挣是挣的多，有人掉海里淹死了你咋不说。我说去海南岛给人种菜吧，种菜保险，一天能挣五六十块，老板娘还给管饭。田康望望我，看看门墩上坐着的两个孩子，摇摇头。我说海南岛有点远，咱到县城去给人装修房子，隔三岔五还能帮衬家里。田康说，行，等我不当这个村民组长了，咱们去新疆摘棉花，坐火车去，坐飞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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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树上的灵魂
挂在树上的灵魂（2）
我们就在这种言谈中举起永远也喝不够的杆杆酒。我们这儿日子过得去的人家都自酿的有杆杆酒柿子酒拐枣酒，平日解乏都喝这种酒。田康没能坐上火车去新疆摘棉花，也没坐飞机去任何一个地方，田康到死都没离开过大山，跟我们的父辈祖宗一样，一生一世都在一面坡，一道梁上。
田康其实不是第一个喝老鼠药的人。第一个喝老鼠药的是那个混混。就是说大贵是妥帖的组长人选的那个家伙。他喝老鼠药纯粹是想死，不像田康和我。他是太穷，无牵无挂，老光棍一个。年初在桑树地里套种了黄豆，七月间黄豆快收成的时候，住村工作组来了，说上面要进行退耕还林整改，所有还林地里不能套种粮食作物。要是种了，赶快得拔除，拔除了的少退赔，不拔的得退还年初领到手的退耕还林补助款，还要罚款。那个家伙只拔了两亩地的套种黄豆，还有两亩地的烟苗舍不得拔。工作组让他缴500块退赔款和罚款。这个数字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在他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他打起转转找人借钱，谁都知道他是刘备借荆州。村里人谁不知道谁的底细，有钱也不会借给这种人。可大家都气愤，春天播种的时候，明明也有住村干部，为啥不制止，连个屁都不放。眼见粮食快熟了，东西能赚钱了，整改的人也来了。很多人都说还不是老样子，吓唬老百姓呗，套种的东西拔了不就成了。
大家的猜测完全错了。地势缓些的退耕还林地里大都套种了农作物。这些地大都是种惯了的熟地，走到地头就想动锄头。黄豆红苕芝麻值不了几个钱，值钱的是烤烟，可烤烟要在八九月份才能收成，现在拔了一点用处都没有，一亩烤烟不算劳力，光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就是几百块，现在烟叶正在收劲。工作组的人当然不听这些，整改就是命令，所有还林地除了树啥都不准有。
也不知道咋搞的，那个家伙喝了十支农药。后来才知道他喝的是灭菜虫的药。
说起来还多亏我救他。我去套种的地里给烟苗打茬，老远他就叫开了。他说二贵，现在咋啥都有假，老鼠药都毒不死人。我说开玩笑，想死还不容易？说笑间就见他口吐白沫，双手捂着肚子，脸都扭成了麻花。他说这日子咋过呀，生不如死，一阵子死了还麻利。我说没钱缴罚款倒有钱买农药喝呀。他说哪呀，赊的帐，十支农药，一块五毛钱。
我把他背到卖农药的那家子，几个人帮他喝了些浆水汤一类的东西。有人对我说，二秆子货，救他捞球，死了才好，要不工作组的人就不走，他们不走，眼看到手的烤烟牛都不吃，要想工作组撤出咱们村，就得死人。
没想到真的就死了人。死的不是别人，而是田康。小时候最好的伙伴，后来的连襟挑担。田康的死没有一点征兆，头一天我和二秀还帮他们打烟茬，丈母娘给我们做了一锅洋芋干饭，炒了一盘洋芋片一盘红烧茄子一盆红焖洋芋四季豆，还喝了杆杆酒。我们说到了工作组的事，二秀说能不能给工作组的领导说说，黄豆还没长实，烟叶正在收劲，等上个把月，庄稼收了，缴罚款不迟，况且桑树林里套种点把东西桑树长的还壮实。田康说，恐怕不行，昨儿个他们要我跟一路挨家挨户收钱，我的脸都不知道往哪搁，乡里乡亲几十年，谁一下子能拿出那么多，走到门跟前我都不敢往里走，怕看他们的眼珠子。三伯家是啥情况，要缴200块。从三伯家出来就差没搧自己两个耳光。今儿早上他们又叫我催款，他们不去，叫我去，我咋去？
二秀说，收钱是工作组的主意，他们为啥不去？大秀说，工作组的人在婶娘家打牌。
田康喝老鼠药的前后过程，是大秀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出来的。她说那天我和二秀刚回去，田康就去找工作组了，请他们能不能少罚点款。工作组一共四个人，住在对门的婶娘家，婶娘的几个姑娘都出嫁了，老两口住着四五间房子，上面的干部下来，大多都住在那儿。田康从婶娘家回来就闷着头抽烟。问他咋啦。他说，人家说他咋老帮农民说话，你这个组长咋当的，说我们还套种了一亩烤烟，要是再说情，不服的套种户就叫他承担，套种一亩烤烟罚一千块。大秀安慰他说不会不会，人家缴不上款跟我们有啥牵扯。田康还是一个劲地抽烟，让我哄娃睡觉去。
这是田康咽气后，大秀边哭边跟我们絮叨的。她说自己刚把娃儿哄睡着，田康就喊她，他还在外面屋子，他说我、我、喝、喝药了！当时看见他已经躺在地上，旁边倒着瓶子，我知道那是毒鼠强。妈也起来了，妈就去叫婶娘，我们想工作组的人多，帮把他送下山。婶娘和伯柏都起来了，工作组的一个人伸出头问咋回事，我哭着求他们帮忙，有两个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又进屋了。知道求他们没用，就问他们有没有手电，他们在屋里嘀咕了一阵，一个人把头搭在窗沿上说——没有！妈和婶娘伯伯照看田康和娃儿，我就去喊叫你们。
医生说耽搁的时间太长了，要是及时送来，洗个胃，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帮着我一起背田康下山的那个人大声巴气地说，哪是我们不及时送，工作组几个大男人睡在一个院子连吱都不吱一声。大秀叫醒我又跑上山起码耽搁了半个小时，下山时天在下雨，路又陡又滑。下了山，路虽平点，还得背着走，工作组要是跟个人，找车就方便，能找到车，也不会拖这么长时间，人也不会死。
医生说，是不是你们没叫醒工作组的人？婶娘说他们没醒？他们没醒还互相问白天有没有工作方法不恰当的地方，他们一直站在窗沿往田康屋里望。
大秀从昏迷中苏醒，第一句话就说，还我田康呀！一群不会摇尾巴的狼！
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雨也停了，三六九逢集，卫生所就在街上，跟乡政府门对门。我们把田康的尸首摆在卫生所门口的长条椅子上，赶集的人越来越多，议论声漫骂声越来越高。乡政府有人过来了，我们说工作组逼死了村民小组长。没想到不到半个时辰，乡政府两个人就给我们拿了一万块钱现金，还让大秀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字按了手印。那是一张丧葬补助证明。他们让我们赶快把尸体搬走，同时派人到村上叫工作组回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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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树上的灵魂
挂在树上的灵魂（3）
工作组的人眼见着我们给田康烧纸焚香穿老衣钉棺材。棺材本来是给丈母娘准备的，丈母娘还没用，女婿倒抢了先。工作组的人没走，他们说人正不怕影子斜，没作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造谣诬陷算不了什么。这样一来，乡上又改变了注意，派人来收回一万块钱的丧葬补助，收回大秀和乡上签过字的那张证明。大秀不干，我们也不干。人死了，派出所就得出面，派出所来人后，工作组才走。大概他们闲丧事晦气，也可能是给派出所的人腾地方，派出所要在这儿办公。整面坡除过婶娘家，再也找不出这么宽敞的住处了。
派出所来了三个人，大秀第一个被叫进去。大秀哭得身子都发软了。没过多久，大秀被婶娘搀了出来。大秀软得没办法接受他们的询问。大秀出来的时候，风水先生才给我们几个主事的说，田康死的时辰太凶，死得也不顺畅，暂时不能入土下葬，得厝起来。我们也想到了这个办法，别人死了，样子大多安详平静，田康的脸扭曲着，鼻子歪向一边，脸色发乌，两只眼睛睁得跟酒盅一样。用酒搽身子时，给他抚过，眼睛闭住了，穿老衣的时候，眼睛又睁开了。婶娘说睁着就睁着吧，他是放心不下娃儿和你妈。被我救的那个光棍也说，他是放心不下工作组，他怕他死了工作组还住在村里。
大贵呼啦一下把他拨到一边。骂了一句，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被叫进婶娘家的时候，已经把田康厝起来了，就厝在现在挂着我尸体和灵魂的花梨树下。既然是厝，就无须挖墓坑，用石头沏个台子，把棺材放上去，棺材上搭床竹篾席子，放些柏树枝，待到明年春上再挖坑下葬。派出所的人叫我的时候，我还给旁边的人说，明年再麻烦大家一回。
没想到我却等不到安葬田康的时候。我一进去，他们就问我，到底咋回事？
他们坐在床上，我坐在小凳上。我把头仰得高高的，我问他们要我回答啥问题。他们还是一个劲地问，到底咋回事？他们说田康死的前一天你们两口子给他家干活，田康喝药以后又是你背他上的卫生所，你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跟田康是连襟挑担，又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我不救他谁救他？他们说咋就这么巧，村里这么多人别人没碰上就你碰上了？后来他们拿出一张条子，说有凭有据还想抵赖？
我看到了那张条子。条子只有几句话：田康死以前，二贵夫妇找田康向工作组说情。二贵说的话，跟田康死有很大关系，是重点调查对象。请调查。
落款正是工作组组长。与其说几天来悲伤气愤还理不出个头绪，这张条子却让我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田康的死我二贵得负刑事责任？就像他们要我承认的那样？
我该咋办？他们又在审问，声音越来越凶狠，越来越肯定。我害死了田康，害死了几天前还在一面坡上干活的挑担、姐夫、伙伴？天呀，我咋会害死田康，害死田康我能落下啥好处？
我出来的时候。院里没几个人，帮忙料理田康后事的人都走了，只剩下几个近亲。我哥大贵没走。大贵搀扶着我，问我走路咋偏偏倒？我没说话，没力气说话，也不想说啥。他又说，审问人家都是一会时间，你咋进去了六七个小时？我说他们要我承认田康的死跟工作组无关，跟我有关系，我得负刑事责任。大贵说谁不知道你们是朋友，咋会害死他，他们胡说。
我说他们有条子，条子就是证据。
大贵嘴巴动了动没说啥。这也是我憎恨大贵的原因，如果那个时候他说点啥，不管是啥，只要跟我说说话，让我平静一下，要么找几个平时一块玩牌的伙计，帮我骂一阵娘，泄一泄气，就不会走到这步田地。大贵没有，大贵把我扶到一条凳子上，独自走了。
我是昨天把自己挂到树上的。上树以前，在田康棺木前烧了许多纸，纸烧到一半，雨点大了起来，奇怪的是火苗没有因为下雨而熄灭，反而发出呼呼呼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响，一声比一声亮，像田康的笑声，又像干柴燃烧的声音。雨滴打在桑叶上，发出新鲜又嫩绿的唰唰声。这是一种好听的声音，戏台上古筝的声音？结婚时吹唢呐的声音？林海起风的声音。这时，一件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雨与火之间，冒着青烟，一股一股的青烟，一丝一缕的青烟。青烟从棺材底下，从放置棺木的石头缝里绵绵而出，缓缓而散，待到烧完火纸，青烟还在弥漫，从石头缝、棺材缝、树枝间弥漫出的青烟，跟田康抽烟时鼻孔冒出的烟雾一模一样。我就是在这种如烟似雾的景致中把绳子摔上歪脖子花梨树的。
爬到树上，绳子套上脖子，天空忽然放晴。阳光从树枝间散落下来，叶片上尚未消落的雨滴静听阳光的声音。我知道，这种雨叫太阳雨，也叫狐狸的婚礼。太阳雨伴随我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当时我想既然怀疑是我，就死给他们看看，用死证明我的清白，也迫使他们放弃收回田康那一万块丧葬费。如果被人救下，单只上吊的行为就能洗刷罪名。刚好大贵在不远处，大概他想看看田康的棺材上还需不需要树枝，好再砍些放上去。我都听见他的咳嗽声了。我想他已经知道我在受委屈，肯定会注意我。我耍了个心眼，绳子套了个活结，也就是说我在树上能够挂上一阵子而不会丢掉性命。时间只要不是太长，从上面把绳子砍断，脖子就能恢复自由。可大贵没及时发现我，昨天傍晚他才赶来。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快不行了，但隐约还能听到点声音，鸟叫的声音，田康的声音，大贵的声音。田康说，回去吧，别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舒坦。我说管他的，不管啥地方，只要有朋友的地方就舒坦。大贵抱住我的腿使劲摇晃，边摇晃边说，出啥事了？究竟咋啦？二贵，二贵！你咋寻短见了？你死了，让我咋给死去的爸妈交代？天老爷！二贵，你壳膝盖咋是乌的？
大贵用他残疾的手臂；把我身子拽得更紧，疯了一样大喊大叫。一个声音说，就让他吊着，要是放下来，公家人来了谁也说不清。另一个声音说，树上吊个吊死鬼，树下厝个冤死鬼，事情终于闹大了，闹大了好，闹大了他们就不要咱缴钱了，一万块丧葬补助就不用退回乡政府了。大贵哭喊着；边哭边喊叫，求你们帮把尸首卸下来吧。
我哥大贵以为我死了，其实我还在考虑到底是跟朋友田康走还是跟亲人大贵走。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卸！到上面找人去，看狗日的把人害的！
亲人大贵没救我，气愤的人们也没搭救我，我哥大贵跟着几个人咧咧趄趄下山去了。我在树上就这么挂了一天一夜。下雨了，刮风了，都感觉到了，后来便跟田康说起话来。说着说着，田康就跟我喝起酒来，这回喝的还是杆杆酒，还划起了拳，他说一声——五魁手哇！我回一句——哥俩好哇！
大贵领着红红绿绿的人再次爬上山头，仰着脖子看我时。他怎么也想不到，我和田康已经醉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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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树上的灵魂
巴山在地图的什么地方（1）
多年以后，想起这一幕时我还笑出了声。
那是在万众瞩目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别人都往万人大礼堂走，往巨大的宴会厅走。我则独自走动，毫无目的的闲逛。从一个省厅到另一个省厅，静悄悄的，宽大的走廊上没有一个人。忽然，我弯了弯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