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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一只孤零零的浮尘子，在家里的几间房之间游动，没有人顾及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一个母亲害怕水污染，给她的孩子从小就喝蒸馏水，后来这个孩子生病了，怎么也没办法治，原因是这个孩子身上缺少抗体！
也许，父母也意识到他们的方法有问题，有心来改变，在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圣诞节早晨，我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没找到圣诞老人送给自己的礼物，我恐慌了，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圣诞老人不喜欢自己了。这时爸爸对我说，我们不能再把你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了，你必须面对现实。
我就这样被他们从家庭的堡垒中“推”向了人生，但是他们的这个弯子转得也太快了，他们的这一做法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眼中的现实与心目中的童话混杂着，撕扯不开。
其实，何止我，就是他们自己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他们让我赶快离开童话世界，可是他们自己却又在制造童话。在老家时我们养了几只小鸟，一天中间，我们总要在家里把笼子打开放一放的。我们给它们取了名字，我们喊谁，谁就过来，我们吃饭，它们就在我们的饭桌上抢菜吃，爸爸还会挑逗两只小鸟打架。妈妈在写东西，喳喳不让她写，就跑到稿纸上把她的笔咬住，妈妈就喊我：来，快把喳喳带走，我就跑过去说：走，姐姐带你玩，别捣乱小妈妈。晚上，小鸟在我的手上和我们一起看电视，我要走开了，爸爸就说：来，到小爸爸手上来。就是来到深圳，我们养的鸟也是我们家的一员，我是鸟的姐姐，爸爸妈妈是它们的小爸爸小妈妈。
有一次，鸟笼子在晒台上，一只马蜂飞过来，贝贝就和它战斗，结果被马蜂叮了一口。那天夜里，妈妈突然惊醒了，说：贝贝死了！我和妈妈赶快爬起来到另一个房间一看，贝贝真的死了！我和妈妈都哭了，爸爸劝了我们半天，我们才去睡觉。第二天一早，我们把贝贝装在一只袋子里，还在里面装了许多小米，由爸爸拿到楼下的花园里埋了。后来爸爸把埋贝贝的地方指给我们看，经常的，我们从那里路过，都会不约而同地转过脸去看上一眼。
有人说：心地善良的人才会喂养小鸟。父母都是心地十分柔软的人，爸爸写剧本写到动情处，会热泪盈眶，我和妈妈看电视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入到剧情中去。
这真应了那句话：什么藤儿结什么瓜。
我一直以为父母对我比较失望，是因为我没能像他们一样在学业上做到那么出色，在生活和与人交往上做到那么克制。也许是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今时今日那样用功的、只认准靠读书解决生存问题的孩子已经不多。而像我的家庭，不等着我赶快工作拿钱养家的，我认为自己不必再像他们当年那样，做学业中的天才。在我看来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不必认准只要读书的死理，人好不容易一辈子，总得涉猎多一些的知识，以至于生活不会那么枯燥单一。父母有父母的快乐，他们以博大精深为骄傲，我有我的快乐，我以我的形形色色古灵精怪为追求。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发现五光十色的生活只能是雨季过后的一道彩虹，不久就会消失殆尽。但我仍努力追寻它，毕竟人的一生也只有这一次。再往后牵挂诸多就没那么潇洒了。我并不欣赏主流生活，主流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只有边沿人的生活才有个性，才精彩。
三、一对谈话对手
康诺利说：“婚姻的特殊魅力在于对话，在于两人之间那种纵论天地间一切人与事的永久的对话，这种对话只有死亡才能打破。”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见父母不停地在说话。他们讨论文学作品、议论国家大事、嘲笑尔虞我诈的市井小人……儿时的我常常枕着他们的谈天说地进入梦乡。
他们合作出了好几本书，他们就有这样的本事，一部书稿他们讨论完了开始写，你写前面一段，后面一段我就接着写，就这样，你一段，我一段，一本书就出来了。很多人都知道爸爸是作家，看到书上有妈妈的名字，就认为妈妈是沾光的，有人就说风凉话。1995年以后，妈妈坚决不和爸爸合作了，她就自己写，自己拿去发表，她也就不生那个闲气了。
有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好的夫妻是一种朋友关系，谈话对手。”他们都是系统地读过很多书、有很好口才的人，爸爸平时沉默寡言，一旦说起来，却是口若悬河、逻辑思维强；妈妈是伶牙俐齿，语言锋利得像刀子，一下一下地挥向对手。小时候我就怕他们争论，他们争论起来就像吵架烦死人的。
不过，他们真的吵起架来也很精彩，两个人唇枪舌剑，谁也不让谁，使用的语言根本就不像知识分子。爸爸的嗓门比妈妈大，但是最后的胜利者总是妈妈——妈妈不理爸爸，一连好多天都不理他，而爸爸呢，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男孩，乖乖的，在家里大气都不敢出，还抢着做平时他根本不屑于做的家务。一旦妈妈跟他讲话了，他就很激动，把酒拿出来喝，一边喝一边迫不及待地把这几天的见闻、消息讲给妈妈听，至此，他们新一轮的聊天又开始了。
因为知道他们的德性，从小，他们的争论吵架我都不参与。他们争也好吵也好，不关我的事，我像没看见没听见一样，他们就像那些蜜蜂一样，弄坏的巢穴，很快就会修复一新，用不着我来多事。
“婚姻是一次促膝长谈，争论使其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史蒂文生说的。
“没有冲突的婚姻和没有危机的国家一样，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是莫洛亚说的。
父母之间是不设防的，在我们家，就没有一个抽屉是上锁的，所有的东西都公开，经济也公开。搞得我现在读了大学也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是摊开来的，有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他们的不设防还体现在他们的朋友是共同的，爸爸的女朋友也是妈妈的好朋友，妈妈的男朋友也是爸爸的好朋友。他们也经常互相打趣，但是谁也不当真。
四、没有天堂 只有海滩
小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爸爸妈妈”。在文中，我这样描述我的父母：“我的爸爸浓眉大眼、虎背熊腰，长得很凶，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其实，他很温和，一点都不凶……我的妈妈长得细皮嫩肉，有一只红红的好看的嘴唇，还有一双温柔的猫眼。但是，她一点也不温柔，还很凶，我有点怕她……”这就是小时候我对父母的印象，这篇我小学一年级时的作文，直到今天，父母还把它保留着（我小时候写的很多作文和日记父母都给我留着）。我十分惊异六岁的我的观察力，今天的父母已经年过半百，但我对他们的认识，六岁时就入木三分了。
我想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一对。人们通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说的就是我的父母，他们是一类人，赖以生存的技巧就是不停地思考和不停地工作。生活中没有三教九流的朋友在身边，家庭内外来来往往也都是他们同一类的人。从状态上来说，是极单纯的那类人，因为单纯而显得简单。“对于那些精神本能强的人来说，节制社会交往和简化社会关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越过社会的壁障走向伟大的目标。”这句话是周国平说的，我想，他也应该是和我父母类似的一群，他们的人生总是以巨大的精神支柱为中心，而不是以物质为中心。
父母相信要做一个幸福的人，首先要做到脑袋是满的，只要脑袋满了，那么口袋自然也就满了。虽然我的父母在博大精深的历史面前不能够算是什么伟人，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他们两个在内地时曾经都做过小官，但是来深圳后他们都不做了，不做官的他们活得比过去更加充实更加自如，这就令人羡慕和佩服了。
都说中国人“只能上，不能下”，“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而我的父母则可能是一个异数，他们当年在“上”的时候，朋友很多；被人尊敬，现在“下”了，朋友更多了；而过去的朋友仍然来往仍然尊敬他们，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人一走茶就凉”的感觉。来深圳这么多年，他们过去的上级、下级一拨一拨地来看他们，他们一回去，那些过去的上级、下级排着队地请他们吃饭。
我想，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过去人们常说：“把关系搞铁了，好办事。”现在人们却说“把关系处黑了，能办事。”我的父母显然都不属于这两种。他们与人相处真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他们无视物质对自己的诱惑，坚持自己的作风和理想。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无视手中的权利，只想办好事，在他们不掌权的时候，那些曾经受惠于他们的人就把他们称做朋友。
我发现父母这类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这种需要不是对物质的需要，而是对精神的需要。这样的人大多数都遭受过苦难，而且是非常痛苦的遭遇，在精神低迷之后才深刻领会一个人的内在生活中是占首位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决定了一个人最终要做一个精神贵族。
父母这代人对“防微杜渐”这四个字理解最深，也许是他们经历了“文革”那个非常的年代，他们做什么事都异常，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事情他们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什么事情他们都能看见它的后果。比如我把东西随手放在一边，他们就会说，这样会踢到脚的；我把衣服用衣架晾在晒台，没把扣子扣上，他们就会说，起风了，就会把衣服刮跑的等等。
父母这一代人经历了共和国最动荡不安最让人难以想象的年代，他们应该是被放逐的一代，尽管罪过并不在他们身上，而是放逐他们的时代，时至今日，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仍被时代放逐着。他们这一代人所经历和面对的，本就是人类所力图避免或绕开、所不愿面对或抗拒的一段扭曲的历史。他们在该长身体时，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在该读书时遭遇“文革”、上山下乡；回城结婚时又要计划生育。这一批人现在基本上都年过半百，身无长技，又都面临下岗或已下岗，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苍凉和无奈，写满了他们的面颊——上面一代，有革命老本可吃，拿离休金；后面的人，不仅年轻，且有高学历。这一代人，没法与人家竞争。命中注定的，除开个别精英外，他们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被一笔抹掉了！
我的父母是幸运的，在千百万人中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庆幸着，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们的来之不易，他们不敢亵渎感情、不敢亵渎生活，他们始终认真、努力地坚守着自己的心灵。他们不敢奢望谁也没见过的天堂，只希望有一片宁静、安详的海滩，来度过他们后面的人生。
9。爸爸是个大男孩
生活中和书中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爸爸，但像我爸爸这样的肯定不多，我不知道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尽管我的许多方面都很像他，可我没有恋父情结。妈妈生气的时候就对我说：将来不要找你爸爸这种类型的做丈夫；安静下来就说：一个女人不管她年轻时怎样风光，到老了能安度晚年才是最重要，你爸爸就给了我这样的环境。
一、一个“斯杰藩”式的人
在俄国的一本书里描写了一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对世事没有一点洞察力、只会埋头于书本的人，名叫“斯杰藩”，这本书的书名我都不记得了，但对这个人物我却记得牢牢的，原因是这个人与我的爸爸有非常相似之处，他们似乎都像一个大男孩一样拒绝长大。
爸爸小时候读书非常聪明，一直是少先队大队长。从小，他的生活就由他的奶奶照料，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下放时是与他的哥哥下在一个生产队，他只管干活、拉二胡、写小说、下围棋，一切由他的哥哥罩着；后来到了工厂（一个县的化肥厂），哥哥也参军入伍了，没人帮他打理了，他就把衣服攒着，一个星期坐火车回家一趟，让家里人帮他洗。吃饭呢，就整天在食堂。他们食堂每年都换一种饭菜票，可是他好像没意识到。有一次，妈妈到他的工厂去，帮他从抽屉里清理出来好几百块钱的过期饭菜票。那时候他的工资每月37元，一年的工资才400多一点点，他就有几百元的废饭菜票，在那个年代，几百元有可能是一个普通家庭一辈子的积蓄！我的这个傻爸爸，真不是过日子的人啊！
妈妈对爸爸的照顾是全方位的，吃、喝、拉、撒全都管，并且还延伸到爸爸的创作，爸爸对妈妈的依赖也是令人发指的。爸爸要出差了，妈妈就给他准备衣服、钱、各种用品。出去多少天就给他准备多少套内衣、袜子，出差回来了，爸爸把包往凳子上一扔，就没他的事了。而妈妈呢，就一点一点地来收拾，一点怨言都没有！因此，爸爸的同学与妈妈聊起天来，都说妈妈有两个孩子，爸爸是大孩子，我是小孩子。
爸爸是一个十分自我的人，他有自己的消遣方式，很少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在妈妈生了我以后，爸爸多了一个玩伴，平常不写东西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在床上乱滚，把我揉来揉去，或者一只手把我托在肩膀上，在大学的校园里散步，而妈妈却在家汗流浃背地干活。记忆中，我们家的衣服都是晚上洗的，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妈妈白天要上班，而爸爸尽管在家，他也不会来洗衣服。
在我小时候记忆中最清楚的有两个情景：一是在晚饭前，妈妈的饭还没烧好，爸爸就在书房拉二胡，拉得如醉如痴。他的二胡拉得有多好呢？举个例子吧，我们家住在四楼，有一天三楼的叔叔上来问妈妈，二胡独奏的波长是多少。因为他在家听到二胡的声音，就打开电视来找，没找到，然后又打开收音机找，还是没找到，这才跑我们家来问的，把我们都笑死了，妈妈告诉三楼的叔叔说，是在我们家现场直播。记忆中，我就在音乐声中长大的，我想，我那么喜欢音乐，大概也缘于此；第二个情景是在冬天，也是傍晚，天下着大雪，妈妈还在烧饭，爸爸带着我在楼下堆雪人。爸爸堆的雪人与众不同，大学的老师们过来过去都会笑一笑，因为他堆的雪人是有性别的——他给雪人加了一个丰满的胸。
我那时不懂事，只觉得好难看，就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爸爸好丑噢，给雪人安了两个大奶。”
妈妈听了直笑，说：“随他高兴吧！”
长大了的我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对爸爸有了一定的理解——因为妈妈的关系，爸爸对女人特别崇敬。在他的作品中，女人都是正面人物，都是担负着教育男人的责任的。所以，堆雪人，他会下意识地堆一个女人。爸爸也好像特别有女人缘，不管在什么地方，女人们都愿意和他交往，在许多女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憨厚的大男孩，所以也都肯帮助他。难得的是，妈妈一点都不吃醋，她对帮助爸爸的女人一律笑脸相迎，并且还和人家做好朋友。
爸爸极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会逢迎。懂事时常见爸爸带着一身的疲惫回来，与妈妈大谈那些人和事，妈妈只要几句话就把他的那些人和事的关系理清了。爸爸有什么想不开的，或不明白的总是和妈妈商量。妈妈就像他的心理医生，不停地给他分析，给他把握。
1982年爸爸大学毕业，他的几十个同学进了省委省政府，其余的安排在各级人民政府的下属部门。爸爸那时想进省电视台，正好也有名额。爸爸请爷爷向他的当广播电视厅厅长的老朋友打听一下，这个名额是做什么的——爸爸害怕让他坐办公室，但爷爷不干，说是不能干涉别的单位的人事。爸爸没办法，就选择了省文化厅下属的一个刊物。去省文化厅人事处报到时遇到了文化厅长（这个厅长是女的）——她与爷爷是邻居，她怎么也不相信一心想往上爬的爷爷会有一个想做学问的儿子。后来那个刊物还专门派人去爸爸的学校了解爸爸的情况，说成绩那么好，又有家庭背景的人怎么会愿意来爬格子呢？他们恐怕爸爸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90年代爸爸做上了刊物的主编，他对安排他做主编的上司说：我只负责刊物质量，人事、经费什么的我不管。爸爸是这个时代的怪胎，许许多多的人就是为了掌握人事、经费权才挤破头地去做官的，可是他却将这些视为洪水猛兽。只负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