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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多一点。舒尔茨、卡卢奇和我得不时地就一些细节问题为总统救驾。尽管戈尔巴乔夫在对问题的掌握方面明显占优势，但他的举止中丝毫没有傲慢的成分，绝没有1962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威逼年轻而又缺乏经验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那种情形。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更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阐述方面，这位英国首相也比罗纳德·里根高明许多。她和戈尔巴乔夫都在里根身上看到了在两次总统选举中赢得了美国人心的那些品质。此人不仅是总统，他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他的人民的朴实性格、讲究实际的态度以及乐观精神。聪明的外国元首们承认这一事实，比较刻薄的领导人则不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绝不是傻瓜。
12月10日上午，天空阴沉，淫雨霏霏。人们聚集在白宫南草坪上为戈尔巴乔夫送行。然而，戈尔巴乔夫却像一个刚刚赢得了预选的政客一样春风满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确是赢得了一次预选。在从苏联大使馆去白宫的路上，戈尔巴乔夫让他的车队在第16街停了一下，开始向围观的人群做姿态，而且他的姿态做得十分成功。正如我们后来认识到的，他的举动证明，他在国外比在苏联国内更得人心。然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苏联人想要的弹道导弹的最高限额是5100枚，而我们想要的是4800枚。我们只有把这个分歧解决了，才能从中程核力量条约迈向限制战略远程核系统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类战略远程武器是设计未来越洋发射、袭击彼此的城市的。
当我们同苏联人一道挤在内阁会议厅里，争论着可容许的弹道导弹数目问题的时候，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却在那边等待我们结束讨论，使他们能够在浸透了雨水的南草坪上开始举行欢送仪式。最后，卡卢奇向阿赫罗梅耶夫提议，我们干脆来个折中，把导弹数目定为4900枚。我们的人走向总统，在舒尔茨和我保证这是一笔好交易之后，总统同意这个建议。我感受到了卡卢奇以前感受过的那种激动心情。罗纳德·里根相信他手下的人，他会接受你的建议，所以你的意见最好是正确的。总统曾在一张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向他汇报情况的照片上给我题字。他题的字是：“科林，如果你这么说，那就一定是对的。”这表明他是多么信任我，这种信任真有点令我诚惶诚恐。
戈尔巴乔夫也同意了这个折中限额。于是，就在华盛顿那个下雨的午后，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了。
1988年1月，我们进入了里根政府的最后一年。对于像我这样仅仅一个月前才从侧翼走上全国性舞台的人来说，这个时期是在饶有兴趣的气氛中开始的。我收到了阿拉斯加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同布什副总统之间两封往来短笺的副本。史蒂文斯在圣诞节刚过的时候写信道：
亲爱的乔治：
我的确对科林·鲍威尔印象很好。
据我判断，他应当列入你遴选副总统的“最后考虑名单”。
几天后，1988年1月5日，布什回信说：
特德：
你对科林·鲍威尔的印象没错。他在各方面都是属于A级的人。
承蒙恭维。但是他俩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布什从未对我提过这件事。
那个时期民主事业在拉丁美洲正在取得胜利，但是在桑地诺派掌权的尼加拉瓜和诺列加执政的巴拿马则不然。我在一段时间以前已经知道尼加拉瓜孔特拉绝不可能高举胜利的旗帜和枪支在马那瓜凯旋游行。他们还不够强大，但是他们仍是我们促使桑地诺派继续坐在谈判桌旁的手段，这个策略当时是起作用的。双方已在头年8月达成初步协议。我认为，为了保持压力，我们应该继续向孔特拉供应武器，不是从后门送过去，而是在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公开提供。我当时仍在为一项向孔特拉提供武器的一揽子计划尽力游说，而那是使我深感失望的日子。在临近2月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要达成协议了。只要共和党人能答应作少许次要的让步，我们就能在民主党人中间把我们所需要的能左右局面的票数争取到手。但是我没有把众议院少数党督导迪克·切尼的性格考虑在内，我早在法兰克福第五军的时候曾向此人介绍过情况。切尼不同意再作任何让步。他宁愿输也要坚持原则，不愿为了赢而作进一步让步。结果，政府方案在2月3日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不那么可取的协议，即以继续提供非武器援助来使孔特拉保持勉强的团结。
2月19日，我随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取道芬兰前往莫斯科，我们将在那里筹划拟在夏季举行的下一次首脑会晤。这时我与舒尔茨的关系日益密切。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杰出的公务人员之一，我对他知之越多，印象就越深。我钦佩舒尔茨不仅是因为他有智慧，还因为他坚忍不拔地想方设法为里根的理想注入实质内容。他和我，还有卡卢奇，每天早晨7点钟在我办公室碰头。我们3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以相互竞争的政府系统的头领的姿态进行工作的。在政府里舒尔茨是唯一负责对外政策的部长，我总是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明白这一点并始终支持他。
我们中途在赫尔辛基停留，下榻宜人的渔村饭店，以便先消除一下飞行时差造成的疲劳，然后再去见苏联人。舒尔茨盛情在饭店请我们一行15人吃晚饭，吃着吃着我们成了邻桌一批日本游客大感兴趣的对象。
我们散席的时候，日本人拿着相机围了上来。他们希望同名人合影留念。舒尔茨和我稍稍整了整仪表，不料日本人却围上了别人。他们想与之合影的名人是国务院公共事务助理部长雷德曼。雷德曼是每天在电视摄像机前向报界发布新闻的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人们由电视影像形成概念的时代，而真实在这些概念掩盖下黯然失色。后来我也看到这种失真现象在我们对外政策的审议中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
到莫斯科后，我见到一位经历了冷战全过程的人物，他就是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各时代连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多勃雷宁一定是软木做成的人物。他在前几代推行强硬路线的共产党政权中安然无恙，在现在的公开性和改革时代又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我们到后，白天在昔日的沙皇宫殿、如今是外交部宾馆的一幢外交别墅内同多勃雷宁和谢瓦尔德纳泽讨论有关将要举行的首脑会晤事宜。
白天的会谈结束时，多勃雷宁悄悄走到我面前说，他想我们应该聊聊，就我们两个。他的司机开着吉尔车把我和他送到了莫斯科河对岸与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饭店。过厅里空荡荡的看不到什么人，我问多勃雷宁：“这是什么地方？”“供大人物用的，政治局、克格勃。”他用悦耳的美国英语说道。我们乘电梯上到4楼，多勃雷宁带我走进一个包间。人们到苏联去通常不是为了享受美味佳肴，但是这顿饭却精美异常。服务员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动作干脆利落的俄罗斯女郎。
多勃雷宁一张大大的脸，面相开朗慈祥，态度和蔼可亲。我提高了警惕。“科林，”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道，“对这里的现状你必须有个了解。戈尔巴乔夫是我们自从列宁以后第一个治理国家的‘法家’。这一点比你所意识到的更重要。由官僚发号施令进行治理的社会运转不灵，因为这些官僚没有别的能耐，也没有改革的良策。戈尔巴乔夫正在努力使我国成为法制国家，不再由庸碌无能的党干部治理。”多勃雷宁接着指出，这位新领导人对军方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他把将领们都快气疯了。戈尔巴乔夫对他的将军们说道：”你们对我说正因为美国人有这种那种武器，我们也非得有不可。为什么？我不想去征服美国人。所以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些武器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多勃雷宁说，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军方提出过质问，军方一向是要什么有什么。
他要求我试着站在他们方面看看苏联帝国主义是怎么样的。他说：“你们总是拿古巴来猛攻我们，古巴这样、古巴那样。你们知不知道是谁把古巴给了我们？是你们。卡斯特罗是个革命者，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到联合国去，住在哈莱姆区的特里萨饭店。你们政府对他不理不睬，把他当贱民看。于是他投进了我们的怀抱。”
他继续说道：“你们不断在尼加拉瓜的事情上猛攻我们，但是，我们向桑地诺分子提供的支援只不过是够他们自卫用的武器，尚不足以用来骚扰邻居。以后你们再不会看到我们那么快就去参与别人的革命。”那样的日子正在结束，多勃雷宁接着说。那种使苏联花费了数以亿计的卢布，换回的只是些暴虐政权和使苏美关系恶化的对外冒险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
多勃雷宁说，戈尔巴乔夫希望的是使苏联国内稳定。新政府想要走向自由市场，但是这种转变不容易。“拿面包来说吧，我们为成本提供补贴，面包价格便宜到用酒糟喂猪还不如用面包喂猪合算。包装面包的塑料纸的成本比面包本身更贵。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很荒唐，也知道不能再维持下去，可是已经补贴60年了，不能说停就停。那样我们真的又会发生一次革命。”他说，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提高税率，使国家多一些财政方面的责任心，“但是那样又有扼杀企业精神的危险。”
我知道说话的是个老行家，是个跟革命前的绸缎一样滑溜的外交官。但是，我并未把多勃雷宁对我说的这些话自动先打上个折扣。回饭店后我把我所记得的每一个字都记录了下来。
3月1日，里根总统在布鲁塞尔同北约其他15个成员国国家元首会晤。正震撼着苏联的那些变化也动摇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所有那些以往的假设。德国总理科尔——他的国家在一旦发生东西方大战时很有可能成为战场——要求进一步达成削减战术核武器（例如我们的射程60英里的“长矛”导弹）的协议。在美国国内，里根政府受到人民的压力，他们想知道，既然苏联的威胁已经减小，我国的国防开支按人均计算为什么仍要比一般北约伙伴高出将近3倍。
在布鲁塞尔总部，北约各国领导人围坐在一张圆桌旁，身后坐着各自的工作人员。里根总统在16个人中排在最后一个发言。第一天会议结束之前将轮到他。在听了前面的发言者关于戈尔巴乔夫的絮絮叨叨的长篇大论之后，我有点不放心我们为里根总统准备的发言稿够不够充分。趁会间休息时，我走到总统跟前轻声说道：“总统，你的讲稿的确不够好，我很抱歉。恐怕你要临场发挥了。”
他神情愉快、毫无焦虑之色地望了我一眼。“行。”他说。他将在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之后发言。马尔罗尼在开场白中说，他对做超级大国邻居的处境也颇有感受。接着，他把他的国家与我国之间的3000英里不设防边界同东方集团与西方之间剑拔弩张的边界作了对比。他说，重兵把守的边界代表过去，美加边界的范例必定代表未来。马尔罗尼口才出众，他对改变当天会议的气氛起了作用，使发言摆脱了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戈尔巴乔夫热。
最后轮到里根总统了。他谈到我们试图同苏联达成些什么协议。他简单而又具有说服力地谈到我们的目标和期望。他讲话时不看讲稿，他的话显然打动了其他首脑。罗纳德·里根并非像批评他的人描绘的那样是个只有一个心眼的人。他没这么简单。在这一天，他再次显示了对发生在美苏关系中的历史性变化的悟性，并且用老友相对那样的独有的里根式谈吐表达了他的信念。他的自信心和自在感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强。
北约会议散会出来时，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克里斯·华莱士要求采访我。他说：“我希望先非正式了解一下背景，不上镜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同意了，于是便向他介绍了情况，足足谈了15分钟。“现在我们上镜头吧，”他说，于是我俩进行了12分钟的录像问答。在问答谈话中我告诉他说，虽然这么多领导人在一起会谈总难免有不一致，但会议开得很顺利。在这段谈话之后，他又接下去问了一些问题，也是非正式的，不上镜头。又谈了10分钟。我同华莱士总共谈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很高兴地回房间稍事休息。
我肯定睡着了，是电话把我惊醒的。电话是国内白宫新闻办公室的什么人打来的，他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我不明白这个人在说什么。他告诉我说，我公开表示不同意总统的看法，在电视节目中让总统丢脸。
我马上到菲茨沃特的新闻中心，请那里的工作人员把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录像带找出来放给我看。华莱士和他的摄像组在总统走出会场时拦住了他。华莱士问总统，北约伙伴中间在仍然存在的苏联威胁问题上有无任何分歧。总统说他从未见过如此和谐。华莱士问他，他们是否在某个事情上有分歧？“没有。”里根说。镜头从他移向华莱士。华说道：“可是甚至在总统自己的顾问中间也有人对这一点有不同看法。”于是出现了我在说话的镜头：“与会的16个国家，全都是主权国家，分歧当然会有，而且当然时不时会有热烈的辩论和讨论。”我跟这人谈了半个多小时，他从中只摘用了这7秒钟。
不久，我碰巧遇上了华莱士，就说：“克里斯，你这一招很低劣。”
他仍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我需要另一种观点，如果这是你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事，那算你走运。”
到了这时，我恍然大悟，这片丛林里果然有老虎出没。回华盛顿以后，我在4月5日——那天正巧是我51岁生日——向新闻界通报巴拿马情况。有人向我问到一个走漏出去的消息，说我们可能考虑绑架诺列加。我按照我制定的应付媒体的新规则之一做了回答：“我不是讨论可供选择的办法。”在情况通报会临近结束，我即将保持完肤而退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被谁咬了一口。不久前杰西·杰克逊牧师就巴拿马形势发表了他的劝告，有位记者就这件事向我问道：“杰西·杰克逊介入对外事务合适吗？”我顿时明白了他的用意。他其实是说：“请你给杰西来上一拳好吗？兄弟一吵架，新闻就有了。”
我说：“我很钦佩杰西·杰克逊牧师，而且像对任何人一样，我对他的意见表示理解。”这句话诠释出来就是：“你想叫我和杰西干架，你们看热闹，那可办不到。”
关于怎样提防新闻媒体，怎样提供消息的经验教训还有：向你提出的问题你用不着每一个都作答。问什么问题由他们选，回答什么问题由你定。我从那次同华莱士打交道的痛苦经验中还学会了如何越过向你提出问题的听众而另外瞄准你要对之说话的对象。回答问题时，一定要着眼于该怎样对坐在荧屏前注视着你的千百万听众说话。
为了维护面子而采取变通的做法有时也适用于国际问题。科威特人要我们卖给他们“小牛”空对地导弹和可以用来发射这种导弹的F／A…18飞机。美国犹太人的主要院外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大约一年前阻止了一笔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小牛”导弹的交易。该委员会还公开反对向科威特出售F／A…18飞机，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想同里根政府再发生一场激烈冲突。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向我承认：“我们反对的主要倒不是飞机，而是飞机携带的‘小牛’导弹。”“小牛”导弹有两种型号，D型小，G型大，这他知道。被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挡住没卖给沙特的是D型“小牛”导弹。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的态度应该前后一致。在D型导弹问题上我们反对过沙特人，我们也得同样地反对科威特人。”
我有点听不大明白，便说：“你们知道D型能达到的破坏程度G型也完全能达到，而且G型的破坏力更大得多，但是，你们不反对向科威特出售携带威力更大的G型导弹的F／A…18飞机，是这样吗？”
“我们必须前后一致。”他重复了一句。
科威特王储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萨巴赫亲王这时正在华盛顿催促达成这笔买卖。我前往亲王下榻的饭店套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阿米蒂奇和奥克利已在那里，他们正向亲王解释这笔买卖的问题所在。我向亲王介绍了D型和G型导弹的差别，然后指出，我们不能把F／A…18飞机连同威力较小的D型导弹一起卖给他，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飞机连同威力较大的G型导弹一起卖给他。亲王请我再说一遍。我又说了一遍。亲王同他的几位顾问面面相觑，好像在说：“他们还说我们不可思议呢！”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