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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我又烧了起来，妈妈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紧绷起来，急着问爸爸：“要再带他下山去看医生吗？”
爸爸也不知该怎么办，叹了口气，说：“先把药吃下去，再看看，不行再送下山看医生！”
还好，吃了药以后，烧又退了，下午我又有说有笑，但还不到傍晚，可能是退烧药的药效退了，我又开始发烧。这次爸爸觉得不能再拖，便要妈妈准备背巾，准备再背我下山去看医生。妈妈不忍心爸爸一个人辛苦地背我下山，要和爸爸一起轮流背我下山，本来爸爸不放心把外祖母和小孩单独留在家里，不要妈妈跟去，但妈妈坚持一定要跟，家里便交代给外祖母和二姐，不足三岁的大妹乖巧，不吵不闹，爸、妈便顶着寒风细雨背我下山去看病。
天黑了，气温也跟着下降，我伏在爸爸身上，虽然身上盖着小被子，仍直打寒战，而爸爸没走多远，就汗流浃背。妈妈提议换人背，爸爸坚持背到山岭要下坡时再换手。一路上爸、妈都没有说话，但当爸爸发现跟在身后的妈妈频频拭泪，便回头安慰她，要她放心，这时，妈妈再也忍不住地放声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喃喃地念着：“这个乞食子，怀孕时被我又摔又跌都没流产，坐月子也没坐、牛奶也没喝到，只吃稀饭……”
爸爸想安慰妈妈，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保持着沉默。
爸爸背着我正好走到分水岭，他停下来，妈妈就伸手来把我接过去，爸爸的背热烘烘的，趴在妈妈背上，我又一阵寒战，头和体内像是火在烧，身体像又泡在寒冰里。天黑的山路，细细的寒雨斜打着，每次在夜里走这段路，我都会恐惧颤抖，可是现在，我却有种幸福和安全的感觉。
爸爸、妈妈都在我身边，如此亲近，我深深地感受到爱的暖流，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想，即使现在我死掉了，我也绝不会遗憾。
漫漫的山路，风雨飘洒的山林，我半眯着眼睛，看着被半透明雨布遮掩的世界，心突然亮了起来，世界突然宁静了！
爱是心灵激烈的颤动，也是宁静的一刻，只有心跳……怦、怦的撞击声，是爸爸的，妈妈的，我的……
看见自己
每个孩子都曾拥有过父母所有的爱，但不知为什么只有生病的时候，才容易有深刻的感动，相信每个人都曾经深深地被爱过，只是我们期待得太多，漠视了这一切！
在生命的找寻历程，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那么努力，真正渴望得到的又是什么？我们遇见过它，经历过它，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已经经历过、拥有过，那就是“爱”！
活着，真好！
除了四处看医生，草药、偏方、拜神、收惊、安公妈神位、改大门、移床位，所有能做的、能试的，爸、妈都做了、试了，但我的病，却并没因爸、妈的努力而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爸、妈都慌了！
这段期间我几乎都披着外祖母最珍贵的呢子大衣，大衣口袋里塞满了各式护符，但我的发烧病情仍然时好时坏，有时还会像中邪般地惊恐吼叫。在我的印象里，我只要一睁开眼睛，就会看见一位红着脸，长得很高壮的人，穿一身绿蟒袍，手持大刀，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我就会大声地哭叫：“红面仔！红面仔又来了！”
山间一个神坛师父，告诉爸、妈，要带我到三峡恩主公庙，求关圣帝君帮忙，然而我的病愈来愈严重，清醒的时候愈来愈少，手脚常抽搐，牙关紧咬不放，根本无法出门。心疼我的外祖母只好代我去三峡恩主公庙祈神，并许愿只要我好起来，一定会亲自来还愿，甚至还求了护身符及香灰回来，但我的病情却愈来愈恶化。
能拜的神都拜了，能求的符都求了，各种草药、偏方也都吃了，面对我毫无起色的病情，爸、妈真的慌了手脚，最后决定带我去大医院试试。我们从小村到镇，最后换了几趟车，到了中坜、桃园，当时桃园地区最大的一间医院是“圣保禄医院”，挂了急诊，等了许久才轮到。急诊室里都是焦急的父母带着发烧的孩子在求诊，医生也都忙翻了，好不容易轮到我看诊，医生见我四肢抽搐、眼睛翻白，便告诉爸、妈，我很可能得的是当时正在流行的“日本脑膜炎”！要爸、妈立刻带我转诊台大医院。
根据爸爸事后的描述，到了台大医院以后，医生先为我退烧并做了一些初步的诊断与处理，足足等了三天，才被送进病房。正如圣保禄医生的诊断，我得的是脑膜炎，台大的医生说，因为我的病情被延误得太久，即使有幸救活了，也很可能会成为植物人或是重度智障，要爸、妈的心理有所准备。
当时对国语不熟的妈妈，根本弄不清楚什么是“植物人”，就用台语大声地对医生说：“是人，不管什么人都不要紧，不要是鬼就好了！”
由于家里还有老人和小孩要照顾，爸爸便要妈妈先回家，自己则找来矿场的至交好友水源叔一起轮流看护我。每天，除了吃药就是打针，折腾了一星期以后，我终于醒来，不过，醒来的我不但不会讲话，连爸爸都不认识，而且醒来不久，眼睛就翻白着又沉沉地昏睡过去。爸爸看到这种状况，更是焦急，不过医生一再地告诉爸爸，我的情况已比预期乐观，神经知觉尚都完好，只是意识不清而已，爸爸才放下心来。
当时没有电话，当然也不可能寄信，因此我清醒了的消息是水源叔坐了三四个小时的车，回家告诉外祖母和妈妈的。水源叔后来告诉我，妈妈一听说我醒了，热泪盈眶地跪地拜神。后来我常想，我的命或许是我妈求神求来的吧！
在台大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不知做了多少检查，抽过多少次脊髓液化验，才得以出院。在我出院时，医生告诉爸爸：“这个孩子能活就好，不要期待他学什么，而且最多也只能活三年！”因为医师认为延误了救治的关键时间，脑部分因发炎化脓坏死，也许会一辈子不会讲话，或不会自理生活，甚至于大小便都要人照顾，读书、上学就不用急，看情况再说！
但我看起来很好，眼睛看得见、嘴巴会吃、手脚会灵活地动；大小便原会失禁，后来也会控制，回到家，家人也慢慢都认出来了，又过了没多久，也会说一些简单的话了，爸、妈根本不认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一开始他们都能包容我喊错人或讲不出物品名称，像二姐，她根本不管我认不得她，只要我发出声音，不管是“煮”或“节”，她都认为我在喊她；外祖母也一样，不分我喊的“妈”是在叫她还是在叫妈妈，我只要说：“妈！”她就感动地抱着我哭，她哭，我也跟着嚎啕大哭，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哭。
关于我生病前后的记忆，都是爸、妈、二姐转述的，那段时间的我没有记忆，也无法思考，更别说有什么情绪了，整个人就像是中空了一样，每天只会哭。我一哭，爸、妈、外祖母，甚至全家人就会紧张起来，不是哄我吃就是哄我睡，再不然就是带我去散步！
那时，我只要在睡觉，妈妈除了会帮我拉拉被子，还会用手指，放在我的鼻孔前，看看我是不是还在呼吸，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还都改不过来，我的孩子因为不了解阿妈在干什么，有时也会有样学样，一看到我在睡觉，就会用手指来摸摸我的鼻子，有几次不小心把我吵醒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学阿妈的动作而已！”
其实，在我生病以前，我就已经备受宠爱了，我生病之后，大人们更是对我呵护备至。那段时间，只要我和兄弟姐妹吵架，妈妈都会把他们拉到一旁，说上好一阵子。记得有一次，妈妈又把大妹拉到一旁，不知妈说了什么，只听到大妹大声说：“妈，免惊啦！哥会死老早就死了，不会活到现在！”
后来才知道妈妈是对妹妹说：“不要和你哥吵架，你哥随时都会死！”
原来爸、妈把医生说我最多只能活三年的嘱咐一直放在心上，因此，当我出院满三年的那一天，我妈对我说：“从这天起算，你活的都是赚的！”
多活一天，就多赚一天！原来幸福也可以如此简单，这样算来，我转眼间也赚了几十年的生命体验，不管这经历是什么，反正是多的、是上天免费送的，就不必太过计较了！
还记得在我病好回家前，爸爸带我到民权东路的行天宫还愿。那天好像有法会，人很多，我拿着香站着听颂经，一会儿跪下，一会儿又站起来拜，没两下我就脚软了，水源叔只好抱着我坐在龙柱下。那时，觉得时间好漫长，浓浓的香烟熏得我几乎无法呼吸，我当时好希望那位红面、高大，穿绿色蟒袍的神能走出来让我再看一下，或许真是因为他的守护，我才没被鬼差拎去阴间。
对于神明，我从不敢说我不信，因为神明的存在，爸妈在我生病无助时，找到了依靠，我怎能病好了，就忘了他曾安过我父母的心，让他们能怀着希望陪我走过那漫漫长夜呢？
活着真好！还好，没在那时死掉，否则，我就没机会经历生命的许多苦痛、挫败，尝到甘美的果实；活着真好！不管未来的生命有何等遭遇，我会展开双臂，迎接它们，与它们欣然相遇！
活着，真好！
我赚了几十年！够了！但如果再多给我几十年，我会更丰盛。赞颂生命……活着！真好！
看见自己
在我们眼里或别人的眼里，不论我们是好是坏，只要我们活着，就没有比拥有生命更珍贵的了，已经有了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其他的拥有，都只不过是点缀罢了。
你或许也有差点死掉的经验，其实活着的每一片刻，都可能与死神擦身而过，当我们有机会庆祝历劫归来，或死而复生，我们才了解了生命的珍贵；了解了生命的珍贵，其他值得我们计较的事物就不多了！
每一片刻，都值得庆祝，不要因为它来得容易而轻视生命中的每一个片刻，庆祝它吧！活着，真好！
不会看时钟的小孩
回到家之后的我仿佛是个风吹就会破的玻璃娃娃，尤其是外祖母和妈妈对我可说是小心极了，她们几乎不准我出门，大部分的时间只能待在家里，好不容易偶尔被允许去矿场的福利社买点糖果，也得有人陪着，甚至以前的邻居、玩伴来看我，妈妈、二姐都要求我说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以及和我玩过什么，就像我还是个小婴儿，要开始重新学说话。
这样当了一两个月的病人，我的体力渐渐恢复，慢慢会讲一些简单的对话，处理自己的生活。我白天都一个人和妹妹玩，直到我看到别人去上学，好像很快乐，我开始想去上学。二姐发现我似乎很想上学，便拿以前我读过的书给我看，但是不论二姐怎么教，我怎么看，就是什么都记不起来，连简单的数字都没有印象。二姐似乎发现了我的问题，便跑去和爸爸说，爸爸倒是乐观得很，不但一点都不担心，还要二姐慢慢来，不要急。
可是二姐却有些急，“阿爸！阿伟连姓名好像都不会写，我教他数字，6和9他都要想很久，我教他6是溜滑梯，溜下来，所以圈圈在下面，阿芬（大妹）都会了，遇到6他就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要紧啦！因为脑部发炎损坏，医生当初就说过，有些能力会退化或失去，现在阿伟不但可以开始讲话，脚也会走，手也能正常活动，我已经很高兴了，你没看见在医院里那些别的孩子。阿伟在医生眼里已经是‘奇迹’了呢，拖了几个星期才就医，脑子竟然没烧坏！”
说着说着，爸爸微笑着摸着我的头，然后摸摸二姐的头，眼睛里泛着泪水。对他来说，近两个月来，他的内心已经备受煎熬，能从鬼门关拉回这个孩子，已经够了！但爸爸并没有把医生说我只能活三年的事告诉二姐，二姐毕竟还只是个孩子。
又休息了一个星期，爸、妈决定周一让我回学校，我知道了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但爸爸可没有被我的高兴所感染，他们看着替我准备好的制服及书包，脸色沉了下来，要上学，什么都不会怎么办？怎么跟得上？而外祖母及妈妈的烦恼也不比爸爸少，“阿伟现在这样，不知同学会不会欺负他？学校离家又那么远，若晕倒谁来救他？”
“爸！我已经读初中，伟仔若要再去学校读书，谁照顾他？”二姐也有她的忧虑，当初为了让二姐能带我上学，爸妈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学校破例同意准我提早入学，而我现在这样，怎么能叫二姐不担心？已经升初中的她现在要转两次车到大溪去读书，因此清晨五点不到就要出门，即使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到三民，也才六点多，我这么早去学校做什么呢？
爸爸把所有的问题，逐一地思考并做了安排。
星期一，爸爸亲自带我去学校，进校门前先到校门口前的卫生所拜访“蕃仔医生”，谢谢他此前的医治及照顾，并将台大医生的嘱咐详细地告诉他，希望他在我有紧急情况时，能先给我治疗。医生亲切地答应，并要爸爸安心，之后，爸爸又带我去找他在附近开面店的朋友……阿坤伯，拜托他每天中午为我准备午餐，并做学校的紧急联络人。一切交代好了，才带我进学校。
我一进教室，同学就给了我热烈的掌声，为了就近照顾，老师把我安排在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当时班里人数很多，原本一张只能坐两个人的桌子，挤了三个人，我坐在中间，有点挤，不过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爸爸和老师谈了很久，才进教室向全班同学鞠躬拜托，告诉同学我生病的情形，希望同学能帮忙照顾我，不要让我做剧烈的活动。爸爸还特别准备了糖果分给同学，大家喜气洋洋，好像在开同乐会！
此外，爸爸还拜托了校长和主任，希望能够让我少参加一些户外运动。当天老师还特别向同学进行教育，讲解日本脑炎的传染途径。我还记得我的导师是位复兴乡的原住民，她脸上长了青春痘，个性十分活泼热情，从新竹师专毕业，自愿回乡任教，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名字……高阿金老师。
因为我生病的原因，在学校里我享有许多特别的待遇，作业比别人少，照顾却比别人多。印象比较深的是二年级下学期时的算术课，每次上课老师都要搬出教学用的木板大时钟，她把时钟上的指针拨来拨去，同学就齐声回答几点几分，然后老师开始教时间的加减，一连几个星期下来，课堂上都在教大家看时钟，老师也没发现我有什么异样。直到有一天，老师要大家收起课本，做笔记测验，老师特别走到我身边，我假装很认真地写，老师看了我的测验纸吓了一跳：“卢苏伟，你不会写你的名字？”
因为我只写了个开头，中间歪歪斜斜地凑不齐，下面就没了！
老师又问：“时钟你会不会看？”
我有点害怕地点点头！
“真的会吗？”
我又吓得摇摇头！
老师走到时钟教具旁，随便一拨问我：“这是几点几分？”
“1、2、3、4……”
“卢苏伟！这些数字你会吗？”
老师有点急了，声音也提高了。
“会，我会！”我怕老师生气，很快地回答老师。
老师用手里的藤条指着3，我心里就默默数：1、2、3！
“3！”
老师又指了个9，我迟疑了很久，不确定地说：“8？9！”老师似乎明白了怎么回事！
“卢苏伟！你坐下！”
这天起，我的国语作业，不再和同学一样，老师要我写自己的名字十遍，下午下了课，她要住在我家附近的同学去通知我爸爸来接我，她把我留了下来，拿了数字的字卡，从0至9逐一地教。还好，在回学校前二姐已经预先教我了，除了6和9偶尔会弄错，十个数字，差不多都会了，11、12就比较容易，就是1和2嘛！
高老师接下来教分针，她5、10、15、20、25、30、35……逐一地教，这真的有点复杂！
“1是5分、2是10分、3是15分……”
老师还是很有耐心地教，我也很认真地想学会，但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能专心。
“卢苏伟，你要认真，什么都不会不打紧，但至少要会自己的姓名，要会看时钟，认真地学，知道吗？”
老师收敛起笑容，我头皮麻起来，头脑不知为什么就一阵、一阵地空白，我很想哭，但我不敢。
老师接下来就教我看时间。一开始，她拨的都是整点，没多久就学会了，半点（30分钟），也还算容易，但接下来老师拨的时间，不是整点，也不是半点，我开始紧张了，我只勉强看短针。
“7点……7点……”
“卢苏伟，如果一时记不起来就从头开始算，5、10、15、20……这是多少？”
“二十……五！
“很好，就这样！”
老师又用手拨时钟，我眼睛偷偷地望着外面，真希望爸爸赶快来！
“几点？几分？”
“8点……”
“来，跟老师念，5、10、15、20……45。所以是？”
“45分！”
“这样会了吗？老师现在不讲，你试试看！”
老师又用手拨时钟的指针：“几点？几分？”
“6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