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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愉快地工作在带兵的岗位上。1977年2月，华盛顿突然来电话要我去。1月20日，新的一届政府刚刚宣誓就职，大选中我对他们投的是赞成票。我担任白宫研究员时见过吉米·卡特，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影响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是我相信，经历过水门事件严峻考验的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开端。我是作为纽约市的常住居民缺席投票的，当时没有参加哪一个政党，至今也没有。
我应召赴华盛顿是要接受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Z·布热津斯基为选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而组织的面试。我想，又来了，又要我脱离军旅生活的轨道，而我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先去见约翰·威克姆，他不仅是我的上司，而且在华盛顿那迷宫般的政府机构里他运作自如。威克姆说：“你去吧，至少你得和他面谈。”
我当时所从事的工作是我热爱的，也是必须做的工作，即再一次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步兵军官。我已经顺利地从旧式陆军过渡到新式陆军，没有经受太大的文化冲击。一想到这么快又要离开，我就很不愿意。我在其他部队工作过，但一○一师，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部队抓住了我的心。我接过旅指挥权时，被授予一枚特别的硬币，这是一○一师的又一传统。无论何时，本师的任何一个人发出挑战，要求你出示这枚硬币时，你必须当即出示，否则你就要请对方喝酒。从没有人能对我挑战成功。从当旅长起一直到我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枚硬币无时无刻不放在我的钱夹子里。
坦率地说，我当时希望在旅长任期满后能担任一○一空降师参谋长一职。那样，我可以在为英明的威克姆将军工作中学到更多的带兵打仗的知识。可是现在我要去华盛顿了，但是我仍希望能逃避权力圈子的漩涡，留在一○一师。
几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早已熟悉的环境，老行政办公大楼，在这里我曾在管理与预算局担任过白宫研究员。老行政大楼内的走廊里竖着一排立柱，到处都静悄悄的，给人一种宁静庄重之感，连墙壁里都浸透着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这里是国务院和陆军部所在地，后者直到五角大楼建成后才迁走。这一天我让老行政大楼里着装严格的工作人员们开一开眼，看看我这个脚登跳伞靴，身穿绿色夹克衣裤的陆军上校的样子。我是有意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一○一师的一名旅长，愿意留在现任岗位上。你们找错了人。我沿着宽敞的弧形楼梯来到三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引进一间装饰考究的19世纪风格的办公室，在那儿见到了布热津斯基博士。他脸形带有典型的斯拉夫人特征，神态严肃。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副手戴维·阿伦。布热津斯基请我坐下，我便双脚平踏地面坐下，脚上的一双跳伞靴很显眼。
布热津斯基先表明他对我过去的表现，尤其是当白宫研究员时的情况了如指掌，这让我感到意外。然后他便进入正题说：“我们正在找一位熟悉在这个层次工作的军人。坦率地讲，我们希望由你来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防务计划工作。”
听起来，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对他说我不胜荣幸，但我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我说：“我现职任期还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想离开坎贝尔堡。您所描述的这个工作不适合我。我对它一无所知。”
没想到我的推辞不仅没有像冷水一样把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浇下去，反而使他更加猛追不舍。“这恰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学者，而是能给我们带来新思想的人。”
我继续推辞说：“我仍愿留在部队里。”
这时，阿伦的表情和他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似乎在说：这个脚登战斗靴的人到这里究竟干什么来了？他不是说他不想接受这个工作吗？索性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可是，我的推辞进一步激起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有人对白宫权力发出的诱人的召唤竟然无动于衷，对此他似乎感到很有趣。最后他说：“我们暂时谈到这儿。等到你的任职期临近期满时，咱们再谈。到那时给你的也许不是今天谈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会要你来的。”
我刚要起身离开，布热津斯基又补充说：“趁你在这儿，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组成的这个强干的班子。”剩下的下午这段时间我沿着三楼走廊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听到的大都是些幼稚得惊人的武器控制建议。这些建议后来提交给苏联时个个都失败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回到坎贝尔堡，威克姆将军急切地想知道此行的情况。“科林，你没有接受这个工作，”他说，“他们或者别的什么人还要再来找你的。你的陆军生涯将会是不寻常的。有些军官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
我很快便把华盛顿的事置于脑后，继续领导部队进行训练、演习、拳击比赛，体验着部队指挥官的乐趣。我接下这个旅的时候，一个营是一流水平，两个营正在争一流。我的目标是，在我离任时要让3个营都达到一流水平。
“你记着找医生看看那个，长官。”“宝宝”塔克说。我的副手对我的事总是大惊小怪，我又不需要有谁像父母亲那样管我。塔克所关注的“那个”，是有一天早晨我脖子左侧长出来的一个瘤。它不疼不痒，但也不消下去，反而越长越大。
我来到营区医院，一位医师说：“我们还说不清这是什么，但有可能是癌。”他解释说他要做活组检，然后将其切除。如果活检结果呈阳性，他说：“我们就一直要切到喉部，你在手术台上清醒过来时就不能再说话了。”
我当时40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处在最佳时期。我担心极了，几天之后，他们把我送进手术室。阿尔玛一直守护着，塔克也在场。记得他盯着医生好像在说：“你要治坏了我们上校的病，我就折断你的胳膊。”
肿瘤不是恶性。活检之后，医生缝合了刀口。当刀口里里外外都愈合之后，只在脖子上留下了一个小坑一样的疤痕，看上去像枪伤。既然我是一个参过战的老兵，人们就认为那是战伤。假如人家问起来，我就把这并无英雄壮举的实情告诉他们。那时候我吸烟，但是这件事以后，我越来越感到不安。而现在，我已经不吸烟了。
我在第二旅的任职期接近尾声时，布热津斯基博士信守诺言，又请我到华盛顿去。我感到惊奇的是，威克姆的预言应验了。
第10章 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
虽然我在里根——布什时代担任公职期间抛头露面最多，但实际上我是在卡特执政期间在国防部长办公厅工作的那两年半时间内初谙国家安全事务的。1977年5月，我再次去华盛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见布热津斯基。他告诉我，原本想让我负责国防计划工作，但这一空缺已经由维克托·厄特高夫填补了。维克托现在需要一位助手。当初连该单位的一把手我都不愿干，现在反而要我当二把手，我觉得这个建议很难接受。不过，拒绝白宫的提议，对于一名一直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来说，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回，我告诉布热津斯基，我需要考虑考虑。
我在华盛顿期间还接到另一个电话，是五角大楼打来的，要我去见一个名叫约翰·凯斯特的人。此人的头衔长得要命，叫做“国防部长和第一副部长特别助理”。我在国防部内还是有些熟人的，我通过他们打探了一番凯斯特先生的情况。我了解到，此人曾是一位雄心勃勃、很有冲劲的年轻律师。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关系密切。我还了解到，凯斯特因其偏执孤傲的作风在五角大楼上上下下结怨颇多。
凯斯特宽敞的办公室在大楼的E翼，即艾森豪威尔走廊内，紧挨着部长办公室。他确实很年轻，仅有38岁，比我小2岁，这在未来的上司和下属之间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年龄差别。凯斯特还很傲慢。他明确宣称他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查尔斯·邓肯就是为布朗部长掌管这一摊的。凯斯特不隐讳他作为一个决心取得对这个庞大机构的控制权、严密监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事实上的参谋长的地位。凯斯特成立了一个4人军官小组协助他工作。他想让我作为他的副手来管理这个班子。
在这第一次会面时，开始一直是凯斯特一个人在讲话。最后终于轮到我了，便问道：“你怎么会想到找我呢？”
“我对你做过调查，”凯斯特回答说，“我在调查中听人说了你不少好话。”他得到了一份提名名单，其中对包括我在内的6名陆军军官的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原来曾考虑让我担任国防部长的军事助理工作，但后来却把这个职位给了空军上校卡尔·史密斯。此人后来在一些关键时刻曾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凯斯特就用这个名册来物色他自己的军事助理。他对我曾任白宫研究员、参加过越南战争并担任过战地指挥官的经历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也调查过你，而且我听到的并不全是好话。”我笑着说。看来他对我的坦率很感兴趣。这是个好兆头，他要找的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我们结束了这次谈话之后，我便返回坎贝尔堡。
现在有两个可供选择的高级职位摆在我面前，但是我都不想干。偏离正轨的杂事我已经干得够多了，这次希望华盛顿能把我忘掉。我的希望仍然是从旅长升至一○一空降师的参谋长。回来后，曾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过的威克姆将军很想听听来自E翼的最新小道消息。我讲完后，他明确表示我不会成为他的参谋长。在他手下的几位旅长中，我的资历较浅，又没当过飞行员——这是担任参谋长的一个重要条件。“除此之外，”威克姆说，“我了解这个制度，陆军也决不会放弃把他们的人安插在那种重要岗位上的机会。”然而，在我应选择哪个岗位的问题上，他不想对我施加影响。
为了就我的去向问题征求意见，我给另外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打了电话。他就是卡尔·沃诺，也是德普伊的门生，不久前被提升为准将，现在在陆军参谋长伯纳德·罗杰斯将军麾下工作。“卡尔，”我说，“我倾向于接受国防部的那份工作。我不想再度离开陆军，但是参谋长认为我到哪里最合适，我就到哪里去。”卡尔征求了罗杰斯的意见后，答复我说：“我们希望你到凯斯特那里去工作。”凯斯特与罗杰斯在一些涉及地盘的问题上有过交锋，罗杰斯也许觉得让一个陆军的人到凯斯特手下工作会有某种好处。向布热津斯基表示了歉意之后，我便到凯斯特那里工作去了。
我的家人也从坎贝尔堡迁回华盛顿地区。我们签了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郊区的伯克中心建造一座房子的合同。此举把我们卖掉在戴尔镇的房子那笔买卖中赚的钱花得一干二净。我们的新家离首都比较近。在华盛顿房地产业中，“靠得近”是一个有魔力的字眼。那时，距城里每近1英里，房子的价钱就要贵上1万美元左右。
我作为坎贝尔堡的一名旅长，对于决定防务政策的那些因素的了解，不比堪萨斯的雪佛兰汽车经销商对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内发生的事情了解得更多。我是需要接受这方面的再教育。凯斯特把我安排在他那套房间外面的一个小办公室内。我就从这一有利位置观察他。此人又高又瘦，由于常年坚持慢步小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身材。他讲话的声音很尖，与他那威严的风度很不相称。凯斯特这个人很有意思，虽说他谈吐和气度都很平凡，但却有点文艺复兴时期的遗风。他的办公室总是萦绕着古典乐曲声，偶尔还听到他用法语与人通电话。他博览群书，文章写得干净利索、生动有趣，使人不会想到是出自一名律师和政府官员之手。
凯斯特很有手腕，我很快发现五角大楼所有重要的权力之线无不从他的手中通过。部长哈罗德·布朗是一位物理学家，当过约翰逊政府的空军部长及国防部研究和工程署署长，任国防部长之前的职务是加州理工学院院长，他自然是握有最后决定权的人物。但是，由于凯斯特的安排，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报告，不先经过他这一道关是绝对到不了布朗部长那里的。
办公室里通常都设有收文篮和发文篮，但是在凯斯特那里还有一个冷宫篮。有一天，我到凯斯特那里去汇报时他正在草草翻阅一位助理部长呈送布朗部长定夺的一份文件，随后就把它丢进了身后的冷宫篮。几天后，那份备忘录的作者打电话来询问此件的处理情况，凯斯特的秘书支支吾吾，以各种借口欺骗人家，说什么凯斯特先生不在办公室；凯斯特先生正在接另一个电话；凯斯特先生正在同部长一起开会；等等。可实际上，这份文件还在凯斯特先生的冷宫篮里睡大觉，它被暂时放到了不该放的地方。又过了几天，凯斯特才允许那位苦恼的官员来见他，打听他那份文件的命运。谈话间，凯斯特突然改变话题，问这位老兄是否雇佣了他推荐给他的那位非常能干的人。那人嗫嚅着为自己辩解，最后终于恍然大悟。他很抱歉地说，还没抽出空来过问此事，他回去后马上就见这个人。凯斯特说，这就对喽。当天下午，那份历尽磨难的文件总算走出冷宫，被送到了部长办公室。这就是凯斯特作风，有罚有赏，前者是对别人，后者是对他自己，有时是加倍犒赏自己。
另有一次，凯斯特宣布，没有布朗（实际上应读作凯斯特）的批准，国防部长办公厅内一律不得提拔GS…13级以上（即中层管理人员）的官员。还有一次，他宣布，未经他允许，五角大楼内任何人不得聘用外面的人做顾问。
作为一名军人，一名上校，我对三星和四星将军们是十分敬畏的。凯斯特却不然。他不仅把决定文官升迁的大权操在自己手中，而且还要把持高级军官的提拔。准将与少将的候选名单不再只是由布朗部长作走过场式的签署了，凯斯特会仔细地加以审查。凯斯特还改变了由有关军种司令提出提拔三星或四星将军的人选这一传统的特权。以前的做法是，由各军种的司令为每一个空缺提出一个人选。凯斯特说这样不行，现在他们必须提出两个人选，让布朗部长从中挑选一个。军种司令们对此很不满。罗杰斯将军已经答应要把某位将军提为四星将军，把统辖美国本土陆军部队的部队司令部交给他领导。凯斯特却插了一手，对他说，哎呀，这可不行，你还是得按规定给我们提两个候选人。罗杰斯照办了。随后，国防部长布朗、陆军部长克利福德·亚历山大和凯斯特一起在适当时机研究了这两位候选人的条件，而罗杰斯被排斥在外，只有在一旁发火的份儿。最后布朗部长做出了决定，选中的并不是罗杰斯将军中意的人。
此后不久，我被召到罗杰斯办公室，在那里当了一阵出气筒。“这是我在军界供职35年来所经历过的最不像话的人事决定！”罗杰斯发泄着他对凯斯特的恼怒。“我不明白，一个不是军人的特别助理怎么就能推翻一位陆军高级将领的决定！”
当他终于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我开口说：“将军，我理解你的失望，但凯斯特只是想让大家明白，这些职位是归布朗部长管的，决定应当由他来做。”罗杰斯将军当然知道这一点，于是他的情绪平静下来了。他在让我离去的时候，承认我应当忠于凯斯特，即便在做出对陆军不利决定的情况下也应当如此。当初他在派我来担任这项工作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
凯斯特控制了美国最庞大的军事机构的人员流动、文件分发以及官员升迁等大权。他处事的态度是直截了当的，恰如他的为人。他赏罚分明，听话的下属有赏，调皮捣蛋的挨罚。他谋求权力和行使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凯斯特自己并不需要权力的抚慰——而是因为他相信他这样做最符合他的上司的愿望和卡特政府的利益。
凯斯特是一辆三驾马车中负责政治的那匹马。另两名成员是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汤姆·罗斯和负责立法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国防部同国会之间的联络官杰克·斯坦普勒。每天早上，布朗部长都要在他的办公室内同他的几位最亲密的助手开会。我坐在房间尽头，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旁观者。我的旁边是一座落地式大摆钟，它每隔半小时便敲出庄严的钟声。国防部长显然需要这些左膀右臂。哈罗德·布朗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是卡特总统任命的最恰当的阁员之一，但是这位专攻物理学的知识分子更喜欢同文字打交道，而不善于同人打交道。我总觉得他会更愿意我们把文件从门底下塞进他的办公室，好让他一个人仔细阅读或者考虑一些道理。就连他的太太科伦如果想同丈夫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