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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跪在地下请求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敌人剁成肉酱而见死不救，请允许我带家兵与敌决一死战。”吴三桂说完，不待舅父作答，便率领二十多名家丁骑马飞驰出城，旋风般地杀入敌阵。吴三桂挥舞大刀左冲右突，怒吼着拼死向前，二十多员家兵紧随其后，一时间如入无人之境，竟然杀开了一条冲向包围中心的血路。突然，一员满将高举红旗带着一群士兵从斜里刺杀过来，吴三桂急忙拉开弓弦一箭射去，对方应声仆倒在地。然而，正当他飞马向前割取敌将首级时，不料这位满将拼着最后一股勇力，挥刀向他砍来。吴三桂没有防备，躲闪不及，一刀正中鼻梁。处于万分危急之中的他根本顾不上包扎，只是顺手擦了一把，结果弄得满脸惨红，面目狰狞，而他的拼杀也更加神勇了。他终于杀到了父亲身边，不由得高声叫道：“快跟我来！”接着又转过身来，带领残剩的明军，向来路杀回。
二十多人的轻骑投入四万敌阵，无异于主动送到狼嘴里的一块肥肉。然而，正是这不合战争常规的突然袭击，弄得老谋深算的皇太极疑窦丛生，担心明军故设诱兵之计，竟未加追赶，听凭吴三桂父子逃逸而去。
虽然留下了一条刀疤，但吴三桂以同归于尽的气概拼死救出父亲，孝勇之名顿时传遍遐迩。就连皇太极弄清真相后，也赞不绝口，夸他是条“好汉子”，还不无遗憾地叹息道：“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皇太极更为遗憾的事恐怕还在死后，那就是没有亲眼见到他的这声叹息后来竟变成事实，吴三桂成了清廷夺取江山的得力鹰犬。
吴三桂的崭露头角对国势日蹙的明朝来说自然更是大加看重，先是让他承袭父职，官都督指挥；接着又担任游击、副将等职；此后，吴三桂一路看好，频频擢升，二十八岁那年，就被封为镇守一方、独当一面的宁远总兵官。
正是这条无法抹去的疤痕为吴三桂带来了鲜花与盛誉，它是忠诚、勇武、孝义的象征，也是他的发迹之始。因此，他“敝帚自珍”地爱惜这道伤疤，为这块荣誉之疤感到自豪。同时，这又是一块令他忧患乃至痛恨的伤疤。影响他那俊美的外在仪表倒算不得什么，关键是一位算命先生端详他的“尊容”后，竟在背地里说他的鼻梁刀疤是一块“败相”。他说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这条刀疤生得突兀，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断梁，即房屋梁柱倒塌，那会有什么美好的结局与下场？吴三桂听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冷冷地笑笑而已。明明是一块发迹之疤、荣耀之疤，怎就坏了自己的“风水”呢？他不相信。但内心深处，却不时地生出一股隐忧，恨不得来点“美容术”把它抹个一干二净。因此，每遇重大决策及难解之事，吴三桂总是下意识将手移至脸面，捂住鼻梁上的那道疤痕。
吴三桂最初进入史家及后人视野，正是他的舍命救父行为：“最初救父出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于此！”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似乎也打上了这种孤注一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独特风格。
身为职业军人，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乃为家常便饭。吴三桂每每临阵，总是毫无惧色地一马当先。他带兵打仗不怎么讲究军事谋略，似乎都在硬碰硬、硬拼硬。
随着清廷与明廷争夺辽西走廊的战争愈趋激烈，被蓟辽总督洪承畴擢升为宁远总兵官的吴三桂更是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从所部两万多兵士中严格挑出一千精甲，亲自训练直接指挥，组成一支类似敢死队的先锋营。这支先锋营分为二十队，每队五十骑，设一领骑。吴三桂将每一骑首的姓名刻于竹签之上，插入靴筒之内。紧急之时，信手抽出一签，上面刻有谁的名字，便大呼一声。这位领骑就头也不回地率领本部五十精骑视死如归地闯入敌阵。在这些冲锋陷阵的精骑鼓舞下，军威立时大振。因此，吴三桂这一奇异的练兵、用兵之法使得吴军实力大增，成为明廷对付清廷的一支劲旅。
在与清廷的长期交战中，吴三桂由一介武夫渐渐地变得机敏善变、干练成熟了。然而，由于他一直居于局部地位，应付的全是一些具体战务，也就缺乏统领全局的气魄及卓越军事家的宏观谋略。不论带兵打仗，还是为人处事，吴三桂的出发点首先考虑的便是个人私利。他那时时受宠、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人生际遇也助长了这种唯我独尊、唯我至上的性格特征。机诈、权变、喜欢耍点小聪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无可更移的弱点不仅注定了他难以成为一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大手笔”，也预示着他那悲惨的人生归宿。
常言道，烈火识真金，板荡识忠臣。一遇关键时刻，吴三桂的个性弱点便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八月初，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之战进入了白热化的决战阶段。明军主帅洪承畴凭借八镇总兵、十三万人马的优势，以志在必得的气势逼近锦州城南，向围锦清军发动猛攻。身在沈阳的皇太极闻讯，不顾大病初愈的虚体，亲率救援大军赶赴锦州前线，切断明军退路及粮道，并乘机夺取了笔架山的积粮。于是，形势发生了逆转，明军顿时处于欲战力不支、欲守粮已尽的劣势与窘境之中。军心低落，士气动摇，各路将领都在考虑如何撤退了。而只要稍有军事头脑的人就会知道，除了与敌决一死战外，已无退路可走。于是，洪承畴只得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第二天与清军的生死大决战上，他说：“现在的情形是守亦死，不战亦死。只有决一死战，或可绝处逢生。往日大家都说要尽忠明廷，现在正是时候了。”
然而，就在当夜，却发生了大同总兵王朴率兵突然逃跑的意外事件。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素日以勇武善战闻名的宁远总兵吴三桂也率众追随王朴逃遁而去。
部将的逃跑打乱了洪承畴的全盘计划，明军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的意识与能力，只得下令突围。这场临时决定的所谓突围，实质上就是一次少有的大溃败与大逃亡。黑夜之中，士兵不辨方向，建制混乱，无法指挥，自相践踏、跌入壕堑、掉进山涧、涌向海边溺死者不计其数；而清军又四面设伏，一排排箭矢、滚石铺天盖地袭来，结果五万多人马在这欲战不能、欲逃无路的溃败中丧生，致使明廷的这支庞大精锐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吴三桂因紧随王朴抢先逃跑，占据了有利的时机，加上部众骁勇，相对而言，损失不大，基本保全了自己的实力。
如果说吴三桂早就开始谋划逃跑，那可能有点冤枉了他。此前，他也算得上是一个敢拼敢打、敢作敢为的血性男儿。在这明、清命运的大决战前夜，特别是听过洪承畴的训话之后，吴三桂肯定也想过要效忠朝廷。然而，王朴的突然逃跑在一瞬间就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与其说他的紧紧跟随是一场有目的的预谋，毋宁说是一瞬间的本能反应，一种保存实力、趋利避害的深层人格弱点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吴三桂这一潜藏极深的劣性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就开始暴露无遗。
举足轻重的砝码 二
吴三桂死里逃生，侥幸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他深知自己追随王朴逃跑带来六镇精兵尽失的悲惨败局，将为朝廷国法所不容。而崇祯皇帝的轻于杀人与刻薄寡恩更是人所共知，因此，对那不堪设想的惩处只要稍稍想想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心虚害怕。然而，数月后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朝廷只将王朴一人判处死刑，对吴三桂仅作降罪三级的处分，仍命他镇守宁远。
同罪不同罚，吴三桂对朝廷的格外开恩不禁愧恨交加，感激涕零。而更大的幸运还在后头，没过多久，一纸诏书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明廷任命吴三桂为辽东提督，总领辽东主、客官兵。
一员逃兵之将，为何一再受到命运的青睐？难道崇祯皇帝一怒之下就不能将吴三桂与王朴两人等同视之开刀问斩吗？
关键是北方将领中，唯有吴三桂一人的实力、勇武、用兵可与清军的铁骑精锐抗衡。崇祯皇帝所面临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是那纷乱动荡的复杂局势“成全”了吴三桂。
当时的明朝，已处于内外交困的风雨飘摇之中。农民起义波澜壮阔，愈演愈烈；清廷势力日益强盛，逐渐南下蚕食明朝领土。为了达到一劳永逸之效，崇祯皇帝抽调北方主力与清廷决战，将赌注押于松锦之战。一败涂地的战局不仅使得明朝失去了洪承畴、祖大寿、曹变蛟等一批有勇有谋的大将，更使得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乘机攻克洛阳、襄阳等地，尔后挥师北上逼向京城，直接威胁明朝的统治。为了对付迫在眉睫的农民起义军，崇祯再也无暇顾及辽东。历来镇守辽东的祖氏家兵中，可以倚重的将领也只剩下吴三桂一人了。因此，面对吴三桂临阵逃跑的可杀之罪，崇祯皇帝不但没有严惩，还不得不采取先抑后扬的方式——在象征性地降了吴三桂三级之后，很快又将他升为辽东提督，并为此下了一份专诏：“欲专吴三桂提督之权，不欲掣其肘，至领兵官亦令三桂拣得心应手之人。”朝廷将拱卫辽东的重任一股脑地寄托在吴三桂身上，为了达到用人不疑、收买人心之效，还让他破例享有培养心腹、培植亲信之权。
可不要小看崇祯皇帝对吴三桂的提升及他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松锦之战惨败不到一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便被清军全部攻破。于是，吴三桂所镇守的宁远一下子变得突出起来，成为明军狙击清廷问鼎中原的前哨阵地。吴三桂若降清，辽西走廊大门则全然洞开，八旗铁骑将无遮无拦地跨越关城直取燕京；而吴三桂在明，明廷虽失重镇，边关依然可守。
一个犯有可杀之罪的区区武将，就这样慢慢地被风云变幻的推到了前台，成为明清争夺战中的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明、清的战局形势今后将会如何发展？除了依靠吴三桂——依靠他的关宁铁骑，依靠他的顽强阻击，依靠他的忠心耿耿外，崇祯皇帝再也无法控制。他早已被糜烂的局势搅得焦头烂额，目光与精力之所在，全都放在了对付潮水般席卷而来的农民起义上。
清廷也自然非常看重吴三桂现在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自攻下锦州城后，就开始谋划收取宁远、招降吴三桂的策略。
通过激励的手段，往往能收到惩罚难以达到的奇妙效果。吴三桂于崇祯皇帝的不杀之恩与眷顾垂青自然是感激不尽，力图报效。因此，吴三桂对清军的招降一开始表现得相当坚决。清廷先后派遣已经投降的吴三桂舅父祖大寿，昔日同僚张存仁、祖可法，亲眷裴国珍等人劝降，吴三桂一一拒斥。然而，当他得知洪承畴被清军活捉后不仅没有以死效忠大明王朝，反而拜倒在清人脚下做了一名降臣时，不觉万分震惊，继而就有点犹疑不决了。降，还是不降？他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舅妈的行为坚定了他的决心。舅父祖大寿降清后，不久便派人前来吴三桂镇守的宁远转移家眷。然而，舅妈却以一妇人之身，表现出难得的忠义，她宁可孤身待在宁远，也不肯前往被她视为“夷狄”的清营与家人团聚。舅妈的行为震撼了他，吴三桂权衡再三，最后还是留在了明朝。
而这时的明朝局势，已到了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地步。
自松锦大战后，崇祯皇帝可倚重的兵力仅有三支：一是吴三桂的辽东精锐，正与清军在宁远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一支是湖北的左良玉，虽兵多将广，实跋扈难用；再一支便是陕西总督孙传庭统率的三边官兵，这也是崇祯皇帝唯一能够对付农民起义的部队。然而，正是这支长期与大顺政权为敌的朝廷劲旅，却在郏县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全部歼灭。然后又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地向京城奔袭而来。
为了保卫京城，明廷除了抽调吴三桂军队外，已别无他法。吴军入关，就意味着放弃宁远，那么，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将全部落入清军之手。上自崇祯皇帝，下至朝廷要员，谁也不愿承担弃地的万世骂名。于是，吴三桂入关之议也就一议再议、一拖再拖，搁了两个月之久，还在议而不决。
就在明廷举棋不定的日子里，大顺农民军以秋风横扫落叶之势，快速逼近京畿。这时，崇祯皇帝才不得不匆匆下诏“征天下兵勤王”，正式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火速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
命运，又一次将吴三桂推到了的漩涡中心。
其时，宁远已成为一座孤城，吴三桂早就上言督抚，请撤宁远。接到命令后，吴三桂并未“火速入关”。他心里非常清楚此放弃宁远意味着什么，一旦被清军据有，今后也许就难以回到这块生养自己的辽东大地了。于是，吴三桂不慌不忙地将有关事务料理一番后，才率领一支五十多万的兵民混杂队伍踏上了西进之路。这哪里是入关勤王？完全是在进行一场有条不紊的战略大转移。
就在吴三桂还在勤王路上缓缓行进之时，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已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一举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大明王朝正式落下了的帷幕。
两天后，分兵驻扎在昌黎、滦州等地的吴三桂才得知明朝覆亡的准确消息。凭着一个优秀军人的本能与直感，他毫不犹豫地下令撤兵，赶紧回军山海关，将自己横亘在清廷与大顺之间。
举足轻重的砝码 三
如果说此前是命运在光顾吴三桂，在选择吴三桂，那么，此次的退守山海关却是吴三桂抓住了命运，将自己放在了的天平上，变成了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
山海关是进入关里关外的一把神奇钥匙，它坐落在层峦迭嶂的群山怀抱，素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万里长城的东端就肇始于此。它东临大海，北有覆舟山和兔耳山，山海相依，地势险要，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拥有山海关的吴三桂心里非常清楚，以他手中现有的三万“关宁铁骑”，还不足以构成一支独立于清廷与大顺之外的第三支武装力量。也就是说，他只能依附于其中的一支而存在。过去，大顺农民军与清廷政府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但配合默契，在实质上构成了对他们的共同敌人——明廷的南北夹击。明朝覆亡，剧变的形势必然导致两大新生而强大的军事集团水火不容、兵戎相见。而山海关，当是双方拼死争夺的首选之地与焦点所在。因此，吴三桂顿时变得身价十倍，显赫无比。明亡后的仿佛一架天平，一端是清廷政权，一端是大顺农民军，而他，则成了一颗砝码，正位于天平的中心。只要他往任何一方稍稍倾斜，天下大势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归服大顺则可阻止清军入关，使得刚刚奠都北京的新生政权赢得充裕的时间，从而顺利地完成取代明朝的使命；降清则清军长驱直入，抢占农民军的胜利果实，直取北京问鼎中原。
长得英俊潇洒的吴三桂雄踞于山海关之上，踌躇满志地望着关里关外两大前途未卜、忙乱不堪的军事集团，颇有一点待价而沽的味道。
很快地，李自成就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派遣降将唐通前来招抚，许诺将有“通侯之赏”。吴三桂自然心有所动，但他没有一口答应。
此时，清廷仍在争取他，封赏也非常优厚诱人。但吴三桂不会轻易倒向清廷，长期的边衅已使他与清人积怨甚深，多次的拒降更使得他顾虑重重。
吴三桂还在权衡、比较、选择、等待。
形势急迫，时不我待，他还在等待什么？
具体而言，他还在等待父亲吴襄的回信。
崇祯皇帝在初拟抽调吴三桂的宁远守兵时，就向朝野大臣做了一个暗示——将吴三桂之父吴襄升为中军府都督调至京城。京城失陷时，吴三桂曾给父亲去过一信，大意是说他将退驻关外，如果全家陷入农民军之手，为亲情计，那么他也只有归降大顺了。也就是说，吴三桂能否倾向农民军，父亲及家人的依归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指标”。不几日，吴三桂接到了吴襄回音。从而得知父亲已投降大顺政权，父母家小及其爱妾陈圆圆皆在京城，父亲在信中一再规劝他早日投降大顺，成为新朝元勋，与家人共享荣华富贵。
几乎在接到父亲书信的同时，李自成又派人送来四万两犒师银饷及一份封侯檄书。既能保全家人，又可高官厚禄，还有金钱银两，吴三桂不再犹豫，终于下定决心向李自成投降！
第二天，他就将山海关交到农民军代表唐通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