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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一问一答的对话过程中，参与的人远不止我们俩人。和我们并排坐着的喇嘛、藏民、康巴汉子，脸一律朝向我们，关注着我们。在我还没张嘴说话前就笑，一直笑着，毫无休止的意思。比身边的小喇嘛笑的时间还长，面目还丰富多彩。不仅如此，前面还站着几个，与我坐一排的人同一个表情。如果不是坐在花坛边的石条上，很可能身后也围着人。
想与拉萨聊天，与喇嘛聊天，与康巴汉子聊天，结果却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后来我就与一个脸色黢黑的高个汉子说话。不用问就知道他是康巴人。开始他并不回答我的询问。我故意把声音放的很低，放得很柔和。后来就跟我聊起来。他的辫子又粗又长，在头上盘了足有两圈，头发末梢束着一缕鲜艳的红布。汉子显然不刷牙。牙齿虽然很白，但牙面和牙缝都有粘物。若把大拇指立在牙齿上，从上往下一捋，指甲盖上准有一堆糨糊样的东西。
直到他们的自然之笑猛地转换成惊天动地的大笑，这种包围才告一段落。这个变化是一个流鼻涕的女孩打破的。八九岁的样子。开始她只蹲在我面前，仰着头看我。我看了她一眼——我不得不注意她。我怕黄白黄白的鼻涕滴落到身上。忽然，女孩的手用力地抓了一把我的鞋子。我感到了一种压迫，一种外来的力量。虽然只是几个脚指的感觉，足以判定女孩是很有力的。我下意识地把脚收了一下。
人们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女孩身上。鼻涕还是滴到了我的脚背上。哄堂大笑一阵接一阵。我的脸烧起来。像犯了错误丢了人似的。相比之下，女孩显得很自然很随意，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反倒把笑成花朵似的脸高高仰起。鼻涕跟钓鱼丝一样在空中晃悠了几下，从我的脚背荡到了自己的一枚纽扣上。小巧红润的舌头伸了出来。在空中来回割了几下。像收获的镰刀那么割，割了几下，斜了几下。把空气割了几下，把鼻涕割了几下，把黄白黄白的鼻涕割了几下。钓鱼丝被拦腰割断了。
人们笑着，高兴着。我也笑着，高兴着。我瞅了一眼自己的鞋，高原反映冷不丁地冒了出来。我想呕吐，想喝水，想爬在拉萨河的栏杆上呕吐。把污秽吐进拉萨河，吐进宽阔无比的拉萨河水之中。拉萨河很清澈，跟家乡的汉江一样值得信任和依恋。我已经喜欢上了拉萨河。所以想跑向拉萨河，跑向垂柳依依的河边。我弯着身子，向上够了几下，想站起来，没有成功，只能原样坐着。围观的人渐渐散去，流鼻涕的女孩没有散，还那么蹲着。她一直瞅着我的鞋。我的鞋子鞋口有两朵与鞋面同色的淡青色花朵。很简单的四朵花，每只鞋上两朵。来拉萨只穿了这么一双鞋，要是有换脚的鞋，兴许会把花鞋送给她。
女孩走了，随着几声呼唤卓玛的声音消失的。
我在包里翻腾着，翻腾了好久才找到一片纸巾。这是刚才在太阳岛四川火锅店吃饭时拿的。太阳岛原本是拉萨河中间的一个沙洲，现在已经与拉萨市区相连。尽管处在拉萨的地盘上，与拉萨的情趣似乎相隔万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太阳岛是拉萨的死对头。整个太阳岛似乎都是内地人的天下。服装店，美容店，歌厅，饭馆，酒楼样样齐全。进到一家火锅店，坐在一方桌旁。服务员不往跟前走。我就那么坐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用四川话问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上菜。服务员说，你吃火锅？
我反问一句，难道你们不经营火锅？
服务员说，可你一个人，一个人咋个子吃吗？
我说，偏一个人吃，咋地？
不咋地，不咋地，上菜，上菜！
这就是我在拉萨的一个生活片段。
天渐渐黑下来。店铺息了灯，关了门。大昭寺广场陷入深厚的寂静之中。八角街没有转经的人。当我无意间走近一堆黑色的东西时，听见一阵淡淡的咳嗽和均匀的鼾声。我知道，那是朝圣的人在睡觉。我走到了那棵巨大的旱柳旁。树干上挂着牌子，上面有千年古柳的字样。白天走到树下，总要绕树转两圈。或在树下彳亍一阵。这棵旱柳使我倍感亲切。在高远的世界屋脊上有这么一株家乡的古树，说什么也是一种缘分。我们学校操场边也有这种旱柳，但远没有这株粗大。校园里的旱柳顶多也就百八十年，在这株柳树面前简直没有说话的余地，更无姿色可谈。可就是在那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一般得不能再一般的旱柳旁，却演义了一段新颖又常规的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是我和晨夏。我们是同班同学，是一般得不能再一般的大学男女生。后来我们分手了。手分得也很普通，没有一点新异。当时心里接受不了，甚至有跳江的举动。在江边坐了整整一天后，最终没跳。一直就到了现在。在漫长又短暂的时间流程中，没有任何瓜葛，没有一点幻想。到后来都想不起来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人。世上的事有多少呀，谁会想起那么一件小事呢。
可故事远没有结束，远没有想象的那样不在眼皮跟前，就不存在。事实是那个人不单存在，而且存在的很好。直到那天晚上，手持遥控器的手冷不丁停在黑暗中，停在屏幕前，张开的嘴巴半天没合上，才感到——胡汉三又回来了。
晨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不在舞台上，街道上，田间地头或购物中心。也就不会在母校的歪脖子旱柳旁。晨夏一旦出现就天天出现，大有独霸屏幕的阵势。我便天天在新闻联播结束后立即调到地方台。时间很准，7点35分，没有一次提前，也没有一次推迟。地方台晚间新闻伴随着歌声鼓声唢呐声徐徐而出，第一条新闻就有他的形象。他比以前胖多了，个头好像也高了许多，肚子远远地离开身体，挺挺地指向前方。脸面比原来宽阔了，额头高高的，发出汗珠般的光泽。
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就想不起原来的他额头是什么样子。他的脸庞他的脖颈他的手指，不管是哪，仔细回想还是想得起来的，惟独额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动作解除了我的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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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朵鞋花丢在了拉萨
我把一朵鞋花丢在了拉萨（2）
他的一只手连续三次往后捋着头发。这使我恍然大悟。原来的他头发总是遮着额头，很随意，很松散。自然地飘着，随风飘着，随走路的步伐飘着。如今的他留着大背头，头发一丝不乱，油光发亮。一个镜头介绍他在一条江面上视察工作。我不知道江面会有什么工作要视察。可他就在江面上，在一条轮船上凭栏眺望，指点江山。这一回我想，头发该会乱点吧，该会自然点吧，总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吧。再好的咖喱水，再好的摩丝也不能与大自然的飓风大浪匹敌吧。
结果我错了，失败了，失败得一塌糊涂。他的头发一点也没有乱，只在某个不起眼的瞬间，一撮头发鼓胀了一下。稍微离开了一会头颅，立即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让我想起了团体的力量。他的头发不是一丝一丝的，不是一根一根的。而是一撮一撮，是一个个牢固的玩石，一个个坚强的堡垒。一堵堵铜墙铁壁。既是狂风恶浪也敌不住他的头发。可见头发的主人是多么强大。头发似乎是他的道具，上镜头作演讲与农民座谈时的道具，而不是身体的一部分。
还有个巨大的变化是他的眼睛。他永远看不清的眼睛，虽然有时给的是特写镜头，还是看不清。茶色的眼镜把他包裹住了。把他隔开了。他的眼睛深深地藏在镜片后面。电视机前的我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工夫。他在里面。我在外面。中间隔着屏幕。隔着眼镜片。茶色的眼镜片。我想也许是近视镜，也许什么也不是，只是想隔着，起着一个隔挡作用。以前的他眼睛雪亮雪亮，活泼、青春、多情。根本用不上眼镜。看来他的确把心都操碎了，把眼睛都操近视了。为他的子民。为他的事业。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啊。
屏幕上的他大多被众多的男女簇拥在中间。有时他也簇拥别人，自然是比他年岁更长，肚子挺得更高，额头更亮，头发更少的人。他被人簇拥的时候，总是一本正经，很威严，很高贵的样子。每说一句话胳臂都要动一下，手都要挥舞一下。旁边的人都随他点头或微笑。一次在一个叫六亩地的地方差点闹出了笑话。当然，笑话也是通过我细致观察得出的。六亩地头年惨遭泥石流袭击，民房校舍被冲毁得所剩无几，死亡和失踪了不少山民。自然，也牺牲了几位救助灾民的好干部。晨夏一行来到石碑旁敬献花圈。一个人先把花圈放置在石碑旁。晨夏象征性地伸手抚了一下花圈的挽联。然后整整齐齐的一行人一起向花圈鞠了三个躬。刚鞠完第三个躬，一个年轻的男子就凑到他跟前，露出宽大的牙齿，笑眯眯地仰望着他。
就这么一个镜头，我就断定电视台简直闹了天大的笑话。
他簇拥别人时笑容就多些，就随和些。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我们靠在旱柳上的情景。那个时候的我们笑得很灿烂，歌唱得很嘹亮，舞跳得快速又激烈。经过对屏幕的认真研究，发现现在的他与过去的他简直是两个人。今天的晨夏已经不是过去的晨夏。这让我很纳闷，甚至怀疑自己。自己是不是原来的自己。是不是自己变了，晨夏才变了。
我把遥控器按了两下，镜头定格。他在笑，笑得很练达，很成熟。跟在母校旱柳下的笑容相差不大。不吻合的是少了天真，少了天然以及真挚。定格，一分钟，两分钟。他在为一个女人打伞。为一个中年女官员模样的人打伞。伞是蓝色碎花伞，他高高地举着。举在她的头顶，举在他们的头顶。他在笑，她也在笑。他们在蓝色碎花雨伞下微笑，笑得很恰当，笑得很甜美。一只手高高地举着雨伞，另一只手则架在另一个地方。架在女人的后颈上。女人的头挡着，挡住了他的那只架在空中的手。我知道，他的手应该在那个地方——应该在女人的后颈窝上。以前他就喜欢把一只手放在我的颈窝上，掐着，抚摩着，拨弄着。他说小时候就喜欢把手放在母亲的后颈窝里。我说，怪了，小时候孩子都喜欢把手放在母亲的胸脯上，你咋喜欢后颈窝。他说母亲的胸脯很平，乳腺癌，手术后就平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会说乳房被割了的话。那个时候的我们说话很有分寸，很文雅，很干净。我们也有那么一把蓝色碎花雨伞。我们在蓝色碎花下非常甜蜜。后来在雨伞下他打了我一巴掌，我把他的右胳臂咬出了牙印，有红色的血珠冒出来。
他一定忘记这些了。要不，举伞的样子不会和以前一模一样，笑容也不会那样光亮。他会不会就是想跟原来一样，只是没办法恢复原来的样子。谁知道呢。
我本来是不大看电视的，每天麻将美容都忙不过来。吴桐把我放得很开，从来不干涉我的活动。他说你上不上班都无所谓，如果觉得时间不好混，想和人聊天上班也未尚不可。我便成了自由自在，衣食无忧的快乐女人。我把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一天比一天无舒坦。我想这辈子大概就这么过下去了，就这么幸福无比了。没想到，改变我的是电视，一个毫无内容又包罗万象的四方盒子。
我把电视机砸了个稀巴烂。砸电视前，把电源拨了。和吴桐刚结婚不久，电炉子上烧着猪肉，肉还没煮熟，大火呼呼啦啦燃了起来。我端起一盆水泼了过去，火没熄灭，反倒燃烧得更旺盛。而且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青烟烈火映照了半间屋子。我吓得直发抖，躺在沙发上半天起不来。吴桐没骂我，吴桐只说了声，咋这么笨，以后别干这些事了。
我便落得清闲。以后再没犯过同样错误。所以当我砸电视前，首先想着把电源切断，再端起餐桌旁的凳子一二三地砸下去。用了很大劲只砸烂了电视机的框架，芯子一点没受损。我知道那是个危险的家伙，还是不惹的好。便站在阳台上往下嗨了一声。立即就有物业人员上来。我只拿下巴示意了一下，破电视就被人弄走了。
其实砸电视自己完全可以不动手，一个电话，一声嗨就有人动手，可还是没这样。必须得自己操办，亲手砸烂，再跑向远方。
我的远方在拉萨。就这样在拉萨的街上闲逛。在八角街清冷的夜里徘徊。在旱柳树下驻足。一个影子在晃动。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我往树前靠了靠。一只手扶住粗糙的树皮。影子停了下来。站在道路中间。我挺了挺胸膛，血液往上翻涌。我感到身体在燃烧，在冒火，在喷血。影子发出了一个声音——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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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朵鞋花丢在了拉萨
我把一朵鞋花丢在了拉萨（3）
我收住脚步，整个身体粘贴在旱柳上。我的身体在颤抖，心在颤抖。我想要是会爬树该多好。可树是爬不上去的。树比我两个人加起来还粗壮。那就飞翔吧，忽地一跳跃上墙头。墙头是大昭寺的墙头，永远飘溢着浓郁的酥油香。喇嘛会来救我的，大昭寺的喇嘛都很年轻，肌肉健壮，对付一个两个影子应该不在话下。我把舌头舔了舔。想喊点什么。没喊出来。我想既然他停住脚步就不会有太大危险，好像还想说点什么。果然，他说话了——不认识了——色拉寺——
我还是紧紧蜷缩着身子。颤抖减缓了。手也不发抖了。我偏了偏头。望着他。尽管街道很黑，但毕竟是街道，是街道总有点灯光，夜色也不是特别黑的那种。他把手往一边指了指。顺着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拉萨街头到处都是三轮车，出租车能到的地方，三轮车照样能到。就是在最繁华的布达拉宫广场和北京中路北京东路，三轮车同样与出租车挤在一条道上，互不相让，和平共处，平分秋色。在主干道上常常有汽车谦让三轮车的情景。我彻底放松了，我说——我不坐车。
影子往我跟前走了几步。我没动，也不害怕。我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我不坐车。
他说，你忘了，色拉寺，我拉过你。
我恍然大悟，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我说，是的，你拉过我。
在拉萨的十天时间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大多乘三轮车。三轮车在我的生活中几乎消失了。就是有，也在城乡结合部的小街小巷，那种地方与吆喝声叫骂声相生相息，低矮的平房，破烂的门窗随处可见，地面流淌着永远也流淌不完的黄水，黑水。空气中总散发着浓烈的骚臭。当然，这都是我的想象。对许多问题我都喜欢想象，有时把一件事想的很美好，有时想的很丑陋。
快过年的时候，晨夏被一帮人簇拥着，视察一条小街巷。他把手伸出去，握住一双粗糙而壮硕的手。对方胡子拉碴，胡子上粘着一点白色的东西。晨夏刚把手收回来，粗大的手就握住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的车把。他的动作很快，大有不赶紧抓住车把，就会被人抢走似的。晨夏愣了一下，也只是稍微的愣神。一般人是注意不到的。电视台的编辑在裁剪毛片时没有剪掉就是最好的证明。晨夏身后一字排着几辆高级轿车，那是他的坐骑。对此我只笑了笑。这种车我并不稀罕，三年前吴桐就有这种坐骑了。吴桐的坐骑不是用于上山下乡，穿街走巷，访贫问寒，而是用于签合同，跑项目，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我给吴桐说我想坐三轮车，人力三轮车。吴桐一点都不惊讶，他早习惯了我的说风就是雨。
他说，想坐就坐，别让熟人看见就行。我哼了一下。算是回答。
当我无比兴奋地发现拉萨街头到处都是三轮车时，高兴得快要疯了。我跳上一辆车让司机随便拉。从布达拉宫广场到拉萨河边，从太阳岛到罗布林卡，到大昭寺，小昭寺，哲蚌寺。从早晨到黄昏。从雨天到晴天。所以到拉萨郊区的色拉寺也乘坐三轮车。可往返色拉寺乘的并不是一个人的三轮车，而是几个人的。第一个人在上一面坡时车轴坏了，我怕看不上天葬，便换了另一辆车。回来的时候乘一个脸色黢黑的小伙子的车。所以这会儿我确定不了到底是哪一个人。
我问他这么晚还没收工。
他说，要回去的，看见你在这，就来了。
还是没辨认出说话的人是谁。去色拉寺的时候因为急着赶时间，基本上没与司机说话，心里全是对天葬和天葬台的想象。中途换车时，本来要打辆出租车的，半道上却没有空车，全是匆忙而拥挤的越野车和小型中巴车。回来的时候情绪很不好，也没与司机说话。本来是抱着亲眼目睹天葬师肢解死者后奉献给鹫鹰的，可什么也没看见。天葬台离色拉寺还有一段距离，而且不让游人观看。我便在远离天葬台的地方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