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⒀
党内民主问题
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
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⒁，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注 释
〔1〕 见本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11〕。
〔2〕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破坏当时已开始实现的中国国内和平和正在逐渐形成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加紧准备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表面上对国民党当局暂时采取了和缓姿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一九三七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曾两次唆使伪蒙古军政府发表通电，拥护国民党政府集中军力进攻红军和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宣称同国民党军队停止作战。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本外相佐藤尚武诡称要调整中日两国的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和复兴”。日本财阀儿玉谦次等还组织了所谓“经济考察团”来华，诡称要协助中国建成现代国家。所谓“佐藤外交”和“日本后退”，就是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玩弄的这一套骗人的阴谋。
〔3〕 参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4〕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随后又把他们押到苏州，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一九三七年四月，这个法院的检察官对沈等提出“公诉”，并于六月十一日和六月二十五日两次开庭审判，说他们违犯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5〕西安事变以前，东北军驻在陕西、甘肃境内，同西北红军直接接触，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一九三七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隔离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并且乘机分裂东北军内部，强令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和苏北地区。
〔6〕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原西北军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在释放蒋介石后送蒋回南京，即被长期囚禁。杨虎城也被国民党反动派迫令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辞职，六月二十九日出国“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准备参加抗日工作，但不久也被蒋介石逮捕长期监禁，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解放军迫近重庆的时候，在集中营内遇害。
〔7〕潼关是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处的军事重地。西安事变时，国民党中央军驻在潼关以东，准备进攻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某些号称“左”倾的人们（张国焘是其中之一），主张“打出潼关去”，向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这种主张是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相反的。
〔8〕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法国政府积极地参加了十四个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并在这次干涉失败以后继续执行孤立苏联的反动政策。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于苏联的日益强大及其和平外交政策在法国人民中的影响，由于法西斯德国对法国的威胁，法国政府才同苏联缔结了互助条约。但是，法国政府后来并未忠实地执行这个条约。
〔9〕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10〕 见本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15〕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286页），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十二、十三部分（《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97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4页）。
〔12〕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第二部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三部分（《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14、279—293、400—402页）。
〔13〕见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原文如下：“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
〔14〕这里所说的分歧，指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党中央路线和张国焘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总结，使党和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新的一致，标志着这个分歧已经解决。至于后来张国焘公开叛党，堕落为反革命，那已不是领导路线上的问题，而只是个人的叛变行动了。
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月）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⑵。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