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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将生理节奏调整过来，但由于一定的原因，未能成功。在这样荒唐的时间里用餐，使一些士兵感到恶心呕吐。我们不得不恢复和其他人一样在正常的时间用餐。尽管如此，神枪手仍然是对的，战争的确不是按正常作息时间进行的。
12月里的一个空气清新、天气晴朗的冬日，火炮轰鸣，迫击炮的爆炸声四起。比我在两次越南服役期间所听到的任何一次炮击声都响。我已把“海盗”营布置在罗德里格山脉峡谷的一侧，准备好随时冲向峡谷的另一侧。“前进！海盗们！”一个军士喊。先头士兵便向峡谷谷底冲去。
北朝鲜人并没有突然撕毁已有20年历史的停战协议。我们只不过是正在进行一次“对抗性战术演习”，这是一次使用大量实弹的演习。除了不流血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近似实战。我们向假想的进攻敌军发射了数百发8l毫米和107毫米迫击炮弹和106毫米无后坐力炮炮弹。
火力怎么这么猛烈呢？我的一个连长问我。峡谷中回荡着的枪炮声听起来就像是发起了又一次诺曼底登陆。我什么也没说。解释是不明智的。因为神枪手不想让他的部队误以为只用有限的训练弹药打几炮便是实战情况了。我们动用了战备弹药，这一点最好不要让北朝鲜人知道，也不要让我们华盛顿的上司们知道。
“鲍威尔中校，你赶快到C连来一下，要快。”在这个星期六下午打来电话的是C连连长，一个尚未学会用恩威兼施的方法管理部下，但又很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军官。
我急忙离开宿舍来到C连娱乐室附近的十字路口处，看到一群人。士兵们给我让开路。在人群中央，站着一个士兵，要么是喝醉了酒，要么是刚吸了毒，挥舞着一根台球杆。他眼冒火光，表情异样，嘴里喊着：“有人找死！有人找死！把我的哥们儿关进监牢里，你们谁敢把我关进监狱！我让你们先死！”
“我已报告了宪兵，中校，”中尉报告说，“他们马上就到。”
我点点头，向挑衅的士兵走去，和他之间保持着一个台球杆的距离，我说：“孩子，你想干什么？打我吗？”
“我让你们先死。”他又重复说。
我心平气和地说：“孩子，放下台球杆。”
“不，长官。”
“你知道我是谁？”
“是，长官，鲍威尔中校。”
“趁还没伤着别人，把台球杆放下。趁别人还没伤着你，把台球杆放下。”我又走近他一步。“你看，要是你不按照我说的做，这些人就会把你打得半死。他们打完你，还要把你送到拘留所关上一年。那又有什么意思？所以，放下台球杆，咱们好好谈谈。”
他松了手，台球杆落在地上。他痛哭起来：“没人理解，没人关心。”转瞬间，这个杀人犯变成了一个受了伤害不知所措的孩子。
我们给予他限制行动的处分。几周后，我在营区见到他时，他啪的一声向我行了个礼说：“中校，您好！”随即转身向他的战友咧着嘴说：“那就是鲍、鲍、鲍大哥。鲍威尔大哥，他人真好。”这样鲍大哥变成了我的绰号，至少在我任他们营长期间，黑人士兵都是这样称呼我的。
凯西兵营的种族摩擦问题部分起因是音乐爱好不同。白人士兵喜欢听摇滚和西部乡村音乐，而黑人士兵喜欢听黑人音乐，如A·富兰克林和D·沃威克的歌。问题变得如此激化，我们不得不把东豆川镇上的酒吧老板们请到师部来，看是否能拿出个万全之策。最后达成协议，他们每播放7首白人歌曲，就播放3首黑人歌曲。这个妥协的结果是白人只在30％的时间里不高兴，而黑人不高兴的时间是70％。
实际上，士兵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办法。白人士兵集中去镇上某一片儿的酒吧，黑人士兵则到另一片儿的酒吧去。这两片儿之间的分界线被称之为“裂缝”。白人士兵跨越裂缝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不亚于《民权法》实施之前黑人进入白人区伯明翰酒吧给自己带来的危险。在神枪手看来，这种状况令人厌恶之极。一群人竟能够“霸占”东豆川一方，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一个美国兵居然还要担心别的美国兵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种族主义是要不得的。”神枪手对集合在一起的高级军官们说，“种族歧视不是热爱生活。在我们师里，不允许有种族主义。”我们差不多就等着他说“种族主义必须在明天早晨7时0分结束”。
神枪手有一个方案。他告诉我们他已派出一支特别宪兵分队到东豆川镇去了。“先生们，请你们各位到‘裂缝’处的每条街上去，到歌舞厅、酒吧和各个公共场所去。如果有谁受到威胁或袭击，我立刻派战备值班旅和宪兵一同去清理那个地方。”说完，他神情严肃地对大家一笑说：“现在，你们都去好好地玩玩吧！”
在一间酒吧，我遇上了天主教随军牧师吉亚纳斯塔西亚神父，他正在和一个酒吧女跳舞。一些军官对此感到吃惊。我却没有。我知道吉神父的工作方式，他总和他的教徒在一起。一个士兵有了问题，但又不愿到营部找营长谈，便可到这个“辉格党人”俱乐部来，吉神父会和这个士兵一杯杯地喝啤酒，直到这个士兵把心事谈出来。也有其他一些牧师，他们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研读《圣保罗致科林斯人的信》，这虽然也令人敬佩，但却不能为遇到麻烦的士兵解决问题。虽然吉神父的方式是不够正统，但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人哪怕是私下里说吉神父违反了他的神圣誓言。
我不能说向“裂缝”进军产生了全面的喜人效果。即便在美国国内，这种办法都没能行得通，就更不必说在远离美国半个地球以外的小镇子里了。但是埃默森将军富有勇气的方案还是冲破了种族界线。在此之后，没有哪个群体再敢霸占东豆川的任何一片地方，没有什么维持治安法可以取代美陆军的权威。我们打破了“裂缝”的神话。
寻求种族和谐并不是神枪手的一时冲动。像对待其他工作一样，他是全力以赴地抓这件事。一天，我听说一个埃默森最为赏识的军官把黑人士兵叫作“黑鬼”。此人能力超群，并刚由他提升为二师主任参谋。我做了调查，证明事实确凿，认为这事性质严重，应当报告我的上级。我们旅长又把此事反映到师里。神枪手当天下午就撤消了那个违纪军官的职务。诚然，我知道失去一个得力的下属对他来说是痛苦的。
白人军官和军士对白人闹事者或逃避任务者敢于严厉处治，但对于不服从命令的黑人处罚时则畏首畏尾，他们害怕被戴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这方面，我毫无顾虑，处理下士比格斯一事就是证明。营部军士长艾伯特·佩迪格鲁是个老派军人。一天他愁眉苦脸地来到我面前说：“请求中校允许，我必须向你报告从北面的炮兵营调到我营一个兵，比格斯下士。”
“那又怎样？”
“比格斯下士看起来是个麻烦。”佩迪格鲁说，“他原所在营营长因无力控制自己的士兵而被撤了职。比格斯则是闹事者的头头。现在他想办法调到我们营来了。”
“想法调动？”我问。佩迪格鲁解释说，这个狡猾的比格斯下士想办法说服有关部门把调令开成了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想见见他。”我对佩迪格鲁说。
不一会儿，比格斯就站在了我面前，一个个儿不高却很傲慢的家伙。他对我说：“我很高兴到这里来。”
“为什么？”我问他。
他以非常信任我的语气告诉我说我们营有严重的种族问题，不过他认为他能解决这些问题。
“真的吗？”我说，“那好啊。不过你得知道海盗营的规矩。”我向他说明了我是怎样管理部队的，他虽不耐烦但还算礼貌地听着。
紧接着我便得知他在营房屋后正召集黑人士兵开会，这证明他的确是个老练的组织者。他严肃地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敢于面对白人军官，白人军官便会对他们这样或那样。他用毒品使自己获得了控制地位。他做了3个星期的挑拨工作之后，我让佩迪格鲁把比格斯的档案取来。看过他的档案之后，我叫比格斯下士到我的办公室来。“你干得怎么样，比格斯？”我问。
比格斯表情严肃地说：“长官，营里的问题比我预料的还多。正好我及时调到这儿来。我们应该每天开碰头会研究这些问题。”
“那不可能。”我说。
“为什么？”
“下士，你看，汶山有一架飞机，今天你就去那儿上飞机。那飞机飞往加利福尼亚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你到那儿下飞机时，有人会拿着你的退伍通知书等着你。他们会送你出大门。”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比格斯抗议说。
“这一切我已经替你办好了。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营，不是我们旅，不是我们师，甚至不是我们陆军的人了。你退役了。”
这样做我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我已在比格斯的档案中找到了他违纪行为的足够多的记载，他完全够得上“强迫退役”这一条。这一条适用于处理由于各类原因不宜服役的士兵。我叫军士长佩迪格鲁和我手下个子最高、体格最健壮的两名军士进来把这个人带走。不久，消息便传遍了全营。“听说鲍大哥怎么干的了吗？他收拾了比格斯。对，比格斯滚蛋了，伙计，他滚蛋了。可不要跟鲍大哥捣乱。”
我们有不少捣蛋的白人士兵。但按人数比例计算，黑人在纪律方面的问题要多些。在美国国内，黑人的机会较少，受的教育较少，挣钱较少，工作机会较少，这些便使得他们表现出较强烈的反社会行为。而这种态度是会蔓延的。我也观察到黑人士兵不如白人闹事者那样会钻制度的空子。黑人往往表现出无法无天，好像黑人自豪感的标志就在于破坏纪律，他们的态度好像是说“我就是这样”，而白人违纪者的态度则是“谁干的？长官，会是我这样的小人物吗？”
在黑人当中，我认识一些最优秀的士兵和军士。他们在军队里，找到了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空间。我不愿意看到他们那令人自豪的表现被虚无主义败类所玷污，这些人当然是少数人中的极少数。士兵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像那个拿着台球杆的小伙子一样，是要有人关心他们，而不能像比格斯那样，只会用海妖塞壬式的歌声把他人引向毁灭。我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关心他们。神枪手尽管有时做得过分一些，但他也愿意关心他们。
恪守“热爱生活”宗旨的一名军官便是我的顶头上司、第一旅旅长P·G·格拉瑟。格拉瑟是一个出色的带兵人，既要求严格又能赢得士兵的尊敬和热爱。随着严冬的到来，士兵们越来越愿意呆在宿舍里避寒或把所有空闲时间花在“妖宝”身上，而不愿意从事有益于健康的户外活动。P·格拉瑟决定，我们旅需要建一个滑冰场，工程必须在圣诞节前完成。神枪手完全赞同这一计划。我们派人找出凯西兵营里最平坦的一块地，然后将四周放置沙袋使其约有6英寸的深度。接着用燃油胶囊的胶皮将其密封，又在四周安装了长条凳，并且将55加仑的空油桶切割开做成烤火炉，以便大家能在上面烤果汁软糖和栗子吃。格拉瑟还从天知道什么地方订购了滑冰鞋，他每天都不厌其烦地询问工程进展情况。我可以想象得到他脑子里跳动着的甜滋滋的梦幻景象：在J·马西斯演唱的“篝火烤栗子……”的歌声中，在B·克罗斯比哼唱的《白色的圣诞节》的乐曲声中，士兵们欢快地在冰面上滑呀滑，把东豆川灯红酒绿的诱惑差不多全忘却了。
终于在一天接近黄昏时，溜冰场完工了。士兵们将其灌满水。我回到军官俱乐部一边喝饮料，一边等着水结冰。这在12月的韩国不会花太长的时间。不一会儿，我注意到几个年轻中尉在淘气地笑。每当下级军官眼睛里流露出异常的目光，我的触角便会有反应。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起身离开了。我招呼在吧台另一头儿的副营长说：“去看看这些家伙要干些什么。”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他回来了，满脸通红，不知是外面天冷冻的还是捧腹傻笑笑的。刚才那些小伙子们从车辆调度场拿了一桶5加仑的防冻液。正当他们要往格拉瑟上校的溜冰场里倒防冻液时被副营长发现了。否则滑冰场里的水到了零下50℃也不会冻结。这样，恶作剧没有起作用。溜冰场冻硬了，但是冰面像水泥地面，结果是溜冰场不能用。
神枪手在促进种族宽容忍让方面最爱使用的办法是那部1970年影片《布莱恩之歌》。该片讲的是黑人职业足球运动员G·撒耶斯和他的在芝加哥熊队的白人队友B·皮科罗之间的友谊。我们在营地礼堂放映这部影片，之后还组织讨论了以下问题：片中的两个人起初隔阂有多大？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隔阂？又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真挚的友谊，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的故事对于凯西兵营的部队有什么可汲取的教训？这个办法很灵。神枪手非常喜欢这部影片，并安排放了一次又一次。我算了一下，《布莱恩之歌》我已经看了6遍。
一天，我们得到通知，五角大楼机会平等计划负责人H·M·弗朗西斯要到凯西兵营来。神枪手高兴极了。他要让弗朗西斯亲眼看一看部队怎样观看并讨论《布莱恩之歌》。我们营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大部分人都在野外进行训练，而且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多次看过这部影片。这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在营士兵俱乐部放映这部电影，找上四十几个人来看。这样，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可以在一个人际关系亲近的场所旁听士兵的讨论。
我叫营部一个参谋把营区现有人员集合起来，坐了满满一屋子，并安排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在影片结束前10分钟到场，而后旁听讨论。我们刚开始放电影就接到了紧急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埃默森的参谋长P·布雷姆上校。他说神枪手要我们全营集合看电影。我试图说明这是不可能的。布雷姆说也许我还没听懂，神枪手的意思是放电影和讨论时礼堂里必须座无虚席，并且他20分钟后就到场。
我命令停止放映，放映组和看电影的人立刻转移到大礼堂去，并且在路过消防站时带上一把斧子，以备礼堂门锁打不开时把它砸开，同时命令营区内所有人员，不论是睡着了的、睡醒了的、醉着的、清醒的，都必须参加。我在营区主要路口派了几名军士，要他们把所有见到的人都带到礼堂去，不管他们是哪个营的。他们碰上两名宪兵押着一个戴手铐的家伙往拘留所送，这3个人也一起被带到礼堂里来了。当埃默森和弗朗西斯来到礼堂时，我们已设法将礼堂填满了人，在座的士兵们都感到莫名其妙。
我勉强来得及在礼堂四处布置了一些捧场的人，电影一结束，一个头脑灵活的中尉便立刻按事先的安排发了言：“我觉得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只要相互尊重，没有种族偏见……”神枪手满脸笑容。他和弗朗西斯逗留了大约5分钟的时间，听着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发言，然后就离开了。我走上台为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随即告诉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
这件事从头到尾又是一场无聊的表演，是那种我很厌恶的花架子。我觉得自己像是个骗子。走出礼堂，我看到一些士兵对此事不解地摇着头。我低头正要走开，战斗保障连的上士来到我身边。他说：“长官，这事很滑稽，对吗？”
“这样做很愚蠢，”我脱口而出，“我讨厌看到部队干这种蠢事，我憎恨自己当这种蠢事的负责人。”
片刻间，他默不作声，接着说道：“鲍威尔中校，不要担心。我们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士兵们也都知道想出这种蠢招儿的绝对不会是你，他们信任你。他们不会因此与你作对。因为你需要这样做，我们才来了。放心吧，长官。”
在陆军的几十年间，我最珍视的奖励不是那些奖状、奖章和提职晋衔，而是在我情绪低落时这位上士的一席话。
4月份一个寒气袭人的夜里，时间大约是凌晨1时，我们营已连续行军4小时了。在宁静的夜里所能听到的声音只有枪托碰到髋骨时有节奏的响声、皮靴踏在土路面上的脚步声和脚踩到小水坑里溅起的水声。我们已进行了一周的“颠倒时间训练”，白天睡觉，夜里训练。这时，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演练结束了，精疲力竭的士兵瘫倒在地上，等候乘卡车返回凯西兵营。我特别急着回去，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回国休假。我正坐在那里时，营里的一位军官报告说，师部没有足够的汽油用汽车把我们接回去，我们只得再徒步行军大约30余公里返回营地。士兵们疲惫不堪地站起身上路了，疲劳得连抱怨的劲儿都没有了。
我们穿过一个韩国村庄，听到的声音只有狗在黑夜里号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