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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埋头工作于驻德国的第五军的时候，我在华盛顿期间要温伯格给予注意的那些国家保密局的电报终于真相大白，这就是伊朗—孔特拉事件。11月1日，全世界从贝鲁特《帆船》杂志上获悉，美国一直在秘密地卖武器给霍梅尼政权，尽管里根总统保证永远不同恐怖分子打交道。我曾参与把陆军的“陶”式导弹调给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而那些导弹后来转交给了伊朗。接着又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这消息是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于11月25日披露的。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这些人把卖给伊朗的武器提了价，然后偷偷地把获得的利润汇到一些私人银行账户上，以资助孔特拉集团。不仅我对这种资金转移毫不知情，连总统、内阁和国会也都不知情。波因德克斯特辞了职，总统也解除了奥利·诺思的职务。
总统现在得任命一位新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从阿米蒂奇…巴杰这条内线获悉，弗兰克·卡卢奇是首要人选。这是个明智的选择。然而，当朱迪·雷奥姆喊我去接卡卢奇的电话时，我立即感到不安起来。我对他表示祝贺，但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的心沉了下去。他说：“科林，你得回来。我接了一个烂摊子，我需要你来帮助我收拾。我希望你来当我的副手。”
“弗兰克，这个烂摊子可不是我造成的，”我说，“你能找到许多跟我干得同样好的人。”我向卡卢奇指出我是多么不够格担此重任。“你为什么不从你在外事部门的朋友中选一位？”我问，“乔恩·豪怎么样？”——乔恩·豪就是接替我担任卡卢奇的军事助理的那位精明的海军将军——“他现在是国务院的政策计划员。”我指出。
“我要找的不是对外政策专家，”卡卢奇说，“我要找的是懂得怎样开展工作的人。我需要的是你为卡普和我做过的那种工作，一个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整顿秩序、立下规矩的人。”
“弗兰克，我好不容易回到真正的陆军部队中来了。”我向他求情。我对他说，在我证明自己是一个能干的军长之前，我不想离开部队。我不想成为一个当了两个月连长，一年营长和旅长，没当过师长，当了5个月军长又突然溜掉的人。而且，在有了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这两个人的经验之后，我认为，再让一名军人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美国所无法承受的。
“我们需要你，科林，”弗兰克不为所动，“这是件大事。请相信我，这关乎总统的职位。”
我打出了我的最后一张牌。“你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干系的。”我讲了我根据里根总统的《必要性的审查结果报告》安排调拨“陶”式导弹的事。
“我会让司法部和白宫的律师们去研究这个问题。”他说。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我对他说。
“我们下次再谈。”他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拼命要抓住救生圈那样，我给威克姆将军打了电话。他对我表示同情，但又搬出了他那套老话：“我早对你说过，科林，也许你命中注定不能当指挥官。这事由你来决定，但是我相信你应当去做他们要求你做的事情。”不过，他又说，如果我接受了这个职务，他可以争取在危机过去之后让我很快回到陆军中去。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威克姆很快要退休了。如果我接受了这个职务，恐怕那就标志着我的陆军生涯的完结。然而，压力在继续增大。不久，温伯格又打来电话，说：“科林，我相信在总统需要你的这个当口，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两天后，卡卢奇又打电话来。他查了一下，看看在“陶”式导弹这件事上我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麻烦。结果我是清白的。看到这最后一条出路也被堵上了，我不再拐弯抹角了。“我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体面地离开这里，这是使我可以面对我的军官同事们的唯一办法，”我说，“而这一点是你所做不到的，弗兰克，得总司令亲自发话才行。这是我这个圈子的人唯一能理解的事情。”
“好的。”他说。
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我居然以为自己已经躲过这颗子弹了呢。
12月12日，阿尔玛和我参加了一个圣诞聚会刚回到家，正在厨房里坐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的是白宫接线员那威严的声音。是总统亲自打电话来。电话中的罗纳德·里根讲话很亲切，像老朋友似的，说他希望他不是在不方便的时间打电话来，说他不习惯给将军们下命令。接下去他便进入“正题”了（那是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肯·阿德尔曼为他准备的）。总统说，上次我们一起到格林纳达去，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他知道我在第五军干得多么好；他知道我多么喜欢指挥岗位；他知道阿尔玛和我在法兰克福过得多么开心；我此番去华盛顿只是在军事生涯中稍作迂回，但对美国来说却至关重要；他需要我来帮助弗兰克·卡卢奇整顿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烂摊子。
“是，总统先生。”我回答说，“我一定照办。”我已经没有选择了。
“上帝保佑你。”我说。
对我的任命是1986年12月18日宣布的，头衔是“总统的国家安全副助理”。我一个人先去华盛顿安排住房，购置汽车，为我的女儿安妮玛丽转学。她将回到她5个月前刚转出的那个学校。我还同卡卢奇谈了谈我们在群龙无首、飘忽不定、士气低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所面临的工作。我回到法兰克福正赶上过圣诞节。那个节过得乱糟糟的，搬家工人把我们家弄得一片狼藉。到了1986年的最后一天，我正式交出了第一军的指挥权。
我任第五军军长只有5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倘若我能干满4年任期，我本来会有机会升为四星将军，成为驻欧美国陆军部队总司令。我从萨姆·韦策尔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精锐的军，我的那一班人使它变得更加出色了。我付诸实施的两项新措施在我走后不久就见效了。在此后举行的两次北约组织竞赛中，第五军都赢得了胜利。一个是美国以前从未赢过的博斯莱格骑兵竞赛，一个是加拿大陆军杯坦克竞赛。这后一项竞赛我们也很久没赢过了，尽管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这些竞赛在一个赛季同时赢得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和超级杯赛这两个比赛差不多。我的继任人杰克·伍德曼西好心地给我往白宫打了电话，与我分享这一荣誉。但是，我肯定更希望自己仍能身在德国，亲自参加颁奖典礼。
1987年1月2日，我又穿上了我以前穿过的一身便服坐在白宫西翼的一个小房间内，那房间的面积大概跟我的第五军办公室内的洗手间差不多。隔壁的办公室地处楼角，宽敞通风。在那间有名的办公室里坐着我的新上司——毋宁说是担任了新职务的老上司——弗兰克·卡卢奇。他现在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这时的白宫静得可怕，因为里根一家在加州度假尚未回来，总统和他手下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此时都不在。
弗兰克和我都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我们当时的处境就好像是接过一个其营长刚被撤职的士气低落的营；或者是一个因比赛输了球教练刚被解雇的球队；或者是一个高级职员不久前携款潜逃的一家公司。肯·阿德尔曼、玛丽贝尔·巴杰和卡卢奇的前军事助理格兰特·格林已经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帮助弗兰克处理接管事宜了。阿德尔曼的工作最难做：他要先把老的工作人员清理干净，然后才能回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去。卡卢奇和我要做的事情差不多是另起炉灶。
有一天，我正在琢磨我的电话是怎么装的，忽然听到一个略带鼻音的充满热情的声音。“他在里面吗？”突然，我的门口出现了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他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向前伸着手。“我是乔治·布什，”他说，“欢迎你来白宫。很高兴你和弗兰克都过来了。你们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班子。”这时的我，在思想上还把自己当作一名步兵将军，可是美国副总统却到我这里来祝贺我就任新职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受到俱乐部老板欢迎的得奖新手。我听说，副总统和我还要共用一个洗手间呢。今晚可得把这事对阿尔玛说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47年成立的。陆军部、海军部和另外两个军种也是在那一年合并成为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章程很简短，也不特别深奥：“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对内、对外和军事政策的协调方面为总统提供咨询。”讲得通俗一点儿，就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许多机构和个人都想让总统听从他们的意见，因此总统需要一个“裁判”，即一个不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机构，来客观全面地向他说明每个竞争者的观点和国家安全顾问自己的立场。一个好的顾问应当是一个诚实的掮客。亨利·基辛格使这个机构的权力达到了顶峰。那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比国务院的权力还大，直接从白宫西翼掌管对中国和苏联的政策。在他当上国务卿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还保留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以防止任何人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这个国务卿。
在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诺思这伙人的把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无法正常运转。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错。他们为总统工作，而他们的总统却不喜欢插足于他的那些权力很大的阁员之间，做出困难的抉择。他们为之工作的总统希望人质获释、孔特拉继续存在，但自己却不大操心具体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其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填补了一个权力真空，成了自己的进行小型战争的国防部、成了自己的实行自己的秘密外交的国务院、成了自己的从事隐蔽活动的中央情报局。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伊朗—孔特拉丑闻。
我上任头一天就打了我在这里的第一仗。卡卢奇向来讨厌与讲话稿打交道，于是便派我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参加一个高级助手会议，讨论为总统起草的一份有关防务预算的讲稿。推销这个讲稿的是总统的主要撰稿人——爱吵架的托尼·多兰。此人以前是专报调查性新闻的记者，获过普利策奖，现在是里根撰稿人中的极右派。我提出，这份讲稿是否过于尖刻了。多兰立即跳了起来，指着鼻子斥责我对文字上的事一窍不通，除了军人手册以外，对其他东西一概没有资格评论。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一个新来者进行的考验。我没有退让，但是这个地方的人比五角大楼总部的那些人还要难对付。
过了几天，在总统回来之后的一天，卡卢奇从我的门口探进头来说：“来吧，我们去向他汇报。”当时，约翰·托尔正领导一批人对伊朗—孔特拉事件进行调查。他在白宫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有关国家安全顾问或他手下的人向总统说了些什么、总统同意了些什么的任何记录。卡卢奇对我说，我的职责就是填补这个空白。他说：“你想说什么尽管说，但是你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对他说的话和他做的决定记下来。”
我们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正在听他的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汇报其他问题。我们来后，总统站起身来，亲切地笑着，向壁炉左边的安乐椅走去。他再次对于把我从德国调回来表示歉意。这时，副总统布什进来了，坐到了总统左边的安乐椅上。卡卢奇坐到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到该沙发的另一端。里根坐在我们对面的长沙发上。总统在开始讲话之前先说了一个笑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例行程序）。我的目光落在他的双脚，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穿皮鞋都会使鞋的面部出现一些皱褶，而他那双像镜子一样亮的鞋何以会一点儿皱褶都没有呢？不论是这一次，还是在其他场合，他的鞋看上去永远都像第一次上脚。
卡卢奇先把过去24小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回顾了一遍，接着便谈到眼下的难题，即我们打算怎样把已经彻底毁于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重建起来。“首先，总统先生，”卡卢奇说，“我们把奥利·诺思那一摊工作取消了。我们要使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此以后不再从事隐蔽活动。”他进一步解释说，我将对中央情报局目前正在从事的全部隐蔽活动进行审查。“我们已经拟定了4条检验标准。”弗兰克继续说。对每一项活动，我们都要提出以下问题：（1）它是否合法？（2）我们是否知道它应当达到什么目的？（3）它是否正在实现为它确定的目标？（4）如果这种行动突然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美国人民会怎么说？他们会说“我们真是些聪明的小鬼头”，还是会说“这帮人都是些蠢货”？卡卢奇说，如果一项计划通不过上述检验，我们就将建议把它取消。“而且，”他最后说，“我们雇了一位名叫保罗·史蒂文的律师，确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法的。”
在这第一次汇报会上，里根总统听得很认真，问了几个问题，但是没有做任何指示。后来这几乎成了我们每天上午向他汇报时的惯例。我们把各阁员及国会的不同观点摆出来，等待总统来对它们进行剖析，找出它们的根本动机。但他却不这样做。最令人气馁的是，在卡卢奇介绍各派意见的时候，总统几乎不说一句话，直至弗兰克提出建议来。此后，总统只是承认他听了他的汇报，但却不说“是”，也不说“否”，连个“可能”都不说。会后，当我和弗兰克顺着大厅往回走的时候，弗兰克小声嘀咕说：“这算是同意吗？”最后，我们就假定总统知道我们把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加以平衡后，做出了我们最好的判断。总统显然觉得，只要他知道我们以他的名义做的事情就行了，没有必要再说别的。至少，这是我们所做的乐观的解释。
总统消极的管理风格使我们负担很重。我们对于在没有明确决定的情况下实施各种建议感到很不坦然。后来才慢慢习惯了。如果某个决策以后遭到批评，这种决策还能实施得下去吗？总统还会记得这些事情吗？一天上午，在我们做出了不履行一项关键性军备控制项目的新决定之后，总统又未置可否。离开时，弗兰克抱怨说：“天哪！总统不表态，我们的使命可不是领导这个国家的！”
卡卢奇注意到，我们两个人从原班子中承接了5位秘书。我的主要秘书是一位能干而又和蔼的女士，名叫弗洛伦斯·甘特。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20多年了。我问过弗洛伦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秘书。她解释说，因为以前工作人员常常要一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周末还要加班。我把这种情况对卡卢奇讲了。他说：“把其中的两人调走。”我们用正常的时间工作，就能造成足够的“损害”。正是那些不分昼夜的工作狂们把政府推到倒台的边缘。我们是这样工作的：每天晚上7点钟离开办公室，有时星期六来一下，但星期日是决不加班的。卡卢奇总是能在星期五下午7点钟溜出去打网球，然后就不回来了。就是这样，他做的决定也比先前那些夜猫子更明智、管的事情也比他们更多。我们回家的时间也比他们早。但是，像我们干的这种工作毕竟不能按时上下班。我常把工作带回家去做。而且没过多久，就又像在温伯格手下时那样没早没晚的忙了。在法兰克福那些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忠实可信的约翰·威克姆在华盛顿地区的麦克奈尔堡为我们安排了一所具有乔治王朝时代风格的邸宅。那是我们住过的最漂亮的陆军房舍了。全家人第一次走近那栋房子的时候，安妮玛丽学着《飘》里郝思嘉的样子，伸出双臂说：“我发誓，我永远不再受穷了！”麦克奈尔堡什么都好，就是有些与外界隔绝。每当阿尔玛需要点针头线脑什么的，她得开车到14街大桥的对面去。这个地方非常僻静，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静园”。最糟糕的是，这里没有车库可供我装修汽车。上次，当威克姆在喧闹的迈尔堡为我们找到一所比较朴实的住宅时，我们也像这次一样高兴。这是我们不到一年内第三次搬家。
2月26日，托尔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有关伊朗—孔特拉事件的报告。报告把里根总统说成一个糊涂而不了解情况的人，而且认为他的甩手管理方式是他不知道在他自己总统任内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托尔的报告成了我们的“业务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