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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荣国府荣禧堂古雅珍奇摆饰说：“一边是金彝，一边是玻璃。”程甲本因“”（wei，长尾猴）字太生奥，遂改成“錾金彝”；“”（小说中有时通作“海”，古代大酒器）字又看错，讹成“玻璃盒”。这本是最易鉴别文字早迟的地方。欧阳却硬要说程甲本是对的，倒是脂本“大谬不然”“蒙骗世人”。他承认周器有“虎彝”、“彝”，却又说“殷周的彝器，皆为青铜铸就，决无所谓‘金彝’者”。居然不知青铜也就叫做“金”。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成十二铜人，世称金人十二；殷周的钟、鼎、彝上的古文字，也叫金文，不叫铜文。可见脂本原名无懈可击。欧阳又说玻璃“是舶来品”，“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可知其时之玻璃器皿，大都比较小巧，岂有以玻璃制造盛酒大器之理？且‘’为中国古代酒器，后世已不多见，更非外国所能仿造……”这太缺乏常识了，又好像没有读过《红楼梦》的人说出来的话。我先抄一条《辞源》释义如下：“玻璃，也作‘颇黎’（旧题汉东方朔《十洲记》）、‘玻璃’（《旧唐书·一九八·波斯传》）。古代所说的玻璃，大抵指天然水晶石一类，有各类颜色，非后世人工所造的玻璃。”且不管《红楼梦》中所说的“玻璃”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是古已有之的还是舶来的，反正写到它的不少：灯有玻璃灯，缸有玻璃缸，晴雯不是说宝玉“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也不知弄坏了多少”吗。还有贾蓉向凤姐借过玻璃炕屏。炕是中国才有的，玻璃炕屏总该是国货，未必是中外合资的仿制品吧？宝玉有写他“富贵闲人”生活的《夏夜即事》诗，有一联道：“琥珀杯倾荷露滑，玻璃槛纳柳风凉。”大观园的修造，未闻承包给外商，或采购舶来的建筑料，堤岸的玻璃栏杆，总也小不到哪里去吧？试想，在荣国府最庄重的正堂上，悬挂的是御题匾额、“待漏随朝墨龙大画”，还设有“三尺来高的青绿古铜鼎”，倘一边放着殷周器皿，另一边却放一只小小的玻璃盒与之相配，这不太滑稽了吗？欧阳先生的高论多属此类。
此外，如神瑛侍者的居处本是赤瑕宫，他偏要说“赤霞宫”是原文，是从什么道观“碧霞宫”脱胎而来；还据程甲本将本来要僧道携带、让人替它“夹带”下凡的石头改成它能“自来自去”、与神瑛侍者合二为一的情节，说“神瑛只是此宫建成以后很久才请来的一名侍者”，“宫的真正主人是警幻仙子”；甄宝玉挨打时，叫“姐姐妹妹”就不疼了（即以此代替止痛药），甲戌本说“遂得了秘方”反而不通，只有程甲本用“秘法”才通；说“护官符”私单上只应有几句不解释看不懂的谜语式的话，下面有“始祖官爵并房次”的注文是“后人妄加”的；秦钟临终被都判、小鬼暂放还阳一段通常以为是讽刺世情的绝妙文字，他却说“纯属无的放矢”、“完全不真实的”、“陈腐滥言”、“对《红楼梦》主旨的莫大歪曲”，等等等等，若都一一与之展开争论，拙文未免太长了，不如就此打住。我只想奉劝广大读者一句：欧阳健所说的“几乎一律是程甲本文字精当而脂本却相形见绌”的话，绝对不可信，最好不要让他的奇谈怪论把你的头脑搞得稀里糊涂。
脂砚斋是信笔涂鸦吗？
欧阳健说：“古今中外，有哪一位作家允许别人在自己尚未完成的书稿上信笔涂鸦、乱加评点呢？”“决不可能在作品还未完成的情况下，由作者本人或者别的亲友在未定稿上滥加评点吹嘘的。”这是他断定脂评系后人伪造的总体理由。这里实际上包含着有联系的两个问题：一、一个作家是否可能在自己作品尚未最终完成前就让人加评？二、脂评是不是信笔涂鸦、滥加评点吹嘘？
一位伟大的作家，走的是自己的路，并不肯随人脚踵。从创作到成品，独创性和仅有的现象，真是太普遍太普遍了，这还用得着举例吗？两人或数人合作写一部小说的事情都有，曹雪芹写小说、脂砚斋等人加评，合作而成一部金圣叹批评《水浒》《西厢》那样的书的事为什么就不可能呢？须知金评之书曾风靡过清代，脂评中几次提到，连曹雪芹写小说引用《西厢记》字句，用的也一律是金圣叹评改本，（如第四十回黛玉行牙牌令，说“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用的即是金本改文。王实甫原本作“侯门不许老僧敲，纱窗外定有红娘报”。）可见其影响之大，受其启发而加评是很自然的事。脂砚斋加评，当然是得到作者允许的，而且从其所批内容看，作者还把自己的创作意图告诉过他。否则，不了解创作“内情”，小说中有许多人名、地名、物名的谐音寓意，是不大可能想到的。即以人名而言，除甄士隐（真事隐去）、贾雨村（假语存焉，脂砚斋错听作“假语村言”）和元（原）、迎（应）、探（叹）、惜（息）外，那些次要人物如霍启（祸起）、封肃（风俗）、娇杏（侥幸）、余信（愚性）、詹光（沾光）、单聘仁（善骗人）、吴新登（无星戥）、戴良（大量）、戴权（大权）、卜固修（不顾羞）、卜世仁（不是人）等等，光凭加批者个人聪明，也都很难猜到。
脂砚斋是“信笔涂鸦”吗？恰恰相反，他批书认真细心得很，几乎一字一句都不肯轻易放过。“滥加吹嘘”是什么意思呢？指用了那些“妙极”、“千古奇文”、“愧杀古今小说家”等等的话吗？难道这些话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来说是溢美之词，它不配受到这样的褒赞？欧阳健之褒贬，真是味在酸咸之外，他对脂评如此诋毁贬抑，却将不知甲戌本价值何在，仍赞同小说影射纳兰明珠家事说的孙桐生和处处用《易经》五行八卦之说来附会小说情节用语的张新之捧上了天。这究竟算不算“滥加评点吹嘘”呢？脂评比其后任何一家的评语都更出色，更有价值，这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别的且不说，它自始至终都表明小说是在作者自己亲身经历、亲闻亲见的基础上写成的，因而能使那些同时代的圈内人物展读之时，产生“都来眼底复心头”（爱新觉罗·永忠吊雪芹诗句）的深切感受。这是关系到小说究竟是写什么的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是除脂评以外的任何一家评语都不曾指出过的。相比之下，后来的众多评点家都不免隔靴搔痒，他们连原作的构思和后来的续貂文字都分不清。对脂评的评价原非本文的任务，只因被欧阳健说得一钱不值，才忍不住说上几句，我们还是回到要讨论的问题上来吧。
脂评是谁也伪造不来的
欧阳健认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嘉庆十六年（1811）至道光三十年（1850）之间出现的“不下数十家”的评本中的一种，因为它“较差”才没有刊刻问世。他以为从脂砚斋的话中找到了证据。甲戌本有一条脂评，提到“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等语，他觉得有文章可做，便说：“‘诸公’是谁呢？在甲戌本上找不到任何迹象……这里的‘诸公’，实际上是指当时社会上风行的数十家批本的评点者。”欧阳健以为脂评的署名，甲戌本在过录时已删去，便无迹可寻了，不妨曲解“诸公”为道光年间的王雪香、张新之等“数十家批本的评点者”。这未免过于粗心了。甲戌本虽删脂砚、畸笏、棠村等等诸公之名，仅过录其评语，但并未删得干净，第十三回还留有松斋、梅溪二公之名在，岂容欧阳健指鹿为马？再说，欧阳的解说也太悖情理了，既然认为脂砚斋是后人假冒作者之亲友，那么，他怎么又会谈到道光年间的批本和评点者呢？譬如今天有人伪造一篇“文革”时期的文章，却又在文中谈什么用资金去炒股票、房地产，你以为有这样的事吗？欧阳健在逻辑上竟混乱到如此地步！
脂评是谁也伪造不出来的，随着红学界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那些闪烁其词、初读难懂的评语之所指，愈来愈证明了这一点。
例一：癞僧对抱着女儿的甄士隐念了四句言词，后两句说：“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在前一句旁甲戌夹批曰：“前后一样，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此批不细心探索和作一点考证就不易看懂。众所周知，甄士隐故事不但是贾府和宝玉故事的缩影，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作者家世遭际的艺术象征。那么，“烟消火灭”也就不仅是指葫芦庙的火烧毁了甄家，或后来贾府事败，应该也与现实中的曹家获罪被抄家有着某种关系。脂评特指出“前后一样”，难道说现实中的事情是发生在元宵之前？是的，正是如此。让我引几句孙逊兄的话：“原来曹家被抄，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皇上亲谕著江南总督范时绎去查封的，如果把文书行程计算在内，其实际被抄时间正是在元宵前夕。脂砚是个‘知者’，这一点当然讳不了他。而小说故意在此‘不直云前而云后’，正是一种‘讳知者’，亦即‘将真事隐去’的手法。”（《红楼梦脂评初探》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这只能是当今的研究成果，因为我们已知道曹家败落的大概，又能随意地查阅已出版的有关的清廷档案，而在清代，别说嘉庆、道光年间人无从知晓，即便是作者同时人，若非关系特别密切的家属亲友，又有谁能弄清曹家几十年前发生变故的确切时间？所以，光凭这一条就能确定脂评是真的，而绝不可能是伪造的。
例二：著名史学家、学者顾颉刚从《江南通志》中查出历任江宁织造的职官及时间，他列表与康熙六次南巡时间、驻驿地点两相对照，考出六次南巡有五次以织造署为行宫，其中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他把这一考证结果告诉了胡适，被后者写入了论文。这又是与曹家无关的外界人不大弄得清楚的问题，更非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哪一个存心作伪牟利的书商、评点家所能想得出来的。事实上也从没有《红楼梦》评点者提到过什么“南巡”或“接驾”的事，更不必说几次了。但脂评所作的暗示，却又处处与近人考出的史实合榫。甲戌第十六回总批：“借省亲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当赵嬷嬷说到“咱们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时，庚辰夹批：“又要瞒人。”说到“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甲戌夹批：“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庚辰夹批于“接驾四次”旁曰：“点正题正文。”说到“‘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庚辰夹批：“真有是事，经过见过。”作假之人，何来这么大的本领？
例三：谈省亲一段中还有一条周汝昌先生认为错了位置、该指赵嬷嬷的脂评说：“文忠公之嬷。”乾隆时，谥文忠的是傅恒，评语意谓赵嬷嬷的说话全是傅恒乳母的声口。傅恒与曹家有姻亲关系，与雪芹饮谈交往的明琳为其侄辈，而明琳又是后来《枣窗闲笔》作者裕瑞的母舅。这些关系是近几十年由周先生穷考力索所得（《红楼梦新证》105—109页），在此之前的作伪者，又岂能凭空想象出一个“文忠公之嬷”来？
例四：小说中写到“树倒猢狲散”的话，前八十回中仅有一次，即第十三回秦氏托梦凤姐所说的“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但脂评在前二十几回中，提到它竟有四次之多。如第五回中仙姬唱《飞鸟各投林》一曲，对起头两句“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蒙府本有批曰：“二句总宁荣。与‘树倒猢狲散’作反照。”至末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则甲戌本批曰：“与‘树倒猢狲散’反照。”第二十二回贾母作谜语“猴子身轻站树梢”，庚辰本批曰：“所谓‘树倒猢狲散’是也。”从这些脂评看，很像八十回后的佚稿中有以这句俗语作回目的一回，写的当是“贾府事败，子孙流散”事。但脂评之所以再三提及这句话，主要还是因为它勾起了往事的回想。如庚辰本批秦氏之言曰：“‘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原来那是曹家事败前家里的人常谈的一句不祥的口头禅。施《隋村先生遗集》卷六《病中杂赋》诗：“廿年树倒西堂闭。”自注云：“曹楝亭公（寅）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与脂评不谋而合。从脂评屈指计年及哀叹的习惯用语看，系畸笏叟所加无疑。畸笏壬午年（1762）署名批书之评语特多，此评倘亦在其内，上推三十五年，恰好是曹获罪、曹家被抄没，“树倒猢狲散”的1728年。这又岂是作伪者“信笔涂鸦”“乱加评点”所能言中的？
例五：关于“西”字的问题。现成的有陈庆浩先生文字可引，就不必费词了：
脂批对“西”字特别敏感。靖藏本第十三回秦可卿丧事，“另设一坛于西帆楼（蔡按：诸本已改作‘天香楼’）上”有眉批：“何必定用‘西’字？读之令人酸鼻。”第二回“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句旁有夹批：“‘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蔡按：后一条为‘诸公’中的另一位所批，是对前批的回答。因前者见‘西’字便‘酸鼻’‘堕泪’动感情，所以与他开个玩笑）。”第三回写荣国府花园，有批：“试思荣国府今在西，后之大观园偏写在东，何不畏难之若此。”这些批语有的写在己卯前，有的写在己卯后。下面两条提及“西堂”之批，则是己卯后所写：“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合灵芝之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壬午重阳日。”“谁曾经过，叹叹！西堂故事。”按雪芹祖父曹寅爱用“西”字，织造署的花园称“西园”，园中有“西池”、“西亭”。北京和南京府中都有“西堂”的书斋，他自称是“西堂扫花行者”，有人称他为“西堂公”。他在真州巡盐御史使院内有“西轩”。他有词集《西农》，他的诗集《荔轩集》又名《西轩集》。“西”字是曹家繁华时代的象征，所以批书人见到“西”字甚多感慨。（《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导论》111、112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很显然，批这些触“西”生情的评语的，只有曹家内部的人。可是欧阳健的思路特别，他认为这是伪造者故意影射作者与曹寅的关系以蒙人。他说：“其实，‘后一带’是相对于‘前面’的大门而言，决无用‘西一带’之理；饮酒行令乃极平常事，有何‘西堂故事’可言？”我们已说过，清代人对小说作者是谁，根本没有认真研究的兴趣。至于说到曹雪芹而提及曹寅之名的，也只是个别的学者文人，且有时连曹寅的字号及其与雪芹的关系都弄错了。所以，光用一个“西”字或提“西堂故事”是达不到蒙人的效果的。因为读者不知道那些事，不明其所云何指，哪里就会联想到什么“曹寅自称西堂扫花行者”？以为可借此作假，全是今天已接受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红学考证成果的人的头脑里生出来的念头。脂评说“‘后’字何不直用‘西’字”，并非真在说语句的用字，这一点我不知道欧阳健是真不懂还是装作不懂，怎么认真从语法角度上去反驳它说“决无用‘西一带’之理”，难道这就能证明自己有理？饮酒行令，当然是“极平常的事”，但总有怎么饮法和如何行令的具体情景，小说中写的是用“大海饮酒”、行令时要说“悲”“愁”“喜”“乐”四字，要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还用古诗、成语“席上生风”等等，脂评以为它取材于“西堂故事”，故引起了他怀旧的感慨，加了批。这究竟与事情本身是“极平常的”还是极奇特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因其平常而欲否定其真实性，岂非强词夺理。
例六：皇帝见贾代善临终遗本，动了顾恤之心，“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甲戌本夹批：“嫡真实事，非妄拥也。”要知这额外赐加主事之衔的真事，是要先费一番考证功夫的。欧阳健也轻率地认为这是作伪者故意“影射作者与……曹（即小说中的贾政）的关系”以骗取读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