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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了一大堆书，在书架傍站着看。所有的座位都满了。要等先来的走了，才能腾出座位来。我虎视眈眈地盯着两个恋人似的男女，他们一走，我就抢先占领了，还给欧阳一虹占了一个座位。我们也象一对恋一样坐着。只是我们不说话，象很用功的学生。欧阳一虹拿出采访本记着什么，我看着与诗无关的东西。诗在功夫外。这话真好，我一直是从诗外找诗。没找到什么，越来越钻到苦闷堆里去了。我想这样下去，再过十年，除了买书号自印外，中国可能就没有诗了。因为没人读诗。我们之所以知道眼下还有诗，是因为还可以看到报刊上排列的有不规则的短行文字。一般说来，那种不规则的短行文字，我们把它叫诗。
我看到了一个诗友出第六本诗集的消息。消息印刷在某地级刊物的一角。这个诗友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当地日报文艺部工作，做文学编辑。他的诗也一直在全国各地地级报刊与同仁们交换发表，自己手上抓了当地上百名渴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文学青年的黑名单。早在十年前，他就开始买书号，印刷自己的诗集，每次印一千册，全部堆在家里。之后每个文学青年在他的副刊上发表诗作，他都给他们分配五十至一百册的代销任务。他在获利的同时，给帮忙者以“名”的回报，凡发表诗作者，均以“诗人”冠之。能上床的文学女青年，就在某个特殊的场合以身相许了。她们就成了“青年女诗人”。据说那个地方的“青年女诗人”比发廊妹子还多。该诗人在连续购买第四次书号后，就顺利加入中国作协了。而在这时，他的诗集差不多都进了废物回收站，重新变成纸浆，印刷他的新一本书。印刷厂和造纸厂的生意都由此激活，商机无限。
20、一个新的故事可能由此开始
当我们在图书馆正渴的时候，赵德发突然出现了。之后，欧阳就开着他的车过车瘾去了。一个新的故事可能由此开始。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想出去了。欧阳一虹说她口渴，想喝水。其实我早就口渴了。图书馆不让读者带水进来，原因是一些读者不讲卫生，到处扔水瓶。我还想多坐坐，我对欧阳一虹说：“先忍耐一下吧。出去之后再进来就没座位了。现在座位比春运时的火车票都紧张。”欧阳一虹说：“那好吧。你抓紧看。我等你。”
正在这时候，奇迹出现了。有人递过一瓶矿泉水在欧阳一虹面前晃了晃。我抬头一看，是赵德发。赵德发就站在欧阳一虹旁边。我简直惊讶透了。就象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去欣赏高雅的西方交响乐一样。我说：“你也会到这种地方来？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相遇，没想到会在图书馆遇到你！”
赵德发说：“奇怪吗？你以为只有你们文化人才能来？我早就看见你们了。就看你们能不能看见我。”
欧阳一虹说：“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欧阳一虹从赵德发手上接过水，使劲拧开瓶盖，递给我说：“张大哥，你先喝吧。”
赵德发说：“他那个臭嘴。女士优先。欧阳小姐，你先喝。”
欧阳一虹也太渴了，冲赵德发笑笑，咕咕地就喝了一半。然后把剩余的半瓶递给我，说：“放心，没任何传染病。”又把脸转向赵德发，很感激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口喝？是怎么把水带进来的？”
赵德发说：“管理再严格，只要不搜身，我就能把水带进来。”
我真佩服赵德发的功夫。我一边给他伸出大拇指，一边喝水。快要到瓶底的时候，赵德发制止了我。赵德发说：“不能只顾自己。你也不问问我喝不喝？”
我确实忽视了他。我连忙把水递给了赵德发。他一口就把剩余的喝完了。一边擦嘴，一边说：“要不是友情，我不会做这种不卫生的事。在家里，除了我儿子喝过的水我喝之外，别人沾过的东西我根本不会碰。”
我明白了，朋友的嘴是不分彼此的。只要没有传染病，就等于卫生和健康。
这天我们在外面玩得九点。赵德发请我们吃日本料理。然后准备他把我和欧阳一虹送回家。他正要进入驾驶室时，欧阳一虹突然冲赵德发友好地一笑，说：“我来开吧。”赵德发倏地睁大了眼睛，说：“你会开车？”欧阳一虹说：“学嘛。”说着从包里把驾驶证掏出来，在赵德发面前晃了晃。赵德发说：“给我看看。”我本以为欧阳一虹不会给他看的，因为上面记载着女人的一些秘密，比如年龄，籍贯什么的。女孩子忌讳别人知道这些。但她还是把驾驶证递给了他。赵德发看了看，说：“那你以后想开车时，就给我当司机算了。”欧阳一虹说：“行啊！你可别烦我。”
欧阳一虹也许好久没过车瘾了。她在高架上绕着圈子，要一次开个够。看她一时没有收手的意思，赵德发也乐意让她开，我让她先把我送回家，然后再玩。我下车时，欧阳一虹说：“有车真好呀。”之后又把车开走了。我看得出来，他们两人都处于兴奋状态。在月明风清的夏夜里跑车兜风，把上海滩的各个角落都装进眼睛里。美好景色一网打尽，自然是件乐事。
一进入七月，上海这座美妙的海滨城市就炎热起来了。气温象疲软过后的股市一样节节攀升。人变得烦躁起来，马路上车祸不断。不少靓妹都穿着袒露着肚脐眼的低腰衣服，先后有五六起车祸都是因为司机在开车时偷看女孩子的肚脐眼而导致的。有人说女孩子的肚脐眼就是肇事的元凶。要减少车祸，必须让女孩们把肚脐眼遮盖起来，否则车祸还会不断增加。可女孩们辩解说，她们身上能暴露的都暴露了，比如胸部，比如大腿，比如后背，通通都轮留亮相了。剩下的，就只有肚脐眼这么一块风水宝地能暴露了。谁不许露肚脐眼了？你拿文件来！在正式接到上边的指示精神之前，我们就得穿！司机要看，那是他们的事。绝非我们的本意。如果我们真要害他们，那就要露到肚脐眼以下的地方。那样的话，全上海一千多条马路，到处都是人仰马翻的景象了。
据此，我提醒赵德发开车时注意点，不要分心。赵德发说：“我早看过了，绝大多数女孩的肚脐眼都是单眼皮！你不知道吧？”
我叹服这小子，太会观察事物了，比一个优秀小说家还绝。
21、性变成男女好朋友之间的招待品
上海的七月怪事多多。赵德发很有远见地分析说：“在不久的将来，性关系将变得非常随便。男女好朋友之间，你到我家来了，我没啥好东西招待你的。那就做一回爱吧。就算用身体招待了。”
七月还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事情。我们玩伴在一起，经常谈论以下话题。
赌博与打麻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将变得更加清晰。二三朋友相聚打打麻将基本上是不管的。原因是在这种场合分不清赌与非赌的关系。大家很大程度上是把钱也当成了玩具，寻找一点乐子而已。这中间没多少人是专门靠打麻将来盈利的。所以许多活动中心和居委会都开了专门麻将室，你放心地进去打好了。如今国泰民安，打打麻将也无可厚非。棋牌室风起云涌。我在写作之余也去观战。但是如果影响了邻居休息而受到谴责和举报，那就必须取缔。而公安机关在近年来的禁赌工作中，重点打击的就是那些大赌巨赌，他们通常的聚集的人员大都在百人左右。有严密的组织和反侦察防范工作。而赌博的工具则是除麻将之外的五花八门。女性作为新的赌博力量正在崛起。
大中学生花钱买官引起了人们关注。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大中学生想过把官瘾，在通过公开公正的途径选不上时，就模仿起了目前较常规的腐败行为——买官。一个中学生花了四十八元钱买了一个班长。他的办法是用一瓶饮料和一个汉堡包买通班上几个厉害的女生，明说请你客就是为了请你在关键时候投我一票。结果这一招很灵，果然入选。不能买班长的随便买个班干部也行，好让父母高兴一回。一个初中女生居然用二十多元钱买了一个学习委员当当，办法是给十多个跟她关系不太密切的同学每人一两元钱。同学们的选举权就这么被一斤土豆的价钱买走了，选举时他们举起了小手。而大学生买班长或学生会主席则要高明得多，也委婉得多。他们跟现在官场上买官的惯用做法比较接近。一般要花八百元以上的代价。首先啃掉班上的硬骨头，夺下堡垒，再及其余。他们不会明说请你选我当班长，而是在特殊场合给予一定的心理暗示，表明自己的意愿，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心思。在选举期间他们努力协调各种关系，见人一脸笑，和蔼可亲，助人为乐，处处带头，一副礼贤下士，群众基础很好的样子。据某名牌大学的同学反映，有人一旦当了官，摇身一变，就成了另一副面孔，趾高气扬起来，使曾经帮助过他的同学有忘恩负义的感觉。
上海女性呈现出一副保守的面孔。这个结论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下属的美兰德调查公司针对婚姻、家庭、事业等领域的时髦话题，对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四大城市女性所做的访问调查。其中有几条是引人注目的。如最乐意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未婚同居和独身主义的赞同率最低。但年轻一代情形不同。在外界，一般都认为上海女性是中国发达城市中是最开放的之一。从这次调查的结果上看，所谓“新新女性”真正是上海最开放的一类，在所有的统计中，年轻、未婚、知识层次高的女性是所有前卫观念的支持者，不满20岁的少女赞同未婚同居的达32。8％，赞同独身和“周末夫妻”的高出成人11——13个百分点。
上海年轻女孩身上几乎没有了传统的影子。来自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女生认为只要基于爱情或双方愿意就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2％的女生承认与异性发生过性行为，男生则是12％，即有些女生因为羞涩否认了事实，没有调查出真实结果。而去年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在某些大学，学生之间或学生与社会人员之间发生性行为的现象非常严重。有个女生先后与8个男生同居过，但没有一个她与之谈婚论嫁的。据估计，在未来的生活中，与她同居的男人数量还会不断扩大。这就使我们理解了华东师大免费在校内发放避孕套的做法。这既是出于爱护学生的良苦用心，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我们在跟赵德发谈论这件事时，赵德发对当前男生女生性关系的发展态势觉得正常。赵德发很有远见地分析说：“在不久的将来，性关系将变得非常随便。就象朋友间的抽烟喝酒一样。比如说吧，男女好朋友之间，你到我家来了，我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你的。那就做一回爱吧。就算用身体招待了。”
小胖子不同意赵德发对未来的预测。这会粉碎许多未婚男人对婚姻的梦想。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为了赵德发设身处地的明白，小胖子也打了个比方。他说：“比如我到你家去找你玩。你不在，正好你老婆在家。你老婆觉得没什么好东西招待我的，那就做一回爱吧。可能这样吗？绝不可能！”
赵德发说：“他妈的怎么能这样比方呢？”
小胖子说：“你不是说就跟招待客人一样吗？”
赵德发就不说话了。他觉得小胖子占了他的便宜。
玩笑归玩笑。而七月对于我，意义就更重大了。它使我感到了七月的美好。
我在上海多年来，从来没想到要找个工作。我不想找工作，工作却找上门来了。七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助人为乐的小胖子来找我了。那些天他正在抓紧跟周雪梅接触，已经露出恋爱的苗头了。人一恋爱，就使他善良的本性更加善良了。小胖子说，“你既写不出来诗，我给你找个活干怎么样？”我问干什么。他说他朋友的公司想找个兼职文书，负责该公司一切对外宣传的文稿撰写。每月一千五，问我干不干。我说我怕别人管我，我已经让机关管了十年，管得我都不象我了。离婚之后，我就辞职逃到了上海。小胖子说：“没人管你，你只需每天去公司一下，领回任务就行，其余时间就在家里写。又不上下班。多好！”
22、女老板让我帮回复私人信件
我到女老板的公司打工去了。刘总让我替她写信。我知道了她的单身生活。
小胖子第二天就把我带到他朋友那里去了。那是个女老板，四十来岁。上海人用一句很挖苦的话形容这个年龄的女人，叫老菜皮。因为打扮入时，女老板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些。属于比较嫩的菜皮。小胖子提前向我介绍过她的情况。刘总是东北人，离异，浦东开发初期来到上海创业。小胖子曾在首都公安大学上学，跟刘总的弟弟是同班同学。所以小胖子把女老板叫大姐。我们进去时，她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打电话，打电话和坐相，都是一副老板的样子。我们一进去，小胖子就说：“大姐，我把人给你带来了。”
女老板说：“请坐，请坐。”
小胖子说：“别小看这位张大哥，他可是位诗人。你不能象对待其他员工那样对待他。他的水平，完全可以给你们公司的每个员工当老师。”
女老板说：“我十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就是尊重人材。所以给你充分的自由。”
我问老板：“你怎么不找个秘书？”
女老板说：“秘书是男人好，我是女的，找个男秘书多不方便！”
我说：“那就找个女孩吧。”
老板说：“当花瓶用？我可不要花瓶！”
我问：“怎么称呼你？”
女老板说：“你没听见吗？别人都叫我刘总！”
“知道了，刘总。”我忠实地点点头。
刘总第一次给我布置的任务是半年情况总结，并给我了一叠相关资料和数据。她要向她的主管部门汇报半年工作，总结得失。做了十年政府秘书的我当然是小菜一碟。但我依然做得很慎重，很一丝不苟。她让我三天时间给她交货，结果我第二天下午就给她交去了。她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目光炯炯，象个黑社会的女头目或妇女运动的领导什么的。如果她不是老板，这女人我会觉得她非常一般，一旦成了我的领导，我就对她肃然起敬了。尤其是她那对小燕子式的目光，叫我胆寒。我把文件放到她面前，转身就走了。
“回来！”她说。我听得出来声音是从办公桌上发出来的。
我转过身去，看着她。等待她发号施令。
她递给我一支烟，平和地说：“你到办公室去一下，那里有一些客户来信和建议之类，你要一一写信答复。”
我说知道了。并且我还知道了，我在这里兼职，本该是办公室管我，但并不是办公室管我，而是老板管我。我属于她的直属机构。就象上海直接属于中央管一样。刘总就是我的中央。从现在起，我得由她管了。权力这东西，我研究过。它就是要别人永远地服从，就象从小听父母的话一样，在单位就得听领导的话。听话就是好孩子。权力让我们的儿童期无限延长。
我抱着一斤多重的客户来信回到家里。一边写信，一边想着那篇汇报材料的命运。如果刘总看不上，我就该走人了。这说明我根本就不适合在那里干。我怕别人小看我。我宁可辞职，也不能让一个女人辞退我。辞职是她伤面子，辞退是我伤面子。这是主动与被动的哲学关系。我是文化人，面子是无价的。
不知为啥，自从我有了兼职，失眠就自动停止了。晚上我睡得出奇地香。早晨起来，我又提着一捆回信去给刘总交货。刚刚上班的她热情洋溢，亲自给我倒杯水，还亲自递给我一支烟，然后自己点上一支，说：“你写的材料很不错，是秘书专业毕业的吧？”
我说不是。中文专业。还读了半个研究生。觉得不好玩，不上了。
她说：“你有思想，我看得出来。总结材料之类不易出新，天下所有总结材料都是大同小异的。你不一样。你把我们想总结而没总结出来的总结出来了，你把我们看不见的缺点看出来了。这就叫脱俗。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最讨厌重复别人的话，最讨厌那种没有错误同时也没有用处的话。”
我说，“你说得对，我也这样。”
刘总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些信来，扔在我前面说：“这是我的私人信件，你帮帮忙，回一复。我想，怎么回复你是知道的。”她说出这话时，给了我一个友好的信任的微笑。在我正要离开时，她突然让我把所有信封脱下来，让我拿走信的内容，却把信封留给了她。也许因为信封上有地址的缘故。
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将接触刘总的隐私。这天的工作就是专门处理这些隐私。它们都是一些求爱信。从信的内容上看，我知道了许多：第一，刘总是七年前离婚的单身女人，这是一个痛苦的年份，我也是在这年离婚的。不同的是，我离婚是因为前妻有外遇，她离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