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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璀仗着天子的靠山，并且立过大功，自然也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但是作为宦官，对宰相还是怀有畏惧的，承璀也只能通过皇上起作用。然而一般的关照请求，皇上始终没有松口，可一旦涉及到关键问题，宪宗能否坚持就是个未知数了。
其时的中心问题无外乎是：打击藩镇。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儿子病死。不出预料，其子成德副大使王承宗自命为“留后”。河北三镇早就开始自置所谓“副大使”，以嫡长子为之，父死则以子代领军务，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经过三年多的准备，宪宗开始想对河北有所动作，王士真之死正是个契机。
四月份的一天，皇上在紫辰便殿召重臣人阁议事，在场的还有吐谷承璀等一些宦官。
宪宗道：“朕欲乘王士真之死革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以朝廷之命委任成德节度使，若其不从，即兴师讨伐。卿等以为如何？”
裴垍非常慎重。
“陛下，”裴垍谈出他的想法：“淄青镇李纳跋扈不恭，其子李师道自命留后，陛下都予以同意；而王承宗祖父王武俊对国尚算有功，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违背情理，彼必不服，若再讨伐，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李师道自为留后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当时朝廷正对刘辟用兵，未暇分心，曾下诏答应李师道承袭父职。
殿前议论不下。皇上于是又问翰林学士们有何意见。
翰林学士李绛也是赞成抑制藩镇者之一。
“河北不遵朝廷声教，普天之下，谁不愤叹！”此话一出，皇上很高兴，但出乎意料的是，李绛却也反对立即动手：
“不过今日取之，恐怕不行。”李绛的智谋是朝中最出色的，他的话处处显示出深谋远虑：“一是成德自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近四十余年，人情习惯之下一旦易之，恐怕彼处上下都会不以为然；二是另外数镇与其同体，唇亡齿寒，必然会私相勾结。再说兴兵攻讨，征召邻近数道是在所难免之事，可他们哪里又会与朝廷真正协力！届时按兵逡巡，坐观胜负，而国家又要负担他们的劳费之资，岂非得不偿失！眼下江淮正有水灾，财政情况很不好，不是用兵之时。”
皇上沉吟不语。旁边的吐谷承璀却有自己的想法。
承璀伴君有年，晓得皇上炫耀圣威的心情很迫切。他仗着有禁军在手，觉得自己能从中大捞一票，还可以借机把朝官的势力打下去。主意一定，承璀便挺身而出，自请领兵讨伐王承宗。
宪宗尽管有点心动，但没有立即表态。
这个时候适宜不适宜进兵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目前绝对不能与河北开战，因为河北诸镇实际上已是一个互为联系的整体，成德、魏博、淄青甚至幽州往往相互依托，如果朝廷不能一战而捷，战线就必然会越拉越长，后果也就会像德宗时那样，天下疲弊，内外空虚，以致祸起萧墙，夷狄乘间，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元和之初平定蜀、夏、吴的成功也证明，只有先对弱小者动手，各个击破，才能对河北形成致命的打击力量。可惜的是，朝中似乎只有李绛、白居易深明这一点。
李绛坚持认为：河北与早先的刘辟、李锜不同，数镇内则胶固，外则势广，本质上都是想永保世袭，因而在这一点上更能形成统一联盟。朝中急躁之人劝图河北，实在是因前日之成功冲昏了头脑，绝非深谋远虑之言。
天子心里很窝囊：“照你这么说，眼看幽州刘济、魏博田季安亦有病朝夕不保，若一旦物故，岂非也要像成德一样付授其子，如此天下何时可平？！”
“陛下，”李绛语重心长：“太平之业，非一朝一夕所能致，请陛下三思。”
宪宗还是心有未甘，迟迟没有下达对王承宗的处理意见。
事有凑巧，就在这时，从淮西镇传来的消息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重，可能拖不了多久了。李绛一听，计上心来。
淮西节度使治蔡州，即现在的河南汝州，辖申、光、蔡诸州，故又称“蔡”或“申蔡”。在它的西面，南出襄州（湖北襄阳），北逼洛阳；东面，南跨淮水，北临汴州（河南开封），可以截断汉水、运河交通，地位十分重要。自德宗时的李希烈树起反旗之后，一直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罪己诏》颁布后，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惟李希烈反称皇帝，国号大楚，两年后的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其部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被命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将领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从此独霸淮西将近二十年。
淮西虽然地位重要，对朝廷有很大的威胁，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地处中原的腹地，面积狭小，四周全是忠于朝廷的势力，在一般情况下，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当年的李希烈之叛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李希烈在公元784年谋反时，他与河北的叛乱同伙很难作出任何战略上的协调，而且立即就引起了邻近地区军事力量和中央军队的包围，只是因为当时河北事重而让他钻了空子，占据了从汉水到汴渠的一大片领土，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才得以苟延残喘。
李绛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在得知吴少诚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给皇上秘密上了一本，建议放弃对王承宗用兵的计划，转向淮西。
这个计划极富战略眼光，如果能被皇上采纳的话，元和时代的成功或许可能要提早不少年。但是，好急的宪宗和心怀他意的吐谷承璀还是将整个有利的形势打乱了。
王承宗久不见朝廷表态，有些惶恐，赶紧上了好几份表状解释自命留后的原因。既然如此，皇上在八月份派京兆少尹裴武赴恒州宣慰。九月初一，裴武回朝复命，报告说：王承宗“受诏甚恭”。宪宗听报，便坚持按己愿办事，在任命王承宗为节度使的同时，将德、棣二州从成德镇划出，成立保信军，以王承宗女婿薛昌朝为节度使。但魏博的田季安不愿意朝廷就此开分割河北诸镇的先例，派人到承宗那里从中挑唆，王承宗遂派人在朝廷使节到达之前将薛昌朝囚禁了起来，想让朝命空悬。
这显然是对天子的挑衅，皇上命人晓谕承宗放回昌朝，但承宗拒不应命。十月份，宪宗不顾朝臣的强烈反对，以吐突承璀为统帅领神策军讨伐成德。同时诏命恒州四周各镇进兵征讨。
皇上开始任命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白居易首先上表称以宦官领兵万万不行，朝中谏官、御史也一致反对，可宪宗不听。第二天，数十位大臣又在延英殿力争，皇上这才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马使”衔，改处置等使为宣慰使，换汤不换药，承璀还是实际上的统帅。
皇上想不通，老觉得绕不过这个弯来，他对李绛说：
“卿等极言宦官侵害政事，谗毁忠良，他们哪里敢呢！就是此辈胆敢如此，朕亦不听。”言下之意，宦官绝对不敢放肆，不如尽量利用这一点。
李绛只有苦笑。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战事拉开。
幽州刘济与王承宗不无矛盾，在人劝说下，倒是接受了朝命出兵响应，亲率七万人出击，而淄青的李师道、魏博田季安只是攻掠了一二个县城就止兵不前。另外，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镇军也在承宗北面的定州会合，形成夹击。这几支部队开始都还有些战果，惟有吐突承璀的中央军威令不行，屡战屡败，军中大将郦定进阵亡。
过了不久，刘济攻乐寿城不下，河东范希朝、义武张茂昭又在新市被阻，承璀军全无胜绩，其本人又没有号召力，于是朝廷各路兵马在王承宗的顽强抵抗下失去了协调，三月份，战况不可避免地进入胶着状态。朝中的白居易坚请罢兵，未被接受。
此刻吴少诚果然病死，但既已对河北用兵，势必已经不能再讨淮西，天子只得任命其子吴少阳为留后。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是当时首倡讨伐承宗的方镇首领，其真正的用意不外乎是讨好天子和吐谷承璀而已，如今真的起兵，便逗留不进。一方面暗中与承宗通谋，另一方面派卫将王翊元入京上奏称：其他诸道兵与敌勾结，此际不宜进攻。搞得皇上困惑不已。
裴垍早就知道卢从史这个人十分阴险，此番更是怀疑，他悄悄地把王翊元召来，晓以大义，迫使他道出了真相。并又派他回部争取了军中大将乌重胤的支持，当王翊元再赶到京城时，裴垍觉得时机业已成熟，于是进宫请皇上下令将卢从史秘密逮捕归案。
宪宗听罢愕然，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早先的主战派竟是如此之辈。师出未捷，反谋又生，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裴垍着急万分：“卢从史狡滑贪狠，今日不除，后必为乱。”
皇上沉思良久，终于拿定了主意。
裴垍遂即开始部署，派人怀带密诏星夜赶赴承璀军营，并附上了一纸行动要略。
四月十五日夜里，承璀把卢从史骗来营中，在帐中擒下，立即用马车囚赴京城。从史的卫兵尚未省悟，就被承璀刀斧手所斩。乌重胤挡在卢从史的军营门口，叱回骚乱的士兵。囚车快马加鞭，在天明之前顺利出境。不久，卢从史被贬，昭义节度使易人。裴垍的这次行动使得朝廷成功地掌握了昭义这一大重镇。
但战事仍然不能进展，到了六月份还是久攻不下，各军疲弊不堪，供应也发生了问题。白居易再次上表请求罢兵，宪宗无法推诿，只得连续几日与翰林学士们往复商讨，大家的意见一致，都觉得已无法再战。
七月，王承宗遣使上表，说自己反叛实乃卢从史离间所致，请求给予自新。天子借了这个台阶，宣布赦免承宗，加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
此次用兵历时半年，共调各道兵二十余万人，耗军费七百余万缗，除了昭义镇外，一无所获。
舆论大哗。
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短暂的中兴（4）
四
朝中没有一个人不感到窝囊透顶。师出无功、耗费财物倒也罢了，重要的是朝廷的威望大损。王承宗还是得到了节钺，德棣二州依旧又归到了他的名下，相对于四年前平定刘辟、杨惠琳以及李锜的辉煌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可谁也不能把错误推到天子身上去，不管怎么说，皇上的决断虽然欠妥，但在道义上却绝对不错。于是，大家便把矛头指向吐谷承璀。
更令人无可容忍的是九月份，承璀从行营回朝，皇上居然复命他为左神策中尉，并加衔“左卫上将军”，一时间京中百官弹劾表奏，雪片似地递进。
裴垍奏道：“承璀首倡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陛下纵念其旧功不加杀戮，亦应贬黜以谢天下。”
李绛道：“陛下不责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
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说得更直接：吐谷承璀理应斩首！
皇上心里也有气，但他气的是那些力主罢兵，阻挠他扬威天下的朝官，而不是身边这位忠心耿耿为己出力的吐谷承璀。可战事毕竟失败了，压力之大也前所未有，身为天子是不能认错的，那也只有找一个替罪羊了。两天后，宪宗罢免了承璀的中尉职务，将他贬为军器使。这是内侍省的一个小官，对宦官来说也算得上是个不轻的处分了。朝野上下总算出了口恶气。
就在这天，克勤克劳的宰相裴垍积劳成疾，患中风症一病不起。皇上甚感震惊，不断派人问候病情。但是，裴垍这场病太重了，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天子闻之，叹惜不已。数天后，以太常卿权德舆人相与李藩共同主持朝政。
对宪宗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岁月，在这半年中，他遭受了第一次重大的挫折。不过，皇上并没有死心，在宫苑中独立寒秋，他时时把目光投向东方，那是他祖孙三代蒙受羞辱的地方，他无法把它彻底忘怀。
皇上变得十分好财。他对李绛解释说：
“眼下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又沦于异族之下，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重蓄聚。不然，朕宫中用度本极俭薄，多藏又有何用呢！”
这年的冬天在一片忧郁的气氛中很快地过去了，转眼又将是新的一年。人们都在等待着什么，总觉得从新天子即位以来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气象不能就此烟消云散。幸运的是，皇上也有同样的想法，到今天为止，他丝毫也没有认为他这位真命天子就无所作为了。有迹象表明，皇上也正在考虑着什么。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新春正月二十五日。朝中发布了一道诏令：征召远在淮南的李吉甫入京。
吉甫颇有点像当年的崔祐甫，在一个微妙而动荡的时机再任宰辅。在入京的路上，他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思考，觉得自己务求实效，力主强硬的政策并不错，尽管不久前的这场战事遭致失败，但这只是战术而并非整体战略的错误。对付藩镇的原则不可变，吉甫在淮南数年始终坚信这一点。吉甫更清楚地知道，一切不能流于空谈，重要的是实干和技术上的精益求精，他在淮南兴修水利，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数千顷，就是以实际的运作来为他的战略作准备。吉甫那种切合时政的务实精神，单从他为所修水利工程起的名字上即可略见一斑，“富人”、“固本”，这不仅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则，也是当前的急务，但所有这些急务的目的只有一个：打倒藩镇，恢复中央的集权。
然而他的几位好友不这样看。
同是宰相的李藩是其中之一。这位刚直的大臣总觉得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至少目前绝不应再兴兵戎。在这一点上，李藩显得过于懦弱而眼光短浅，吉甫对他很有意见。
二月，李藩坚持委任吴少阳为节度使，终于引起吉甫的强烈反对。
本来淮西的吴少诚死后，朝廷委任其子吴少阳为留后就是迫不得已之事，因为其时正对王承宗用兵，无法两线作战，只能出此下策。而进一步妥协以至于委命节度，就显得过分姑息了。对河北属于无奈，若对淮西亦如此，朝廷颜面置于何地？吉甫不徇私情，向皇上直率地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这一做法。
宪宗经他提醒，也觉得此举实属不当。
二月七日，李藩被改任太子詹事，罢卸相权。这次去职的表面理由是李藩为相成绩不著，所谓“夙夜之勤虽著，弼谐之效未孚”等等，但深一层的原因是皇上的斗志不死，他要以这种做法来表示自己对藩镇用兵的计划并未消歇。
吉甫殚精竭虑，为帝国的宏图大略一步步地做着准备。吉甫胆识超人、不惧鬼神是出了名的，淮南以至京师一带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此次入相，朝野内外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正是基于他的这种敢作敢为的声威而来。不过，人们还是没想到吉甫的气魄如此之大，他的第一个措施就让长安平地起了一个惊雷。
吉甫在入相不久即奏准天子，开始省官减俸。官多则务繁，员多则费广，在帝国政治中，官署、官吏的多寡往往是清明与否的标尺之一。本朝自玄宗皇帝以后，置吏不精，冗食日滋，“天下劳苦之人三而坐待衣食者七”，这是相当惊人的。无怪乎吉甫要大声疾呼了。
此次行动历时有数月之久，参加的人员有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以及李绛。共减省内外官员八百零八人，诸司以及流外吏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占帝国官吏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是吉甫头一年的最大善政，当然，如此大的政治措施必然也会引起利益被损害者的不满，这不足奇怪。所以，长安城中说吉甫闲话的人不少，有的说他勾结宦官，希图控制皇上的意志；有的说他与其他宰相不合，从而排斥异己；也有的人说他好结朋党，以谋私利等等。吉甫对此一不在意，他似乎无暇去顾及这些捕风捉影之事，罢朝归邸，吉甫总是在书房里研究历年收集的天下山川地形资料，翻阅古书，默默地在胸中算计着丘壤山川的攻守利害，筹划着扼制天下的方略。
人们的闲话只有一点说的不无道理，那就是除了李藩之外，裴垍、李绛的观点与他也有分歧。裴垍不幸病重不治，于这年的七月逝世，李绛在十一月出任宰相，开始与吉甫共理朝政。
李绛最讨厌吐谷承璀的专横霸道，他和吉甫不同，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言无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