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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赶出国境，赶到缅甸，后又借机将其擒获，就地缢杀。至此，明朝的最后一抹余晖也从的地平线上彻底消失了。
清人自然不会忘记他的莫大功绩，在“嘉奖令”上写道：“王殚忠奋力，运筹谋略，调度有方，遂使国威远播，逆孽荡平，功莫大焉。宜加殊礼以示眷酬，著进封亲王。”农民军与南明朝廷的鲜血，染红了他的“亲王”宝座。对此，史家以其客观公正的态度秉笔写道：“明社之亡，虽由闯贼，然倒以宋室厓山，寔亡于三桂手。”
事实也正是如此，满人在中原大地建立的庞大帝国，主要是依靠了汉人力量，吴三桂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帝传》一书中写道：“鞑靼人在征服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又是汉奸！这些民族败类总是我们难以绕开的话题。中国自古以来汉奸何其多也，这似乎与封建体制、传统及国民性紧密相连。儒家的活命哲学、封建专制造成的奴才人格、国民素质的软弱阴柔，当是汉奸大量“繁殖”的适宜“温床”。
对于吴三桂的所作所为，陈圆圆肯定有过规劝。但吴三桂是一典型的利欲熏心之人，他对陈圆圆的“冲冠一怒”，说到底也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个人占有。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当吴三桂投向清廷“怀抱”之后，就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大顺与南明的反面，没有什么比博得主子的欢心与信任更为重要的了。因此，陈圆圆想通过吹吹“枕头风”的方式改变他的行为，无异于比登天还难。同时，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采买江南优伶、遴选后宫粉黛，加之陈圆圆年纪一大，姿色渐衰，自自然然地就将她冷落了。
陈圆圆的感情也在翻转起伏，与时变更，历经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由对吴三桂一见倾心的爱慕到刻骨铭心的爱恋，然后是惆怅、失望，再到怨艾。从贫寒到富贵，从冷清到喧嚣，从爱恋到怨恨……陈圆圆在这大起大落的升降起伏中终于参透了人生，看破了红尘，最后出家礼佛，做了一名尼姑，长年与钟磬、孤灯、青卷、寂寞相伴，直至生命之终。
还有一说为陈圆圆最后乃自尽而亡。若如此，那当是她对吴三桂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个人命运、对天下大势的无可挽回产生了深深的绝望，然后以毅然决然的态度、以一个弱女子之所能而采取的一种别致的反抗方式。
如果说吴三桂年轻时于万人敌中拼死救父的忠勇令人称道，而后来，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置父子之情与孝敬之道于不顾，一副典型的铁石心肠与虎狼之心，实在令人不耻；如果说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里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回师山海关多少还有一点男儿血性，那么后来的甘当清廷鹰犬追杀李自成、剿灭南明残剩势力，则完全堕落为民族的败类与的罪人。
举足轻重的砝码 五
也许，吴三桂在山海关面对多尔衮的逐渐施压时，就悔意萌生了。明明是说借兵报仇，而清军却乘人之危地以剃发辨别为由逼他就范，实在是太不仁义了。然而，政治是无情的，它只承认强者。吴三桂不得不剃发屈服，如此一来，也就构成事实上的投降了。后来，多尔衮又反客为再，将他视为一名降将，作为翦灭对手的急先锋。吴三桂受制于人，只有死心塌地地充当着一名刽子手的角色。
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降清行为，潜意识层面保留着的，仍是“借兵复仇”四个大字。作为一介武夫，他似乎没有过多地考虑什么民族、国家、伟业之类的身外大事。一段时间，他那致命的人格弱点只容得下个人利益、一己私仇，“复仇”二字死死地盘踞在他的脑海，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胸。当他抢回陈圆圆、剿灭大顺农民政权后，着实轻松了一阵子。是的，美人重归，仇人覆灭，恨意已消，他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有这时，他才开始正视自己的处境，考虑今后的生存与发展。他举目四顾，除了一些弱小的反叛力量及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外，整个天下，已非清廷莫属，由他这颗“砝码”所造成的大局业已注定。事实上，他的军事力量也完全控制在清廷手下，容不得他有半点非分之想。他想抗拒，已无法抗拒。他这颗砝码，除了继续倾斜，凭着一种惯性与余力以助清廷扫平天下外，已没有别的更好的出路了。
聪明、机诈的吴三桂一旦明了天下发展大势，就顺着沛然莫能之御的滚滚潮流向前推进了。为了取得清廷的信任与重用，他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吴应熊留在京师作为人质；他抛弃了忠孝仁义、道德廉耻，无所不用其极，做出了一个叛臣所能做到的一切；为了达到新的目的，他甚至一再身冒箭矢，亲临险境，置个人安危与生死于不顾。
一次，吴三桂在进剿四川时，被大西农民军团团围困在保宁。起义将领刘文秀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置吴三桂于死地，围层连营十五里，重重防范，还设以象阵相辅。就当时那壁垒森严的围网而言，吴三桂似乎插翅难逃。然而，农民军志在必得，不免骄傲轻敌；围攻时间一长，防守也不可避免地有所松懈，终于被负隅顽抗的吴三桂寻到一个薄弱环节，抓住有利战机，拼死突围，杀出了一条血路。
还有一次，吴三桂在追赶南明永历帝的过程中，中了李定国的埋伏之计，前锋已经进入二伏圈内。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名叫卢桂生的降官突然出现在吴三桂面前，道出了眼前的险情。吴三桂大吃一惊，急令撤军，不仅避免了可能的覆亡，还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命运，似乎总是垂顾于他，让他担负、完成砝码的最后使命。
由于死心塌地地为清廷效劳，主子似乎也被他的忠诚感动了。天下平定后，吴三桂被封为云南王。
清初，汉人封王者共四人，其他三人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是早年降清的有功之臣。吴三桂降清虽晚，但功勋显著，首冠亲王之爵。那炙手可热的权威，就是满族“天潢贵胄”也难比拟。
吴三桂博得清人宠信、获得显赫权势的目的达到后，新的欲望又开始膨胀。在连年不断的征战岁月里，吴三桂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一旦封藩云南之后，他生命中固有的人格弱点又开始不加掩饰地暴露无遗了——他大修宫殿，四处“选美”，聚敛钱财，独断自专；不仅控制本省，还干预朝廷，篡取了吏部铨选官员的部分权力。
尽管他那决定命运的砝码作用早已消失，但吴三桂还是一直将自己视为一颗砝码，不时冒出左右天下的意念，并相应地做出一些不自量力之举。直到坐镇云南之后，他的内心深处仍没有承认自己是一员降将、一员清朝重臣。他甚至固执地认为，清廷的天下是乘人之危、通过他吴三桂而夺取的。照此推理，则天下本是他吴三桂的。那么，有朝一日他从清人手中夺回天下，当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举，就如拱手让出山海关后又从农民军手中夺回一样。
正是这种心态驱使之下，吴三桂在暗中不断地积蓄力量，权势渐渐扩大、增强，使得天下为之侧目。昆明仿佛成了陪都，吴府与清廷俨然南北两个政权。
继任的康熙皇帝年幼，对他无可奈何，只得一忍再忍。
双方都在酝酿、积聚、等待。
随着康熙皇帝的长大成人，他再也无法容忍那些手握重兵的藩镇势力，决心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为始，开始削藩，施行统治者历来惯用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策略。
一方是权欲无限膨胀，一方是有意识地翦灭重镇羽翼，两相碰撞，冲突势不可免。
广东平南王一削，下面的撤藩对象迟早会轮到他吴三桂这位云南平西王头上。就在这时，靖南王耿精忠见势不妙，主动上疏清廷请求撤藩。吴三桂思来想去，决定紧跟而上，向朝廷递交了一份愿意撤藩的“表决书”。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吴三桂并非真心撤藩，他不过以此为计，探明朝廷动向及虚实罢了。
吴三桂的心计自然瞒不过清朝文武大臣，他们对吴三桂的实力、军威不得不有所顾忌。然而，时年二十岁的康熙皇帝却一语中的地说道：“三藩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清廷果断地下达了撤藩令。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不得不反。其实，他一辈子苦苦等待着的似乎就是这一天。他只是借兵，从来就没降清；他要寻到一个借口，找准一个时机，起兵反清；他不甘于仅仅做一块砝码，他要成为天平本身，推翻清朝，坐上皇位。
如果说吴三桂降清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话，那么他的反清便是“冲冠一怒为撤藩”了。
此时的吴三桂早已不是明臣，也不想继续做一名清臣，他不愿受任何人辖制左右，他要成为一支主宰命运的独立而强大的力量，于是，就自封了一个“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的头衔。
吴三桂起兵反清了，他亲率大军北上，势如破竹地占领了贵州、湖南、湖北、四川等大片土地。
就双方实力而言，清军入关已三十多年，那些能征善战的开国将领大多作古，而新一代的八旗子弟已开始腐败，“八旗铁骑”早已是今不如昔。相比之下，吴三桂由于收编了大顺、大西农民军，由于他长期积蓄、准备，军事力量已成天下精锐。
然而，就在他饮马长江之后，却按兵不动，没有渡江北上直捣京城，为康熙皇帝组织平叛力量赢得了充裕的时间。吴三桂毕竟只是一介军人，不仅缺少总揽全局的政治谋略，就连一个优秀军事家也够不上。砝码只是天平的一个组成部分，永远也不会成为天平本身。
吴三桂重兵驻扎江南一待就是数月，也不知他还在等待一些什么。魏源曾分析道：“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诸将毋得过江，以为事纵不成，可以画江而国。”此时，吴三桂已六十有三，年轻时的锐气与胆识似乎被岁月的沧桑磨洗得一干二净了。
而他的反叛为自己带来的初始后果，便是留在京城的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被清廷处以死刑。
紧接着，康熙就开始反攻了。两军遭遇，一阵抗衡过后，吴三桂在军事指挥上又一再失误，不得不一退再退，将先前占据的领土逐一丧失。
吴三桂在作为一块天平砝码时，不论倾向何方，都会大获全胜。于是，时间一长，他的这种砝码功能便不可遏制地膨胀开来，以为自己的武功、军力及指挥才能天下第一。因此，反清之初，实指望马到成功，即使不能一统天下，也可划江而治，成为一国之王，开创中国上的又一个新的南北朝时期。然而，仗打了五年，他的地盘却越打越小，清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他已从辉煌的峰巅开始往下滑落，他不仅没能成为一座天平，就连那颗砝码的地位也会化为一缕消失的烟云。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穷途末路之际，他不禁想到了李自成，想起了上不少人玩过的“把戏”——当一回皇帝过过瘾，满足那内心深处的膨胀欲望，即使立马死去，也曾达到过至高无上的权力峰巅，也就活得无怨无悔了。
我们脚下这块封建土壤自古以来就或隐或显、或深或浅地缭绕、弥漫着一股挥散不去的帝王意识。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三日，吴三桂在衡山祭告天地，宣布登基，改元昭武。正当他封赏文武百官之时，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过一阵狂风、下起一阵瓢泼大雨，吴三桂的登基游戏也只得在一片晦气中草草收场。
吴三桂终于在自己的虚幻与想象中成了一座的“天平”。
正是登基游戏中突如其来的风吹雨淋，使得吴三桂那本就虚弱的年迈之躯染上了一场赤痢。加之时势日蹙，心情郁闷，竟至一病不起。五个多月后，就将一盘不堪收拾的叛乱之局丢给后人，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吴三桂一死，叛军失去统帅，军心动摇，元气大丧，也就更难抵抗清军风卷残云般的凌厉攻势。
叛乱平定，吴氏家族全部被杀。吴三桂为了满足一己之欲，一族血脉也随着他的浮沉接二连三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位算命先生的断言：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鼻梁上的刀疤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
难道吴三桂真的无法逃脱这神秘的断言与的宿命吗？
也许，这只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有意编排及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吴三桂后来没有叛清，落了个善终，或是他成功地夺取了天下，后人对他的评价、定论又会怎样呢？
他仕明叛明，却绞死南明永历帝，而反清时又祭起复明大旗收买人心；他投降大顺，又疯狂反扑，恨不得将农民起义军赶尽杀绝；他招引清军入关，为清廷一统天下效尽了犬马之劳，后来又起兵叛清，还上演了一出登基游戏；他拼命于万人敌中救出父亲，此后却多次推开难得的挽救之机，将可怜的老父推向“断头台”；他为陈圆圆“冲冠一怒”，却又始宠后弃……就是这样一个为了自己的欲望与利益，可以不择任何手段的反复无常、无信无义之人，怎么可能成为天下之主呢？
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包含着无可更移的必然，它们相互并存，辩证统一。不管时局如何变幻，如何发展，吴三桂那内在的人格缺陷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归宿。
吴三桂的才能、胆识、个性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颗砝码。
并且，一旦砝码选择了倾斜的方向，已成定局，即使翻悔，也无回天之力。因此，尽管吴三桂后来并不甘心，企图超越自己超越，却总是徒然地做着一些可笑复可怜的挣扎姿态，难以逃脱的“宿命”。
个人毕竟是渺小的，他无法与抗衡。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群庞大的芸芸众生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合力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但是，却在某一关键时刻选择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作为砝码以决定的前进航向与发展进程。
一旦某一幸运的个体被命运推到的中心，他将如何抉择？是顺应发展趋势，还是逆潮流而动？后来的曾国藩在血腥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既没拥兵自重，也未在众多“高人”的怂恿下起兵反清，可能就在吴三桂身上吸取过反面教训、受过某种启迪。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仅吴三桂，就是借助他这颗砝码而一统天下的清朝也早已成为过去。新的自然要靠我们去创造，但毕竟脱胎于过去。吴三桂第二次站在山海关上于短暂的一瞬做出的降清决定，对后世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太远了。此后的舞台上，我们总是可以依稀见到他那不肯消失的模糊身影。
清人的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汉人那拖了几百年的长辫、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近代的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慈禧太后的“宁与外人不与家奴”……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与满人进关入主中原密不可分。
直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廷及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一同退出舞台后，吴三桂的身影才逐渐淡出。
然而，其影响今天似乎仍依稀存在。
这就是，生生不息的绵长之河。
它从过去流来，又向未来流去，从不间断。只要我们向后回溯，向前瞻望，总会发现一条昭示后人的清晰脉络不断地在我们面前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