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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荣幸，”我说，“不过也不一定非给我安排什么职务不可。”
“不，不，”布什说，“我们需要你。不着急。先考虑一下。”
当天晚上我顺路到了卡尔·沃诺在迈尔堡的住宅。卡尔在军旅生涯中成就斐然，已升任四星级陆军参谋长。他领我到了他在1区楼上的书房。在那里，我把我同当选总统的谈话告诉了他。然后又说，陆军当然也不一定非得给我安排什么职务不可，何况到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结束时我可能也该退休了。我从军已30年，有些私人单位也已向我提供过令人感兴趣的机会。有位现已退休的军界实权人物不久前路过我家来看我，对我说他即将离开一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他认为由我接替他很合适。听他告诉我，我只要坐在董事会里就能拿到5位数的薪金时，我吃了一惊。“卡尔，”我说，“我离开陆军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我真正的希望是留在陆军里，如果那里有工作给我的话。”
卡尔这人不爱啰嗦，马上切入正题。别再提什么离开太久的话，他说，我在陆军有实力的将领中间仍很受器重。他希望我回去，陆军希望我回去。他说事实上他有一个职位可以给我，部队司令部总司令，负责驻在美国本土的全部陆军野战部队，包括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有将近100万兵员。
回家后，我像通常在面对需要做出决定的个人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开列了一张利弊比较表。我把“留”列在左方，“走”列在右方，因为我只有两个打算：或者留在陆军里，或者退休。我不想到国务院去当第二号人物，那等于降级。我也不想到中央情报局去当美国的间谍头子，那不是我。暂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也没有意思，因为我知道布什心中有他自己的人选：能干的斯考克罗夫特。最后，“留”方列出了19条理由，“走”方只有寥寥几条，其中最后一条是“开始新的生涯，能赚钱”。在翻来覆去思考了两天之后，我去见布什副总统，告诉他说我想回陆军。他客气地接受了我的决定。紧接着，在我们上午例行的汇报会上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里根总统。“部队司令部是四星级，是吗？”他问道。我回答说，是的，是陆军最高军衔。“好，好。”他说。
曾对我的生活道路产生过很大影响，也曾在伊朗—孔特拉事件之后帮助国家安全委员会恢复名誉，从而为保全里根—布什总统班子的地位起了莫大作用的弗兰克·卡卢奇也快走了。在弗兰克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之后，我认为对他离开国防部长一职时的处理是不厚道的。他接到布什一个助手的电话，那人通知他说当选总统选择前参议员托尔为他的继任人选，并即将向新闻界宣布。我的老朋友威尔·塔夫脱同意留在国防部，在托尔的任命等待完成确认程序期间掌理国防部（对任命托尔的确认程序后来拖了很久，最后未通过）。为了酬劳塔夫脱的能干和忠诚，布什政府后来派他担任美国驻北约大使，我知道后很高兴。
在里根政府临近寿终正寝的那几个星期里，我感到压力日渐减轻。我接受了一些换在以往会不得不婉辞的邀请。11月中，我到全国科学院出席为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举行的晚宴。主菜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一位保安人员悄悄递给我一张舒尔茨写来的短笺。舒尔茨需要马上见我。国务院就在马路对面，所以我步行过去乘电梯上了7楼，来到舒尔茨的具有早期美国风格的小而精致的办公室里。舒尔茨坐在办公桌后面，在场的还有罗兹·里奇韦大使及其助手查尔斯·希尔。他们跟我打了招呼以后，舒尔茨便解释他为何这么急着叫我来。苏联大使尤里·杜比宁通知他说戈尔巴乔夫又要来美国了。我们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
“他要到联合国发表讲话，所以他想同总统再次会晤。”舒尔茨说，把杜比宁的信递给我看。
我看了信。“戈尔巴乔夫想要见的显然是下一任总统。”我说，把信交给舒尔茨。我提出，我们需要提醒戈尔巴乔夫，在我国，一个时期只有一位总统。
次日上午我们向里根总统报告了戈尔巴乔夫要来的事。他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再次会晤，但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作为首脑会晤来安排了。
戈尔巴乔夫将在12月7日到联合国发表讲话，离现在还有将近3星期。舒尔茨认为他为总统同苏联领导人会晤想到了一个很妙的地点。既然戈尔巴乔夫是到纽约向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何不使用大都会美术馆，也可以让这位苏联人领略一下美国文化？据我这个在纽约长大的人看来，这个主意并不怎么高明。要是在大都会开会，两位世界领导人的车队和他们的随从人员在曼哈顿一转悠，纽约差不多就会陷于瘫痪。当我们把乔治的主张拿出来向周围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特工处摇头说这个地点在保安上十分令人头痛，先遣工作人员说在大都会美术馆开会后勤保障十分困难。他们有个更好的主意，在纽约港的加弗纳斯岛会晤。在那个地方举行会晤碍不了任何人，离联合国又近，越过东河很快就到，安全工作也容易安排。舒尔茨虽然不喜欢这个主意，但还是向白宫的舞台监督们让了步。
计划工作开始进行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杜比宁大使，向他强调一点，这次会晤不是讨论实质问题的会晤。无论什么问题，就里根政府而言都已经太晚了，就布什政府而言又太早了。无论是对行将卸任的老领导人还是对将要上台的新领导人，都不要谈交易，不要提倡议，不要在最后一刻搞突然袭击。还有，在这次会晤中，罗纳德·里根仍是总统，乔治·布什虽然是当选总统，但是仍将作为副总统参加。
在戈尔巴乔夫到联合国发表讲话的那天，总统一行在加弗纳斯岛等候把这位苏联领导人送来的船。为了这次会晤，我们借用了指挥第一海岸警卫区的海军上将的宅邸，在那里我们边等边接收源源不断传来的有关戈尔巴乔夫的活动情况的消息：他到达联合国大会会场时受到雷鸣般掌声的欢迎；他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人将把武装部队裁减50万人。这是他们主动裁军，并未要西方采取对等行动。
在等待的中间，布什副总统把我叫到了树叶已经发黄枯萎的花园里。自从戈尔巴乔夫要求举行会晤以来，他一直显得异于往常的紧张不安。他和即将接替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担心戈尔巴乔夫会不会试图愚弄新上场的嫩手。布什盼望从我这里听到今天不会出现晴天霹雳的保证。我说：“副总统先生，我已经尽可能从俄国人那里取得保证，只差没有让戈尔巴乔夫用他自己的嘴巴说出来了。但是他肯定知道我们的想法。总统也准备着把他们试图突如其来提出的任何东西打回去。”
了望人员报告说戈尔巴乔夫的船来了。总统一行聚在将军住宅的前面等候苏联领导人，罗纳德·里根站在最前头，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头发在劲风中飘拂。
午宴的气氛热情亲切。由于议程上没有什么可争议的问题，总统幸甚至哉。他告诉戈尔巴乔夫说，他离任前只有一个使命没有完成。他未能使陆军重新建立骑兵，而他是酷爱马匹的。总统说，最有益于一个人的心灵的莫过于骑马。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要是知道总统的愿望的话本来可以帮忙的，苏联有的是马。说到这里，他开始回忆他自己在一个农场上的童年。
我看看表，跟一个自己球队只以一分领先的教练似的，盼望钟点快些到，别在最后一分钟失球。这时布什说话了。在这之前他一句话也没说过。“我国是个投资者的国家，”副总统说道，“投资者总是希望知道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不过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前景怎么样。所以，总书记先生，关于三四年或者五年以后苏联的环境能给投资者什么保证呢？”
戈尔巴乔夫笑了起来：“副总统先生，这个问题连耶稣基督也回答不了。”听到他提到救世主，里根不禁莞尔一笑。里根常对我们说，不管怎么谈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他还是认为戈尔巴乔夫可能有宗教意识。不过这时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用了一句俄国的成语罢了。
不论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有多亲善，我心里还是深信这次会晤是为了仔细打量美国的下一位领导人。我这个想法从戈尔巴乔夫接下来说的话中得到了证实。他眼睛盯着布什说道，他知道布什的顾问们告诉了布什一些什么。他知道怀疑派仍然认为他在玩某种游戏，想哄骗美国，以便苏联利用美国。他说，但是布什先生不久就会知道他没有时间玩游戏。他自己在国内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他说道：“在1985年，当我说将要有一场革命的时候，人人都欢呼。他们说，对，我们需要一次革命。可是，到1987年我们的革命开始进行以后，欢呼声却开始小下来了。现在是1988年，革命还在进行，但是欢呼声已经停止。”他说，他仍然需要把他的革命继续下去，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本国的利益。14个月以来我一直注意这个人，我相信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的。
会晤结束时在加弗纳斯岛上照相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3个人站在一个小码头上，背景是自由女神像和纽约高楼林立的海岸线。这3个人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历次会见中，戈尔巴乔夫送过我几件礼物，其中我最珍视的是一把配着雕刻精美的金属枪柄的手枪。这把手枪无疑值180美元以上，所以我不得不交给总务署去估价，等他们估完价我就能第一个把它买回来，我不买的话就把它送去拍卖。总务署肯定是拿到索思比拍卖行的价格来为这把枪定的价。我要是拿到当铺去估价就好了。但是我想要这把枪，只得咬咬牙签了一张支票，只希望阿尔玛看不出其中的奥秘。不料，在计算我们的支票账的时候她看到了这张存根，便找上了我：“科林·鲍威尔，1200美元买了一把破枪！”
我在西翼的日常生活就是不断地提出决策建议，然后上报。考虑的问题范围很广，从在纽约哪个地方举行首脑会晤最合适，直到帮助首脑会晤拟订核裁军条约。到现在我已经摸索出了一套作决策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尽可能挖掘你可能挖掘到的所有情况，然后凭你的本能作出判断。我们全都有某种直觉，而且年纪越老越相信这种直觉。当我面对一个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例如要为某个职务物色人选或者选择行动方针的时候，我总是收集我可能搜刮到的一点一滴情况。我找人来，打电话问人，查阅能找到的一切书面材料。我靠我所了解的知识来滋养我的本能，然后用我的本能来测试所有这些资料。“嘿，本能，这听起来对吗？味道对吗？感觉对吗？合适不合适？”
但是，时间容不得我们随心所欲无限期地收集情况。到一定时候，在我们尚未把每一个可能找到的事实掌握到手之前，我们就必须做出决策。关键并不是决策要快，而是要及时。我有一个判断时机的方程式，即P=40至70，这里的P代表成功率，数字表示已获知的情况的百分比。如果我掌握的情况保证我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只有40％，我便不做决定。但是，我也不等到我掌握的情况足以保证我做出决策的正确性达100％时才做决策，因为到那个时候几乎肯定是太晚了。到我获得的情况能保证我决策的正确系数达到40％~70％这个范围时，我便凭我的直觉做出决断。
1989年1月20日，星期五，总统就职日上午，我坐在迈尔堡27A我家里的小办公室里，因为我没接到出席就职典礼的邀请。我是行将离去的老班底的一员，所以没有理由一定要邀请我。电话铃响了，是在霍华德·贝克之后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杜伯斯坦打来的。
“我现在过来接你，”肯说，“今天是总统的最后一天，我想我们应当在他办公室里同他在一起。”
我与肯共事很愉快，以后会想他的。在他管理白宫工作人员的14个月里，是我在里根任期内看到的白宫人员工作最顺当、相处最协调的时期。我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摊，主管与公众交流的托姆·格里斯科姆负责照管演说、报界和其他信息活动，肯则指导整个活动。我们3个人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很少发生冲突，有时还开开玩笑。有一个时期，我的手下老逼着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申请一个印记用在我们的信笺信封上。杜伯斯坦不希望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个独立于白宫的单独身份。但是，有一天他带着他的手下人员到我办公室来送上一只海豹。那是只小小的绒质海豹，脖子上套着一个项圈，上面写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①。从此，我们便不再设法满足我们的自我表现欲了。与我所知道的有些白宫工作班子不一样，我们这个组合证明了一个事实：只要能超脱于自我表现的游戏之外，工作上不但可以做到没有摩擦，甚至还能合作愉快。这种气氛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归功于肯·杜伯斯坦。
在里根政府的最后一天，肯驱车来接了我。我俩在上午10点差几分的时候到了白宫。我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了一下。在就职日的前一天，白宫勤务人员已经把西翼打扫了一遍，取下了每一幅照片，腾空了每一张办公桌，搬光了所有文件。我的办公室里每一样东西都重新油漆过或者擦洗过了，沙发靠垫也给重新塞得鼓鼓的，进到房间感到自己像是闯进来的外人，哪儿都不敢坐。眼下这个房间是悬在我和我的后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之间的一个中立的空间。
我去到椭圆形办公室，看到总统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一身黑色套装，条纹领带，像往常一样无懈可击。陪着他的有杜伯斯坦、马林·菲茨沃特、凯西·奥斯本和总统个人助理吉姆·库恩。办公室里出奇地空荡，所有带有罗纳德·里根个人色彩的东西都已搬走。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总统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电话是打给他的政治顾问林恩·诺夫齐格的妻子邦尼的，他们的女儿休·皮兰德已病重垂危，总统打电话表示慰问。放下电话后，他开始提到黄厅，那是白宫居住区内他最喜欢的房间。有人建议他在办公桌上刻下他姓名的缩写字母。他笑了起来，说他已经拿走“踢脚板”当纪念品了。“我还在办公桌抽屉里留了一张条子给乔治。”他说。
总统转身对我说道：“哦，科林，这个东西怎么办？”他从衣袋里拿出他这些年一直带在身上的核认证密码卡。
“带着它吧，先生，”库恩说，“你现在仍旧是总统。宣誓仪式过后我们把它交出去。”
库恩接着说道：“总统先生，时候到了。”他把摄影记者们放进房间最后拍照留影。他们拍了几张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我们站在他身边的集体照。然后，摄影记者们站到一张沙发后面，把镜头对着通往玫瑰园的房门。“来吧，总统先生。”吉姆说。里根站起身朝房门走去，仍是人们所熟悉的轻快的步伐。当他走到门口时，回头作了最后一次回顾。这就是几架相机抓拍下来并发往世界各地的那个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的形象。
在总统动身去国会的时候，我驱车回家从电视上看就职仪式。仪式刚结束，我想起需要打个电话给办公室的一个人，便拿起我专用的白宫专线电话，可是电话已经被掐断了。
我一生中最繁忙、最重要的一年结束了。在我离开白宫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仍使我牵肠挂肚，一个是巴拿马的诺列加问题尚未解决，一个是孔特拉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尼加拉瓜仍势如危卵。但是，我也参与了本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性转折，那就是发生在苏联的地震似的变革。我曾同世界上的一些大人物密切共事。我还曾帮助里根制定政策，让可能造成世界毁灭的核武器竞赛倒转过来。这是我与里根直接共事的最重要成就。他也许并不亲自指挥每一项政策的每一个细节，但是他有别人为他做。报纸主编兼作家迈克尔·科达曾提出过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定义。他写道：“伟大的领导人几乎必定是精于简化的人，他们绕过争论、辩论和怀疑，提出人人都能懂得的解决办法……”用这句话来形容罗纳德·里根是很恰当的。
里根两次当选总统靠的是他知道美国人民要的是什么，并且——更难能可贵的是——把他们要的给了他们。他给予我们的是鼓舞力量和自豪感。对这一点，描写得最生动的不是别人，而是通常并