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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人回来后，亲王说可以，他们愿意购买F／A…18飞机和威力更大的“G”型“小牛”导弹，如果我愿意把这项协议写下来签上字的话。我料想他们是怕以后没人会相信这笔交易。我表示同意。
皆大欢喜。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正如它对沙特人干过的那样也拦住了向科威特人出售D型“小牛”导弹，因而保住了面子。科威特人莫名其妙地如愿以偿，喜出望外。飞机和导弹制造商获得了一大批买卖。这件事的道德寓意是什么？也许在《艾丽斯漫游奇境记》里可以找到答案。
总统所有讲话的讲稿都由总统最后酌定，但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发言在白宫首先要经过我同意。今天送交我们过目的是将在4月21日向斯普林菲尔德的西马萨诸塞世界事务理事会发表的讲话草稿，它是由在撰写强硬路线发言稿方面坐头把交椅、擅长把握里根式语气的撰稿人多兰领导起草的。罗纳德·里根希望美苏关系继续变对抗为合作，但是表现出转变太快并不是好的讨价还价策略，所以多兰主张在这篇讲话中要有些辛辣的东西。再则，总统是保守派，美国又快要进入选举年了。里根本人虽不再参加竞选，但是政府决意继续坚持它的保守立场，把它传给下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因此，为了在莫斯科首脑会议之前稳住共和党右翼，这篇讲稿写成了一流的老式的东西方对抗讲话。我对这篇讲话在外交方面的作用隐约感到不安，但是从顽强的党派斗争立场来看又认为这种策略有道理。
4月22日，也就是总统发表了这篇讲话的第二天，我同舒尔茨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圣凯瑟琳大厅。那是间富丽堂皇的沙皇时代的宫殿，极高的天花板，黄白相间的雕梁画柱，巨大的枝型吊灯晶莹闪烁。戈尔巴乔夫坐在桌子对面，沉着脸厉声谴责24小时前里根总统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强硬讲话，边说边用力打着手势。他说：“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倒退，是企图向我们说教。”否则如何解释里根那套对苏联的老式攻击？“这次首脑会议上是不是要大吵一场？”他问道。
我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是如何为这番谴责做准备的。今天他面前没有放记事本，而是放着一个空的文件夹，文件夹的封面、背面和里页都写满了字，一行行的，起先还保持水平走向，越写越斜，越潦草。我可以想象昨夜的情景：“主席同志，这是你明天用的发言提纲。”短暂的沉默。戈尔巴乔夫把一叠纸翻了翻，往边上一扔说：“发生了新情况，这堆废话没用了。我自己来准备发言稿。”
会谈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指出前总统尼克松最近批评了中程核力量条约。“尼克松写回忆录写得很辛苦，停下来参加政治辩论解解乏，”戈尔巴乔夫用讽刺的口吻说道，“不能让死人揪着活人的衣服下摆，把他拖回到以往的年代。我们应当反对那些想要往苏美关系正常化的车轮里插棍子的人。”里根重谈好战老调是想干什么？是想回到老的政治关系，还是只是演给美国右派看的？我心中在想：米哈伊尔，你很有洞察力！
严厉的斥责，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整整继续了45分钟。一开始我曾为我们将为斯普林菲尔德讲话付出多少代价担心，但是接着我开始意识到戈尔巴乔夫也是在演给沿桌坐着的那些苏联人所代表的他的选民们看的。他不能在他的国家挨了拳头以后不做做还手的姿态。
斯普林菲尔德讲话稿被通过的时候舒尔茨不在华盛顿。他一直没看过这稿子，所以听到戈尔巴乔夫那一通发作有些吃惊。但是，他很聪明，不声不响地听着，在戈尔巴乔夫终于讲完了的时候，他沉着冷静地把话头转入了议题。戈尔巴乔夫换了语气。他开始叙述他在改革和公开性方针下要达到的目的。他要改革这个像步履蹒跚的巨人似的国家，要使苏联提高效率，要使苏联适应市场经济，要改革苏联共产党，要用我们从未想象到的方式改革苏联。他说，总之他要结束冷战。他们和我们的意识形态之战已经过去，他们败了。他知道我是军人，直看着我眨着一只眼说：“既然你们已经失去了头号敌人，以后作何打算？”
那天晚上，我回到饭店房间里，回顾这非同寻常的一天，有了一个深信不疑的想法。苏联这种方针的改变并不是为麻痹我们而行使的诡计。这个人说的话是当真的。我躺在床上，意识到我生活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另一个阶段即将开始。直到现在为止，我作为一个军人的使命一直是对抗、遏制以及必要时与共产主义作战。现在我必须想想一个没有冷战的世界。我们在生活中所信守的一套老原则现在如同过期的时刻表一样，只会起误导作用。
莫斯科会谈结束后，舒尔茨由谢瓦尔德纳泽陪同去格鲁吉亚共和国访问，我打点行装回国。途中在伦敦停留，以便向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通报情况。我仍是被引入她的起居室，在那里同她谈了将近一小时。在准备离去时，我提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段话。我说道：“首相，他对我说，‘我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而且能做多久就做多久。我将使事情不可逆转，然后，当我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别人会来代替我。’”
“喂，亲爱的孩子，”她说着做了一个不必放在心上的手势，“不要相信你所听到的每一件事情。要知道，有时候连我也会说这种话的。”
在国内，情报圈和政策研究圈里的人正在为如何应付苏联的变化忙得不可开交。中央情报局的一些苏联问题专家告诉我说，苏共中央快开会了，在会上——这次是肯定的——强硬路线派将要交给戈尔巴乔夫的是他自己的脑袋。中央全会举行了，会后戈尔巴乔夫贬黜了大约12名将军和强硬分子。我同情我们的苏联问题专家们。他们已经研究苏联40年，并对它有深刻的了解，苏联的这一套结构和规则正在消失。不管我们这些专家的专门知识有多丰富，他们对形势的预测比常看电视的普通人高明不了多少。
我已经身临其境地看到形势的发展，对这些专家的意见越来越不大重视。舒尔茨也开始不大在意中情局对苏联的估计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戈尔巴乔夫确实想要摆脱军备竞赛的经济负担，想把傀儡国家的包袱卸给西方的银行家，而且想要从解放战争这种事情中脱身。我们的专家们不大愿意预言未来将与往昔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会失败，而他的确是失败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不是因为革命不够彻底而败给左派，而是因为放弃了苏维埃的理想而败给右派了，苏维埃理想现已变成了一场噩梦。我国对外政策和情报圈里的人正在失去自己的劲敌；正如一句老的笑话所说：“一旦恶魔得救了，那么这些传道士干什么去？”
5月6日，我这个当年喜欢在大学体育馆里锻炼身体甚于坐在课堂里的学生，来到南卡罗来纳州克莱姆森大学，坐在主席台上，等待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当年与我一起当白宫研究员的同学、可以算是我弟弟的吉姆·博斯蒂克现在是佐治亚—太平洋公司经理，事业进行得很顺利。吉姆也是克莱姆森大学校友里的名人，是他提名授予我学位的。9天后，我到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并接受又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我对在场的人们说，跟坐飞机坐得多能得到优惠一样，这是我给这所大学频繁寄支票、并且还要继续寄支票换来的优惠。迈克是1985届毕业生，琳达是1987届的，安妮玛丽也即将在当年秋季进威廉—玛丽学院读书。紧接着，安妮玛丽就读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华盛顿—李中学邀我到她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在这前后，我打电话给卢埃林姑妈。她说她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总统当顾问，看到我接受那些了不起的学位。“上帝啊，”她说，“这些黑种小鬼怎么干得这么棒！”
5月的一个繁忙的下午，我的一位助手在我门口探头进来说：“查利·威克的人想知道，他乘哪部电梯上去，出了电梯是往右拐还是往左拐，进房间后电灯开关在哪里？”为了即将来到的莫斯科首脑会晤，我们除了为实质性问题做准备之外，还要应付种种叫人头痛的后勤问题。威克是里根在加州的密友，现任美国新闻署署长。在我的部下为安排800多人到莫斯科去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查利的工作人员看来占用了我们40％的时间。
我打电话给威克说：“查利，如果你想去莫斯科，你那些人最好别再往我办公室打电话。”查利立即止住了他那些助手。这就是有关首脑会晤的精彩标题的背后情景。
里根一贯寻求亲如家人的气氛，这是突破令人气闷的礼仪拘束、达到像友人相逢一样的效果的好办法。他想对戈尔巴乔夫直呼其名。总统说：“知道吗，在经济首脑会议上同西方各国领导人初次相见的时候，我说‘我叫罗恩’，短短几小时之内彼此间便以‘罗恩’、‘布赖恩’、‘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相称了。”
这个特大问题在白宫和国务院之间来回讨论，反复推敲。舒尔茨说他认为只称名不道姓是个好主意。罗兹认为，现在还为时太早，不宜勉强套近乎。我赞成罗兹的看法。不论有没有公开性，我们仍是在与一个强硬固执的人打交道。再说，我认为这样称呼也不相称。戈尔巴乔夫年轻一大截，够当里根的儿子，我相信他用“罗恩”来称呼美国总统会感到别扭。果然，在首脑会议期间里根曾有两次试着叫“米哈伊尔”，可是戈尔巴乔夫总是回称“总统先生”。
我们怀着很高的希望再度前往莫斯科。5月15日，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我们期望在这次首脑会晤期间能在削减核武器方面实现突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已经签署了中程核力量条约。在此期间这个条约已经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但是还有待美国参议院批准。我们预期会批准，但是非得先跟共和、民主两党的保守派斗上一场不可。这个条约对这些人说来很难下咽，因为我们得放弃某些武器，还因为对苏联的不信任感还残留着，不容易消除。我成了政府推销班子的一员，努力向参议院的强硬派和中间派兜售这个条约。
5月28日，也就是我们到达莫斯科的前一天，当总统一行正在芬兰休息以消除飞行疲劳时，我们得到消息说参院已批准了该条约。
第二天，当“空军一号”开始朝莫斯科下降的时候，我来到总统专用座舱。按照计划，他在首脑会议期间将在大约30个场合发表讲话，我想去同他把到达后紧接着要作的几次讲话的要点再理一遍。在他下飞机之前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一进座舱看到他独自坐着望着窗外，这时我们已经降到能够看清俄罗斯大地上的房舍和农田的高度了。
“看，几乎没有车辆来往。”他说道，略略跟我打了个招呼。
“总统先生，关于到达后的几个讲话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我说着，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我开始一张一张复述记录提纲的卡片，但是他并没有在听。这时飞机正在放下襟翼，轮子快要着陆了，我心急如火，尤其是看到总统终于扭过头来问我“你说什么？”的时候。
他并不在意我的焦急。他终于看到了这个“邪恶的帝国”。在上一次首脑会晤期间，他曾希望戈尔巴乔夫乘飞机在华盛顿上空兜一圈，那样他就能让他看看车辆来往如梭的公路和消费品源源往外涌的工厂了。在罗纳德·里根看来，几乎空荡无人的俄国公路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失败。这样的公路加强了他的信念，使他更加觉得他必须帮助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社会朝我们的方向改变。
下了飞机，他走到摄影机和话筒前面，一如既往完全熟记自己的台词，毫无纰漏。
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次单独会谈中，苏联领导人交给总统一份声明草案。他建议在发表最后公报的时候把这个声明包括进去。里根看了一遍，他喜欢这个声明。这篇文章看上去没有可反对的地方：“……两位领导人认为，任何有争执的问题都不能依靠也不应该依靠军事力量来解决。”“必须认识到，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及其社会政治选择的自由，乃国际关系不可缺少的和必须遵守的标准。”总统要工作人员研究一下戈尔巴乔夫建议的用语。
我相对说来是个新手，看不出这篇声明中有任何特别危险的东西。但是我们代表团里的那些老苏联通像块排除爆炸装置似的把它横挑鼻子竖挑眼地琢磨了一番，然后舒尔茨和里奇韦主张总统不予接受。这个声明有许多隐讳用语，发表了它就等于我们无意间赞成苏联继续占有波罗的海诸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而我们一直是公开不承认这些国家属于苏联的。在动人的措辞底下，这篇声明实质上是说，你们的是你们的，我们的是我们的，我们彼此别碰对方的地盘。
我们把这件事暂时放在一边，先去忙别的问题和首脑会晤期间一些值得纪念的大事，如：里根在美国大使官邸斯帕索楼聆听胆敢到这里来叙述他们所遭受的压迫的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倾诉；美国总统在巨大的列宁胸像下同莫斯科大学学生交谈；曾经把苏联指为“现代世界的罪恶渊源”的美国总统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肩站在红场上。
在圣凯瑟琳大厅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再次把这个可疑的声明推到桌子对面的里根面前，要他接受。离会议结束只有几分钟了，隔壁圣弗拉基米尔大厅里已经到了许多人，记者们已准备好采访两国领导人签署和交换中程核力量条约批准书的仪式。
戈尔巴乔夫向里根指出，这份声明与第一天会晤时他所建议的语句完全相同，总统当时很赞赏它，那么何不现在就签字呢？这个球扔得很高，很有力，越过工作人员的头顶直接朝总统头上飞去。与每当遇到须他临时应付的场面一样，总统显得有点不安。戈尔巴乔夫建议他就这件事同他的顾问们最后再谈一次。
好比重量级拳赛临时叫停时那样，俄国人走到一隅，我们走到另一隅。里根总统问道，这个平淡无奇的声明为什么这么要不得？他和戈尔巴乔夫相处得这么好。我们不是来促进和平关系的吗？我们再一次复述了反对的论点，总统一边失望地耸耸肩表示接受，一边带我们回到苏联人那里，戈尔巴乔夫正带着笑容站在那里等我们。里根对戈尔巴乔夫说，他没有得到顾问们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转向我们，笑容消失了。是什么问题？舒尔茨解释了我们的立场。这些反对意见没有一条是有道理的，戈尔巴乔夫反驳说，他盯向里根的目光简直能把里根打穿一个洞。
直到此时，我一直把自己基本上看做是一个行政官员，一个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像火车似的保持正常运行的人。我不是基辛格或者布热津斯基，没有他们的博士头衔和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经验。但是这最后一分钟的辩论的本质是无结局的、动摇不定的，我不喜欢。这件事应该结束了。我看着戈尔巴乔夫说，这不是一个可以仓促解决的问题，他在国内有他的政治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问题。要是总统带回可能使他在国内的支持者发生分化的东西，那对我们的共同利益不会有好处。我讲得沉着、冷静，有意使讨论不再继续下去。我说，我们给里根总统的建议是他不应当同意这个声明。
顿时，会议桌周围鸦雀无声。戈尔巴乔夫环顾四周说，如果这是总统的将军们的想法，那就这样吧。说完，他领里根走出房间，口里说道：“来吧，人们在等着我们哩。”他俩带头走到圣弗拉基米尔大厅的灯光和摄影机前，在那里签署了批准书。
头年12月，这两位领导人在华盛顿达成中程核力量协议，现在他们的国家也已同意，销毁中程核导弹的工作从此可以开始了。他们方面销毁1500枚，我们方面销毁350枚，从武器的总规模来看也许不算太多，但这是一个重大的开端。
我们飞离莫斯科时，“空军一号”上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但同时又个个精疲力竭。我们像狗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总统建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有人发现当天是领导白宫军事办公室工作的、在这次访问中创造了后勤奇迹的吉姆·麦金尼的生日。为了庆祝，机上的服务员不知用什么办法弄来了一个生日蛋糕。我到总统专用座舱请总统和第一夫人来参加。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为吉姆唱《生日快乐》。有几个人抓住机会向总统祝贺他莫斯科之行的胜利。飞机上挤满了白宫工作人员，多亏他们在幕后流汗，总统才有可能取得这场胜利。就总统而言，应该借此时刻谢谢他们，说一句“没有你们我将一事无成”。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