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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了，从现在开始，我的英文名就叫，marilyn。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最好的朋友的时候，她竟然觉得我的意识像是倒退了20年，而我的姿态却像是成熟了20年。更要命的是，如此俗艳大众化的名字，从小到大，还真没看见身边哪个人是这么叫的。
一个多么神奇的名字啊！
据说“文革”时有一句非常紧要的口号，叫“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这是号召年轻人与旧的观念和制度决裂。其实这句话也适应我们现在，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身体是父母帮我们选择的，但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改造。名字可以改，相貌可以整容，可以整到自己不认得自己的地步。到了这一步，到了可以随心所欲改的地步，忽然又不想动了。结果发现名字真的就是一个符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一个人选择什么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六、迷恋精致的生活
关于生活，不应该是不切实际的。
特别是当我身体力行地去生活的时候，才知道把生活和生活的地方安排成自己需要的样子，有多么的艰难繁复。或许有不少人就是因为知道如此，所以不断降低对生活的要求。许多人家里边总是乱乱的，有心情装修、买家具、上地板，却没时间整理做清洁。生活的地方一但杂乱，势必影响心情，也会影响人生。
我的生活一直是妈妈打理，直到上大学，我才开始自己独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我的意识中，一个人的事还不好办吗。可是真正实行起来却不简单。从父母将我送到学校后，与我分手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得为自己考虑了。首先是喝的，必须去打水，打水要买票，要拎着水瓶去水房，好麻烦，我决定不打水，一次买一箱，天天喝饮料，甜甜的饮料多好喝啊，在家里老是受父母限制，现在口袋里有钱，自己就能决定，第一次感到自由了。喝了两个月后，我发现自己解出来的小便都有一股甜甜的味道，人也开始胖起来（书上说单糖使人发胖），又怕得糖尿病，不用谁来教，自觉地改喝开水了。
然后是吃饭，也是个麻烦事，过去十几年，我只管上课写作业，到时候就有人喊吃饭，吃完了，把碗一推，就可以回自己的房间了。现在完了，每一顿饭都得自己去食堂买来。我恰恰不是那种特别会安排自己的人，往往迟一步，就没有热的饭菜了。吃完了，还得洗碗，弄得两只手油兮兮的，一直到现在，我都不习惯，有的时候干脆花5角钱买一个饭盒，吃完就扔掉，这样省事多了。
还有就是洗衣服，以前每天都换干净的衣服，换下来的脏衣服往那里一丢，就不用问了。现在真是糟糕，不换衣服吧，已经是养成的习惯，哪里能改得掉？每天换吧，就得每天洗，真麻烦啊，怎么就有洗不完的衣服呢？时间竟然不够用！那就拿到洗衣房去洗吧，可是一大堆衣服放一起，洗得根本不干净，洗着洗着，我的许多衣服都找不着了。真不知道妈妈天天上班，还要照顾我和爸爸是怎样做的？
生活教会了一代人如何思考，而思考却没教会这一代人怎样生活。这才理解报纸上登的，有大学生上大学要请保姆的事。所以我也以为，我有个保姆就可以帮忙打理一切的了。后来发现，这个想法还是不切实际的。父母请了钟点工，干活甚是卖力，一来几个小时不停歇地打扫。家里是弄干净了，也弄得整齐了，可往往等她走了以后，才发现很多被卸下的电源她忘了插回去；因为不懂得使用热水器把热水器弄坏了；书和资料被她放错了位，还需要再来整理一番。
原来还是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想要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还是要自己亲力亲为，一个星期抽出几个小时，来做一次彻底的清洁。
我向往的人生是亦舒式的精致。把生活描写得世人都向往，从来不发表自己的照片，甚至为了不上镜头，连颁的奖也不要了，只图一个生活安稳。
亦舒是属于那种外表温柔内里坚硬、一个出口成章，满嘴尽是成语典故的女人，也许正好能说明她的个性与内涵。
亦舒作品中的理想人物的生活，一方面是极尽能力的小资，一方面又很节省，所有事情先娱己再娱人，对人礼貌，但在不触犯道德原则的前提之下，爱憎不能说分明中，心中自有乾坤，理解人世，可以容许人犯错，但不容许人犯罪。
我时常想着亦舒的那种清净雅然的境界。繁华之中一块清净之地是由自己创造的，多么自豪。满屋素雅的布置，还有些怀旧的唱片和家具，一派修身养性的姿态，也是一种贵族的姿态。
不过亦舒的生活是贵人生活。香水要用joy，衣服不是gucci就是armani，哪个不是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货色？若是要找负担得起的人，薪水也势必要用“年薪×××万”来计了。不是大牌明星就是什么什么老板，再就是世袭，畅销书作家，诸如此类的人，哪里去寻？连老公都要找海洋生物学博士或者原子物理学博士，可以开直升机带你去看极光，这样的男人，对平民女子来说，恐怕不止是理想，简直是妄想了。
甲之熊掌，乙之砒霜。过上这样日子的人，天生也不是穷人。妄图过上这样日子的人，必为其劳累一世，还未必能盼到放手享受的那一刻。这样的梦想，于有些人是目标，于有些人是痛苦的毒药。
“凡觉得辛苦，就是强求。”亦舒不过想让所有的女人，都变得优秀而有尊严。
喜欢就是喜欢了，爱屋及乌。
真实的亦舒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法说得清楚。我们看到的是亦舒所描绘的生活，我们以为她也应该会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向往。
安徒生是个贫苦的孩子，可他所描绘的童话是最美的，这是一个反衬。
还是卡耐基说得好：“即使我们拥有整个世界，我们一天也只能吃三餐，一次也只能睡一张床——即使一个挖水沟的人也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他们比洛克菲勒吃得更津津有味，睡得更安稳。”
生活还是要切实际。
8。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很少的父母能与孩子平视并交谈，而独生子女在家中是一名忠实的观众，父母却像一对演员，每天在不断地上演他们的活报剧，不知不觉中，我变得沉默寡言。
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
有一次和妈妈一块去听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报告，结束后我问妈妈对她的印象，妈妈想了半天说：“学术问题放一边，但是女人的个性张扬到像她那样一次一次地选错伴侣，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生活细节使我离婚”。讲的是一个女人谈恋爱时看对方是千好万好，结婚后却发现男人有许多毛病，她都一一列举出来，我一看，呀，这些毛病我爸爸都有，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另外，报上公布的“十种可恶的女人”，我认真地对照了一下，我妈妈大概占了四种。如此看来，我父母也不是什么优秀的人。这样两个很不完美的人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还没有离婚，我百思不得其解。
生活中常看到一对夫妻在各自的岗位上出类拔萃，但两个人就是过不到一块，大家都说：他们的个性太强了。
一个词在我的头脑中升上来：宽容。
是的，宽容。
父母的婚姻是否美满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都能宽容对方这才是主要的吧？
一、父母的婚姻我辈望尘莫及
爸爸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70年代的下放政策是：父母的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那时，爸爸的两个哥哥到了部队，爸爸为了让妹妹能留城不下放，从农村抽调回城时，有意不回省城家里，而是在一个县里的化肥厂当大炉工，这就注定了他和妈妈的姻缘。
1973年，爸爸作为工人的代表，妈妈作为知青的代表，参加了“县路线教育工作队”，在那里，他们相爱了。其实，他们俩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好像冥冥中有一根红线在牵着他们，他们谁也不理，谁也不睬，直到两人相遇。爸爸那时写诗，歌颂他的大炉工生活，“一锹一颗红太阳”什么的，还拉具有专业水平的二胡，还下很好的围棋，妈妈就被他迷住了。
1974年，妈妈入了党、上了大学（尽管是工农兵大学生），跟爸爸的社会地位迅速拉开了距离。物以稀为贵嘛，那时入党多难，妈妈她们一个系才几个党员，大学停止招生好多年，人群中工农兵大学生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了，而这两样妈妈都有！熟悉妈妈的人就说：你和一个大炉工有什么共同语言，散了吧！还有人在背后说妈妈：是看上对方的家世吧？妈妈的亲属也不同意（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他们交往，他们不说没有共同语言这样的话，他们嫌爷爷是一个当官的（副厅长），还嫌他们是桐城人。
有一句非常侮辱人格的话说的就是桐城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十个湖北佬也斗不过一个桐城佬”，这是说桐城人奸诈。其实桐城文风甚重，历史上有“桐城派”，姚鼐、方苞是代表性人物；清朝开国宰相张英、张廷玉父子更是赫赫有名；近代的桐城也是十分令人瞩目，像陈独秀、两弹英雄邓稼先，还有几位副总理级的国家领导人都出自桐城，我不知道桐城人为什么给人留下了这么样的坏印象。要知道，从籍贯上说，我也是桐城人啊，真的不公平！
那时的资讯十分落后，没有网络、没有电话，他们就是写信，写很长很长的信，像写日记一样，每天都写，写够了8分邮票的分量就寄出去，也不等对方的来信。我没看过他们信的内容，但我看到那些信就装在一只黑色的包里，厚厚的，纸都发黄了。爸爸说，妈妈是她那个时代的美女，身材苗条，明眸皓齿，还有雪白的皮肤，爸爸毫不羞涩地说是古典美（像唱黄梅戏的马兰）。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爸爸像《周渔的喊叫》里的人一样，到了星期六晚上就坐火车回省城，为的是在星期天能见到妈妈，他们在一起吃吃饭，说说话，下午爸爸就赶回厂里。爸爸妈妈一分手，双方就开始写信，写对对方的思念，写工作，写学习，写对时局的忧虑。多少年后他们说起来，我的眼前就浮现起爸爸疲惫不堪地穿行在火车上、爸爸面对熊熊燃烧的锅炉、趴在腿上给妈妈写信的情景。而事实上，爸爸自认识妈妈后就没再烧锅炉了，他一直在厂工会干活。但我一看到爸爸肌肉板结的胸脯和满是疙瘩肉的手臂，我就顽固地认为，他的那些信、那些发表的文艺作品就是在锅炉房写的！
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考上了大学。那年，爸爸的分数超过了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可是他什么大学都不报，就报妈妈的大学（妈妈在1977年留校工作了），令他家里人气结。
本来爸爸是带工资上大学，双方的年龄加起来都过了53岁（国家规定双方加起来50岁可以结婚），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在校结婚的。可是，那个年头把考进来的大学生比做“天之骄子”，爸爸这样一个县里集镇上的化肥厂的大炉工，一上了大学再加上他自己父亲的身份，一时间行情看涨，远远盖过了妈妈的“工农兵学员”。这时，就有人提出爸爸和妈妈是否“门当户对”的问题（恕我不点名了）。
多少年后妈妈说起了那段辛酸的历史还忍不住泪流满面，妈妈说：“我和你爸爸谈恋爱五年，人家只说他配不上我，也没人提出‘门当户对’的事，可他一考上大学，我就配不上他了，就门不当户不对了，这就是人性的丑恶。”好在爸爸一如既往地爱着妈妈，把妈妈当做宝贝。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学校里的房子紧张极了，爸爸的家因与大学是同一座城市，学校就不给他床位，让他坐校班车每天回家住。妈妈呢，住在女生宿舍楼，三个人一个房间。为了能见到妈妈，爸爸就在每天上午下了课后到妈妈的房间吃中饭。“真的很尴尬啊，你妈妈住在三楼，我一路走上去，满目都是花衣裳。冬天还好，夏天女生们的衣服穿得少，我所到之处，女生们尖叫着纷纷闪避不及……”爸爸回想起那时的生活，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你们不能在食堂见面吗？还有晚上，星期天都可以见面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傻孩子，那时的食堂就是买饭，不像现在有座位啊。再说，我和你妈妈几年相思，现在能天天见面，已经很满足了。”爸爸说。
“你爸爸上了大学，一天当做两天用，白天上课，晚上搞创作，睡觉的工夫都没有，累出了胃溃疡住在校医院都不肯缺一节课，护士给他吊水，针头一拔就往教室赶。”妈妈补充说。
我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读到父母这辈人是如何争分夺秒地学习的，但那是文学作品，可以夸张，没想到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人！我还听说妈妈当年在农村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早晨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
麦金利说：“在成功的婚姻中，没有谁自己的路这一说法，有的只是两个人的路，或许坎坷不平，风尘满程，困难重重，却永远是两个人共同的路。”
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在爸爸上大学之后，父母的关系发展得很不顺利。有一度妈妈非常苦恼，她试着离开爸爸，期间见了几次热心人介绍的“对象”。而且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几个对象的家世和个人条件都超过爸爸，可是妈妈就是对爸爸板不起脸来，妈妈一看到爸爸，心中的块垒就融化了。
1981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父母在恋爱9个年头之后，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们领了一张结婚证，这张结婚证第二天被送到大学的房管科登记住房，到了这年的年底，学校在一套15平方米的房子里分出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给妈妈，还有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是给另一位老师的，直到有了我，学校才把那位老师调走，让我们一家三口拥有15平方米的空间，我在这套房子里长到四岁，又搬进一套近5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来深圳。
1982年元旦那天，爸爸背着自己的书包，书包里放满了课本，连一件换洗的内衣都没拿，住进了妈妈分的小房子。从1973年到1982年，父母的苦恋经历了10个年头，就这样，在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贺词、没有结婚照、甚至没有一件新衣服的情况下终于画上了句号！
“真的好像嫁不掉一样！”回想起当年的选择，妈妈至今感叹不已。
卢梭说：“人间无与伦比的幸福是既有爱情又爱得纯洁无瑕。”我想，我的父母当得起这句话。
好在我的外公外婆死得早，否则妈妈再怎么说她是幸福的，老两口也会为自己最小的孩子的遭遇伤心落泪的！
二、什么藤儿结什么瓜
都说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里，你就具有什么样的人生。
人们又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和独生子女的现状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倾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没有心思、没有心计的女孩，说到底，还是父母的过。他们疲与人的纠缠，不愿孩子受世俗的影响，很少让我接触社会。可是父母不可能跟着孩子一辈子，一旦遇到一些“横冲直撞”的人和事，总是叫我头疼。直到今天，我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仍然难以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我就选择了逃避，不做了，不干了，我错过了许多好光景。我也越来越封闭自己，外界一旦有压力，我就像一只田螺，悄悄地缩进自己的壳里。
父母信奉“读透一本书，擅长于一技，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心存一份美好的感情，做一个好人”的人生哲学。他们是那种与人谨慎交往的人，这个谨慎不是不敢与人交往，而是选择与什么人深交。
亲戚们说到他们就用“清高”两个字来形容，长这么大，我没有去过爸爸的老家，也没和那些亲戚打过交道。爸爸妈妈的亲戚如果有了红白喜事，通知他们了，他们就会给钱给礼物，但不出席；不通知他们，他们也不在意。有几次在爷爷家，我亲眼看到农村的亲戚给大伯伯二伯伯送土特产，没给我们家，爸爸妈妈一点感觉都没有，仍然笑嘻嘻地和他们说话。我们来深圳后，农村的城市的亲戚都想来。父母就说：来玩，欢迎，热情接待；找工作，对不起，一没时间，二没能力。
父母的这种处世作风严重地影响了我，使我变得十分封闭，我可以一个暑假或一个寒假不出门，只在家里看书或听音乐，书和音乐就是我的好朋友。同时我在处人方面也十分挑剔，做什么事都喜欢独往独来，也不知道怎样与人合作，不知不觉地就疏远了人家。
因为经过“文革”的磨难，父母知道社会的丑恶，希望我也做个纯粹的人，当然，也怕我受伤害，时时刻刻维护着我的心灵。他们对我做了一系列的保护：大人之间包括家里来人的谈话，父母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