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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信当地的回教，还推崇并信奉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到了19世纪下半叶，开封的犹太人就已被完全同化了。这在犹太民族的上，恐怕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中华民族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同化力呢？其原因何在？要破解这一复杂的密码，远非本文所能承担。在分析汉人同化异族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那就是汉中的某些因子与人类的深层本性颇为吻合。比如所有民族都不畏强权，但能接受因势利导；比如人们信仰彼岸，但更多的还是关注此岸、讲究实际、向往世俗；比如对稳定舒适、安逸享受的生活总是趋之若鹜，而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正具有这样的特性，在汉唐时，不少外族人（包括那些波斯商人），他们一到洛阳、长安，就“乐不思蜀”，不想回去而长期安居了；比如认同感，不因异族而遭受岐视，不以种族为划分等级的标准，等等等等。
于是，汉民族也就在千百年来的同化异族过程中变得格外独尊，总是以天朝的身份倨傲地俯视那些弱小野蛮民族，并凝聚成了一种优越的民族心理定势，自以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古老、最为先进、无可超越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文明。乃至到了近代，在中华民族的上出现了一种相当奇怪的反常现象——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顽冥不化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难道说汉族传统就只能同化别人，却容不得其他先进改造、同化自己吗？
全世界延续、发展至今的民族，大约还有两千多个，大到近十亿民众，小的只有几百、几十人口。现代所有民族，不论大小，不分强弱，他们都有自己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都有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地方，都为人类的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民族间的交流与交往必然更加密切与频繁，冲突与融合自不可免。然而，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所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同化。美国人种学教授哈顿曾经说过：“现代，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属于一个纯正的人种，即属于一个本源、一个种。因为在文明世界中，所有的人种互相掺合。这种掺杂与混合是自古以来各人种之间的旅行、贸易和侵略关系的一种表现。”
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是人类整体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政策，正是一种顺应潮流与发展趋势的伟大改革。撇开道德层面的善恶判断与功利性的成败得失不论，至少他那认同先进的自觉之举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可贵的榜样。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 一
提起唐太宗李世民，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中华民族多灾多难，难得有几个值得后人称道的繁华盛世。排得上号的，也就汉朝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明太祖之治，清康熙、雍正、乾隆之治等少数几个所谓的“治世”，其中尤以贞观之治为最，可谓封建盛世之极。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与基础，才有唐朝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繁荣兴旺、博大恢弘与显赫声威。唐朝，无疑是中国上最令人陶醉神往、骄傲自豪、回肠荡气的伟大盛世，没有哪个王朝可以与之比肩；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中国古代最英明的皇帝，为儒学士人视为理想化的帝王楷模，在上被长期称颂，还没有哪位君王能够超出其右。
其实，李世民并非唐朝的开国皇帝，而是第二代君主。按照中国古代封建宗法长子世袭制的传统，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从唐高祖李渊手中接过权力的魔杖。窦氏皇后生有四子，李世民排行第二，老三李元霸早夭，他与兄长李建成及小弟李元吉都是反隋建唐的有功之臣与重要人物。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五月，李渊在太原起兵，仅只一年时间就在长安建唐称帝。李渊做了皇帝，长子李建成便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作为二子的李世民，除了被父兄视为忠诚可靠、南征北讨的“马前卒”外，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不敢存有半点非分之想。
然而，他最终还是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是时代为他提供了攫取权力的机遇与土壤，是卓越的才能与雄厚的实力为他奠定了称帝的基础，是人心深处那不可遏制的贪欲与兽性迫使他做出了杀兄灭弟的虎狼之举，是封建专制那不可避免的痼疾导演了一场似曾相识的夺嫡悲剧……
隋炀帝的残酷暴政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政权统治，如秋风横扫落叶般地荡涤着隋朝的污泥浊水。战争，在将隋帝国推向毁灭深渊的同时，也将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搅得喧嚣沸腾——天下失鹿，人人得而逐之。
李渊当时为隋朝太原郡留守，与隋炀帝为表兄弟关系，算得上一名皇亲国戚，也曾为隋炀帝效命，残酷地镇压过甄翟儿的农民起义军。而一直随侍在父亲身边的李世民正是在围剿农民军的战斗中显露峥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李渊身陷敌阵、难以脱身的危急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顿时军心大振，步骑配合直捣敌阵。正是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李世民不仅救出了父亲，还以少胜多，一战而定，消灭了甄翟儿义军。
李渊父子虽然镇压了太原农民军，却无法阻止、也改变不了已成燎原之势的全国农民大起义。而各地的隋朝政府官员也乘机纷纷起兵，建立封建割据政权。面对大厦将倾的局势及隋炀帝的猜疑，李渊父子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
一次，李世民对父亲说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是的，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唯有铤而走险，庶几可以闯出一条生命通道。李渊早就有心举事，面对儿子的试探与婉劝，却表现出一副不动声色、老谋深算的样子。对此，王夫子在《读通鉴论？唐高祖》中写道：
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
秦王即李世民，乃李渊入据长安为唐王后所封。太原起兵时，长子李建成与四子李元吉均携李氏家族寄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最亲密的人选中只二子李世民跟在身边。尽管起兵的决定权在太原留守李渊手中，但李世民也是一名主要决策者，并做了大量的联络组织工作，功不可没。
李渊于公元617年5月起兵，当年11月便占领了长安。为掩人耳目，李渊韬光养晦、潜隐锋芒，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另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自己则“为假黄钺、持使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上演了一出自魏晋以来权臣篡位、改朝换代的“禅让”把戏。
第二年3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缢杀身亡。李渊再也没有必要打着“尊隋”的幌子，干脆一脚踢开杨侑，于5月在太极殿登基，改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仍以长安为都。
李渊由一个不甚起眼的太原留守起兵反隋，仅只短短的一年时间，就一跃而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大事件在年仅二十二岁的李世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很难说李世民后来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没有从中受到激励与启发。
唐王朝的大幕经由李渊父子的努力已然拉开，然而，这出戏剧能否继续上演走向高潮归于圆满，还是一个未知之数。李渊利用隋末农民起义的声势壮大自己的力量，乘机占据长安建立唐朝时，还只控制了关中与河东等地盘。唐朝周围，存在着好几支势力强大的武装势力。鹿死谁手，谁也无法逆料。况且，一旦称王建国，目标就大了，自然会“招风惹眼”，引来一些有形无形、明枪暗箭的攻击，将自己推入漩涡的中心。已然称帝的李渊不可能从激流中抽身而退，只有通过战争扫平群雄、一统天下，从而达到坐稳皇位的目的。然而，一旦坐上龙椅，就不得不摆出一副俨乎其然的皇帝派头，如果不是决定性的战役，自然不便亲自出征；而太子李建成作为名正言顺的皇帝继承人，其安全也受到格外的照顾与保护，行迹一般限于都城之内；于是，领兵打仗、南征北讨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李世民身上。
扩大地盘，征服群雄，统一中国，不仅依靠实力，更需要勇气、雄心、智慧与谋略。李世民借鉴秦、汉夺取天下的战争经验，确立了“关中本位”的战略方针，首先与占据陇右的劲敌薛举、薛仁杲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搏斗。
李世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兼并了薛举、薛仁杲的陇右精锐骑兵。骑兵速度快，灵活性强，杀伤力大，是冷兵器时代最为强大的先进兵种，在战争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李世民深知骑兵之重要，也善用骑兵，在太原镇压农民起义军甄翟儿时就初露锋芒。收编陇右精锐，是李世民军事力量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将骑兵作为主力刻意培养、训练，使之成为一支“咸愿效死”、与关东群雄争夺天下的主要力量。正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李世民常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率领骑兵自敌阵背后出其不意地予以反击，在天下群雄中占据明显的优势脱颖而出。
平定陇右，唐王朝有了一块安定的后方与大本营——关中平原；接着又北上太原，进军河东，消灭了乘机“南向以争天下”的刘武周、宋金刚，彻底扫除内庭之患；然后，李世民效嬴政、刘邦之举，挟秦汉之威，俯视东下，挺进中原。
李世民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四次重大战役，用了七年时间，出生入死，逐一翦灭了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等天下群雄，功勋卓著。唐高祖李渊“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而“特降殊礼”，为他专门建造了一座“宏义宫”以示褒奖。
李世民以一名叱咤风云的唐朝开国军事统帅初登舞台，他那杰出的军事才华在统一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几乎无往而不胜。据《资治通鉴》所载，他在总结战略战术经验时曾不无自矜地说道：
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然而，军事并非李世民的最终目的之所在。李世民的真正成功与历代传颂，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靠战争起家，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战争，不过是他磨炼、锻铸自己的一种方式与过程而已；只有通过战争，他才有可能登上权力的峰巅。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 二
如果说李世民自李渊登基之始，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争权夺利妄想爬上皇帝宝座，那可真有点冤枉了他。是不断发展的形势、环境与现实迫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反击，导演了一出唐朝上最富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
如果没有李渊在群雄割据、天下纷争、局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匆匆称帝，也许就不会出现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一枝独秀”的局面。李渊登基为皇，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特殊身份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受到某种束缚与制约，个人才能难以充分施展。这才有了李世民在荡平群雄中出现在中华大地上那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英姿勃勃的动人身影。他在长达七年之久的统一战争中，获得了无人匹及的军事业绩与政治声望，拥有一支能征善战、效忠个人的强大私人武装及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形成了足与李建成为首的太子东宫集团抗衡的秦王府集团。
然而，太子李建成也非等闲之辈，并不是像某些史料记载的那样“荒色嗜酒，畋猎无度”，而是有着相当出色的治军与治国才能。太原起兵时，他虽然远在河东没有参与密谋组织，但很快就在李渊的“密召”下以左领军大都督的身份参加了建唐斗争，并在合围长安的战斗中立下头功。立为太子后，不便轻出，也就远离冲锋陷阵的战争前线而入住东宫，学习当一名皇帝必备的各种礼仪及驭臣治国之术。论个人功绩，他自然居于李世民之下；若论才华，两人孰高孰低，实难分伯仲。
也许，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确实没有篡夺太子之位的野心，或者说强大的敌人与严酷的现实使他无暇顾及，但他在战争中的日益壮大及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却在事实上侵害了太子李建成的利益，并对他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潜在威胁。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地位仅次于太子；他设置了庞大的官僚机构，网罗私人亲信；又以设“文学馆”收罗文学士为名，网罗政治人才……就连父亲李渊也对此颇为不满地说道：“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也就难怪身受威胁的太子李建成戒备警惕、枕戈以待了。在这场唐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中，优势明显倾向于太子李建成一方。
唐高祖李渊对李世民的才能与功绩自然爱护有加，但对他那日渐强盛的政治势力却不无担忧，李渊可不想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子相互内讧拼杀。因此，他对李世民怀着一股深重的戒心，在一些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总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至于小弟齐王李元吉，他与李世民并无隔阂，且势力弱小，难以形成独立于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之外的第四股政治势力。但从个人利益与前途出发，李元吉以“一边倒”的态度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名正言顺的太子李建成一方，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明确劝说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并自告奋勇地表示“当为兄刃之”。
一场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斗争迫在眉睫、势不可免。
李世民力量虽然强大，但面对父亲、兄长、弟弟的多方联合，不免势单力薄。况且，他的内心深处，也一直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困扰与冲突之中。儒家经过董仲舒的高抬与独尊之后，那一套经义与学说早已积淀在国民的遗传基因之中，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那欲壑难填的人心底里，只要具备实力，机会来临，谁个不想获取皇位？然而，李世民一时间又难以挣脱儒家纲常伦理的束缚。父亲是高高在上的开国皇帝，兄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有着儿子与弟弟身份的李世民若是觊觎皇位，哪怕想想都是罪过。当初南征北讨，想着的只是如何打赢战争，荡平群雄。他在不断取得的胜利中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实力、威望与资本，“树大招风”，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真的不想危及父兄与他们争权夺利，但是，他能退回到太原起兵之前的那个年轻单纯的李世民吗？即使抽身引退，可他手下的部众——那些既得利益者也不会答应。
那么，就保持现状好啦！可现实与发展也不允许，当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一旦将他视为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后，即使他没有半点行动，也难以立身保命。
李建成曾多次请求李渊诛杀李世民，理由是“谋反”。李渊一因秦王有平定四海之功，二则难舍父子之情，也就未加理睬；利用父亲不成，李建成就以宴请为名，直接在酒菜中下药，或许李世民心存戒备，才中毒不深，没有危及生命；多次下手不成，李建成就私自招募两千骁勇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又从幽州招来三百突厥兵藏在东宫随时应变。一般而言，京城除了皇帝的御林军外，是不容许其他军事力量存在的。李渊虽然知道太子招募部众是为了对付李世民，可他本人的皇位也明显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对李建成大骂一通。李建成见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向父亲下手，武装夺权。结果事情败露，李建成不得不委曲求全，带十余随从向李渊谢罪。李渊虽然将李建成扣留幕下，但终难改变“立嫡以长”的封建传统，只得下决心出面调解李世民、李建兄弟俩的矛盾。
经过一番斡旋，表面看来，兄弟相煎似有所缓和，但内里却奔腾着更为汹涌的波涛。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唯有通过流血政变方能达到彻底解决。
李世民手下虽有一班得力干将，但他在长安能够直接调动、控制的军队远比李建成、李元吉要少；加之李渊倾向太子，稍有不慎，李世民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他的夺嫡行为又属大逆不道之举，计划一旦泄露，将处于人皆讨之的不利地位。因此，李世民只有计划周密、主动进击、一战而胜，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