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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研究：道千乘之国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
［译文］
孔子说：“治理一个有千辆战车的国家，做事一定要敬慎而诚信，要节约开支，爱惜老百姓，使用他们的劳役时要注意选择农闲季节。”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儒家的财政观（1）
此段提出了孔子的财政理念。国家的财政结构多是为军事需求所刺激而生成的。查诸世界历史，几乎没有例外的。春秋战国时代是军事竞争的时代，也是各国为了支持这样的竞争而构造自己的财政体系的时代。这一进程，到战国时代进一步加速。作为对这一现实的回应，孔孟都提出了限制君主财政权力的理念，只是孟子在这方面的论述要更详细些。
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有一整套财政结构作为基础。这一财政结构，又和维持其政治体制的军事体系密切相关。以此为原则，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以前的周代封建体制：周天子以分封而统一天下，诸侯对于周天子保持着政治、军事和财政上的独立。依此类推，诸侯下面的卿大夫、国人，对诸侯君主在这些面向也都保持着相当的独立。周所统治的地区，是一个分享着共同文化的诸多政治体之集合。礼仪则是大家在这一松散的联邦式政治秩序中的行为规范。在财政上，从天子到诸侯，只向百姓征收与祭祀和军事行动直接相关的物资，以维持其有限的政治功能。超出维持这一有限的政治功能的征收，都属于非礼。在军事上，兵农合一是军事制度的主流。国人是军队的主力。他们本身对于国君和贵族集团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必要时应召效力于国王，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支持其军事服务。所以，他们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国王必须说服他们：自己的征伐之事，乃是维护他们和国家的共同利益之必须。“使民以时”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政治原则：君主只有在大家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才能兴征伐之事，或动员社会的经济资源。平时这些资源则留在老百姓手里，非君主所有。可见，在此阶段，从财政到军事上，权力和支持权力的经济资源都相当分散。这也使在政治上的君主专制的不可能。
春秋战国时代，是这一体制的破坏期。君主利用当时经济的进步，开发许多新的经济资源来作为自己财政的基盘，逐渐发展到通过郡县制，用“编户齐民”的方式将土地和百姓登记，将人力和物力都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在这个过程中，贵族、国人的地位衰落，无法约束君主的行为。财政和军事权力渐渐集中于君主手上，君主专制由此确立。我称之为“政治专制主义”，属于中国史的第二阶段。从战国时代以秦为代表的新型官僚专制国家，到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这种“政治专制主义”在统一时期基本上是政治之主导。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儒家的财政观（2）
政治专制需要财政专制的支持。财政专制的原则，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随着政治专制而确立，并且后来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很快达到了其技术上的极限。从战国到安史之乱的时代，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国家的财政集权只好和经济现实妥协。其中一大原因，是中央政府不具有在帝国的广大区域内统一调配财政资源的技术能力。比如在大运河开通以前，帝国范围内的资源调配在运输上便遇到了不可逾越的技术屏障。因此，在军事上，亦兵亦农还是主流体制。参军不仅是服兵役，还要用自己的家庭经济资源作为军事供应。即使在唐代府兵制度之下，将士还是要自带军粮的。这样，在军队驻扎的地区，就需要给军人提供大量的土地以自养。军事重地（如唐代长安周围的关中地区）也往往是经济资源集中的地区。地方政府和军事首脑，也有相当的财政独立，以就地解决官僚和军事系统的供给问题。安禄山在反叛之前，就利用这种独立的权限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财政准备，包括采用优惠的商业政策，使他的治地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国际贸易。这一切都在皇权控制之外。可以说，“政治专制主义”的集权，还不得不靠一个相当分权的财政体系来支持，内中有诸多不可解决的矛盾。
安史之乱后，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瓦解，兵农分离的职业兵制确立。职业兵就是以当兵当成了职业，而不是平民服军役。至少在理论上，将士可以不问农事，一切靠国家的供应。在如此大的帝国中供应上百万的军队，就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央财政体系。因此，军事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财政问题的解决，由此形成了宫崎市定所谓的“财政国家”。这一体制，在宋代开始成熟。地方的财政独立基本被清除。官僚体制中最低层级的县官，是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吸口。在他以上的各级官员，主要功能也是将这些资源转运到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确定了这种对帝国范围内的经济资源的绝对控制后，可以统一决定如何调配。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末，我称之为“财政专制主义”，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第三阶段。这种“财政专制主义”，解决了“政治专制主义”中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内在矛盾，使“政治专制主义”变得更加彻底。（关于这一点，我的博士论文中有所讨论。我将“财政专制主义”称为financialabsolutism，也许叫fiscalabsolutism更为合适。见YongXue。）
从这一大背景看，孔子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转型期。他的学说是抵抗君主专制的学说。具体到财政层面，所谓“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就是强调君主财政权力的有限性，反对的是随着政治专制而崛起的财政专制原则。他的这一思想，其实也是周代封建制度的主流财政理论，在《左传》、《国语》中均有讨论。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尚有不足，日本学者则很早就做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我在下面的［研究］中，将把此段放在《左传》、《国语》的大背景中来讨论，并结合日本学者的研究，描绘周代财政体制的没落和财政专制主义原则逐渐确立的过程。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研究：“财政专制主义”（1）
研究：“财政专制主义”的形成与儒家的抵抗。
根据《尚书·牧誓》，“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受战于牧野。”集天下之兵灭纣，军事规模也不过三百乘而已。“千乘之国”作为一个诸侯国的军事规模，显然已经超出了殷周之际天下的兵力。这就是孔子所处的时代。
古代经济资源有限。每遇征伐，必须倾全国之力，不仅是最大的军事动员，也是最大的经济动员。军事规模的扩张，必须有相应的财政基础。“千乘之国”的出现，必然引起国家财政结构的变化。说“春秋战国”时代有一场财政革命，可以说毫不夸张。在这场革命中，君主不断扩大自己的财政权限，“财政专制主义”或者说“财政独裁”的原则逐渐确立。孔子则用“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的原则来反对“财政专制主义”的倾向。本［研究］的主旨，在于分析周代封建财政主义与崛起的君主专制的财政主义的交锋，集中讨论的是社会经济史和国家财政结构的问题。其中所引述的史料未免有些繁复。对于在这方面没有耐心的读者，我不妨事先交代一下基本的结论。
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财政专制。理解君主专制的形成，就必须理解财政专制的形成。周礼的秩序中，本来蕴涵着丰富的宪政因子。当时周人的主要社会和政治形态是“邑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只向其君主提供有限的义务：君主可以利用“籍田”的方式，借民力而耕种自己直接控制的土地，在农闲之时与民共同狩猎，按一定的规定均分所获，比如大动物归公，小动物归私等等。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有限的赋税。君主的责任，是主持共同体的祭祀和军事行动，除了为这两项大事外，不得对国人加征。“使民以时”所反映的，一方面是当时国人对君主的义务是以力役和军事服务为主，一方面也反映了君主在这两方面都不得擅自动用民力的传统。另外，在邑共同体的四周，有大量“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属于公有，君主也不得独占。这一系列制度安排，限制了君主的权力。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研究：“财政专制主义”（2）
那么，君主是如何突破这些限制、建立自己专制权力的财政基盘的呢？其手法无非有二：一是“料民”，即登记人口，确立固定的税额；一是将“山林川泽”等公有资源划为己有。“料民”等于在国人的传统义务之外加征赋税，触犯了社会的既得利益。在国人力量还十分强大、对君主权力尚有约束力时，这一政策并不易成功。《国语》中就说西周时宣王一意孤行地“料民”，为天下所恶，成为亡国之君之一。但是，君主垄断“山林川泽”的利益，阻力就小一些。这一来和国人的传统利益不直接碰撞：既不在国人拥有的土地上额外加征，又不要求国人贡献额外的力役；二来国王有较好的借口：外有敌人的威胁，需要财物整备军事。这样，从春秋开始，“山林川泽”的资源逐渐被开发，并且利益渐为君主所垄断。一旦君主垄断了这些资源，他就在与国人、贵族的力量对比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于是，过去推行不动的“料民”，也可以以“编户齐民”的方式强制实行。国人与贵族对君主权力的扩张再无还手之力。
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历史经验看，残酷的军事竞争和“军事革命”为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负担。那些主要依赖国内经济资源来应付这一财政挑战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使君主垄断了过多的财政权力，进而比较容易走向君主专制。相反，在那些君主无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财政动员的国家，君主只有依赖对外贸易和国际信贷来对付紧急的军事开支，在有求于人的条件下必须建立自己有借有还的财政信誉。这样，在这些国家（特别是英国）中，中世纪以来的宪政传统不仅没有被君权所破坏，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君主在国际信贷中所表现的财政责任，促成了包括股票市场等现代金融体制的发育，为现代的西方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国的历史没有走上这样的道路。其原因固然相当复杂，但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以开发本国的农业资源为财政基础，在前所未有的军事竞争中展开“国家建设”，这无疑给君主专制的生成提供了异常便利的条件。因为上古的史料缺乏，我在下面的论述中先从解释《论语》的本文入手，讨论国家和军队的规模，然后再以追溯的方法，分析这种国家和军事扩张中的财政需求是怎么得当满足的，满足这一财政需求的制度后果又是什么。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千乘之国”到底多大？（1）
“道千乘之国”中的“道”，有“导”的意思，即给国家提供一个发展的路向。如前所述，这个字应该解释的很实，就是给国家提供政治秩序之意。因为这里的主题涉及军事和财政，所以“国”是由数字来界定的，有计量化的倾向。有些人解释“千乘之国”的规模，说如果按每乘二十五人，四匹马，一辆战车来算，千乘之国当有两万五千规模的军队，几十万人口。是否如此？我们不妨认真分析一下史料中的线索。
许慎在言及古代（夏商周）之制时说“天子驾六，诸侯及卿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史记》亦说秦始皇“制乘六马”。《后汉书》则说“今帝者驾六，此自汉制，与古异耳”。1980年，在秦始皇陵局部试掘时，发现的两辆大型铜车马皆为四马驾一车。直到2002年，在洛阳东周遗迹考古挖掘中证实了“天子驾六”的存在。可见许慎之言的正确。
不过，诸侯出战，恐怕不可能是每乘四马。据《论语正义》所集的解释：“《左隐元年传·杜注》：‘车曰乘，车驾焉。多用四。’故《仪礼·聘礼》注云：‘乘，四马也’。”这大概是就礼仪而言，指诸侯乘驾的马数。在战场上，战士多“士人”和“庶人”，大多恐怕是一马两马而已。我相信，这千乘之中，绝大部分是一马的战车。而一乘与人口的比例，古文献中有诸多提示。《论语》本身就提及的所谓“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按此提示，可推算出“千乘之国”有“万室”，或五万到十万人。这也就是说五十到一百人或者十室支持一乘。
即使以此估算，军事负担也实在是重到了不现实的地步。当时养马是非常贵的。《汉书·食货志》在描述西汉建国时的困局时说：“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大意是连皇帝的御用马车都配不齐四匹同一种毛色的马，将相有的则只能乘牛车。这当然只反映了秦末连年战争后的经济凋蔽，但毕竟连最上层社会拥有马匹也非易事。考虑到从春秋末年以来由金属冶炼技术的普及和农业开发而带来的巨大经济发展，孔子生活的年代，经济发展水平比秦统一时肯定逊色不少，比秦末汉初也不可能好多少。说十家就能支持一乘，即使这一乘只用一匹马，恐怕也很困难，除非社会还保持着强大的游牧传统。
因此，我们要理解“千乘之国”，就必须对“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所描述的社会现实有一个近乎人情的解释。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非常之贵：因为要一身重甲，其坐骑必须十分高大雄壮才能载得动，马要特别培育。现代马术中欧洲那种高头大马，也是由此传统而来。支持一个最底层的骑士，大致需要四百英亩的土地，也就是二三百个足球场那么大。一千个骑士就需要四十万英亩！所以当时军队规模非常小。
春秋时代，要维持一辆打仗的战车，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如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是否能够连作而不需要休耕，乃至一驾战车的费用，都要计算才行。孔子时代的一乘和欧洲中世纪一个骑士的“造价”如何比较，我们没有数据。但所耗不薄是毫无疑问的。十室之家养一乘，自然很吃力了。
那么，“千室之邑，百乘之家”中的“室”是什么？以我猜想，这里的“室”恐怕指的是“国人”的家庭，或者某一特权阶层的家庭，总之是中高产的统治阶层。要知道，供应常备军，需要一整套财政税收机构，统一资源调配。这样的国家机器，是以后才形成的。当时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常备军，无非是“国人”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权利：在“国”有战事时，他们携带自备的武器出征。这样的武力垄断，一是说“国人”不准其他阶层（特别是被征服的人口）拥有武器，一是说只有家庭经济上达到他们这个社会阶层的水准的人，才有力量自备打仗的装备。在古希腊的雅典，能够参加步兵的公民，基本都属于中高产，能够置办得起一身重甲。这身重甲，是雅典城邦中社会地位的标志，不打仗时也悬挂在家中陈列炫耀。而雅典的人口，奴隶和公民的数量几乎相当。在公民中，绝大部分是不能充当重甲步兵的贫民。可见作为重甲步兵打仗的是那些特权阶层。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千乘之国”到底多大？（2）
春秋时代“国人”在一“国”中的人口占多少，已经不可考。不过大概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打仗，或者只有他们才被计算成可靠的嫡系部队。所谓“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恐怕指的是提供兵源的“国人”户口规模和军队本身的规模。也就是说，在十户“国人”中，养的起一乘。至于在一户“国人”外，“国”中还有多少其他人口，就不得而知了。恐怕非“国人”的人口，要比“国人”这一统治阶层大得多。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时打仗的战车和步兵的比例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从世界军事社会史的角度明确几个原则。
如上所述，置备战车本身，要求雄厚的财政实力。不具有剥夺他人经济资源的能力的阶层，是绝无可能有战车的。想象一下：当时既没有现在的柏油马路，也没有充气的轮胎。车轮是木制的，在土路上疾驰，已经颠簸不已；在战场上，则不得不在崎岖的地段反复冲撞；一次下来，车怕是要散了架，需要维修甚至重造。更不用说车上载的至少是甲士。要置办一身铠甲。所以，这一套车甲装备本身，就把许多人排除在军队之外。一般而言，武力在开始时总被少数人垄断。比如古希腊的重甲步兵，中世纪的骑士，在装备上排斥平民百姓。但是，后来武力扩大化，也就平民化了。比如中世纪后期，步兵就取代了骑兵，贵族无法垄断武力了。春秋时代，战争规模越来越扩大。扩大的一个前提，就是降低在装备上的门槛，降低每一个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