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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得知此事，也万分气恼：“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氏，情不可恕。”
正是以此为起点，朱元璋对部下产生了严重的猜疑心理，密切监视他们的言行举止。后来制定严格的军卫法及大肆杀戮功臣，若追根溯源的话，似乎都与此事有关。
张士诚、方国珍一灭，朱元璋马不停蹄，又平定了福建两广。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北伐中原。
此时的朱元璋已远非昔日可比，十多年的战斗生活与艰苦磨炼已将他培养成一名既胆大又细心，既重视局部又能宏观总揽的军事、政治统帅。元军已在红巾军的打击与内部间的明争暗斗中元气大丧，元朝已如一座被蛀空梁柱的大厦，只消稍稍一推，就会轰然坍塌。尽管如此，朱元璋并未掉以轻心，而是周密策划，制定出一套进可以攻可以守、既严谨又明确的北伐方略：
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郡；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
从上可见，朱元璋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渐扩大战果。他对中国军事地理形势的准确分析及成竹在胸的战略意图，远非元末其他草莽军阀可比。即使不能稳操胜券，也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见朱元璋的成功并非偶然，其中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因素。
北伐军按既定的战略方针而行，所到之处，元军不逃即降，真可谓势如破竹。
当各地守将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向大都之时，元军内部正值内讧，你争我斗，打得不可开交。北伐军占山东、下河南，抓住有利战机，一鼓作气，直指元朝都城大都。
元顺帝担心重蹈宋朝徽、钦二帝被俘的覆辙，于深夜率太子、后妃仓皇出逃，经过居庸关，奔向他们的发迹之地——茫茫草原中的上都。
北伐之战于朱元璋来说，似乎打得轻而易举，游刃有余，远没有鄱阳湖大战之激烈。除了唯一的一次前往汴梁大会诸将研究新的战局外，也不必他亲临前线坐镇指挥。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北伐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在征虏大将军徐达等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大都。以此为标志，历时九十八年（一说一百一十八年）的元朝统治正式宣告终结，退出了中国的舞台。
朱元璋之所以在后世经常受到人们的称颂，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是一位抗元民族英雄。是他领导的农民军彻底打垮了蒙古军队，推翻了强加于中原人民头上的元朝统治，结束了饱受欺凌的百年屈辱。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五
中国古代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之后，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欧洲农民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如中国，但也十分频繁，对封建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起义者却很少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他们恨透了封建贵族，起义的目的就是消灭他们，取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而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心中，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倒皇帝、消灭皇帝，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登上权力的峰巅。“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便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及主流思想。因此，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高高在上的是所谓的“真龙天子”——皇帝，下面的官僚机构一仍其旧。所不同的是经过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扫荡，贪官污吏、恶霸地主被清除殆尽，新朝的开国皇帝较为英明，朝廷官僚较为清廉，地主剥削较为轻缓。而时间一长，污垢积累，统治会渐趋黑暗，又得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展“清污”工作。中国古代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无所谓向前，也没有什么落后，正如黑格尔所概括的中华帝国属于“停滞的帝国”。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以他的农民意识而言，不仅不能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所不同的，那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获得了成功，坐上了皇位。
以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朱元璋的农民军，也会有另一支取而代之，达到推翻蒙古元朝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专制集权。权力是一剂神奇的魔药，一旦服用，就会染上毒瘾、自我膨胀、异化变态，而没有制约的权力更是如此。一个曾以填饱肚皮为志向的穷汉，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心头的狂喜与留恋可想而知。而他的权力又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当然害怕有人从他手中夺走。因此，他不得处心积虑地为稳固自己的权力而耗尽心血，乃至“奋斗终生”。
除开皇帝，天下要数宰相（或称丞相）权力最大，赵高可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权势炙手到天下侧目、“指鹿为马”的地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是对宰相地位及权力的高度概括。不少皇帝担心宰相分权，都曾对其权限做过一定的限制。
上曾有过三次皇权与相权的较量：
第一次是汉武帝时。皇帝刘彻一改过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传统，让仅有儒生资格的公孙弘为相。如此一来，宰相对皇帝不仅再无居功之傲，反而对皇帝知恩图报；
第二次是隋唐之时。将丞相之职分为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
第三次是明朝。朱元璋为了实行绝对的专制集权与皇帝的一元化领导，他索性借故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职位。并严令规定，谁要再提设立宰相之议，就砍掉谁的脑袋。宰相不再，其职由皇帝兼理，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朱元璋成为中国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与赵匡胤的“皇袍加身”那种玩弄政治权术的夺权方式不同，朱元璋的统治是经过血与火的战斗夺得的。因此，他的巩固方式也与赵匡胤大相径庭。赵匡胤集权以绵里藏针之柔为主，而朱元璋则是以威猛治国，甚至不惜在和平时期祭起杀人的屠刀。
他觉得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太过柔弱，对大臣们有什么价钱可讲的？莫说权力，就是他们的性命也在皇帝手中，根本没有必要“婆婆妈妈”，索性将那些开国员勋一个个处死，就会免去很多烦恼，也没有半点后顾之忧了。
他最先开刀的，就是那个为他秘密沉舟溺死小明王韩林儿的大将廖永忠。杀害小明王，本是朱元璋心中一个最大的忌讳与隐秘，而作为武将的廖永忠却不懂半点谋略，竟愚蠢地以此向朱元璋邀功请赏。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给他安上一个偷用龙凤衣服的不法罪名，突然降旨杀掉。
廖永忠一死，朱元璋的杀戒一开，元勋们可就接二连三地大倒其霉了。也许是觉得杀一个两个并不过瘾，朱元璋干脆大兴党狱，进行集体大屠杀，最著名的有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等。
宰相胡唯庸精明强干，在某些方面远胜朱元璋。而部下超过自己，是专制的一大忌讳。部下比自己强，其个人统治、声誉、威望都受到严厉挑战，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朱元璋一再隐忍，终于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以擅权枉法之罪将胡唯庸杀掉，并屠灭三族。他也因此而“理直气壮”地为皇权与相权之争画上了句号，废除了具有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
此后，只要谁稍不顺眼，朱元璋就将他罗列进胡唯庸案之中，说成是同党分子，然后毫不留情地处死。一大批朝廷官员、贵族地主被处死，发展到后来，就连七十多岁的开国元老李善长（正是他激发了朱元璋心中潜藏着的帝王欲望，这才有了一个明确而远大的目标志向）也不放过。
胡唯庸一案，牵涉其中被处死的多达两万余人。所杀多为文臣，因为当时全国并未完全统一，他还需要武将为他效命沙场，也就暂时对他们网开一面。随着统一大业的日趋完成，朱元璋屠杀武将的计划也就列入了他的日程安排。
第二次大规模地屠杀活动是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
蓝玉战功卓著，可朱元璋并不念及他的功劳，接到谋反密报，立即将其处死、灭族。又采取株连蔓引的方式，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将牵涉此案的功臣及其家族一万五千多人杀害。
即使在胡蓝两案中侥幸“漏网”的有功之臣，朱元璋也要寻找机会与借口一一处死。
享有“明朝开国功臣第一”之誉的徐达背上突然生了一个痈，正当病情见好时，突然接到朱元璋的“皇上赐膳”。徐达打开一看，却是一只蒸鹅。医生曾再三吩咐过，此病禁吃蒸鹅。既为皇上所赐，徐达不得不含泪吃下。后果不言自明，不几天，他就病重而亡。
朱元璋还毒死了开国元勋刘基，绞死曾为宰相之一的汪广洋，将平定广东的朱亮祖父子、儿时小伙伴江夏侯周德兴一一处死……
只要心怀疑忌，稍有不满，朱元璋唯一的处治方式就是杀。他几乎杀红了眼，就连自己的亲侄李文忠也不放过。
朱元璋利用几次党狱，前后一共诛杀大臣四万五千多人，将骁勇之将、有功之臣几乎杀了个一干二净。
一次，心地较为仁慈的皇太子朱标委婉地劝谏朱元璋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将一条荆棘放在地下，要皇太子拿在手中。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上面的刺刺手不敢拿是不是？我把这些刺都给削掉了交给你岂不更好？”
直到临死前夕，朱元璋还在处心积虑地为巩固子孙后代的“江山”而“削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屠杀中，好不容易还剩下傅友德、冯胜等几个“硕果仅存”的元勋宿将，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他们不服调度，又将这些“漏网之鱼”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朱元璋集权的目的达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不再担心有人谋反篡权。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此后的皇权之争变成了内部相残。就在他死后不久，燕王朱棣从北京挥师南下夺权，朝中却找不出一个可以抵御、抗击燕王的军事将领。朱元璋自食其果，经他传下的皇权不知不觉地于朱氏家族内部变了颜色。倘若地下有知，他将作何感想？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六
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在中国上首屈一指，还没有哪位帝王能够超出其右。为了达到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难道非得大肆杀戮功臣不可吗？天下有识之士希望赶跑蒙古异族后汉人可以扬眉吐气地过上幸福舒适的日子，出现汉唐的博大恢弘与繁荣昌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盼来的是前所未有的专制残酷与血雨腥风，等来的是一副套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
朱元璋之所为，很大程度上出于严重的心理变态与人格分裂。
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放牛娃，一跃而为主宰天下生杀大权的“天子”，这一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是一个破落的贵族，他时常回味、陶醉着的，肯定是往昔那耀眼的荣华与富贵；而对朱元璋来说，虽然当了皇帝，他时常忆念与咀嚼着的，却是过去的贫穷与落魄。尽管不堪回首，可它们总是不由自主、不依不饶、不期而至地闯入他的睡梦与心头。而只要想到过去的贫穷、屈辱与痛苦，他的心中就会莫名其妙地涌出一股愤怒，当然还有自卑。至尊与自卑是一对相依相随、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有愤怒就要发泄、要报复，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为所欲为地杀掉任何碍眼之人；有自卑就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他有着至高无上的世俗地位、实际权力，他渴望在任何方面至高无上，更希望在人们眼里、心中至高无上。
他恨一切达官贵人，更恨他们的作威作福，因此他首先拿获得既得利益的新贵们“开刀”。
他恨那些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官僚，贪赃六十两银钱以上的就要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刑场，人称皮场庙。而贪官总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一茬，急得朱元璋直跺脚：“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他恨地主富农，对田主刘德的无情无义仍然记忆犹新。他将江南一带的地主迁往凤阳，又徙天下富户于南京。这些地主、富户一旦离开原来的地盘，也就丧失了过去的地位与经济优势，对他们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朱元璋强迫天下第一富户沈万三捐献家财修筑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后来又找了一个岔子，说他出钱犒赏皇帝的军队居心不良，将其家产全部没收，然后充军云南。
他恨天下文人，因为他们比曾经是大老粗的朱元璋强似百倍，他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不能允许有人超过自己。过去，要征服天下，需要文人，他对他们极为尊崇、礼待，还盖了礼贤馆作为贤士的住处。当然，他也从他们身上获益多多，并受到儒家较深的影响。没有文人的支持帮助，不说打天下，就是那样的念头，他也难以自发地产生；而坐了天下之后，文人就不可爱了，一个个都变得酸溜溜的了。与老百姓相比，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最不好统治，有时口服了，心里却在反感、大骂。因此，在大杀功臣的同时，他对天下文人、儒士也祭起了屠刀。他毒死刘基；贬抑宋濂，最后死于流放途中；人称四杰的明初吴中诗人杨基、张羽、徐贲、高启没有一个善终……他还大兴文字狱，弄出了有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虽然个子高大，但长相并不怎么英俊。他很自卑，就想通过画像来弥补。他找了不少画工，可他们却无法揣摩朱元璋的心意，一个个照实画来，结果都不能过关，当然也就没有一人能够活着出宫。后来一个画家吸取教训，将汉高祖刘邦与朱元璋两人的相貌糅在一起，画得面庞丰满，端庄威严，这下才得到了他的首肯与赏识。没想到这位画家还冒死偷偷地画了一幅带出宫外，后人由此才知道他的真正容颜：额骨隆起，眉毛倒竖，鼻子上翘，下颚突出，脸上麻斑点点。
他常说自己“朕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之类的话语，表面看是承认事实，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实则是变态的自尊，无非炫耀自己空手起家，本事高强。当然，别人若是提及他的出身与贫寒，他可是万万不依的。
他当过和尚，最忌讳别人说“光”谈“亮”；他靠红巾农民军起家，常被元朝统治者骂为贼子，对“贼”、“盗”也就格外敏感。凡是犯忌的，都被他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除个人禁忌外，他还规定了不少臣民应该遵守的普遍禁忌。
就刑罚的野蛮程度而言，朱元璋也超过了上的任何一位帝王。刑罚有凌迟、枭首、诛族、刷洗、秤竿、抽肠、剥皮，有黥刺、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等种种名目的非刑。还有一种专门慑服公卿、处罚大臣的廷杖制度，官僚大臣随时都有可能在殿上的大庭广众之中遭受杖责，朱元璋侄儿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都被杖死。作为一种传统，有明一代，廷杖常被滥用。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据他自己的著述《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书统计，所列凌迟、枭示、诛族的案子有几千起；而弃市（即杀头）的则高达一万多件。
与严酷刑罚“配套”对应的，便是庞大的特务网络——检校与锦衣卫。
检校是朱元璋专门设置的特务人员，以察听所有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为为职责，街头巷尾的风闻之事，也在获取之列。说到底，检校是一种专门告发别人阴私的勾当，他们的足迹无处不到，直接对皇帝负责，没有其他中间环节。朱元璋便根据他们的汇报决定官员的惩罚，弄得大臣们人人自危，日夜提心吊胆。就连朱元璋本人也说道：“有这几个人（指检校头目），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
检校只能执行察听、侦伺之类的事务，并无扣押处罚犯人之权。朱元璋犹嫌不足，又特别设立一个具有法庭与监狱的正式机构——锦衣卫。
锦衣卫与皇朝的府、部、院没有隶属关系，它超越于一切机构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对此相当倚重，将全国所有政治重犯交它审理判处。此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将它作为自己的耳目爪牙，职权也就日益扩大。
生活在明朝的所有臣民，不仅没有人格、自由可言，就连半点隐私，也在检校、锦衣卫的监视与掌握之中。
由朱元璋的害怕政权不稳、怀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