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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通过对各国历史事实的记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王权的衰落，诸侯的强大，卿大夫的专权。
还有不少记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暴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残暴的罪行，以及由此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如在齐国，统治者拚命剥削；官府贮藏的粮食多得霉烂生虫，百姓的生活却痛苦不堪，甚至连小吏三老也都挨饿受冻。百姓为了活下去，不断反抗，结果又遭到残酷镇压，以至于因犯罪被砍掉脚的人太多，市场上竟然出现了假脚昂贵、鞋子反倒无人购买的反常现象。
礼俗制度也是《左传》注重的内容之一。例如楚国逢伯叙述武王受降的礼节（僖公六年）等等，是其他古书中不能发现的材料。至于朝聘会盟中，升降揖让献酬授受，以及坛场乐舞服章玉帛等等，都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文物的佐证。
《左传》的记事，不仅包括了春秋时期的重要史实，并且引述了一部分西周和以前的重大事件和古史传说。这些传说从春秋时的人物口中吐露出来，虽不一定是信史，但总有相当根据。如郯子谈论古代官名（昭公十七年），提供了上古图腾崇拜的材料。魏绛讲的后羿代夏的故事（襄公四年）等，既可以与其他古书相印证，也可补其他书所未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左传》还为我们保存了非常宝贵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记录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上的一些成就。如全书中记录了37次日食；对恒星作了观测；观察到了彗星的出没；记录了陨石的降落；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水旱虫灾等等。这些记录，是世界科技史上最早的宝贵材料。
民本思想和历史进化论观点王、诸侯、大夫、后妃们的祭祀鬼神、吊葬问礼、会盟朝聘、征伐兼并、饮宴畋猎占去了《左传》的绝大部分篇幅。春秋时期的复杂斗争，特别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得统治阶级里面有政治远见的一些人物，深深地感到人心向背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把国家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看成是能否得到人民支持的结果。《左传》记载的一些政界人物的言论，就大量地反映了这种思想认识。
晋大夫师旷在回答晋侯提出的卫国人为什么赶跑其国君这个问题时，说：“天是多么爱护人民啊！岂能让一个人在人民的头上肆行无道、纵其淫欲，而弃绝天地之情呢？天必定不会这样的。”指出像卫君这种困苦其民的主子一定得赶走。在另一次与晋侯议论石头为什么会说话这件怪事时，师旷说，石头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出现这种怪事，原因在于听不到百姓的呼声。
现在大建宫室，穷侈极奢，民力凋弊，怨言四起，石头出来说话不是很应该吗？在逢滑与陈怀公的一段对话中，则更直接地指出了国家兴亡祸福，完全取决于对百姓的态度如何。逢滑说：“臣闻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对百姓如同照料病号，这就是国家之福。将要衰亡的时候，视百姓如土芥，这就是国家之祸。”这些都是根据人民的利害关系来发表政见的，表面上看似乎还没有摆脱天道的观念，其实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书中还两次引用《尚书》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话，来说明众怒难犯的道理。这种民本思想的出现，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左传》一书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主要表现在它对春秋以来旧秩序的破坏没有什么留恋惋惜之情。它记录的齐桓、晋文的霸业等，是全书的精彩篇章。然而书中并没有流露出像孔子那样鼓吹恢复西周宗法制度的观点或感情，更没有对礼崩乐坏的愤慨，对春秋初年开始没落的周王室也没有给予任何同情。它如实记录了周王室和郑国交换人质、晋侯像对待诸侯一样召见周王、王室向诸侯乞求金子、讨车辆等史实。这些事反映了当时的周王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已经潦倒得连个普通诸侯都不如了。《左传》对于社会剧烈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兼并小国和吞灭同姓国的事实也毫不掩饰，并且认为这种兼并是很自然的趋向，不是什么违背天道的事情。相反，对于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奴隶制残迹，如人祭、人殉的暴行，却是坚决地反对。书中不仅多次引用当时著名的政治人物、贤大夫的言论，对那些用人祭祀和殉葬的国君加以无情的谴责，而且作者还借用“君子”之言来直接发表议论。
如秦穆公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殉葬，书中就借“君子曰”发表了一大段议论，谴责秦穆公当不了盟主是活该，因为他死了还要害民。这些言论，显然与民本思想密切相关。
到了春秋晚期，整个社会的政治趋势是诸侯衰微、政权落入大夫手中。
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则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对于这种局面，特别是对那些所谓“乱臣贼子”的掌权行为，《左传》大都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鲁国新兴地主势力季氏赶跑了鲁昭公，书中记载说：季氏赶跑鲁君，深得民心，并得到了诸侯赞同。还引用晋国范献子评论季氏政权的一段话，进一步说明鲁国政治操在季氏手中的局面已定，昭公即使想复辟也只能是徒劳的。这种承认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进化论观点，在许多史实的记载叙述中均有所反映，特别是昭公三十二年所载史墨评论昭公之死的一段结论性的话更为典型。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诗经》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夏、商、周的后代们，现在也都成为庶民了。《左传》能够承认并肯定这一社会变革的现实，相比《春秋》那种恋旧怀古的情绪来，是一大进步。这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对于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都起了良好的影响。
战争场面人物辞令
善于描写战争，是《左传》的突出特点。
《左传》把春秋时期霸权争夺和列国间的大规模战争全写到了，并且写得都很成功。每次战争几乎都能抓住战争的性质、交战双方政治军事的特点和力量对比，把各式各样相砍相杀的场面描述得条理井然，曲折细致，绘声绘色，生动逼真，扣人心弦。
从《左传》一书对全部战争的描写来看，作者并不只是单纯地叙述战争的过程，而总是把政治和军事联系起来一并考虑。如著名的“曹刿论战”一段，讲的是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此时齐强鲁弱，战前曹刿求见鲁庄公，张口便问靠什么去打？最后又通过庄公和曹刿的对话，进一步总结了鲁军取胜的战术指挥原因。
《左传》全书的叙事都富有故事性、戏剧性，情节紧张动人，语言精炼形象，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以简洁的文句写出了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活泼泼地刻画出来。
事件离不开场面，人物离不开辞令，一部《左传》正可以说是事件、场面、人物、辞令叙述的巧妙统一。襄公三十一年记载的郑国相国子产拆毁晋国宾馆墙垣的事件，通过两种不同的场面，反映了主人公子产的辞令之美。
《左传》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史实价值很高的重要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文史结合，是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和特点，而这个特点，正是由《左传》所开创的，它为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3 阴阳二爻知天算命——《周易》
《经》、《传》有别宇宙森罗万象，变幻莫测；人生休戚祸福，难以逆料。远古时候的先民们要想测吉凶、明狐疑，唯一的途径就是拜倒在神灵的脚下，根据神灵的启示趋吉避凶，决定行止；而传达神灵启示的手段便是占卜，所以早在原始社会占卜之风就很盛行。后来占卜逐渐成为一行专业。商代的人们习惯用龟甲占卜，保存下来的就是现代考古发掘出的甲骨文卜辞。周代的人们喜欢用蓍草占筮，记录下来的一些篮辞流传至今，便是《周易》。
现在通行的《周易》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经》，一部分是《传》。
《经》有时也称《易经》或《古经》，包括卦、卦辞、爻辞等内容。《传》亦称《易传》或《易大传》，是对《经》的解释、说明、补充和发挥，共有十篇，在古代又被称为《十翼》（翼是辅佐阐明的意思），计有：《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周易》在战国时期就被看作经典，而且二千多年来，列居儒经，读的、注的都很多。但它究竟是一部什么书？是什么时候的著作？是什么人所写？
这些问题，似乎仍无定论。据传说，《经》中的卦是人面牛身的文化神伏羲或周文王所画，卦辞是周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旦所写，《传》则是孔子的杰作。
现在普遍认为，《经》出现在商、周之际，是周前期的卜筮官员编纂而成，并非出自某一人之手。而《传》的某些篇章虽与孔子有联系，但也不是出于孔子一人之手，而是从春秋到战国中期由史官、儒者陆续写成的。
《经》与《传》不仅在成书时间和作者方面不同，其内容性质也有很大差异。
一般认为，《经》只是一部卜筮之书，曲折反映了神的意志，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巫术。而《传》虽与《经》有密切联系，但已甩开了对超自然的神灵的信仰，采取了抽象的理性思维形式，阐述了对世界及其一般规律的看法，属于哲学之书。
正由于《经》和《传》性质不同，所以我们在介绍时也要分而述之。
《易经》的形式结构《易经》是一部占筮书，因而在写法上、编排上、体例上有它作为占筮书的特点。别的书通常都分篇分章，《易经》则以“卦”为单位。
全书共有六十四卦，每卦里有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
卦画是由爻构成的，爻又有… 和… 两种基本符号，… 和… 的属性相反。… 象征阳、刚、男、君、强等，具有积极独立的性格，称作“阳爻”或“刚爻”，用奇数一、三、五、七、九中的最大数九代表，又称作“九”；… 象征阴、柔、女、臣、弱等，具有消极、依附的性格，称作“阴爻”或“柔爻”，用偶数二、四、六、八、十的中间数六代表，又称为“六”。
六十四卦是由阴阳两爻错综配合得出的八个符号，即八卦演变出来的。
《易传》说，伏羲用三个爻组成一个符号，代表宇宙事物，产生了八卦。它们是：o 乾（天）、o 坤（地）、o 震（雷）、o 翼（风）、o 坎（水）、o 离（火）、o 艮（山）、o 兑（泽），称作八“经卦”。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时，觉得只用八卦难以说明宇宙万物错综复杂的变化，于是将八卦两两重叠，推演出六十四卦，统称作“别卦”。这样六十四卦中每一个卦的卦画便由六个爻组成，《易经》全书共有384 个爻。每卦中的六个爻按自下而上的顺序排列，最下面的一爻称“初”，依次向上分别为“二”、“三”、“四”、“五”，最上面的爻称“上”。例如晋卦■，有阴爻有阳爻，自下而上分别称初六、六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其余类推。
另外，由六爻构成的卦画中，又可分为两部分，以上下各三爻为一组，上方的三爻称作“上卦”或“外卦”，下方的三爻称作“下卦”或“内卦”。
标题也就是卦名，它有时总结全卦的内容，有时选取卦爻辞中的多见词作形式联系，有时两者兼而有之。有些标题是多义词，它不同的意义与卦爻辞中所说的内容也是相应的，而且在卦辞中往往说明其中的一义。还有些组卦，两卦标题的意义相对。
从形式上看，《易经》的文字分卦辞、爻辞两类。卦辞在卦画后面，比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解说该卦的吉凶。卦辞后面是爻辞，分别解说六爻每一爻的含义，是全卦内容的主要部分。
从性质上看，《易经》文字又可分为筮辞与非筮辞两类。筮辞是占筮的内容、结果的记录，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中又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贞事辞。
在占筮请示神灵时，把请示的事情记下来，作为后来的参考，这些所记的事就是贞事辞。二是贞兆辞。这是占筮时所得神灵兆示的记录，如吉、凶之类。
贞兆辞有时与贞事辞相连，有时是不相连的，甚至有时只有贞兆辞而没有贞事辞，这是因为在旧筮辞中，占筮者只记下了贞兆，而作者也连同有关的记录编进了《易》文。还有一些是作者利用贞兆辞的形式来判断、说明事理的。
三是象占辞。古代迷信花样很多，除了龟卜、蓍占之外，还有星占、梦占、五行占等。但如果有些偶然性的巧合可说成灵验的话，那么许多时候往往是不灵的，所以古人对每一种占法都不尽相信，而经常是两三种占术参用。譬如做了恶梦，是一种不吉的预兆，但不大相信果真不吉，于是再去求占。占筮者把他问的恶梦也记下来，这就是象占辞。其他如星占、蛇占、谣占、鸟占及有关从自然界、日常生活所见的异常现象中得到的兆示的记录都属于象占辞。
下面我们以《易经》第五个卦需卦为例，说明各卦的基本形式结构。卦辞、爻辞的解释依据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
■（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这一句包括了卦画、卦名、卦辞三部分。需，是濡的本字，沾湿的意思。
本卦主要是说出外旅行经商的，以爻辞中多次出现的需字作卦名。
有孚，获利之意。《易经》很多卦中出现“有孚”，多指捉到俘虏，也指商人赚了钱，或者狩猎获兽。这里指商人获利。
光亨、贞吉、利涉大川，都是《易经》常用的贞兆辞。这三个词总的意思是大通、很顺利。表明这个需卦是个吉利的征兆。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出门后在郊外被雨淋湿，但照常走下去是吉利的，没有什么危险。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走在沙洲边犯了个小错，掉进水里，沾湿了衣服，但湿一点没关系，最终没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陷在泥泞里，弄得浑身湿透，还遇到强盗来抢劫。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身上沾了血污，从住处逃出来。是指途中投宿遇上坏人，遭劫挨打。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这爻与上爻相反，是说旅途中遇到好客的主人，酒食款待，饭饱酒醉，连衣服都弄湿了。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途中投宿，接着进来了三个不速之客，恭敬礼貌地对待他们，结果大家都好。
以上六句便是自下而上，解说各爻含义的爻辞，记旅行遇到的各种情况，分前后两部分，前三爻记途中所遇，后三爻记投宿所遇。其中“无咎”、“终吉”、“贞吉”都是贞兆辞。
《易经》的思想内容《易经》既然是卜筮之书，它直接的作用本是论断吉凶，给占卜者以启示指导。因此，其基本思想体系必然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它宣称在卦爻中概括和包含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一切道理和规律，这本身也是形而上学的。
但是，《易经》在把自然社会问题搬进筮占宗教神学的殿堂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透过笼罩在它表面的光怪陆离的神学迷雾，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们与自然、社会斗争的经验以及对世界认识的深化。这可以说是《易经》的最大特点。
《易经》把复杂纷坛、千变万化的事物抽象概括为阴（一）阳（—）两个基本范畴，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世界也像人、动物一样分成阴阳两个部分，各自具有积极、进取、刚强和消极、退守、柔弱这两种对抗的特性。万物在阴阳的矛盾作用下不断变化、繁衍发展，变化形式是通过交感，如同男女性交产生子女一样。
阴阳交感的原理贯穿整个《易经》，通过卦象中阴阳布局状况作为说明事情吉凶的一个基本原则。《易经》中所谓吉的一些卦，一般是上卦和下卦具有交感的性质；所谓“凶”的一些卦，一般是上下两卦不能交感。如泰（■）的卦象是地在上天在下，天属阳，具有上升的特性，地属阴，具有下降的特性，上下交汇便有动象，有交感之象，从而就有前途，所以泰卦的贞兆辞便是“小往大来”（由小利转为大利）和“吉亨”（大吉大利）。与此相反，如否（■）的卦象是天在上地在下，天上升，地下降，两者越离越远，相互排斥，这种情况不会引起上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