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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让他统统推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战胜自己，否定自己。他怕否定之后让别人见笑，让别人说他田振军无能，说他无主见，说他像小孩儿过家家一样把电台当儿戏。
有些事，你只能回头看，却无法再回头。
通过这次“事故”的处理，使他彻底改变了对桑学文和方笑伟的看法。他觉得桑学文实在令人太失望了。无论是工作的责任性还是工作能力都比他期望的差，更使他无法容忍的是，桑学文对待错误的认识态度太暧昧了，暧昧得几乎到了暗示什么的程度。田振军最看不惯他的就是这一点，你当副手的，就应该明确地站在一把手一边，要维护一把手的尊严，支持一把手的工作，你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副手。
倒是方笑伟的态度令他非常满意，他不仅为他解了围，而且还明确的讲了对一把手负责的话。这使他听了非常舒服，从而也改变了他对方笑伟的看法，认为他也并非像别人所说的那么可怕，那么阴险。由此，他便认为，在人的认识和使用上，绝不能让别人的思维来左右自己，应该靠自己的心去认识去发现，这样也许更可靠。
田振军正静静地梳理着这些杂乱的思路时，没想到公安局长王金成却敲门而至。
王金成说：“我还以为金屋藏娇哩，结果就你一个人？”
田振军笑着说：“我哪有那样的福气？”
王金成巡逡了办公室一眼，说：“不错，不错。有这样的办公室环境，没有小秘相陪也挺不错的。”
田振军说：“还不是托你老战友的福，否则我能坐到这里？”
王金成一挥手说：“打住打住！咱哥俩谁是谁呀，你要是说这样的话就见外了。”
田振军拿着冷饮，一边启盖一边说：“感激的话我也不说了，以后要是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尽管说。”
王金成说：“我这次来还真的是来求你帮忙的。”
田振军说：“你把那个‘求’字省略了多好听。”
王金成就笑着接过冷饮说：“那就不求你了，听说你们电台又添了二十五名指标，到时候你可得给我留下两个。”
田振军说：“你真是狮子大开口，一开口就是两个，不知你说的这两个有没有文凭，要是有文凭倒也好说，没有文凭就有点为难我了。”
王金成诡秘地一笑说：“不瞒你说，一个是白副市长的外甥丫头，一个是我的亲戚，也是个小丫头。至于文凭嘛，不存在啥问题，你说你们需要啥文凭，就让她们有啥文凭。”
田振军说：“我一听就清楚，要搞假的？”
王金成说：“不是假的难道是真的？现在这个社会，真的还有多少？官场中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年龄是改的，头发是染的，文凭是买的。如今混迹在官场中的人，有几个人的文凭是真的？”
田振军说：“好了好了，你公安局长都这么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还让普通老百姓活不活啦？说正事，电台是被批了三十个编制，新增加了二十名指标，但人员怎么录用，现在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方案，到时候可能会组织统考，你得让她们有个思想准备。”
王金成说：“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过分复杂了，怎么操作是你的事，但主动权必须始终掌握在你的手里。”
田振军点了点头说：“这你放心，再怎么着，我也要把你的这两个人安排了。不过，老战友，我向你问句真心话，这两个，到底是啥文凭？你估计让她们当记者行不行？”
王金成说：“白副市长的外甥是个高中毕业生，我的亲戚是个中专生。真实的文凭倒不怎么高，但这两个丫头倒是蛮机灵的，人也长得俊气，估计锻炼锻炼当个记者编辑什么的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干脆让她们搞广告去，事在人为嘛。”
田振军说：“这些都好说，只要人进来了，我自会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让她们干。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还得让她们有个说得过去的文凭，最好是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
王金成说：“好说好说，这些都不存在问题。”
送走王金成，田振军的心里一阵阵失落。他原打算要在这二十五名聘用工中先择优录用一批，然后再适当的招一些聘用工，试用一个阶段后，再优胜劣汰，这样就会使那些真正有才干而人品好的人走上记者岗位。然而，还没等他的这种愿望形成决议，就被他的老战友轻而易举的击垮了。他不由得对他的理想的坍塌而伤痛，也为理想的脆弱而惋惜。是的，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个人的理想，个人的坚守，在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的冲击之下，不得不节节退让，否则，你就无法同社会融为一体，你就无法坚守住你的岗位。有时，岗位与信念是极其矛盾的，你守住了信念，也许就永远的带着你的信念离开了岗位，你要守住岗位，也许就得放弃你的信念。
在这两者的选择中，他几乎不假思索的就选择了后者。他无法拒绝王金成，也无法拒绝白副市长。他十分清楚，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他坐到了电台一把手的位置上，倘若你要同他们讲什么党性，讲什么原则，除非你放弃了他们曾经给于你的，否则，你就没有资格。
现在，他终于妥胁了，他把他本该排斥的东西痛快的答应了，痛快的接受了之后，他才觉得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操作，是瞒着电台的其他领导，由他一个人来敲定这二十五个人选？还是把权力下放到方笑伟的手中，让他按着他的意图去操办？显然，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前者，有可能要冒风险，搞不好就会后院起火，自己把自己搭进去；后者，有可能会受柄于人，永远被对方抓住了你的短处。
他很想探一探方笑伟的态度，看他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这样想着的时候，就由不得拨通了方笑伟的电话，让他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
二十七
自从调频台的编制下来之后，方笑伟的电话陡然增多了，上他家拜访他的亲友也陡然多了起来。无论是电话还是亲友拜访，目的都是共同的，就是想通过方笑伟在调频台安排人。并且，还向方笑伟暗暗承诺，事情办成了，一定不会亏待他的。期间，还有个搞建筑的左老板，方只与他彼此认识，却从未打过交道，这次他也求上门来，直接给方笑伟送来了五万元的现款，说自己的孩子刚刚大专毕业，想进都市调频台。他说别的部门想安排也能安排进去，主要是他的孩子太爱记者这个职业了，他只好厚着脸皮来拜访方台长。方笑伟自然不敢收这五万元现款。现在“八”字还没一撇，收了人家的礼岂不是自找残废？可是，这位姓左的老板死活不肯将钱带回，他说就算是押金，我先押到你这里总行吧。你需要请客送礼，你尽管的花去，花完了，事情能办成固然好，办不成我也不怨你，剩下多少你再给我退多少不就得了？
面对这种貌视憨厚老实，实则狡黠无比的农民企业家，方笑伟真不知该怎么办？但那五万元钱，却实实在在的诱人，面对这样的诱惑，他无法硬起来，他怕他太硬了，失去了这一财路。如果让他把钱留下，又觉得烫手。他好说歹说，答应为他办事，说办成了再收他的礼。左老板这才收起钱。
凡此种种，方笑伟完全可以理解。近年来，市上没有一个像样的企业招过工，大中专生一茬一茬的毕业了，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待业大军，家长和待业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就业问题几乎成了全国各个城市的普遍矛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调频台要增编二十五名编制，这无疑成了银都待业大军的热门话题，每一个个体化的分子都在最大限制的调动着自己的能量，调动着各自的社会关系，想使自己的孩子能成为这二十五个名额中的一员。
这就形成了一种不规则的竞争，竞争者已不再是待业者之间的竞争，而是待业者的家庭实力之间的竞争。有的家长曾经算了一个账，如果投资三、五万能为孩子解决一个好单位、好工作也值，工作三、五年就可以把投资款收回，三、五年之后的所得就等于是纯利润了，一辈子工作四十年，年年有收入，老了退休了，照样还有保障，这比投资做生意的保障系数大得多。正因为有这么多的聪明的家长又会算这么聪明的账，才使当权者越来越放弃了用人的标准，使我们这个国家机构中的人员素质越来越低。
方笑伟虽说没有参与过这样的竞争抑或是交换，但个中的原由却了若指掌。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也要把这个用人的权力争到手。
现在，一切障碍都被他一一排除了，胡扬被排除了，桑学文也被排除了，田振军已经到了无法不依赖他的地步。由此他想，如果田振军能将调频台的权力统统交于我，倒也罢了，倘若他还在犹犹豫豫，必要时，可以将他一军，明确的告诉他，如果你还不信任我，我只能说我们没有缘，我可以主动让贤，你好用你信任的人。
当然，这样的摊牌，只能排列为下下策。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时，他绝不可亮出此牌的。
这是方笑伟的一个习惯，每要策划一件大事，或者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总要在脑海里反复的酝酿、酬谋，不仅要拿出两套以上的方案，而且，每一套方案都要分解成若干个递进的层次，然后择优来实施。他很想尽快地与田振军进行一次和谐的沟通，想尽快地把调频台的新班子成立了，然后再按他的意愿物色人。他觉得桃子熟了，该摘的时候就必须摘，你不摘，别人就会算计。然而，他为了使他的成功系数更大一些，他要以静制动，要以守为攻，要沉住气，尽量地表现出一种冷静，迫使田振军来找他，这样，他就占了主动权，他就好按他的计划牵着田振军的鼻子跟他走。
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他接到田振军的电话后，大大的饮了一口茶水，然后就将案头上的一包黑兰州香烟装在了口袋里，才向田振军的办公室走去。
果不其然，田振军终于向他讲出了他所期盼的。
他略作沉思，才说：“我觉得应该尽快的把调频台的新班子组建起来。你没来之前，调频台由我负责筹建和统管，胡扬具体负责日常事务。现在你上任了，调频台的编制也批下来了，应该明确责任，也好调动基层的工作积极性。”他说到这里，有意的停了一下，他看到田振军点了点头。按日常的经验，点头就是表示赞同。方笑伟想，只要他表示赞同，今天就可以把人选敲定下来，也可以给马洁一个满意的答复了。在之前，马洁的枕头风几乎吹得他耳朵快起老茧了，但是，他还必须忍耐着，因为他在享受着她的身体，享受着她提供于他的种种女性的温柔，抑或是她的各种表演性的服务，他没有理由不让她说，更没有理由朝她发火。尽管这种枕头风在关键时刻吹来的时候，会极大的败坏他的兴致，甚至会使他感到愤怒，但是，当这种愤怒和着那个时段的快感刹那间消失殆尽之后，复归平静的他觉得她的要求并没有什么过份的地方，不就是调频台的副台长嘛，不就是在关键时刻提说两句嘛，这有啥不能容忍的。这样想开的时候，他便像哄小孩似的哄着她说，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保证给你操作成功就是了。有时，他也逗着她玩儿，问她怎么向田振军下钩的？她就笑打着他说难听死了，什么叫下钩，不就是按你的意思请他吃了一顿饭吗？末了方笑伟说，他是不是对你有了那种意思？马洁说有也是有贼心没贼胆。方笑伟的心里就好一阵不平顺，他知道男人一旦有了贼心就不好了，有了贼心，那贼胆也会慢慢大起来的。由此他便断定马洁的障碍是排除了，隐患便也从此埋下了。
此刻，当他刹那间想起这些时，心头倏然间滑过一缕不快，很快的他又恢复了常态。接着他又说了第二点。他说：“至于那二十五名正式职工考评调转问题，我觉得应该交给调频台决定，因为它作为一级法人，作为一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独立运营的单位，它完全有独立的用人权、经营权。电台在宏观上加以管理、监督，但不必要参与其中。
方笑伟看到田振军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便想他可能不同意。
田振军听完便想，你方笑伟想得倒美，你把这二十五个用人权统统霸占了去，我这个一把手怎么办？我给王金成答应下来的事儿怎么办？于是说：“先一项一项的议一议怎么样？先把班子成员敲定下来，别的事以后再说。”
方笑伟一听就明白，他是想控制那二十五个人的人事权，心里虽然不快，但还是打着哈哈说：“行，这样也好。你是班长，这个意见应该是以你为主，你先拿吧。”
田振军笑了一下，觉得心里很舒服，只要你承认是以我为主就行，至于谁先拿意见倒成了其次，就说：“你对台上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先说吧。”
方笑伟想既然你让我说我就说：“我看马洁倒是个人选。这个同志工作能力、业务能力都比较强，最大的优点是能广泛团结，顾全大局，尊重领导。我觉得她比较适合，提上来让她干去算了。
田振军点了点头说：“把马洁提上来我也同意，她担副台长，那么，台长让谁干？是你兼任还是让胡扬干？”其实，田振军对这件事儿也拿不准。曾征求过大家的意见，都说胡扬是个干事业的人，尤其像调频台这样自收自支的单位，就得放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况且，调频台本来就他一手创办的，他当台长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自从那次谈话之后，他对胡扬这种顶撞上级的做法又非常反感。再说，方笑伟也想兼台长，如果让胡扬当了台长，势必会得罪方笑伟。他只好把球踢给方笑伟，看他如何反映。
方笑伟在之前早就给胡扬琢磨了一个去处。他很清楚，自从田振军找胡扬做思想工作谈崩之后，田振军对此人就失去了兴趣，只要他稍加运作，或者从中挑拨上几句，就会把他轻而易举的推出调频台。这时候，他就觉得机会到了，便不紧不慢的说：“这个人，说能力吧，也有些，说工作魄力吧，也还行。应该说，让他当调频台的台长不存在什么问题。可就是毛病有些多，好自以为是，过去是，现在也是。他根本不把领导放在眼里，对我是这样，我看对你也不够尊重。像这样的同志，我们怎么敢用呀？”
田振军也是这么想的，便有点不谋而合的笑着说：“调频台不用他，还得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
方笑伟说：“其实，我们过去就议过，想设立一个信访部。群众来信来访的很多，搞得楼上乱糟糟的，有一个部室专门负责接待，这样会更好些。我觉得我们就设立个信访部，让胡扬当信访部的主任算了。”
田振军想了想，才慢慢的点着头说：“这样安排也可以，就怕他不愿意接受？”
方笑伟说：“他有什么不愿意的？等党组会决定后下个文儿，他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也犯不着再找他谈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内这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难道他不懂？”
田振军笑了一下，觉得方笑伟果真是个人物。就说：“那你就把调频台的台长兼任上吧！你看怎样？”
方笑伟的心里格登了一下便说：“要是你信任我，我就暂时兼上算了，等以后调频台发展壮大了，看谁适合就交给谁。”
田振军说：“我肯定信任你，不信任你让我去信任谁呀？你兼上也免得我提心吊胆的老是怕出问题。”
方笑伟高兴的说：“好，田台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让你放心，让你满意。”刚“沙”地一下要笑时猛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笑出这种声音来，随之便改成了哈哈的笑声。
二十八
胡扬在乡下一呆就呆了四、五个月，实在着急得有些呆不下去了，他向往城市的生活，向往朋友们之间的友谊，更向往与谢婷婷相恋时的快乐。
这天，他搭了一辆市化总厂送化肥去的大货车，返回到银都就急不可奈的给谢婷婷打了一个传呼。
这一天，正好是休息日，在家洗衣的谢婷婷收到传呼后立即就给胡扬回了过来。谢婷婷说：“你在哪里？是不是回来啦？”
胡扬说：“我刚到家，我一回来就呼你，你还好吗？”
谢婷婷一听这亲切的问候，不知怎地，鼻子就由不得发起酸来，要不是她妈妈在家，她说不准就会掉下泪来。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在她面对强大的竞争和挑战时，她是那样的坚韧不屈，当她面对自己的亲人或是相爱的人时，又是那般的脆弱。即便是在外面受了一点点委屈，她也觉得委屈的不得了，就好比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孩，她跟小朋友捉迷藏吃了亏，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当她的家长一旦此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就突然感到十分的委屈，就会不由自主地“哇”地一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